下一个二十年，中国的挑战和使命

文 | 刘梦龙

01

今天是二零二零年的第一天，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两个十年，这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两个十年，而我们即将迎来的两个十年，是决定世界格局的两个十年。旧的力量不会自行退场，而新的力量势必要夺取自己的位置，当任何变革到来的时候，其关键绝不取决于旧力量的衰退，而在于新力量的崛起。地平线上的桅杆已经露出，新的，剧烈的变化马上就要到来。然而世界格局的改变绝不意味着当代问题根本性地解决，当旧的问题尘埃落定之时，就是新的问题浮出水面之日。

过去二十年来，我们所经历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无疑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最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在新世纪之初，中国就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属于中国的黄金时代。如今，这二十年即将结束，谁也无法否认中国的工业化成就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影响。

同样，和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民族主义的二次成长。过去的二十年，同样是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二十年。我们告别了朝不保夕的上一个世纪，在物质和精神上重塑了这个古老国度。

当然，严格来说民族主义这个西方话语体系中的词汇并不适用于作为超民族国家的中国。本文仍然使用这个词，用来指代中国人最广泛的身份和情绪认知。

02

以08年的一系列事件为标志，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依托于现实层面的内外压力，中国的民族主义以最朴素的爱国主义为起点，不断生长，直到目前的中美贸易战，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危机压力下被逐步调动起来。

民族主义自有其巨大的局限性，但一个没有经历过民族主义成长的国家是谈不上成熟的。不能因为成人的健步如飞就鄙夷儿童的蹒跚学步，民族主义生长的过程，恰恰是一个国家认识自己的过程。我是谁，谁是我，无疑是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随着中国的成长，中国在世界体系的地位和自己的实力和贡献相比是不合理，不平等的，而主导当代的西方国家是无意主动改变这个格局的。这就迫使中国要去打破这种压迫，这是当代民族主义的根本诉求之一。这一点上，国内依然存在的某种逆向民族主义，大部分也只是这种诉求的另一种折射。

不过，与民族主义成长同时进行的，是中国对全球化的渴求。中国实际上是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主要受益者，目前也不急于打破这个规则。从根本上来说，冷战后在单一超级大国主导下的世界格局是什么？当然不是东方为西方服务，工业为金融服务这种扭曲的表象，而是全球化和由此带来的全球市场和全球布局。

全球化是有利有弊的，虽然它在资本主义的扭曲下造成了传统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和社会不同阶级的分化对立，又进一步导致了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的严重危机。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如果能克服资本的贪婪和短视，在更高的维度上看，全球化是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有利于全球的共同开发和进步，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自然要求，只有通过总量的增加，而非分配的扭曲，才能在根子上缓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困境。

以这个角度说，全球化确实是人类大同的第一步，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衰退正在失去维护这种趋势的能力。更进一步说，全球化需要的不是势均力敌，反而需要一个能够维护秩序的领袖，势均力敌带来的只能是壁垒。以美国为代表，西方国家的衰退带来的主要就是这一点，它们正在试图从进步的推动者变成纯然的吸血鬼，并打压任何进步甚至是变化的可能，从而维持他们已经衰朽的体系。

03

所以，作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中国面对来自西方的秩序主导者们的总总诘难时，自然的处于某种守势，这种自卫的情绪是中国现实心态的直接体现。在未来的两个十年里，贸易问题，台湾问题，东亚问题，岛链问题，等等 ，西方一张张底牌的掀开将迫使中国一直处于防守反击的态势，直到格局完全转变。

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也决定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仍然会进一步成长。持续防守反击的过程必将进一步刺激民族主义，激烈的斗争可能会使得它在未来的十年里，成长到一个普遍而惊人的顶点。然而物极必反，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局限性也将彻底暴露出来。

当代中国的问题是内外两个部分构成的，外部问题当然是西方国家的不合理压迫，而内部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和分配的不平等。这个问题绝不是中国才有的，甚至中国由于是一个后发国家，长期处于强大的外部压力，这个问题一直被压抑了。它是冷战的遗产，是资本主义的痼疾，是社会发展必然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如果从更宏大的角度说，比起世界格局的变化，内部分配的解决更加复杂而困难，也更加根本。我们再看过去的二十年，前十年这个问题并非不存在，只是那时内外实力相差悬殊，发展速度极快，有话语权的中产以上仍然感受不明显，这个问题被较软弱的一部分人寄望于外部力量，较强硬的另一部分人寄望于未来发展，问题被掩盖且自我分化。

只有在最近的十年里，中国的资本市场走向发育成熟，全球范围内的动荡和危机加剧了这一点，它的另一面才逐步凸显出现，水下的礁石终于升起。

对中国能否未来两个十年的外部挑战中胜利，我是持乐观态度的，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工业霸权的交接往往是基础也是先兆，这是实实在在，而非超验性的。然而，这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无论如何，当我们有能力完全抵抗外部的压力，这都意味着自1840年以来，我们很可能要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面对内部大于外部压力，尤其是两者都不容有失的情况，这同样是我们前所未见的局面，这是靠民族主义无力去解决的，这很可能在未来的第二个十年内出现。

04

当代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面临着严重的内卷化危机，以传统的东亚尤为突出。其突出的特征就是老龄化的同时，核心人口断崖式的下跌，典型如当代中国正在缓慢的无可挽回的劳动力危机。这种情形不仅仅是在中国，是世界范围内的，并非真的没有人去填充中下层劳动力市场，而是在发展过程中，资本家再难以找到素质高，薪酬低的大量群体。这曾是东亚国家的崛起一个优势，而今这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正在消失，这是冷战后西方主导下全球治理劣化的一个体现，再没有一个中国能去支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了。在西方国家，这个问题通过第三世界吸纳人口来缓解，这也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而在东亚却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只能去试图改变自己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位置。

迄今为止，为了抵抗这种危机，所谓的方案不过是去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平衡内部失衡和制造更多的上升空间。温和的看法是中国的海外拓殖论，鼓励年轻人离开内卷化的本国前往第三世界国家开拓，而激进的看法是则是暴力破局论，团结起来打破西方不平等的剥削体系，实现均平富。无论哪一种，都将面临的一个问题，东西的交锋不可能只是霸权的轮替，如果中国战胜美国只是去一秦，而复来一秦，甚至是一蟹不如一蟹，那么毫无意义。

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中国虽然在地缘上也许胜于新大陆的美国，然而资源禀赋，尤其是人口重压下，长期来看内部压力要更大。这使得中国有更迫切的改善欲望，在斗争中这种欲望可以被压抑，但最终一定要释放。尤其是是长期斗争中，对共患难的国民不可能不进行报偿，失败不可接受，但一旦胜利，这将使中国在站稳脚跟后背上更加沉重的负担。同样是胜利者，美国有新大陆，西方有四百年掠夺的积累，中国有什么？如果沉迷于用力量来不劳而获，那才是一剂堕落的毒药

。

同时，未来的两个十年，我们将面临的是更严重的精神危机，单纯依靠民族主义的缺陷将暴露出来。在过去的两个十年，或者说四十年里，我们极大的改善了国民经济，并不断消灭贫困人口。这种社会使命感，行政效能在世界范围是领先的，这是我们强大的基础。然而随着国民的经济的改善，新的问题越来越凸显。社会的底层由于其面对改变和动荡的脆弱性，天然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而在经济飞跃的过程中，这种基础必然要削弱。几乎是在保守主义衰退的同时，新一代人深刻的感受到来自资本的高压和无情，后退无路，前进无能，社会分层，家庭解体，传统的稳定剂开始失去效果，顺风时犹能共富贵，一旦发展遭遇困难，就要带来强烈的幻灭和无助。

这种情形绝不是中国才有的，是工业化的巨大产能使人类第一次摆脱生存危机后就不断出现的，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由于社会资源的充沛和统治机器的强大，这种危机得以脱离暴力革命的形式，但仍以青年一代的自我放逐为标准。从某种程度来说，嬉皮士和佛系、尼特族是有继承关系的。西方国家实际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苏联之死不过是一剂缓冲，多元化不过是把这个问题分散对立而已，结果反而使总量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全球范围内的毒品滥用与合法化，多元化带来社会分裂和族群对立，整个社会的劣化，也许使统治不再受到挑战，却使整个世界滑向深渊。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构成是弱于物质力量的增长的。虽然在外部压力下，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救亡图存上，使得这个问题得以相对掩盖，但它是实际存在的。一个社会保守主义的衰退意味着宣传机器上的假正经，而这种假正经的状态越严重，它迎来的反弹也将越严重。我们的宣传如今能负担起娱乐的任务，但教化的使命几乎完全丧失了，一面是廉价的娱乐，一面是严峻的现实，无法抗争那就逃避。随着社会的原子化，这种情形越来越严重，孤独，无助，无力，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涣散崩解。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里，我们引来的是洋学问，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引来了更多旧学问，但这些泥菩萨是不足以逆转这种趋势的，难以去解决新一代的在内部问题下的精神苦闷。与之相对的，刚刚摆脱了野蛮生长的中国企业家们，也许是全球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但应该也是全球最苛刻和富有野心的。二者相加，甚至打着共克时艰的大义旗号变本加厉，必然使得这种情形在未来的两个十年里将愈演愈烈。

更加严峻的是，一旦西方国家无法在物质层面上取得优势，他们必然会加强意识形态的斗争。如今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斗争是存在滞后和傲慢的，但一旦他们克服这些，切中时弊，甚至不惜放任民粹主义来同归于尽，必然会在这个领域带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增加我们内部现实存在的困难。

这种情形，自苏联灭亡后，整个西方阵营无所顾忌的狂欢就埋下了祸根。然而，穷则思变，也许我们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中国的崛起，很可能使全球左翼思潮重新自我审视和抬头，但能不能有效的自我缓解，还前路茫茫。

05

中国能拿出的解方，从物质层面来说，关键在于强力的中央集权要战胜市场经济下资本的贪婪，市场和资本的力量越是强大，公权力的力量就必须有能力去抵抗住，来实现社会分配的二次公平，而在这个过程中又要兼顾公平和竞争，不能走上收买妥协的老路，更不能让公权力沦为资本的代言人。只有在对内上先解决了公平性的问题，才能谈精神上的改善，这一点中国是有相对优势的。现在看，西方的道路是有极大局限性的，过度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是它的痼疾。自古以来就有着集权传统和家国理念，精神上总体内敛自省的东方有自己的优势。但这种农业社会形成的精神内核能不能在工业社会存续和发挥作用，也是全新的问题和探索。

对于中国，或者说对于新的秩序领导者，对内要克服分配的不公和物质带来的堕落，对外则要在意识形态上能拿出民族主义之外的旗帜。实际上中国，或者说中国影响下的整个东亚是有具有排他性的，这个体系完全不同于五百多年来，占世界主流的西方文化，可能只有几个传统邻国构成的文化圈能真正理解中国。东亚诸国无疑有工业产能的绝对优势，但中国不仅要抵抗住西方，还要引导一个全球范围内新秩序，探索新的道路，就不可能是孤军奋战的，因此这是无法避免的挑战。

中国历史上是具有天下大同的理念的，由于近代的困难，我们还尚未如西方殖民者后代那样的贪婪短视。这确实使得我们可能给新时代打出新的旗帜，在秩序，公平下，更有活力的新东方社会道路继续引导全球的共同进步。

然而宏观的看，自1840年以来，中国长期面临着救亡图存的局面。近二百年的奋斗，马上就要来到关键点，它也许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但它也确实束缚了我们。这使得我们的视野更多是在关注自己，个体关注自身，集体关注于国家。这使得我们隐忍团结，但也局限了我们。我们的思想是普遍带有功利性的，而缺少理想主义。当代中国的一代人，在意识形态上，始终缺少为了全人类的崇高使命感。当一代人完成救亡与富强的使命，下一代人理当肩负起为全人类走上探索的责任，这个问题，在今天还不突出，但在十年之后，在第二个十年的末期，就要凸显出现。

在未来的两个十年里，我们将迎来二百年奋斗的最后关键。冷战后所建立的单级金字塔的国际格局势必走向终点，具有东亚核心的新的多元结构将继续推动全球化的进程，这也是人类进步的需要。然而，单纯的霸权轮替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它也无助于解决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分配不公，精神苦闷与社会消解，尤其是在东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这种压力随着斗争将持续增加。新的力量注定要去解决新的问题，虽然前路茫茫，但要开拓这样的道路，历史就落到我们的手上了，也只有我们了，能身在其中，与有荣焉。

 往期文章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