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前现代与后现代困境
文 | 双瞳
河中的石头：大洋彼岸的乡土怒吼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有本著作叫做《五百年来谁著史》，但倘若人类的历史还能继续绵延到下一个五百年的话，那么不管是谁去书写我们当下所处历史的篇章，作为历史转折点的2016年一定会被大书特书上难以想象的浓墨重彩。2016年前的美国，在包括美国人自己在内的想象里，是一座由数不尽的超市、大型购物商场、美轮美奂的大学以及常人难以理解原理的高科技结晶所构成的“山巅之城”。在这座山巅之城里，罪恶无所遁形，即便有的时候会有小小的瑕疵，但光明永恒存在。
这种情况至少从1991年开始（如果不是从1978年乃至更早开始的话）并一直持续到到2016年。现在的我们可以对所谓的“铁锈带”、“红脖子”、“去工业化”这些名词耳熟能详，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装逼的运用乃至发表这些自己并未完全了解清楚的词汇，而是承认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不过才开始了区区几年的话，我们会发现，长久以来，对这另一半的美国，一知半解都不足以形容，更适合的描述是即便我们潜意识里知道超市里长不出菜肉米油，表意识也因为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的景观社会中而自动屏蔽了事实——我们当然可以继续捂住耳朵，直到大厦崩塌的那一天来到之前，都可以用带有蔑视意味的“保守派”、“铁锈带红脖子”来形容那一半失语多年的美国人。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十分讨厌“传统”、“保守”这两个词汇。在某一个时刻，量变产生了质变，传统（或者用“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这个更耳熟能详的短语来表达）从“怎么会有错”变成了“一定是错的”的先验性概念根植于我们的脑海，以至于只要我们一提到保守派或者支持一些传统理念的人，脑海里所浮现的方程解就是愚昧与迷信。与之相对的，在城市写字楼里一边抿着星巴克那溢价咖啡一边敲击键盘的高学历白领们信仰着的价值观则一定是进步的、正确的。而当非城市地区的罪恶以一种与城市人口主流价值观产生冲突的表象展现出来的时候，沉醉于景观社会的我们仿佛被针扎了一样跳了起来，变成了那个长期成为讽刺对象的“关掉、关掉，一定要关掉”的MEME主角，或者而更进一步的话说不定会变成“杀掉、杀掉，一定要杀掉”的另一个MEME主角。
我们在2016年与2020年的美国大选中观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副景象——无非是2016年底，进步人士们如丧考妣，2020年底进步人士们劫后余生罢了。劫后余生吗？我看未必，至少笔者写作期间，进步主义人士视为救世主的Biden以及其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匪帮，一边通过其垄断全球的议程设置能力将一场因北约东扩挑起的战争修改为“单方面侵略战争”，一边轻轻松松拿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数字平息了盎格鲁撒克逊皇族（字面意义上的贵族）所涉及的反人类罪行，至于更早一些的某个名字和爱因斯坦很像的人突然“自杀”在监狱里的事情几乎已经被媒体忘得一干二净了（至于更近一些的同伙的突然死亡也没有在任何平台上引起什么波澜）。
这样严酷的现实，固然在垄断全球的“高等精灵”发声集团的回护下“回归了”2016年前的“日常”，但经历过2016年的我们，真的还能假装失语者们并不存在吗？
不管如何，大分裂在今天已经不是个新闻。看了四五年海的对面的闹剧的我们，也终于在最近爆发的事件当中再一次直面那个曾经一度被经济发展所“搁置”的问题，或许说“搁置”也并不对，问题一直存在，也并不是没有人知道或者意识到甚至尝试改变过，这个问题在萨米尔·阿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人赋予其学术化的名称“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之前，那个曾经组织起来用盘尼西林给失足妇女治病的政权就已经注意到了。
今天我们叫它“中心—外围”结构，或者换个老生常谈的词汇吧“城乡二元”。只不过在2016年之前，依附理论只拿来分析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或者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内部的城乡二元矛盾，2016年发生的政治动荡，首次让我们意识到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这两者是高度联系的）甚至可以拿来解释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内部的极其剧烈的城乡二元对立问题。
过去我们只是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通过以自身为代价获得被发达国家限定了上限的发展权力，现在我们则意识到与这样的玛诺洛斯之血并行的是作为美国基石（或者说整个西方）的制造业与农业人口逐步成为了他们所在土地上的“新异族”（超级讽刺）。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在其著作《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中通过对茶党进行（在本文的语境里，基本上可以认为茶党=川粉）实地对话与研究，为我们描述了与城市自由主义左翼所理解和宣传的世界截然不同的美国乡土人士的理解：
你并非没有同情心。可现在你被要求同情所有插队到你前面的人。因此你对呼吁同情的声音充满戒备。人们说你有种族主义、歧视、性别偏见。你听说过一些故事：受压迫的黑人、被压制的女性、疲惫不堪的移民、不敢公开的同性恋者、绝望的难民。但某一刻，你告诉自己，必须对同情心关闭边界——尤其是当他们中有人可能有损你的利益时。你自己也受了不少苦，却没有抱怨。
老实说，一个城市左翼自由主义者能够静下心来关注美国乡土人士的想法已经可以用“Well educated man/woman.As an American”来形容了，但以笔者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行文逻辑也不过是从标准liberal常有的，对乡土人士的厌恶与憎恨，转变成了居高临下的同情与怜悯罢了。在这种同情与怜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左翼自由主义者在反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时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继承，对此王晓平老师（参看公众号保马的相关文章）概括到：他们认为乡土社会（前现代社会/东方社会/非洲社会/南美洲社会等）就是愚昧与无知、贪婪与残暴所组成的，因此知识界需要给予他们宽恕和启蒙。
而这种继承与1980年代以来重新流行的有关“传统观念和习俗导致农民/中国愚昧，需要加以“启蒙”的话语是有高度一致性的，无非是多了一个居高临下的宽恕罢了。而这个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宽恕最终导致的现实（难民危机、特朗普崛起等）使得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个石头恐怕不能用来摸着过河。
农民与市场：光鲜与丑恶的辩证
在当前围绕所有对“农民”、“保守派”、“宗族”、“基层失序”、“男权/父权”等词汇的讨论中，这些来源于乡土社会，最终在城市人口所垄断话语权的新媒体平台上成型的概念，逐步变成了某种“逆波尔布特”式的张献忠主义的复活。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在同一批人眼里“本质农民起义”、“破铜烂铁的工业化”的前三十年中国，拐卖妇女儿童这一古老的罪恶曾一度绝迹。
王金玲在《中国拐卖拐骗人口问题研究》中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买卖收到重创，拐卖拐骗妇女儿童的现象遭到严控和遏制，相关的研究也逐步淡出研究者的失业。但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后，这个古老的罪恶死灰复燃，进入到飞速城市化的90年代后，更一度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在笔者的幼年记忆中，就有着父母亲人吓唬笔者“再闹就把你卖给人贩子”的印象，可见当时人贩子与妇女儿童之间的社会意识关系已经接近于合肥之战后张辽与东吴小儿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悖论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假如乡土社会的丑恶与罪孽来源于乡土社会本身，那么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以及与传统现代化理论一脉相承的后现代批判理论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是无力的。其一是因为后现代批判在实践（人）层面上热爱“有机”、“纯天然”、“非工业化”等概念，这种批判本质上展现着对农村的奇妙东方主义想象的同时，经济基础又高度依赖于传统制造业与农业——
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大概率拥有较高的教育背景且生活的地点是精加工产品堆砌出的现代高楼大厦，父母则是所谓的“双职工”，而这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白领就业岗位是与上文所说的玛诺洛斯之血是息息相关的，比如新传系统毕业的要么留校任教，要么在写字楼里当个新媒体编辑（笑），家里有路子的可能会安排到某个企业的文职岗位当个文员。而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写字楼是农民工一砖一瓦建的，日常的外卖高概率是外地进城打工的农业人口从生产到加工到送达一站式提供的。
其二是因为，为中国带来了可以称之为“革命的现代性”的中国共产党，在路线选择上至少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开始到1978年进入现代化新阶段（或者说回归传统现代化范式）的这四十多年里，一直同农民保持着更为紧密的联系（相对于1921-1935和1978-2013）。假如说乡土社会的罪恶来源于乡土社会本身，那么为什么这些年代里贩卖妇女儿童的罪行反而消失了呢？
潘维在《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中认为，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与人民公社传统和社队企业的早期成就脱不开关系，笔者能够理解其勾勒的两个三十年不互相否定的理论与现实基础，但即便脱不开关系，集体公社在不同时期的核心组织形式也是不同的。就像他在书中引用的来自横林镇某村支部书记的说法中提到的那样，村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在乡镇企业组织者眼里与西方的股份制企业并没有什么不同，潘维借此来说明私有化不是农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但随后的一些例子里提到，至少在1994年上下，苏南地区已经出现渴望私有化乡镇企业的新兴企业家了，至于苏南模式到今天究竟诞生了怎么样的结果，我想疫情期间一度传遍全网的“江苏十三太保”非常能够说明问题。
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无论有没有最终私有化，在全民所有制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实质上产生了一种资本主义化的封建（封土建国）组织。
同样，以所谓“苏南模式”实现经济腾飞的江苏，也在以乡镇企业为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展现出了类似的特征——江苏的内斗在其展现出正面形象时是救苦救难的“十三太保”，在其展现出负面形象时则是村长大战的“战国时代”（日本），要知道总是现有村庄然后才有县市的，正是因为江苏基层政权与各地乡镇企业的共生关系，才会使江苏产生内斗省的外号——与经常被吐槽的山东不同，如果说山东历史上的封建性表现在恶劣自然环境下对生儿子的极度渴望（有儿子才能争水井，而从最新的报告来看董某某并没有刻意的要“多子多福”，后续的数个孩子的诞生反而更接近于节育知识的匮乏），那么江苏各地区对劳动力、人才以及资源的争斗使得乡镇企业更希望既有劳动力与人才及资源以家庭的形式进行“貔貅”，这就使得拐卖的买方市场在乡镇企业腾飞的90年代再度兴起。
很多人不理解有些人在给丰县董某某辩护时提到的所谓“收买”/“收纳”，觉得这好像是什么“天塌下来”、“三观崩塌”的事，结合这些人的阶级成分与ta们希望丰县的受害者是李莹而不是小花梅的客观事实来看，与其说ta们是在反对拐卖，不如说ta们是在反对贱卖。因为这样的“收纳”/“收买”广泛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比如前些年一度在互联网闹得沸沸扬扬的“亚裔偷渡英国”案，当时一众公知断言是中国偷渡客，因为他们希望证明中国的经济要完了，结果弄了半天那些偷渡客是来自越南的打工者。我们知道，在国际间，偷渡和拐卖基本上是一回事，蛇头的许诺和欺骗对于渴望着美好生活的人们来说并没有区分的必要。出身于双职工家庭，从小至少是在三线以上城市长大，至少能考上中专的新媒体平台用户是不太会理解他们的想法的，但如果我们换个ta们能够理解的说法，是不是罪恶感一下就消失不少了呢？
“你在某个靠近一线的二三线城市/城乡结合部（云贵川农村）得了一种怪病，你去上海/北京/深圳(县城)的大医院查了，他们也说治不好，就算治好也要花去很多钱，现在有个熟人说有渠道可以带你去加拿大（江苏）找医生，还可以走加拿大医保的渠道不用花去很多钱，唯一的问题是你要嫁给一个加拿大白人，但是你嫁给加拿大白人之后可以获得加拿大国籍，这一套甚至不用你花钱，加拿大白人很喜欢亚裔姑娘，他已经把服务费路费还有彩礼都出了，你愿不愿意？”
一个真正反对拐卖且支持平权的人是能够意识到上述故事的实质与丰县发生的罪恶并无不同，仅仅是物质条件的飞跃式增长就使得整个事件的罪恶无限制的下降了（平时说自己想润的男男女女别在这个时候否认啊）。质疑的人会说这个故事是笔者编的，可真的是我编的吗？笔者写作本文时，已经分别在欧洲与美洲有过了为期不短的生活体验，从事着基础工作的少数族裔们并非一开始就在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土地上，他们的家乡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长期处在贫穷与愚昧之中，而他们服务的对象恰恰就是造成他们家乡贫穷愚昧的罪魁祸首之一。
笔者并非是要给难民引发的社会问题给予一个正当化的理由，而是想强调，依附论视角下，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城乡二元是可以拓展到整个当代世界体系当中去的，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乃至人力资源丰富国家都是作为“城市”而存在的发达国家所下辖的“农村”。因此，即便我们不谈世界范围内的“难民危机”，想要彻底终结读者身边的“农民危机”，也要重新思考过去数十年的现代化范式，更要拒绝单纯的人文主义思潮下的人性论与启蒙主义影响下的启蒙论。
乡村振兴：鲜花与荆棘之路
只要是认真看了最近的相关文件，就知道对乡土社会的移风易俗就在党中央所提出的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只不过真要讨论乡村振兴，滚去书房读完温铁军的《八次危机》系列或者干脆打开手机点开B站APP收看温铁军践闻录也比听笔者这样的半吊子在这说有的没的要好，因此笔者不打算在这个收尾的阶段给读者们提供一些二手知识。但笔者在疫情发生之前，曾因缘际会的亲身参观了东南某省某市某村的“乡村振兴”企划，体验只能说是一言难尽：
在东南某省的依山而建的公路奔驰了一个多小时后，笔者来到了XX市XX区“红色荣耀”旅游基地启用暨首发团仪式的所在地XX区XX镇XX村。刚进入村子，最显眼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观音菩萨像（如果笔者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随后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典型东南地区装修风格的十分艳丽的崭新祠堂。在相关新闻报道中，“xx区文旅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xx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集中全力在全区打造了一批乡村旅游示范村，全区乡村旅游市场蓬勃发展。以xx村为例，今年深入挖掘红色的历史文化，打造红色旅游品牌，使得红色旅游成为xx区乡村旅游发展一张崭新的名片”；“当天，参加活动的人员组成首发团，体验xx村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相继参观了xx影剧院、游客中心、人民英雄纪念碑、党员文化公园、军装发展史馆、党群同心馆（食堂）等项目点”。那么，作为首批客人的笔者所见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唯一的“红色旅游资源”。也不是说不该纪念为保卫新中国而牺牲的先辈们，问题是作为旅游景点，这里的故事就是太过单薄了，根本不足以撑起长期的乡村振兴
因为其实并没有什么红色旅游资源，所以被迫将旧祠堂改建为“军服博物馆”，说是改建，其实就是贴了墙纸然后订购了一批假人模特和军服，按照时间顺序摆一摆。旁边的军服是类似于导游的服务人员，笔者出于好奇询问了其中一部分人“四个意识”是什么，发得到尴尬的沉默作为回答。
党群同心馆（食堂）vip包厢里的图画号
但既然是鲜花与荆棘之路，那就不能只给你们看荆棘而不给你们看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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