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 | 土星照命，面向未来：帕索里尼专题总结
帕索里尼作为“诗性电影研究”公众号的首个专题，自3月5日推出第一篇文章迄今，已经走过了两个月的漫长时间，这对于我们这个刚成立小团体来说着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以说我们每天都在负重行军。第一个专题终于完结，首先要感谢所有关注、支持与鼓励我们的朋友、师友们。另外，是时候做一点总结。
在两个月时间里我们一共推送了21篇文章，除了2篇约稿，2篇诗歌旧译外，我们小组承担了其余17篇的原创写作与翻译。回看第一篇推送立下的时间线，我们超额完成了预定的七个版块计划（原定一共推送18篇文章）。
第一周作为公众号创刊，我们首度从意大利语翻译帕索里尼的《诗的电影》（Cinema di Poesia）这篇长文，算是吹响我们公众号的号角。作为帕索里尼的第一篇电影理论写作，它最初是作为1965年6月在佩萨罗的新电影节上的演讲。这篇经典的理论文章虽然已有多个中文译本，但相应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帕索里尼用他的语言学术语代替了更多的人文主义行话，创造了一种由“图像-符号”（im-segni）组成的新电影语言，从而开拓了一种超越传统观点的新电影风格。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它对整个电影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帕索里尼电影作品的重要性。
之后第一个板块是“帕索里尼的诗性政治”。我们从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的两本专著中选译了两篇论述帕索里尼的重要文字。第一篇选译自《萤火虫生存》（Survive of the Fireflies）这本书的第一章（本书是2009年法文版《Survivance des Lucioles》的英译本）。本书可以看作于贝尔曼对帕索里尼政治遗产的重新评估之作，尤其是他对萤火虫的隐喻机制的阐释。同时我们也翻译了帕索里尼论述萤火虫意象的原文《消失的萤火虫》。而第二篇文章选自于贝尔曼在2012年在他关于图像政治的项目《历史之眼》（L'Oeil de l'histoire）第四卷《被展示的人群，配角的人群》（《Peuples exposés, peuples figurants: L’Oeil de l’histoire 4》），他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再次回返到帕索里尼。这一分析，部分是为了回应吉尔·德勒兹在《运动-影像》（L'Imagine-mouvement）中的观察，即在现代电影中“群众的缺失”（le peuple manque），他在帕索里尼的电影中发现了“新阶级意识”的迹象，为新时代的反抗甚至是革命主体重新定位。在抵抗的背景下转向帕索里尼的一个特点是，它超越了1970年代的论战新闻，并试图在早期文本中寻找当代的共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于贝尔曼的工作是从作为蒙太奇的历史哲学的角度将这种非线性方法理论化。其结果是赋予帕索里尼的写作以新的动态力量，作为一种政治和哲学资源，重新发掘帕索里尼作为一个抵抗艺术家的形象。
第二版块“帕索里尼与文化”。这一板块的两篇译文也极为精彩。弗朗西斯科·罗塞蒂的《帕索里尼电影中的暴力》（Violence in Pier Paolo Pasolini’s Cinema）从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电影的状况及其向新现实主义的过渡入手，并对不同导演使用暴力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尤其是将布努埃尔和希区柯克的电影与帕索里尼的电影进行了对比。这篇文章涉及到帕索里尼的大部分作品（《阿卡托尼》(1961)，《俄狄浦斯王》(1967)，《美狄亚》(1969)，《猪圈》(1969)，《萨罗或索多玛120天》(1975)）。他的结论是：“暴力处理的是一个沦为碎片的世界，存在的统一性被分解为部分对象和模拟物，在病态的重复强迫性的限制下扼杀了享受。”而戴维·福尔加克斯接近60页的长篇论述《帕索里尼作品中的脏污与秩序》（Dirt and Order in Pasolini），阐述了帕索里尼作品里“污染”（contamination）的不同价值，从垃圾（在小说《求生男孩》（Ragazzi di vita）中）和粪便（在《萨罗》中）的字面出现，到帕索里尼自己对肮脏或不光彩的地方的迷恋，再到他污染的文本的巨大隐喻可能性。正如帕索里尼曾经宣称：“我工作的标志始终是污染”。从这一角度切入，福尔加克斯带给我们一个极为不同的视角。
第三板块“帕索里尼与电影诗学”。在担任导演的15年中，帕索里尼拍摄的电影在体裁和意图上非常多样化。既包括对战后罗马贫民窟生活的现实描述，对古典神话的自传式改编，也有对新资本主义在意大利和西方世界蔓延的虚构和纪实性思考。同样，帕索里尼也是一位电影理论工作者，我们最终从帕索里尼《异端的经验主义》（Heretical Empiricism）一书中选译了帕索里尼论述电影理论的经典文章《论间接自由话语》（comments on Free Indirect Discourse）。在构思《马太福音》时，帕索里尼产生了“自由间接话语”的观念：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必须叙述一个他不相信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被迫逆转了整个电影构图的手法与技巧，也因此产生了这种可以归属于诗的电影的“风格的岩浆”（stylistic magma）。第二篇《神话的诗意：阅读<俄狄浦斯王>》是著名影评人肥内对《俄狄浦斯王》巨细靡遗的拉片分析。他认为既然影像没有辞典，而导演还应该以间接自由话语创造电影的诗的语言。还有什么比得上用神话来创造诗性电影语言的神话？肥内挑选了《俄底甫斯王》，不为了“解读”，而是透过“阅读”来寻找帕索里尼的诗电影理想。第三篇文章《帕索里尼电影中的女性》选自《Sex, The Self and the Sacred：Women in the Cinema of Pier Paolo Pasolini》。帕索里尼的男性角色与艺术家的政治观点、他早期关于罗马无产阶级的小说以及他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受到了很多批评的关注。然而，他的电影中也不乏女性角色——罗马妈妈、玛丽莲·梦露、圣母玛利亚、伊俄卡斯忒（Jocasta）、美狄亚——这些形象对于理解帕索里尼所感知的困境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同时，对这些女性的描写以及她们与男性同行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使人们能够进入帕索里尼电影作品的核心：本真的诗意（poetic of authenticity）。
第四板块“艺术史中的帕索里尼”。第一篇文章选自美国学者阿拉·梅尔简（Ara H. Merjian）2020年最新著作《反对先锋派：帕索里尼、现代艺术和新资本主义》（Against the Avant-Garde: Pier Paolo Pasolini, Contemporary Art, and Neocapitalism）的导论。帕索里尼在美国主要以他的电影闻名，事实上他彻底改造了战后欧洲的跨学科性。帕索里尼坦言自己通过绘画接近电影形象，他的电影中对早期现代壁画和祭坛画的大量暗示已被广泛记录。诚如他本人所言“我的电影品味不是源于电影，而是源于意象。我脑海中浮现的景象与视野，是马萨乔与乔托的壁画。”同时，梅尔简不仅重新考虑了意大利最杰出的战后知识分子的多方面工作，还重新考虑了欧洲新前卫与新资本主义霸权斗争的令人担忧的政治。另一篇文章《在埃特纳的阴影下：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与火山》，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帕索里尼在1960至70年代在西西里岛的埃特纳地区拍摄了四部电影：《马太福音》（1964）、《定理》（1968）、《猪圈》（1969）和《坎特伯雷故事集》（1972）。火山对帕索里尼在来说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土地，而从埃特纳掉下来的火山砾（lapilli）在薄薄的黑纱中勾勒出它周围的一切，是对另一种确定的抽象的否定：对时间，但也对参照线性时间生产/提取的价值。
第五版块“帕索里尼的诗歌”。帕索里尼的诗歌作品普遍被认为是蒙塔莱（Eugenio Montale）以后对意大利诗歌最重要的贡献，并与布莱希特、聂鲁达一起代表了20世纪最有力的政治诗歌。这一期我们邀请诗人王炜为本专题撰写诗评《帕索里尼诗中的“光明之子”及其行尸》，他说这是一首只能在二战后产生的诗，一首以“胜利”为标题和结尾的诗，但所写的却是一场失败。帕索里尼的失败，离我们有多远？围绕王炜的诗评和疏注，我们推送了帕索里尼经典诗歌《胜利》和《葛兰西的骨灰》，再次感谢申舶良的授权。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雅众文化今年将出版《回声之巢：帕索里尼诗集》，值得期待。
第六版块“哲学家论帕索里尼”。一篇是巴迪欧对帕索里尼的论述《阿兰·巴迪欧论帕索里尼：破坏、否定和减法》。巴迪欧认为帕索里尼同时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个永远受其宗教童年影响的人。因此，他的问题是：历史的革命化和政治的消极性是否代表了对希腊神话的悲剧性美和基督教的和平承诺的破坏？还是说我们必须谈论一种减法，在这种减法中，在一个新的平等主义世界中，美与和平的肯定性调和成为可能？周佳鹂撰写的《自由间接话语与摄影机意识》试图理清的是德勒兹对帕索里尼影像理论的继承，由此去理解摄影机独立意识，即影像自身内在性的重要性，它构成了德勒兹影像论的前提。德勒兹是帕索里尼之后打破传统电影语言学的重要理论家，他进一步冲破了在帕索里尼那里还没有彻底摆脱的二元论，赋予了影像先于语言的本体论内涵。最后是对德勒兹在《运动-图像研讨班第6课》中关于帕索里尼的“自由间接话语”的重新评估。德勒兹重新解读，事实上也是重新形塑了帕索里尼许多核心的直观洞察。因此，帕索里尼的观念被吸进了一个广阔的哲学脉络里，被转化成德勒兹自身理论建构的概念，因而经常具有一种更细腻、更具意味的色彩。在此我们要思考的是：作为自由间接话语的电影形式，“自由间接主体性”（free indirect subjectivity）是如何置于诗性电影的核心的？
第七版块“面向未来的帕索里尼”。 一篇是凯伦·平库斯的《走向人类世的帕索里尼》，讨论了帕索里尼和“人类世”，将他对石油和地球的描述与我们今天对“人类世”的理解联系起来。帕索里尼死前，一直在写作小说《石油》（Petrolio）。1992 年，这部遗作违背了作者的意愿而面世了。这一未完成的巨著是年轻的意大利资产阶级卡尔洛（Carlo）的见闻录，是帕索里尼的文学野心的终极表现，掺杂了诗歌、戏剧、新闻报道等形式的写作，以疯狂的方式展现了石油控制下社会的堕落。而且，早在人类世概念之前，帕索里尼就在其中深刻预见了人类世。另一篇是阿雷西亚·里西亚尔迪（Alessia Ricciardi）的文章《为了未来的帕索里尼》。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对于贝尔曼批判帕索里尼的某种“辩护”：尽管帕索里尼后来的作品常常带有末世论意味，并且对未来不抱有任何希望，但作者不认为我们对这种倾向的关注应该像于贝尔曼那样，被带到其痛苦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上。通过仔细阅读帕索里尼收集在《路德信札》（Lettere luterane）和《海盗写作》（Scritti corsari）中的后期批评文章，作者讨论了帕索里尼对变化和转型的信念。在这些著作中，未来拥有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前景。要理解这种对未来的看法，需要重新审视帕索里尼对文化末世（cultural apocalypse）的坚持这一问题。“如果说二十世纪有一位意大利知识分子可以声称拥有‘未来’，那就是帕索里尼。”
这些工作都是我们在半封闭的家中完成的，疫情期间我们都在跟数字做游戏，每日起床最关切的是新增的新冠阳性感染者和无症状感染者数量。生活似乎停摆了，时间概念也变得模糊起来。面对再次席卷而来的疫情，真正令人感到失语的，不是每天增加的数字，而是数字背后被淹没的一个个鲜活个体。苏珊·桑塔格曾经用“来自土星的人”形容本雅明的忧郁气质。“土星照命”，我想这也再适合帕索里尼不过了。帕索里尼带有浓重的末世情结，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自问，自己是否还能做一些努力，“以纯粹的激情努力前行”？今年是帕索里尼诞辰100周年，再三年后是他50周年忌日，现在的我们又如何回应帕索里尼的自问呢？面对当下所弥漫着的一些消极、虚无甚至否定的声音，如何在不确定性中不被忘记才是我们该去思考的，比如帕索里尼，比如四月的风景。于你于我，能做的也许就是在土星的照耀下，以纸和笔，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