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对话卡特中心：尼克松总统把门开了一条缝，但卡特总统把门大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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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世界的卡特中心是由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于1982年建立的非营利性组织。2002年，卡特中心的卓越成就使卡特总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卡特中心为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做出的努力，以及其为全球发展带来和平解决方案证明，中美友谊是有可能超越分歧的，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也是可以实现的。

卡特总统给中美交往带来了哪些积极变化？中美如何化解分歧，加强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如何加强中美双边对话，消除误解以增进双方的理解与信任？2021年9月6日，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与美国卡特中心CEO佩吉·亚历山大与美国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刘亚伟就相关议题展开对话。

王辉耀：各位晚上好，佩吉·亚历山大女士，刘亚伟先生早上好，各位国内外的观众大家好。首先欢迎观看已经持续六个多月的CCG名家对话系列，CCG名家对话系列的推出非常富有成效，我们已经和十几位国际知名人士开展了高水准的对话。今天晚上的话题是“ 卡特总统与中美建交 ——中美外交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今天是在CCG总部进行的现场直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美国卡特中心CEO佩吉·亚历山大和美国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刘亚伟，谢谢两位参加。

非常有趣的是，大概一周以前，CCG对话系列邀请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第三子、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的创始人兼主席尼尔·布什进行对话。背景是今年由于正值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50周年，我们从半个世纪之前中美开始接触开始回顾，也一起展望了未来。当然了，对于过去50年的中美关系，卡特和布什总统都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首先我要介绍我们今晚的嘉宾，佩吉·亚历山大女士。佩吉·亚历山大女士是美国卡特中心CEO，是国际发展领域的杰出领导者，她的职业生涯跨越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全世界最大也是最活跃的国际组织之一）、IREX（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EUCORD（欧洲农村发展合作组织）在内的多个组织，她曾在非洲、中东、欧洲和欧亚大陆开展项目。佩吉·亚历山大女士作为CEO加入到卡特中心已经超过一年了。

我们今天还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刘亚伟博士，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和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亚伟博士同时也是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埃默里大学政治学的兼职教授，也是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我记得您经常访问中国。在开启今晚话题之前，让我先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知道卡特总统仍然健在，今年的10月1日，在中国的国庆日，他即将要97岁高龄了。我们经常听到卡特总统说，他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共享了生日，众所周知，他在任期间，中美于1979年1月建立了外交关系。

我仍然记得1978年底，午餐后我走在大学校园里，听到学校达喇叭里播放中美即将建交的新闻，这真的是一个令人惊讶又振奋的新闻，因为我们知道，随着中美建交，中国也会更加开放。卡特总统和邓小平推动的中美建交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随后1979年2月卡特总统邀请邓小平访美。由此来看，卡特总统开启了中美两国几十年的合作与发展，展现出他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领袖，还是一个全球公民。也许佩吉·亚历山大女士您可以先开始。

卡特总统的“政治遗产”：促进与中美外交正常化

佩吉·亚历山大: 是的，卡特总统常常说他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共享了生日。我认为，卡特总统给我们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国内以及国际政策，对于卡特总统的政治遗产，我推荐一部很棒的纪录片称为“卡特大帝”（Carterland），还有最近两本关于他的著作，作者分别是Jonathan Alter和Kai Bird。对于卡特总统的留下的馈赠，真的会展现出很多的现代感。举例来说，我承认，对于我这样一个在三届总统内阁里工作过的人来说，最开始接触到卡特总统任职期间的政策我都被震撼住了。对于他留下的国内政策，举例来说，他确实谈论过气候变化，40年前，他是第一个承认需要可再生能源的总统，在白宫西翼屋顶，他安装了32块太阳能电池板，他在白宫西边装了太阳能面板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个新奇事物，认为以后只能在博物馆看到。但是现在反过来看，太阳能也许会变成一个伟大事情，成为让美国人掌控太阳的能力。现在在卡特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还有在美国境内，我们还保留着卡特当时的太阳能面板，他现在整个农场都是太阳能的。你可以看到他的意识领先于整个时代。

他持续推广国内环境保护政策，建立了能源部，把国家公园的面积扩大了两倍，也增加了阿拉斯加荒野地区的野生和风景区的面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反对二氧化碳排放，他推动了汽油的经济标准制定和高效节能家用电器（应用），并至今仍被沿用，从而让消费者受益。他创造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我想每个人都在最近的新闻中听说过，在上周加州火灾事件中，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的飓风，这个机构又成为了必不可少的焦点。

他领先于他的时代，专注于多样性，他任命了更多的少数族裔和妇女担任重要的行政和司法职位。他任命了41名女性担任法官，包括一个现在大家都熟悉的名字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她后来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在国内，他创建了教育部，他取消了对航空业的管制，他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已经成为在我们大多数的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当时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他取消了对啤酒业的管制，他也取消了许多其他行业的管制，他改革了联邦通信法规条例，使真正的有线电视新闻崛起，我要说的是，当时人们可能会质疑，但是现在看这是一个好主意。但他的外交政策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外交政策也推动了美国和国际上的改变，取得了一些巨大的成功，像戴维营协议、巴拿马运河协议、与苏联的核武器削减条约。他对外交的坚定信念，比如他拒绝使用军事手段面对危机，如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大学生占领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他制定了外交腐败条例，采取行动追究责任。他建立了美国国务院的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作为用道德考核外交政策的部门，当然还有与中国外交的正常化，这个话题我会让刘亚伟谈论的。在他离开白宫之后的40年，他向世界展示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从个人的叙事角度，而不是一个政治领袖，展现出他正直诚实和坦率的品质和对公共利益的承诺高于一切的责任。

他离开白宫之后的岁月，致力于自己重要的事业，用于推进人权，帮助困境中的人减轻痛苦，所以我很乐意多谈一些关于卡特中心和所有关于卡特总统给我们的政治遗产，我认为确实对我身边的人，尤其我这一代和年轻一代，可以更好地了解他的白宫岁月，因为那是他的政治遗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当然他在白宫后的40年同样重要，我可以谈论更多，但我应该让刘亚伟回答一些关于他的问题，比如你之前谈论的10月1日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建立等。

王辉耀：谢谢你，佩吉。我认为卡特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他建立了很多新的机构如教育部门。最重要的是，他有这样的远见，在70年代末就已经关注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这很了不起，他可能是这一些举措的先驱者，我真的很受鼓舞。他从白宫退休后一直如此积极，他创立了卡特中心，特别是他继续保持与美国和中国的良好关系，并试图建立对话平台、会议、研讨会。很多年前在亚特兰大我访问过卡特中心，我印象很深，他有这样的里程碑式的项目且还在进行。亚伟，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卡特总统对中美关系的愿景是什么？

“中美关系这扇门被卡特总统和邓小平打开得如此之大，没有人能关闭这扇门”

刘亚伟: 谢谢辉耀。辉耀和卡特中心有良好的关系。他还应卡特中心邀请访问过美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2012年，当奥巴马竞选他的第二任期时，我们去了芝加哥，普渡和美国的其他地方。辉耀提到2021年是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我认为这里显然有一个利益冲突，我确实为卡特总统工作，但我也想说，中国人对基辛格的秘密访问和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访问过于着迷。当然，这是一次破冰之旅，他们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

佩吉提到乔纳森·阿尔特，他最近的书非常好。我引用一句他的话：基辛格和尼克松只是把门打开了一条缝，但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主席把门开大了，现在有人想关上这扇门，但这扇门被卡特总统和邓小平打开的如此之大，如此多的人能够从各个方向穿过这扇门，没有人能够真正关闭这扇门。

但回到50年前，1972年访华之后的接近7年里，尼克松总统和后来的福特总统，他们没有能够做出后面的行动，即使福特总统访问了中国，回到美国后，他面临着罗纳德·里根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等人的党派反对，所以他没能做到。然后卡特总统在1976年当选，在他进入白宫之后，我认为他向万斯国务卿发出了命令，也向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发出了命令，让中美开始谈判。如果你看看尼克松总统的职业生涯，他说，我想去中国，或者我们想向中国敞开大门，那就容易多了，因为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建立在反共的基础上，他和他的委员会毁掉了许多对中国表示好感的美国人的职业生涯。所以当他说，我想去中国，没有人会质疑他的动机，没有人会说他对共产主义态度软弱。但是当卡特总统要去做的时候，他正面临着很多政治障碍，因为同为民主党总统的杜鲁门被指控在1949年输给了中国。

这就是为什么约翰逊总统和肯尼迪总统，都想对中国开放，但都在政治上不可能。他们将面临国会和其他地方的反对，而且台湾的游说团体非常有效，所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卡特总统做出了决定，他亲自负责指示，他任命他的代表也是他的好友伦纳德·伍德科克负责美国在中国的事务。我记得卡特总统告诉我们，任命伦纳德·伍德科克不是因为他对中国很了解，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谈判家，他善于与工人、管理层和公司进行谈判。

在这里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对于尼克松和基辛格来说，向中国敞开大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战略举措，因为他们想从越南脱身，他们想利用中国来对付苏联。对于卡特总统来说，中美建交不仅仅是战略上，也是情感上的。卡特总统在佐治亚州的平原地区长大，每周他都会向浸礼会的传教士捐出五分钱，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学校和医院工作。1949年，大约在他25岁生日的时候就来到中国，那是他第一次去中国。他去了青岛和上海等地，他见证了中国内战和灾难。最终他能够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我们都观看了那次访问。我在大学一年级时，第一次在9英寸黑白电视上看到了美国的现场镜头。随着我的智力和知识不断成长，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随时会被中国突破的国家，也不是一个随时会崩溃的国家。我想再次强调，卡特对美中关系的贡献可能比尼克松和基辛格更重要。谢谢。

“卡特总统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

王辉耀：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历史回顾，对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岁月都做了说明。卡特总统最终决定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与中国进行了两次沟通，我认为建立外交关系非常重要，还有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很重要。我认为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但卡特总统做出了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因为自从中国和美国真正走到一起，整个世界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与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当我们回顾过去，特别是当中美遇到困难的时候，回顾一下这些是如何开始的，中美建交是从哪里来的，这很重要，这是卡特总统留传下来的。亚历山大女士，我知道你现在一直在运营卡特中心，并担任首席执行官。你做了什么让卡特总统注意到你？并让你成为卡特中心这样一个重要组织的首席执行官。

佩吉·亚历山大：谢谢，我确实是70年代和80年代在亚特兰大长大,，但并不是卡特的家乡佐治亚州平原村，那时它是一个较小的地方。因为吉米·卡特曾在佐治亚州从政，并在70年代初担任过我们州的州长。他确实为亚特兰大的很多人所熟知。因此，当他在1976年成为总统时，他的许多工作人员来自佐治亚州，我的父母碰巧认识白宫办公室的人。他们曾邀请我母亲去看卡特总统在1979年欢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我有三个哥哥，但我母亲选择带我去参加英国第一位女首相的欢迎仪式，让我有机会见到卡特总统。

当我还是少年的时候，我每天上学都会开车经过州长官邸，尽管他就住在街边，但我从没有真正见过他，一直到1979年。因此，40年以后，当他们正在寻找填补卡特中心的首席执行官职位，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当时我在欧洲生活和工作，我无法想象比它更完美的工作。我的家人也住在亚特兰大这里，它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回到家里，并成为一个世界知名非营利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这里的工作确实包含了我职业和个人生涯中的每一个元素，从政治竞选到公共服务再到国际发展工作。

我知道卡特总统是一位有勇气和远见的领导人。当他在白宫时，正如我刚才谈到的他所做的所有事情，但我对他在白宫后的工作印象更深。我经历了一系列的面试，包括在新冠疫情停工之前在飞机上呆了一天。而且我在卡特家享受了一整个下午，喝汤和吃三明治，谈论了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到俄罗斯和叙利亚，到农业中的耕作技术等一切。在那之后，我得到了这份工作，我在新冠疫情期间搬到了亚特兰大，在过去的16个月里，我基本上是在办公室工作，但工作人员确实在我们的亚特兰大办事处和我们所有的外地办事处，大家都没有缺席，这意味着大约3000名员工和卡特夫妇作为卡特中心的一部分一直致力于工作。这就是我如何来到这里的。

王辉耀：精彩的故事。他一直在推动积极的外交关系，从那时起，他也大力促进教育发展，中美留学生交往，亚伟和我都从中受益。因为我记得他的科学顾问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邓小平说想让一些中国学生去美国访问留学，科学顾问在午夜时分紧急打电话告诉卡特总统，卡特总统问中国想派多少人去？邓小平说可以成千上万的派。但今天实际上我们已经有大概300- 400万中国学生去美国留过学，亚伟就是其中之一。可以看到中美人文交流和联系，真正改变了中国和美国。

我认为这种学术的纽带让我们两国之间人才流动，这大大加强了创新，加强了合作，加强了文化和科学交流。而且商业也从中大大受益。所以这真的很好。我知道卡特中心是由吉米·卡特总统和他的妻子埃莉诺·罗莎琳·史密斯·卡特创立的，他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不知疲倦地工作。关于这一点，亚伟，也许你可以与我们分享你是如何在卡特中心工作的，你经常与卡特总统接触，因为你从1998年起就在那里工作。

卡特总统给拜登总统写信，调查中国学生签证问题

刘亚伟：谢谢辉耀，关于这个问题，我要提到我与卡特总统的几次接触，佩奇在1979年第一次与卡特总统见面。我在1978年以听说的方式“认识”卡特总统。辉耀，你提到了大学生，我当时是一名大一学生，我们听到了两国关系将正常化的消息，我当时在西安，在中国的西北部。我的反应与你说的中国要开放有点不同，我对这个消息的最初反应是，我们怎么会和敌对国家成为朋友，因为我们被教导要打败美帝国主义分子。要推翻美国，把共产主义带到美国。

我与卡特总统的初次会面，在佩吉首次与卡特总统会面后差不多11年。我是埃默里大学的学生，卡特总统是埃默里大学的杰出教授，每年他都会举行两次全体会议，一次是埃默里大学新生的全体会议，另一次是所有国际学生的会议。国际学生全体会议通常在九月举行。我是新生，所以卡特总统要和我们见面，我很激动。我记得他说：理查德·尼克松说只有一个中国，但他没有说哪个中国，我说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市政厅会议上的中国学生，都鼓起了掌。我认为中国的新闻界、中国的媒体和中国的人民应该永远记住。这就是尼克松总统和卡特总统的区别。

我与卡特总统的第三次相遇是一次难忘的相遇，我从2001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与卡特总统一起到中国旅行有10多次了。在2009年的旅行中，在访问结束的时候，我们当时住在上海锦江饭店，这就是基辛格和周总理谈判《上海公报》的地方。到了晚上，我在酒店房间里，我接到卡特中心时任CEO约翰·哈特曼的电话，约翰说卡特总统想让我们到他的套房，我们来到他的套房，他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访问。

因为卡特总统在那里庆祝中美建交30周年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以他开了一瓶酒，我们四个人一起喝。卡特总统、卡特夫人、约翰·哈德曼和我，我们喝完了那瓶酒，那令我非常难忘。然后2011年或2012年，我正在开车回家，卡特总统办公室来电说卡特总统想和我谈谈。我非常惊讶，我说当然，能和卡特总统谈话是我的荣幸。卡特总统在电话里说，史蒂夫·乔布斯今天给他打电话。史蒂夫·乔布斯是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请卡特总统和卡特中心帮助他。我说，卡特中心能做些什么来帮助苹果？然后卡特总统说，富士康的工厂发生了一系列自杀事件。富士康是组装苹果平板电脑和苹果手机的工厂。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苹果公司的形象问题，乔布斯认为卡特总统正在与中国合作，所以希望卡特总统可以与中国方面交谈，帮助苹果克服危机，所以让我与卡特总统相遇。直到今年卡特总统的第二个电话，佩吉正在主持会议，突然卡特中心的调度员说卡特总统想和你谈谈。我离开了会议，卡特总统说，我们认识拜登政府的人吗？我说，你认识所有人，但我们不认识。我很关心中国学生的签证问题。所以我和佩吉谈了谈，我们决定请卡特总统给拜登总统写一封信，让他调查这个问题。我想在我在卡特中心的23年里，没有任何一个信件如此迅速地起草批准和处理，并在约24小时内交付了这封信。我认为佩奇把信交给了托尼·布林肯，甚至是在拜登总统就职之前，我们就写好一封信。我认为拜登政府的最终决定，允许国际学生，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学生，在8月1日之后进来，为了国家安全。我认为卡特总统在这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

王辉耀：是的，这很好。长期以来，全球化智库也一直参与其中,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在我看来，人员交往尤其是学生交流是很重要的。许多中国家庭相当关注这个问题，所以我很高兴地看到，截至今年5到7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已经签发了8.5万份前往美国的留学签证，如果你算上8月，我们可能会看到超过10万份前往美国的留学签证。我们惊讶地看到在浦东国际机场，人们排着长队前往美国。我认为这很有意义，因为卡特总统建立了中美交往的纽带，欢迎中国学生，也许从邓小平时代就已经开启了中国当代的留学运动。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大潮，它为中国创造了相当多的利益，因为无数的海归已经回到了他们的祖国，这也形成了一种世界范围内的人才循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蓬勃发展的创新创业与产业革命。

佩奇，我知道你在美国工作了很长时间。你一直在世界不同地区负责许多重要项目，例如，非洲、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国家。中国也在2018年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叫做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现在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真的需要大国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在发展等方面。鉴于疫情正在进行，鉴于卡特中心过去在非洲和许多其他国家有如此多的工作经验，我们如何能够一起开展工作？对目前的情况和未来的情况有什么看法？你们过去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发展项目中的经验是什么，我们在未来如何合作呢？

找到合作的方式，来切实地帮助那些最需要的人

佩吉·亚历山大：所以，以防万一，我们有一些听众不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到底是什么。让我对此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它通常被称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它是联邦政府下属的一个独立机构。它负责管理对外援助和发展援助，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年度预算略高于270亿美元，有大约9000名员工。因此，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官方援助机构之一。充分了解我们援助机构的历史很重要，因为中国正在建立他们的机构。我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国会通过的《1961年对外援助法案》，该法案重组了所有的美国对外援助计划，并授权创立这一统一机构来管理经济援助。我认为中国已经有了类似对外援助经历，一开始与商务部一起，然后建立独立的新机构统筹管理。但当时的美国国际开发署是美国第一个主要关注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对外援助组织。因此，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工作包括人道主义项目以及其他发展工作，如全球卫生、农业、环境、教育、扶贫和许多其他项目，我们通过技术和财政援助机制来开展这些工作。由于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正式组成部分，援助的开展接受总统、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

我们经常说，它是美国对外关系三大支柱的一部分，那就是外交、国防和发展中的“发展”。如今，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大约100个国家设有外地办事处或项目。而所有的资金都是流向美国国际开发署，然后出去的资金完全是通过竞争性拨款和合同以及合作协议授予的。所有关于美国国际开发署花钱的信息都可以在叫做 "foreignassistance.gov"的网站上找到，这是一个高度透明的网站，包括美国纳税人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对外援助资金花在哪里。多年来，随着政府的更换，往往有重要的标志性举措，我想任何在线的观众如果有一个像我们这样每4-8年更换一次的频繁更换的政府，你便可以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有诸如“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助计划”，这也被称为PEPFAR，这一项目经历了三届总统的管理，还有“总统疟疾倡议” ，“供养未来”——一个全球饥饿和粮食安全倡议，"非洲电力 "的建立是为了利用伙伴关系来增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电力供应，以及现在的新冠疫情救济，所以我可以强调许多项目，但这只是几个真正突出的影响力巨大的项目，它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为它们促进了良好的发展，这是我们正在推进的一个长期的项目。

因此，根据我的理解，中国的新机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以优惠贷款的形式提供了更多的发展资金。而中国的援助，与其他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不同，不受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类别约束，所以不被计入国际统计。因此，我很难进行真正的比较，尽管中国是国际发展援助的后来者，但我知道中国从60年代初（中国官方数据是1956年）就开始参与非洲的对外援助，当时中国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但仍然在力所能及的推动援助事业。但今天的中国不同了，它在发展中国家的足迹越来越宽。我想刘亚伟也说过，卡特总统曾经说过，在他和卡特夫人访问过的每个非洲国家，他都看到了中国的存在。

因此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已经逐渐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一个接近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国家。而对外援助在中国的转型中发挥了较小的作用。因此，在如何参与这项工作方面，中国需要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但是，就像对发展中国家的所有援助一样，如何切实地协同实地的援助，分享实践成果以及吸取经验教训，是一个挑战。因此，我们希望新的合作机构能够与那些已经做了一段时间这项工作的人接触，我们可以找到合作的方式，来切实地帮助那些最需要的人。

王辉耀：我认为这可能是美国和中国在未来可以合作的事情。不仅是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在美国和中国，基础设施改造将是整个世界发展的下一个最大的领域。而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有104个成员。正如你所说，美国国际开发署是在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而中国现在这个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是在2018年成立的。亚伟，你已经在卡特中心工作了很长时间，你参与了卡特中心在非洲的一些项目。但我在想的是，现在美国和中国需要找到一些东西来一起工作。我的意思是世界可能需要我们合作。非洲、拉美地区等，特别是在疫情方面。美国和中国应该一起工作，而不是我们陷入一些政治陷阱，试图把病毒溯源政治化，而不是关注我们如何一起能够去抗击疫情，这是更紧迫的，这也是世界经济复苏所依赖的。在那之后，我们可能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有更多的经验，找到一个我们可以合作的方法。

我知道拜登总统已经为美国提出了一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我和尼尔·布什有过一次谈话，我们就中国和美国可以成立合资公司，在得克萨斯等州开展工作，例如，帮助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等能源。我知道七国集团已经提出了 "重建更好世界（B3W）"计划，中国有 "一带一路 "倡议。我们最近召开了一个会议，曾负责中国对外投资的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陈健说，也许B3W和“一带一路”可以合作。我们确实看到我们可以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合作。基于你，卡特中心在非洲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你认为美国与中国有多大的可能性在这些领域一起工作？

中美双方需要时间、耐心和勇气克服目前的障碍

刘亚伟：谢谢你的问题。实际上，卡特中心早在2012、2013年就开始推动美中在非洲的合作。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近十年。我还想感谢你，因为你还记得在当时的工作中，我问你是否认识商务部的人，因为我们想和负责对非洲国家发展援助的人谈谈。

你提到中国和美国可以在气候等国际发展领域合作，在我们进入更大范围的领域，即基础设施之前。我想回顾一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些小型合作项目。第一个，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可能首先发生在东帝汶，以一个农业项目入手。佩吉你提到，一切都必须在竞标中进行。一个中国企业赢得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东帝汶农业领域开发的合同。在那之后，在他们互相交谈之后，在利比里亚有了另一份合同。利比里亚从内战中走出来，需要进行重建。美国、中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起工作，重建利比里亚大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2017年底在约翰内斯堡举行了一次会议，因为当时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添和美国负责和平事务的前副总统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利比里亚国家代表，美国南苏丹问题特使唐纳德·布斯是美国驻利比里亚大使。所以，所以我们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希望他们能够分享他们当年是如何合作的，他们可以向政府提出建议，看看美国和中国是否可以合作。在利比里亚，美国和中国最重要的合作是在公共卫生方面，那就是应对西非肆虐的埃博拉病毒。我们卡特中心确实参与了这个项目，但不是与中国，而是与这里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我想这就是辉耀你可能可以和中国方面说的，看看这种合作在国外是如何进行的，发生了什么，谁先联系的谁，为我们的合作提供参考。

苏珊·赖斯说，从美国来看，奥巴马总统曾要求她与中国政府联系，看看中国是否可以与美国合作，在西非遏制埃博拉病毒。所以这是美国方面的故事。我们对中国方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但这种合作是如此成功，所以当习主席在2015年访问美国时，这就是佩奇之前提到的，芭芭拉·史密斯深度参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中国商务部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工作中，这是在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之前，所以谅解备忘录被签署了。我去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其中一位医生交谈。然后他说，90%的谅解备忘录工作实际上是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中国和美国做了什么，他们在埃塞俄比亚一起建立了第一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以这是第一个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是美国和中国在西非合作的结果。因此，再次回顾和展望，虽然美中关系处于最低点，但双方仍有很大的潜力进行合作。其中一个问题就像你提到的，大流行病。第二是基础设施，但所有这些，我认为是缺乏信任和毫无根据的指责，主要来自美国对中国试图做的事情，认为“一带一路”项目是一个地缘政治的举动，它与援助无关，是商业性的，是中国的锐实力。因此，我认为潜力是巨大的，但双方都必须克服目前的障碍，这将需要时间、耐心和勇气。卡特中心非常希望与你们的组织合作，通过你们希望与中国政府合作，以取得一些进展。也许不是一起构建完备的合作，也许只是一个小的试点，特别是像我们正在研究的那样，如果中国和美国可以一起工作，我们可以向缅甸提供大规模的抗击疫情援助。

中美可在阿富汗问题上合作

王辉耀：我认为美国和中国有很多互补的领域，可以一起合作，我知道在2015年，通用电气和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一个协议，在第三国开展合作。中国领导人也和与默克尔总理和马克龙总统谈论在非洲合作的问题。我认为非洲有这么大的潜力，你提到了美国和中国合作抗击埃博拉病毒。这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案例，特别是在抗击疫情和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在半个世纪前就在与非洲的基础设施进行合作。我父亲上世纪70年代曾在非洲援建坦赞铁路。因此，我真的认为，有一些领域是两国可以一起工作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中美两大国的精诚合作，因为我们真的可以相互补充。美国有长期的对外援助传统，中国有很多新的专业领域积累，如基础设施。我认为疫情绝对是我们必须团结协作的领域，然后是气候变化和很多宏大的基础设施领域，要像你说的那样合作。正如你所说的，我们真的需要建立信任，不要试图寻找彼此之间的问题，而是努力回到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大部分时间里的正常状态。佩奇，你参与了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后重建。你对这个领域非常熟悉，所以也许你可以分享一些关于这些国际举措和巴尔干地区的响应的想法，以及如何帮助？我们这些天在阿富汗的情况也是如此。我的意思是，我们再一次需要国际领导力，我们需要全球一致的努力以确保该地区能够得到重建，并能进入一个更加稳定和和平的局面。那么，你是否有任何想法或建议可以与我们分享？

佩吉·亚历山大：我有幸从1995年开始在巴尔干地区工作，当时正在谈判《代顿协定》。我不会想到，25年后，这仍然是我们所处的框架。所以说，发展不是线性的。你并不总是能从人道主义危机（顺利）过渡到冲突后的民主和经济方案。危机往往发生在先进的发达国家，有时我们需要干预，或因现实倒退而需要财政或其他援助来收回我们在危机中失去的空间。无论你是在巴尔干地区、海地、叙利亚、也门还是阿富汗，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复杂，它需要奉献精神和一个真正的长时间来实现恢复，其变化速度往往比项目工作真正能够解决的速度快。通过我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工作，我可以看到这些问题是世代相传的，我们知道许多干预措施需要时间。在有关法治和监管改革的基本要素能够到位并显示出其作用之前，它确实需要时间来巩固。因此，阿富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国际社会不应该只关注难民局势。我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在叙利亚发生过了。因此，我们必须真正保持对那些在阿富汗的人的关注，以及我们能做什么来继续帮助他们过上最好的生活。我不该猜测美国是否应该承认那些管理阿富汗的人，但我们需要保留一定程度的话语权，以便那些需要和想要援助的阿富汗人能够继续从其他国家获得援助。关于中国的作用和潜在的美中合作问题，我认为中国的首要任务，就像美国在战争开始时一样，是防止一个国家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中国确实与阿富汗有小面积的接壤，而且中国与巴基斯坦有着良好的关系，这些对塔利班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希望中国利用好这个美国不曾拥有的影响力。

我记得当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时，她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的概念，就是将阿富汗与印度等南亚国家在经济上连接起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我们实际上正在改变我们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近东局的办公室，我们合并这些办公室正是为了能够将这些地区联系起来。中国现在有雄心勃勃的 "一带一路 "，我们希望，当阿富汗的局势稳定到可以接受外国直接援助和其他投资时，你们可以将喀布尔纳入 "一带一路"。目前来说，美中合作的关键是在联合国保持意见一致。我们的国务卿托尼·布林肯和中国的外交部长在8月有过两次电话通话。第一次通话讨论了在阿富汗的美国和中国公民如何和平撤离，第二次通话是关于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向塔利班施压，以允许想要离开的当地的阿富汗人可以持续撤离，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的流入和停止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北京也促进了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初步对话，中国可以继续发挥这一作用，因为在华盛顿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决定是否承认塔利班政府。因此，是的，我确实相信美国和中国可以在阿富汗合作，但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在南苏丹和埃博拉病毒的合作中取得的一些成功，以及我们希望在非洲事务上的三边合作。我希望北京和华盛顿将能够协调他们对阿富汗的政策。我确实认为就该国的和平与发展而言，这符合两国政府的利益。

王辉耀：是的，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维持一个和平甚至繁荣的阿富汗，这样我们就不会让恐怖分子在那里再次出现，这也是为了阿富汗和相关地区的安全，包括与阿富汗接壤的中国新疆。因此，所有大国一起合作是很重要的。我很高兴看到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相关决议，以便我们能够开始一个更加稳定的阿富汗。中国正在密切关注阿富汗新政府的组建。我希望美国、欧盟、中国以及阿富汗周边国家都能合作，以确保未来有阿富汗的和平和安全。

我们这次谈论的是过去四、五十年的中美关系。卡特总统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总统。那么，这些年你们有哪些相关的举措？自卡特总统创立了这个促进中美关系的中心之后，我们面对着更加复杂的局势。近些年我们有很多争端。也许我们应该重温历史和卡特总统的领导才能，以及他对促进更好的中美关系的愿景。

卡特中心告诉世界，中国在基层有公平竞争的选举

刘亚伟：谢谢你，辉耀。卡特总统离开白宫后，他立即被邓小平邀请访问中国。在那之后，卡特总统多次访问中国。在其中一次访问过程中，卡特总统说"现在我有了我的卡特中心，我想与中国一起解决一些问题"。邓小平副主席说："我的儿子是残疾人，他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主席。也许卡特中心和残联可以合作"。这实际上就是卡特中心最初参与的中国项目：提供特殊教育培训。这也是我在卡特中心的第一个志愿工作，为来到这里的中国特殊教育教师做翻译。卡特总统说，有900多名中国教师在卡特中心接受了培训，然后卡特中心还为中国购买了假肢生产线。很多年前，我们收到了北京民政局的一封信，说那条生产线还在运行，我们要感谢卡特总统。这就是我们最初的在华工作。

后来，从1996年一直到2012年左右，我可以把我们与中国的接触总结为讲中国的故事。那么中国的故事是什么呢？卡特中心在讲一个故事，说根据它对中国村级竞选的观察，中国在基层有公平竞争的选举。其中一位中国官员说，"如果我们说中国有民主，没有人会相信。但是，如果卡特中心观察到，然后告诉世界，中国有真正的基层民主，这是很有说服力的”。因此，从2012年开始，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几乎是十年——从事两类工作。一类是减少误解、减少信任缺乏和增加相互了解，这就是我们的线上工作“中美印象”。我们还组织了从2012年开始的美中关系高端论坛。我们最后一次举办论坛是在今年1月，这已经是第八次了。我想告诉我们的听众，在2019年1月，我们是唯一在中美关系正常化40周年之际组织了为期三天的会议的美国组织，没有其他美国组织或智囊团真正 "敢 "这么做，因为当时两国关系处于低谷。我们也组织了美中关系青年学者论坛。下一次论坛，也就是第六次，将于9月22日开始在网上举行。

我们所做的第二类工作，我认为更具挑战性，但意义重大，是促进中美在第三国的合作。我们谈到了非洲。由于时间紧迫，我不想深入讨论我们所做的细节。我想在这里分享一个轶事，以强调其必要性。卡特中心在马里有工作，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国际停战监督小组。中国在马里当地也有维和人员。辉耀，你提到中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他们将协调在法语国家的发展援助。中国、美国和法国在马里一起工作。美国和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以及作为新来者的中国，需要谈论这些问题。即使他们不同意，他们仍然需要弄清楚，因为美国、卡特中心、中国和法国政府都在参与马里事务。他们都在那里动用了资源，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但利益相关者之间没有任何对话。我希望，辉耀，你和我们以及其他各方可以建立一个试点，看一下有哪些国家的事务有美国或中国的参与，我们非政府组织可以和政府一起合作，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这就说到了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也就是缅甸。如果中国和美国不一起工作，不与东盟或联合国协调政策，那么缅甸很难快速有效地得到国际援助。我正在中国为卡特中心从事这方面的业务。

王辉耀：谢谢你。是的，这的确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特别是像卡特中心这样的组织，还有其他类似的非政府组织、智库和社会组织。所以佩奇，你是吉米·卡特中心的负责人，你在国际发展领域有很多经验，我们想重新审视的是，因为我们正在回顾过去，但也在展望未来——中美关系未来面临的挑战。现在民主党又回到白宫，但是假设美国政治气候持续恶化，也许未来美国又会经历一场民意之争。那么，我们到底如何才能改变现状？卡特总统带来了深远影响，他建立了中美外交关系。他为中国学生打开了一扇门，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去了美国，他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他为中美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现在中美关系遭遇恶化，卡特总统也已经97岁。（中美关系）能不能回归正轨，而不是像在特朗普总统时代那样坐过山车？现在即使是拜登总统执政，我们也没有看到情况得到实质性改善，所以你对中美关系有什么看法？我们如何能够修复中美关系，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样回归正常化？

卡特总统带给我们的五点启发

佩吉·亚历山大：这是个好问题。我想人们可以从卡特总统身上学到四五件事，这涉及到我们希望与其他国家建立的关系。首先，我们应该始终避免战争，冲突可以通过和平和平等的谈判来解决。卡特总统在白宫时遵循这一点，而主张和平是卡特中心的使命之一。第二，我认为人权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权既是一种政治权利，也是一种过上体面自由生活的权利。美国要想成为国际人权的捍卫者，需要在本土尊重人权和公民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卡特中心开始参与美国国内选举工作，因为我们感受到了对于美国民主选举的威胁，特别是在上次联邦选举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佐治亚州。我认为，在我们开始构思我们能为其他国家带来什么之前，我们应该从内部审视自己。第三，发达国家有义务向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在今天的世界上，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在从事对外援助。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也在从南方营地向北方营地移动，而这一切需要更好的协调。我已经谈到了我们过去协调的经历和我们需要继续做的事情。第四，卡特总统领导才能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在做政策抉择时不屈服于政治压力和表层的民意要求，而是从道德层面触发做对人民有益的长远决策。他以这种方式执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连任，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卡特总统的许多决定带来了几十年前没有显现的重大好处，这恰恰是因为他没有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因此，总的来说，卡特总统一直在践行他的价值观。他对未来世界的愿景是：财富得到相对公平的分配，种族和性别平等得到法律的保障和保护，国家冲突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所有大国无论其政治制度是什么，都同意合作和协作，去参与阻止全球变暖和核扩散等事务，去消除疾病，使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正如我们所见，各种不同的政治体系都会同意采取合作的方式以防止全球变暖与核扩散，根治疾病，让全世界人民得以体面生活。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可以相聚并且进行真诚而坦率的对话的地方，因为我们各自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东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尊重这些差异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维持这段关系。

王辉耀：是的，我们确实非常需要对话并保持交流，很显然疫情阻断了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对话，疫情的反复导致了更多问题。所以，你对于如何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并且继续向前发展的最终建议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双边关系的冲突与恶化？

刘亚伟：实际上，这并非建议。我们所讨论的是两个国家，还有你我这样的非政府组织，能够帮助稳定并提升中美关系的具体事项。从中美关系的整体层面而言，首先，我们应当回顾历史，我本人是美国史专业出身，若你回望这段关系的近200年历史你就会发起它的奇妙之处。我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在27岁时来到美国，得到了这份机遇以完成学业并为卡特总统本人工作。所以，我一直告诉旁人，我自己就是一个范例，可以证明如果这两个国家互相敞开大门、相互协作的话，会有何等幸事发生。我们都注意到，数以百万的中国人来到这里，美国政府和私营企业给予像我一样的中国学生机会在此工作并变得优秀。我认为，两个国家之间确实需要一种特别的关系，比如美国人在意中国，而中国人也喜欢美国。你知道的，许多中国人希望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来，我们也需要保护好他们。关于这个问题，有一部非常好的纪录片，叫做《善良的天使（Better Angels）》。卡特总统曾经看过并且大力推荐，每个人都应该去欣赏一下这部纪录片。

其次，美中作为全球前二的经济体，由于它的体量与能力，所以无论是在阿富汗、马里或者刚果（金），又或者任何国家，如果这两个国家不打算合作，那么所有努力都会因某一国的缘由而付诸东流，有许多事情是这两个国家可以做到的。最后，我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宣布——至少特朗普政府时期宣布了对华交往的新政策。但是尽管对华政策仍在审查当中，我不认为拜登政府会如此做。所以，就像托尼·布林肯所说的一样，中美应在“该竞争时竞争,可以合作时合作,如有对抗必要则对抗”。但中国对此说法并不接受，中国政府认为拜登政府寻求与华对抗。我认为，如果如此，这将是错误的方向。因为两国的领导人都希望为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争取和平与繁荣，全人类的和平、繁荣与幸福生活也是卡特总统的愿景。如果领导人们能聚到一起，抛弃或屏蔽地缘政治关切的干扰，他们就能够相互讨论各自的困扰，并且专注于构建一个更好、更高、更有希望的世界。这是卡特总统的观点，也是我们在座所有人的观点。我们努力不辜负卡特总统遗留的宝贵财富，并且满怀希望地将这一福音——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传遍世界各地。谢谢。

王辉耀：是的，谢谢你。我们非常需要求同存异，并且寻求共同利益。我认为，在中美的人民与学生之间、以及中美人文交流当中，仍然有一根强有力的纽带连接着彼此。CCG曾在国内举办了《善良的天使》电影的首发式。所以我非常赞赏卡特中心中美交流所举行的学术会议、研讨会以及各类访问，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两国所急需的，并且越多越好。我们的讨论即将接近尾声，我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今晚将近有20万人在线观看这场直播。我们已经从网上收集来了若干问题，希望能与你们进行交流。

首先是来自中新社的提问：我们应该如何搭建跨越东西方、中美文化差异的桥梁，实现求同存异？我认为我们在之前的谈话里涉及到了这个话题。

然后是另一家新闻媒体的提问，你们如何看待中美之间潜在的冷战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它？最后是南方日报网给佩吉的提问，你曾担任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欧洲地区的副署长，专注于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后重建工作。今年是“911”事件20周年，据说塔利班不久将宣布建立阿富汗新政府。中美在下一阶段的反恐斗争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建中应该如何协调合作？我们也涉及到了一点这方面的内容，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几个问题一并回应，然后再说一些对于今天话题的总结与感想，主要关于卡特总统的遗产，以及鉴于美国当前情况和世界形势，我们应当如何继续推进关系的发展？佩吉，对于这些问题，你怎么看呢？

佩吉·亚历山大：是的，我们即将迎来“911”事件二十周年，那段经历有许多教训与经验值得学习，主要是因为我们明白了如何去共享信息，并且不再以那种方式——不仅对内对待政府，并且对外如此对待他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一些巨大的进步，但是正如我们在之前的回答当中说的一样，我们仍需要竭力避免战争，这不符合任何人的最高利益。反恐斗争虽然是战争，但是这可以是一场外交领域内的战争。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认为我们需要拥抱彼此的原因，正如他们说的，拥抱我们的敌人。这是一场必须要发生的对话，因为我们都身处其中。

当我们身处后冷战时期，我们共同协作，重建那些前苏联国家时，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如我之前所说，部分国家缺少明确的规划与发展，有些非常发达的国家则有所衰退。我们在那时为东欧提供的援助并非永久的，因为那不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不需要在其中一些国家继续开展项目。但我认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我们正在进行这些对话，外交、发展、国防是三位一体的存在，我们需要通盘考虑，也需要试图就这些领域中的各项内容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和盟友交谈。这就将我们带到其中一些问题的另一面。有时，我会让代表团与美国政府当中的国防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一起进行其中的一些艰难的谈话。因为你不仅仅是得到了一些玩具、武器和飞机，你还常常需要随身携带，就像作为旁观者，看你的系统发挥作用。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持续对话的过程。我认为，亚伟在我们卡特中心是为数不多同时涉猎东西方的人，所以他大概能够就如何继续对话的问题回答更多内容。

王耀辉：好的，谢谢。亚伟，请开始你的最后总结。

“911”事件启示：仇恨是非常危险的，流言需要被揭穿

刘亚伟：我的总结如下。五天以后，就将是“911”事件的20周年。在事故发生那天，我记得我正在当地学院当中教授美国史。当学生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家在开始在走廊上哭泣，然后学校也决定不再继续当天的教学工作。我认为，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他们首先是震惊，然后会问为什么他们如此恨我们。

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放诸中美关系之上，两国领导人应当注意的关键问题是：两国部分情绪都正致力于以某种方式让自己更加仇恨另一方，而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观察美国的领导层与媒体，就会发现并不只他们在说中国的影响，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在全世界的不良影响，而没有公正、独立地看待中国所做出的贡献，例如“一带一路”和其他疫情援助项目。此外，在一些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当中，也有加入仇恨中国的浪潮当中的情况。而且他们还骚扰华裔，是因为司法部提出了与中国有关的动议，但许多国会议员和许多亚裔美国组织都希望将该动议取消。以上，就是美国的情况。

就中国而言，我承认中国领导者并不像美国领导者在谈论对方时一样激烈，但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仇恨美国的消息俯拾皆是。8月29日，有一篇博文如此写道，每个人到注意到在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他谈论到，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在中国人当中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美国正在发起一场太空战、网络战、贸易战、科技战——你会发现在你所能想到的每一个方面，美国都正在发起一场对华战争。这种愈发仇恨对方的情况必须停止，如若不然，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一个“911时刻”发生在中美双边关系当中。我并不想恐吓民众，但是请想想南海、东海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其他众多问题，确实存在中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所以，我希望以强调和平对两个国家都相当重要作为最后的评论。领导者、媒体从业者、非政府组织、智库，他们需要共同努力以调和正在美国发生的争论，尝试去揭穿那些流言，例如，美国称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了病毒，中国则认为德特里克堡做了这件事。这种误解的传播必须停止，人们对彼此之间的认识也需要改变。我自己并不相信美国有摧毁中国的阴谋，我也不相信中国领导者希望将美国完全剔除出东亚。两个国家都有义务满足他们的人民以及全世界的需要，并且与全世界人民合作以追求和平与繁荣。谢谢你给予我们这个机会与你以及20万观众对话。我们认为，我们之间所拥有的关系越和平，我们所处的世界也将变得更加和平。

王辉耀：谢谢你亚伟，感谢你和佩吉加入对话。特别是佩吉曾在美国政府的三个部门工作过。你现在是卡特中心的CEO，亚伟则是卡特中心的顾问，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是，自卡特总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的42年，这改变了美国和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事实上中国也就从那时起成为了这个世界高速发展的国家之一。我们今天所获得的实际上是我们发现当下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反思21 世纪的现实，这可能需要我们提升自己的思维方式。我完全同意，我们不能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放任自流，包括那些重要决定的影响以及两个国家所做出的政治决策。当今世界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实现了共同的繁荣，我们也确实需要彼此。我们何以能够真的完全分离开来？我认为这是毫无可能且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去真正去这么做了——我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我们必须思考我们如何在21世纪当中珍惜尼克松总统、卡特总统、老布什总统他们和中国几代领导人打下基础的遗产——我们所拥有的三个联合公报，千百万计的民间交流，数千亿计的双边贸易与投资。所以，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并且进行对话，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卡特中心与CCG 的对话十分重要，这能够告诉公众，仍然有理智的思考让我们不至于失序。

我同意亚伟的说法，我们很有可能迎来一个“911时刻”，或者发生类似的能够引发无法预计情况的事件。因为我们正身处于繁荣，没有谁想进入热战。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冷静的头脑和一些伟大的思考。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正在崛起，我们也需要理解中国，接受中国。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证明，没有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模式，它需要多样化，一个国家必须采取适应它的自身情况的方式。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在为此努力。我们永远无法一模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彼此，共同合作。我认为，这正是卡特总统思想的精神所在，不会有适合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单一模式，我们生活在不同当中，我们生活在多彩的世界当中。

再次感谢你们参与今晚的这次对话，而且今天是你们的劳动节，这是你们的节日劳动。谢谢你们，谢谢在中国和全球其他地方的观众。我希望再次与你们相见，当你们来中国的时候，请你们一定要来访问CCG，我们期待与你们再见。

（本文根据CCG全球对话系列之“CCG对话卡特中心CEO佩奇·亚历山大和高级顾问刘亚伟”的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CCG 图书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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