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科学之路 · 筑健康生命——第一弹
2020年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下设基础医学部。基础医学是国家一级学科,其范围包括: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免疫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药理学、分子生物学等二级学科。
基础医学是现代医学的科学基础,研究对象主要针对人体的结构、功能、遗传、发育、免疫以及病理过程并探究疾病的发生原因、发病机理以及药物作用机理,为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理论依据,它的进步引领着现代医学的发展。
长久以来,基础医学与生命健康科学交互,包括研究内容和项目选题等,都更靠近后者。随着科学进步和时代需求,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逐渐贯通并相得益彰,通过理论与实践并重,培养出既能从事医院教学、科学研究又可诊断治病的医学高级人才。基础医学是推动医学科技创新和提高人类健康水平的重要力量,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基础医学理论和技术方法的革新影响并带动着整个医学的发展与进步。
下面就由小编带领读者去了解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基础医学部教授们的科研背景与兴趣。
谭兆祥 教授
谭兆祥博士于2019年11月正式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担任基础医学教学负责人、教授。
研究领域
天花粉蛋白的机理研究和高海拔的基因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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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您的学习方法是怎样的?
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在校学习的过程中,虽然算不上天资聪颖,但十分喜欢探索与尝试。每当研究时遇到不懂的问题,都会自己去寻找资料和解决的办法。例如,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求学时,遇到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帮助学校安装网络系统,虽然我并非此专业的学生,但我喜欢发现新鲜事物,因此经过探索和学习,也顺利完成了这项任务。总体来说,我是一个秉承终身学习理念,且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人。
02
您的科研经历和研究方向是什么呢?
我的研究方向是天花粉蛋白的机理研究和高海拔的基因适应性。从加拿大回到香港后,我开始研究病毒的信号传导 (signal transduction) 等方面比较复杂的课题。几年之后,转做一些相对简单的课题,并与曾经在云南研究病毒时认识的一位英国心脏科专家一起组成了一个国际研究团队。主要研究西藏人对于缺氧的反应,希望能找到西藏人适应高原环境的原因。我们用了五年时间进行科研,最终发现了一个基因变种——EPAS1,它广泛存在于西藏人的基因中。这个基因导致他们对缺氧的反应比较迟钝,于是在制造红血球的时候亦不会过份反应,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做完这项研究之后我就退休了,退休之后我主要从事教学和合作科研相关的工作。
03
您为什么选择加入港中大(深圳)?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工作了三十多年,主要负责医学课程改革和统筹,在这方面我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得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将会开办医学院且正处于筹备时期,我对此非常有兴趣,也希望能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做更多的贡献。
04
能谈一下您的教学理念吗?
教育的目是让学生能够掌握知识,学习到辨别是非、分析事物的能力。教学有两个基本层次:第一个层次,传授知识——使用深入浅出的方法,让学生了解教学内容。第二个层次,知识运用——在学习了解之后能够熟练的掌握,并运用到自己研究的对象中去。
05
您有什么兴趣爱好?
我的兴趣非常广泛,例如:网球、高尔夫球、潜水、滑雪、 帆船等都是我十分喜爱的运动。我认为培养学生多元化的兴趣爱好是很重要的,尽量多尝试不同的事物,可以更好的开发自己的创造力。
雷湧 助理教授
雷湧博士于2020年6月正式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担任助理教授。
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为表观基因组编辑和表观遗传学。
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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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您的学习经历是怎样的?
我的学习研究经历伴随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并没有刻意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领域作为自己以后想要从事的方向。在学习的过程中,若发现自己知识储备上的短板或者不足,就会在下一阶段的学习中了解更多相关的知识。本科时,我对胚胎发育很感兴趣,因此在硕士阶段利用斑马鱼模型研究胚胎发育。同时与化学学院的师兄合作,研究一些纳米材料对胚胎发育的毒性。在这一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由于技术所限从事基因敲除的不易与繁复, 所以在博士研究阶段开始了当时并不算热门的基因编辑的研究。之后接触到表观遗传修饰和表观基因组学,了解到另一个层次的调控机制,所以在美国的博士后期间一直从事DNA甲基化编辑和有关恶性肿瘤中异常的表观遗传修饰的研究。这样的表面上的“三心二意”,其实让我能够深刻理解更多的领域,开拓自己的视野。与此同时,这些领域又是一脉相承的,为我今后独立的科研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02
您的科研经历是怎样的?
对我个人来说,系统的科研是从在香港中文大学赵晖教授课题组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当时,除了在小鼠模型中有比较成熟的基因敲除技术外,在其他的动物模型中特异性地敲除一个基因是相当困难的。我的课题是筛选出能够敲除胰腺发育相关基因的锌指核酶(ZFNs)。作为第一代基因编辑工具,合适的锌指核酶需要非常繁复地文库筛选才能找到。回想起来,整个过程相当痛苦并充满很多不确定性,作为博士阶段的课题研究是相当具有风险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接触到了许多当时前沿的技术发展。在刚刚出现第二代基因编辑技术TALENs的时候,我就利用此技术成功地构建了基因敲除的动物模型。在当时,相关的研究还是十分新颖的。我们发表的论文也非常幸运地被Science杂志引用,成功地入选当年的十大科学突破。Biotechniques杂志专访了我们的课题组并发表了相关的报道。不久之后,CRISPR的出现使得基因编辑技术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回顾那段时间其实很有意思,看着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一步步发展、成熟、壮大,到今天已经作为一种很常规的技术被几乎每一个实验室采用。我自己也感到十分荣幸能够见证并参与到这一过程中。
2014年,我博士毕业后去了美国,加入贝勒医学院Margaret Goodell教授课题组。Goodell教授是造血干细胞发育和白血病发病机制领域的著名学者。治学严谨且给予我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使得我得以独立地开展表观基因组编辑的工作。在我加入实验室的第三个月就支持我参加Keystone Symposia会议,了解在相关领域最新的发展和动态。整个课题组实验氛围浓厚,工作之外的生活也很精彩。使我能够参与到表观基因组编辑领域发展的竞赛中,与实验室成员合作,发表多篇DNA甲基化编辑领域的论文,并且接受Genome Biology杂志的约稿,发表相关的综述文章。
03
能介绍一下您的研究方向吗?
我今后将延续我在博士后期间的研究方向,即DNA甲基化及其在癌症发生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知道人体由超过3x1013个细胞组成,其中又大致分为200多种不同的细胞种类,例如脑细胞、骨骼细胞、肌肉细胞、血液细胞等等。然而同一个人的各种细胞都有几乎相同的遗传物质,即核酸编码序列(DNA)。是什么造成这些细胞如此的不同呢?是各种细胞表达的不同种类的蛋白质和小分子。是什么决定了这些蛋白质表达量的差异呢?以DNA和组蛋白修饰为主的表观遗传修饰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DNA甲基化是一种常见的可逆的表观遗传修饰,其广泛存在于转录调节、基因组印迹、X-染色体失活和干细胞多能性失活等多种生物进程中。异常的DNA甲基化在多种肿瘤、衰老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中被广泛报道。我的课题组将利用特异性的DNA甲基化修饰来研究甲基化与基因表达的直接关系。虽然基因启动子区域的超甲基化与基因的低表达或关闭具有高度相关性,但这个具体过程是如何发生和维持的,还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比如一段基因的启动子区域有多个位点会被甲基化修饰,其中每个位点的作用是否大致相同?有没有哪个或者哪几个位点的甲基化起主要作用?不同位点的甲基化修饰是同时发生的吗?如果不是,它们又是以怎样的形式在启动子区域扩散开的呢?还有已经发生的DNA甲基化如何在这一区域维持?它们会不会遗传给下一代细胞?能否通过生殖遗传传递给子代,或者让子代在这个区域也更容易被甲基化呢?你看,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未知,值得我们继续研究。此外,我对异常的DNA甲基化与恶性肿瘤,特别是白血病发生的关系也很感兴趣。比如细胞全基因组甲基化修饰的异常与细胞开始肿瘤化的先后顺序是什么样的?这就很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今后希望自己的课题组能够利用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的平台研究和解答这些问题。
04
您为什么选择加入港中大(深圳)?
我博士阶段就是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很喜欢学校和学院的运营制度,开放互动的科研环境,让我受益匪浅。在令我收获颇丰的几年里,认识了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学者,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龄人,很多人现在也和我一样逐步走上了独立的科研岗位,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在美国博士后研究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发展,并申请了我校的教师职位。面试后,叶德全院长于百忙之中亲自带领我在校园里参观。当天下午与各位已经入职的老师的交流,让我感受到生命健康与科学学院的活力和朝气。我也十分荣幸最终能够成为这里的一员。
05
能谈一下您的教学理念吗?
我觉得教学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大学课堂授课,二是指导和管理自己课题组的成员。在大学课堂上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现在的学生有很多途径去接触外面的世界,了解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在知识的获取方面,我觉得他们不需要那种手把手的教学,需要的是引导和适度的点拨,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兴趣所在。在思想建立的方面,我希望能够教导他们辩证地看待科学问题,如何从提出一个科学假设,建立一套完善的研究思路,最后能够归纳出合理的结论。我个人是也很喜欢和学生交流,他们总是有新的想法。能够跳出常规,提出一些虽不成熟但是很大胆的想法,很有意思。
在指导自己课题研究人员方面,我希望培养他们成为真正的学者,而不是技术员,锻炼他们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他们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尝试创新。在日常的工作和管理方面,我希望整个实验室是一个相互协作、相互激励的团队,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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