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行为大赏之 地方统计局的经济数据
01
十多年前的《半月谈》杂志中，记录了这样两个有关经济数据的故事。
第一个：2008年底至2009年初，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一些地方面临保八的紧迫任务，而房地产等重大开工项目对于能否完成这个目标至关重要。
然而对于东北来说，由于气候等因素并不适宜在冬季继续开工建设，但由于有上级的硬性要求，需要开工，上级还要检查，为了应付检查，各地也就有了相应的对策。
譬如东北三省中部某省的一市，为了应付检查花钱雇佣社会闲杂人，制造出一批人在白雪皑皑的工地上热火朝天、忙碌施工的景象，上级人一走，草台班子也就一哄而散，场面十分滑稽。
冬季工地
第二个故事，2009年底，在中西部某省的几次内部会议上，有领导提出，当年GDP是否要过两万亿元大关，进入全国GDP两万亿俱乐部的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
有人认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各项经济指标大幅下滑，经济形势明显不如往年，如果最后仍然宣布GDP大幅增长并突破两万亿元大关，容易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甚至质疑。
与会者纷纷点头。秘书班子嘛，则在纸上勾勾画画，今年的增长压下去了，意味着明年的数据会好看点。但又不能太难看，领导会不高兴，要不，就正正好搁两万亿的门槛前？
所以……过不过两万亿，居然是讨论出来的，而不是真实统计出来的？
02
国家终于忍不下去了，近日，国家统计局表示， 2020年初将正式实施GDP统一核算工作，统一核算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
在此之前，我国一直采取分级核算制度，即国家统计局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核算本地区生产总值。该制度自我国1985年建立生产总值核算制度以来，一直沿用至今。
这种统计模式下，地方与中央的统计，不断地“打架”。
来看一下光大证券的数据，2004年到2017年，各省加总的GDP超过全国GDP的程度，大约在5%附近。这就类似，中央一统计，全国生产了20辆汽车，地方汇总加起来却是21辆。
2004年至2018年各省加总的GDP超过全国GDP的程度
数据来源：光大证券
以2016年为例，全国GDP大约74万亿人民币，而各个省加起来则超过了77万亿。差额超过了3万亿。
3万亿是什么概念，2016年GDP超过3万亿的省份，只有9个。地方报给中央的GDP数据，高出了一个全国排名第九的湖南省GDP的量。
除了中央和省级GDP数据之间的打架，省级和市级数据之间，也对不到一起。
以四川省为例，2016年四川全省加起来34752.81亿，公布的全省GDP总量32680.5亿，全省加起来比全省高了2072.31亿。
对于地方GDP数据“虚高”的问题，地方官员们一个很流行的解释原因是重复计算，比如注册地和实际业务地的不同，造成两个地方都给算了进去。
但是，我们再来看增速，2016年全国GDP增速6.7%，但我们看一下地方的数据， 只有黑龙江、山西和辽宁三个省份的增速低于6.7%，而这三个地方都是GDP总量靠后的地区。三个小地方的增速拉低了全国的增速？显然不可能。而且，每个省自己的统计范围按理说不会变，所以增速应该能和全国数据对得上，但是结果却是增速也对不上。
难道每年重复计算的范围也在扩大？
一定有刁民想忽悠朕啊！
03
31个省市，哪家的锅？
第一个出来背锅的，是辽宁。
2017年1月17日，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八次会议在辽宁人民会堂开幕。时任辽宁省省长求发同志代表省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工作报告中首次对外确认，辽宁省所辖市、县，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的问题，导致经济数据被注入水分。
陈省长在报告中，援引了国家审计署2016年的一份文件：“辽宁省所辖市、县财政普遍存在数据造假行为，且呈现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手段多样等特点。虚增金额和比例从2011年至2014年，呈逐年上升趋势。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虚增最高的年份是2016年，虚增比例高达23%。另有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4年，辽宁省财政收入虚报至少20%。
那时候，正是辽宁原省委书记王珉执政的时期。而这位仁兄，已于2015年4月卸任，并于2016年3月正式落马。
王珉
陈省长在揭短之后不到两个月，2017年3月7日，总书记到辽宁人大代表团参加座谈时就告诫，“经济数据造假，不仅影响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而且严重败坏党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总书记强调，“此风不可长，必须坚决刹住！”
2017年辽宁“首暴”之后，更多的省份加入了GDP爆破之中。
2018年1月3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内蒙古承认GDP数据有假。调减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0亿元，占总量的26.3%；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约占16年内蒙古GDP总量的15.6%。
接着在当年1月11日，在天津滨海新区人大会议上，政府公开承认：“挤掉水分之后，滨海新区2016年GDP从超万亿元调整为6654亿元，2017年预计7000亿元，同比增长6%。”
挤掉水分后，滨海新区GDP缩水三分之一
可见，辽宁并不孤独！
从这些已经官方披露的这些地方造假来看，涉及范围之广、金额之大是让人瞠目结舌的。
仔细看一看国家审计署对辽宁的审计报告所用的描述是“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手段多样等特点”，基本等同于数据没法看。
而再来看看天津滨海新区，GDP从超过万亿调整到6654亿，也就是说，虚增幅度差不多到了50%的程度！
调整之前，天津市滨海新区是全国首个迈入万亿俱乐部的国家级新区
经过对辽宁省各个地方的深挖，更是让人汗颜。
根据辽宁省自己举的例子中提到：有一个镇，一年财政收入160万元，最后报成2900多万元；一个市，规模以上企业只有281家，却上报成1600多家。
这种造假法，统计局的直接在家里敲数字就好，根本不用干别的。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冰教授曾表示：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部门都有“三本账”，对外公开是一本账，向上级部门汇报是一本账，自己私下还留一本账。
04
地方如此这般的忽悠，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中央一直没有做到全国一本账而选择在当前的时点进行统计改革呢？
首先在于数据统计技术的进步，早在2014年，国家统计局就与包括BAT在内的十多家企业签订了大数据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发展大数据来为全国统一核算工作铺路。
BAT不仅推动的是互联网产业的进步
同时，国家统计局这些年来不断推进联网直报，企业通过联网直报可以直接将数据报到国家统计局，中间市县省一级是无法修改和填报数据的，数据直接从起点到达终点。
当然，统计技术的差异仍然无法解释地方存在如此大的粉饰GDP的冲动。推动地方GDP造假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和中央对于GDP的诉求的差异，双方博弈的背后，是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地方对于GDP的诉求，是通过GDP来体现“政绩”，因此就会有虚报的冲动，而中央对于GDP数据的主要诉求，在于全面掌握真实的数据，从而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下行时期，通过不断高速发展所掩盖的一些问题会逐步显现，中央更需要通过科学而准确的数据来服务于中央决策，之前存在的种种默许，也宣告结束。
GDP统计成功改革的背后，是中央权力的凸显。
05
经济数据造假，影响是十分恶劣的。
审计署报告中直言，“财政数据造假问题，不但影响中央对辽宁省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还影响到中央对辽宁省转移支付规模，降低了市县政府的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
也就是说，财政数据造假，老百姓，是直接受害者。根据测算，辽宁省前些年财政收入虚增空转，相当于老百姓平均每人要多交税收1000元！
而且，当地老百姓的教育、住房和医疗，这些都与统计数据密切相关，部分地区的数据被虚增了超过1倍，老百姓没有得到的好处，被强行放进了统计数据。
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每次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数据一发布，大家都会惊呼，“拖后腿了”。
央视《新闻1+1》中曾做过一期关于辽宁经济数据造假的节目，其中提到了一位在辽宁当地基层政府和司法机关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陈律师描述，他曾经接触到的一个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在的区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GDP任务，要按照目标进行纳税，而且还要预缴，直接导致企业预缴了几百万。
典型的官员吹牛，企业和百姓上税。
这种“上级下达GDP目标”的现象，并非个例。
早在2010年出版的《半月谈》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揭秘地方统计造假乱象，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文章，揭露了辽宁当时的数据造假倾向。
文中提到“辽宁某地一名县委书记道出了其中的潜规则：上级下达多少指标就能完成多少指标，并且下什么指标都绝对能完成”。
陈律师还讲到他曾接触过一位在某区统计局担任过局长的人，由于其为人正直，胆子小，区长让他改数字，他没有改，结果就被调离了。 摊手。
06
这场数字忽悠的游戏，中央和老百姓都是受害者，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可能还是局部的少数人，可如果中央决策层的决策是基于这些掺水的数据，那么受损的，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
这场游戏的受益者，就是凭着这些“好看”的经济数据升官发财的人。
我们进一步思考，连关乎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的经济数据都能造假，更何况其他领域的呢，看一篇曾经的新闻：
每一次造假新闻的出现，都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损耗，如果不及时纠正，就有陷入总书记在2014年让全党保持警惕的“塔西佗陷阱”之中，也就是无论说什么做什么，人们都会认为它是在说假话、做坏事。
早在2010年，《半月谈》记者在东北采访时，听到了民间流传的一幅对联。
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
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横批：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2020年已经到来，似乎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所留下的记忆正逐步淡去，但是当年被我们批判的“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却还是不断在我们身边浮现。
如果不及时改变，作为普通百姓的你我，将为各地的“数字盛世”，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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