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想到，像我这样仅有初中学历的人，竟然有一天，我会站在大学讲台上，给学生们上大学《写作》课程。我从云南一个穷乡僻壤里的村庄，逃离到灯火斑斓的城市，这个过程有太多艰难与无奈。我第一份安身立命的职业是医院清洁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扫地、拖地板、打扫厕所，然后把垃圾运送到垃圾站。每天都在无止尽地重复这样简单而枯燥的工作节奏。 刚开始工作的几个月，我都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总要无数次说服自己，别怕，别慌，你尽管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只要把白大褂一穿，没有人能够认出你。 每天一结束工作，换下工装，回到自己的临时工宿舍，我就进入另一个自由的空间——阅读，那些我从医院图书楼和市图书馆借来的文学书籍，是我打发漫长时光的良药，是我的精神血脉，是我人生的希望和曙光。那时我基本上保证，每周至少要读完五本书，一个月下来，足足有20本。 我阅读的范围，基本都是围绕着生存、苦难、抗争等命题来选书。如今我仍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出来。如中国作家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好运设计》等等。当然，为了消化吸收书本营养的需要，我大概率地选读中国作家的作品。 随着读书渐入佳境，也拓展了我读书的深度与宽度。有的书甚至要反反复复地读几遍，把书中的精髓融通到血脉中，如此几遍才罢休。书读得多了，慢慢地学会了思考。仅仅漫无边际地思考是不够的，我必须把所思所想写下来，把思索的躯干留下来。只有保存着思索的躯干，我所思之后的价值，才能在字里行间得以凸显出来。当然，陪伴度过艰苦清洁工时代的，除了书本外，还有一个人，是那时的女朋友。工作之余，她会陪我聊天、给我洗衣服。时间长了，她是我不能缺少的同行人。是我心灵的依靠，生活的方向。她和我一样，也是医院的清洁工，只是科室不同而已。关于写作这一爱好，其实在我中学时代就初见端倪，我初中一年级便在《小溪流》《少年文艺》《文学少年》等期刊发表习作。如果不是家庭所限，我也不会成为一名清洁工。是书籍慰籍了我的伤痛，是写作治愈了我的悲苦。当我整整干了一年清洁工的时候，一个奇迹出现了：那是一个正午，我在医院门诊部楼道上扫地，窗外寂静无声，白花花的的阳光洒满大地上。心想，秋天马上到来，倏然一阵酸楚。这时我扫到一张新崭崭的报纸，怜惜地捡起来一看，正好看到一篇文章，上面署着我的大名，那是一篇写我清洁工生活的文章。瞬间，我泪如泉涌，生活的酸楚扑面而来。我揣好报纸，有条不紊地扫完地，回到宿舍。遭遇了那次意外的惊喜和打击后，我认真反思自己：既然能写诗作文，我为何不重新进行职业规划与选择？考虑了三两天后，我选择了辞职，到一个民办学校里当了老师。从清洁工辞职以后，我的职业选择变得开阔了，我做过广告策划、报刊编辑、移动专员等等。每一次转型，都让我心满意足。 随着阅读与写作的深入，我相继加入了云南省作协和中国作协，也荣获了各类文学奖项30余次。在云南边疆的普洱市，我终于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作家诗人。也就在35岁那年，2007年9月，我成为当地大学的驻校诗人。我把007当做一个吉祥数字，如同买彩票中奖的幸运数，一辈子值得回忆。那一年，我结束了长达十余年居无定所，摇摇晃晃的日子，我被特聘为云南思茅师专任驻校诗人。职务描述里如此晃眼地显示：“驻校诗人，专事写作。参与中文系写作课教学任务，参与民族文化课题研究，为学生开设一门选修课，每学期举办不少于一至二次学术讲座……”。
天哪！这些词汇不是我日常生活中碰到的“知音”或“异类”，从此以后，它是我透亮的身份、标签和筹码。
泉溪，原名熊家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普洱市作协副主席。从事过清洁工、大学驻校诗人等职业。曾两度进修于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高研班、诗刊第28届青春诗会代表。出版作品若干，获奖若干。现居普洱，独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