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开考古专题会，西史辨伪研究功不可没！
考古学，是根据发掘出来的或古代留传下来的遗物和遗迹研究古代历史的学科。习近平在主持学习中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现场作讲解的，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专家陈星灿。六天前（9月22日），他刚刚在教文卫体专家代表座谈会上面对总书记发言。总书记在那次座谈会上提出，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再往前算，9月11日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80后研究员付巧妹发了言。有人说她是“最年轻的科学家讲的是一个最古老的研究课题”。
中国古代历史辉煌灿烂，长期领先世界，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和人类文明的中心，诸多发明创造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创造了堆积如山的财富。根据相关信息，中国人的智商世界最高，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都是中国人的智慧结晶，是在明清时期被西方偷窃劫掠了。这个偷窃劫掠规模之大之彻底，只能用“乾坤大挪移”来概括。中国在鸦片战争前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拥有的财富目前一些数据说占世界总量的35-40%，我认为，由于中国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比世界其他地方高得太多，体量又大，创造和拥有的财富实际上应占世界总量的70-80%，但这些财富也被西方掠夺了，之后中国变得一穷二白，贫穷落后。他们还在中国本土毁灭了能够找到的所有原始档案材料，为的是不让中国人有继续学习和发展的机会，让中国人永远处于“落后”状态。近年来大批中国知识精英移居海外，或者在海外做访问学者，有机会接触相关信息，一些有良知的专家学者把这些信息传回国内，我们才知道这些情况，我已经写了一些文章进行介绍。
根据一些西方伪史专家学者的研究，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其中古代埃及、巴比伦和印度都是基督教神职人员在一个秘密组织共济会的策划下伪造的，只有古代中国是真实存在的，此外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也是他们伪造的，人类起源于中国大西南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地区。关于共济会，著名政论家何新先生对其有深入研究，这里不作介绍。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原生文明”，就是中国，中华文明。这些基督教神职人员，不但伪造了那些文明，还把伪造的文明都放在中国前面，压制中华文明。他们伪造了人类“非洲起源论”，否定中国夏代伏羲女娲尧舜禹汤的全部古史，让中华文明垫底，把中华文明的成果嫁接到他们伪造的文明上，窃取了文明源头，把西方塑造为了世界文明的中心。比如他们伪造了古代文化科技巨人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托勒密、阿基米德、毕达哥拉斯等，把中国古代的科学、哲学、科技发明和创造嫁接到他们身上，并用他们的名义命名科技成果，如把中国周朝商高西元前1000年发现的勾股定理嫁接到虚构的古希腊人毕达哥拉斯（西元前580-500年）身上，叫“毕达哥拉斯定理”；把中国西元前5世纪发明的十个数字嫁接到虚构的“印度文明”上，安排在3世纪发明，称“阿拉伯数字”；把中国西元前6世纪前《黄帝内经》已明确记载的子午经纬黄道赤道等，嫁接到虚构的古希腊人埃拉托色尼身上，安排在西元前3世纪；把中国传统历法嫁接到巴比伦，并安排在6000年前等等。他们还把中国明代科技信息交给一些人解读，让他们直接以自己名义发布，占据科学巨匠位置，如牛顿、哥白尼、伽利略、莱布尼茨等。阴差阳错，牛顿和莱布尼茨同时获得了明代数学家王文素所著《算学宝鉴》中关于导数的一个翻译稿，结果导致了所谓的微积分原创之争。
这些信息可能超过了许多中国人的想象力，难以接受。但是，这在国外并不是秘密，而是常识。西方人分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精英阶层对中国的了解深入骨髓，普通大众则被操纵。西方精英向普通大众和我们宣传的中国是愚昧落后的国家、中华文明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一切都仰承于他们的恩赐，形成了一套黑白颠倒、乾坤倒错的历史和话语体系。他们把中华文明绑缚在这套伪史和话语体系中，给中华文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久而久之，形成了普通西方民众对中国人的鄙视和中国人自己的自卑心理。不仅如此，他们还要霸占全世界，消灭我们，这次疫情就是他们消灭我们的行动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处境很危险。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我国历史上有过一个夏朝，可以说从未怀疑过；这种怀疑始自近代日本！在西方蓄意阉割中华文明、抹杀中华文明、伪造西方历史的背景下，1908年8月，日本阴谋史学家白鸟库吉在日本《东洋时报》上发表《中国古传说之研究》，提出所谓“尧舜禹抹杀论”；稍后，他又在所著《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提出，中国上古史的记载均具有神化色彩而非信史，属后人杜撰云云，民国的“古史辨”走狗文人，群起效尤，竟然提出“大禹是条虫”……呜呼哀哉！从此刻起，夏朝的正史变成了传说。
解放后，为了匡正中华文明，恢复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国家考古研究机构一直在努力，国家领导人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其中九五期间（1996-2000年），国家进行了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11月《夏商周年表》公布，初步确定夏朝起始年代为西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线为西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线为西元前1046年。2001年，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启动，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16年工程结项，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拥有5000年文明，具备“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总书记习近平对考古研究重视有加。早在2012年6月19日在北京大学调研时，就专门到考古文博学院观看考古成果展，并与2009级学生亲切交流。次年5月2日，给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说：“得知你们近一年来不仅校园学习取得新的进步，而且在野外考古实习中很有收获，甚为欣慰。”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主持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说“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总书记的这些作为，为中国人建立自己的历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提供了官方支持，开辟了国际平台。2016年4月，总书记又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在主持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责任重大的观念。
确实，中华文明要复兴，必须对世界历史正本清源，打倒西方伪史，扶正中华文明。而中国官方考古研究、民间考古研究，和西史辨伪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应该说，中国自己的考古历史研究相当于从内部反击西方伪史和伪史话语体系，西史辨伪研究可以看作是外线作战。由于西方伪史话语权的存在，中国考古研究的成果西方可以不承认，国际学术界也就不予认可，所以需要中国的考古历史研究与西方文献的对照，内外夹击能够促进取得胜利，这样中国民间自发的西史辨伪研究就显得重要了。希望中国官方和民间的考古研究与西史辨伪研究能够合作，全力为匡正人类历史，复兴中华文明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