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之下的更多思考

 岐黄研究院（VX：yydsjianglu）

              “上海作为国际化城市，从来都不缺

                少国际医药资本的代言人！”

来源 |博索

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坚守，福田滨河路以南形似“叮咚鸡”的临港区域终于迎来了解封的时刻，解封当晚，响彻街区的鞭炮，照亮夜空的烟火，让人们更加珍惜久违的自由。

几家欢喜几家愁。与欢乐的福田南居民不同，南山桃源街道一户居民隐瞒亲戚上海来深信息，用私家车接入家中，次日该亲戚在深圳核酸检测确诊。受其牵连，刚刚解封不久的小区再次冰封。

自2022年1月份疫情爆发以来，香港累计确诊已近30万例，占全部人口的近1/20，死亡超过7000人。主要受其影响，深圳疫情多点爆发，来势汹汹，一时间人心煌煌，让人不免想起3年前沉重的压迫感。

所幸深圳反应及时，应对得当，彻底执行了封锁、隔离政策，尽管在核酸检测方面存在过度执行的情况，但总算扑灭了这轮爆发的疫情，到3月27日，基本恢复了全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相比之下，3月27日，上海新增本土确认50例，无症状感染者3450例。

同为超大型城市，为什么深圳、北京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表现出色，而自我标榜“精细网格化”管理的上海到头来却从“模范生”变成了小丑？

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说来主要是舆论的问题、执行的问题、以及城市化自身的问题。

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国家一直把“动态清零”作为抗疫斗争的大政方针，既发挥了人在抗疫斗争中的主动性，也兼顾了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抗疫斗争的灵活性，三年的抗疫斗争也证明了这一政策在保障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上海作为国际化城市，从来都不缺少国际医药资本的代言人。对于国际医药利益集团而言，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也是最肥美的鱼肉。如果中国始终坚持“动态清零”的抗疫政策，国际医药资本就无法从中国获取预期的收益。

所以，他们需要把中国的“动态清零”，消灭侵略病毒的斗争策略向“与病毒共存”、“群体免疫”的方向上卖力引导。

出于这一目的，它们要消除群众对病毒的恐惧与防范，把奥秘克戎病毒描述为“大号流感”，并一再强调疫苗在预防新冠病毒作用明显。

美国、印度逝去的数百万亡灵、香港、武汉、吉林死去的逾万名同胞都已经证明，仍在变异中的新冠病毒并不是网红们口中人畜无害的“流感病毒”，而是收割生命的死神。

国际医药资本存在的意义是追求利益，为了利益，它们不惜制造生物病毒，不惜投毒，更不惜让更多的人口变成它们的市场与韭菜。

知名网红说，“在已经实现群体免疫的国家，病死率已低于流感……近期我国继续采取社会面清零策略…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会持久性地采取封城和全检测的策略…我们要借着社会面清零带来的难得的机遇期与窗口期，准备好更为完备、智慧、可持续的应对策略…老年人普遍的第三针，更好的疫苗与疫苗接种策略、可以广告供给的口服药物……”

貌似“人性关怀”的医药网红很好的掩护了它的目的：借助隔离创造健康需求，而这种需求，是通过采购更多的疫苗与口服药物来实现的。而目前相关的新冠治疗口服药物，是辉瑞生产的，一盒2300元，经过国际医药利益集团的努力公关，辉瑞新冠特效药已经被写入新冠肺炎诊治方案第9版。

美国新冠感染人数已超过8000万，按照每人一盒2300元计，仅在美国，它所形成的市场规模为1840亿元。全球目前感染新冠的人数为5亿，如果能转化为有效市场，这一市场的规模超过1.15万亿。而在追求可持续商业模式的医药公司那里，一盒怎么够呢，最好是一盒接一盒，直到批量制造的患者被装进盒子。

到了这里，仍有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网红貌似客观的话术与言论，实则是对“动态清零”政策的否定与颠覆，而这么做的目的，是再一次推广疫苗与口服药。

在全球医药资本的眼中，并没有生命权之类的概念，只有尚未开发的市场，尚未收获的利益，在它们眼中，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亟待开发的巨大市场。

3月28日，长期窃取舆论高地，化身城狐社鼠的胡主编，说什么“每一轮抗疫都必须同时是探索”，单纯这句话没毛病，可问题是，它无视3年来中国在抗疫方面积累的成功经验，它是在网红在推销群体免疫与辉瑞神药时说这番话，就不仅仅是“探索”字面上的意思了。这颗洋教家庭熏陶出来的歪瓜劣枣，它的立场与所代表的利益，与带货网红是一致的。

历史总是相似的，回顾三年前武汉陷于水深火热之时，另一个代货的网红也是在推销辉瑞的新冠神药。武汉抗疫战争胜利的转折点，是方舱医院的阻断传染与中医药方案，网红口中的辉瑞神药在抗疫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作用。

说辉瑞神药不起作用并不客观，它也是有作用的，它让国际医药集团赚得盆满钵满。这也是网红们兜兜转转，忠心耿耿，一再推销韭菜神药的动力所在。

以为天使在身边，不见魔鬼黑眼圈。

在网红“打左灯、向右转”言论迷惑之下，上海人民倒了大霉。一旦少部分人放松警惕，整个社会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如今，大错已酿成，说“大号流感”的，是为国际医药资本开拓市场；说“探索”的，是在为地方阳奉阴违执行国家抗疫政策洗脱罪责。相反，在每次向西方看齐花式带货导致疫情爆发之时，总是中医药紧急灭火，还一方安宁，而主流媒体鲜有报道。

疫情之下，上海人都在执行居家隔离政策之时，沿海街酒吧拒不执行餐饮停业的规定，仍开门营业，里面坐满了不戴口罩的外国人。记者询问路边警察，被告知不归他管。不遵从主权国家的政策法规，不存在什么外宾，只是一堆危害公共安全的洋垃圾。不行使警察的维护社会安全的权力义务，哪是什么人民警察，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因为少数警察未尽到维护公共安全，为本国人民服务的职责，致使我们的国家成了洋垃圾的法外之地。

这一幕，不免让人想起了租界时代屈辱的上海滩。

但我更怀念新中国处理美国驻上海副领事，武警战士用枪托痛砸日本狂徒挑衅时所展现的国威。以威灭之，才是洋垃圾本应得到的待遇。

说什么鼻子高戴口罩难受，砸扁再戴就不难受了。

这轮上海疫情的爆发，虽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至少与抗疫政策执行不到位有关，与对寄生在上海的洋垃圾管控不到位有关。

疫情问题与大城市的经济生态同样息息相关。

3月18日，一位早餐店店主与深圳卫健委的对话爆红网络，很多人由衷赞叹，深圳是个有温度的城市。

确实，冷漠的对待和有温度的关怀有如严冬与春风，深圳卫健委更是营造社会影响力的个中高手，值得各政府部门学习。

然而，回归根本，早餐店小哥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三年过去了，疫情消失的希望似乎仍看不到终结的希望，在人口高度密集的超大城市，不同于家财万贯的房产地主、金融地主，衣食无忧的公务员，手停口停的庞大社会底层人群事实上一直生活在绝望的悬崖边上。对于他们来说，不工作，就没有收入，就没有三餐果腹的食物。

这不是人性关怀的问题，甚至不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这是资本秩序主导的城市生态的问题。

因为几十位香港司机核酸阳性，香港青菜飙涨到几十元。看到自由市场的恐怖之手扼紧香港民生的菜篮子，广东调剂了几十位司机解决供港蔬菜的物流运输，香港菜价迅速回复平常。

创建超大城市的目的，不只是人口、资源与技术的效率聚合，更是建造一个创造利润的巨大市场。尽管华强北的神话被一再提及，但华强北仍只是城市的一个面孔，而华强北的神话也早已终结。

随着物流与互联网的崛起，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能实现更具效率的华强北的功能，物联网才是真正的中心，而今日的华强北已经变身为时尚前卫的科技文化街区。

在近些年的城市发展战略中，福田要打造中国的消费高地，这也是华强北由电子市场向科技文化街区蜕变的原因。

华强北的转变，凸显了城市的商业目的与市场功能，在科研与生产去中心化之后，消费与市场被放到了更为突出的目的。

为了创造足够大的市场，城市需要圈养驯化足够多的人群，才能收割预期的收益。

在这种圈养与驯化之下，城市越大，人群独立自主的特性，丧失的越彻底。

进入社会的每个人，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参与社会分工，并获得所需的生存与发展的资源。

在健康的社会生态中，人们在参与社会分工，获取生存与发展资源时，仍能保持相当的自主性，表现为通过家庭、集体获得粮食、住房、教育、医疗等资源，人群获得物品与服务时不需要过多的标价与溢价。财货与服务并不需要数据量化就能很好的实现社会人群的生存与发展。

然而在商业化与过度城市化的过程中，资源、财货、服务都被资本化、市场化、商业化，不同于过去价值服务于生活，经济活动不再服务于人，而转向服务于追求利润，利润的沉积与垄断伴随着财货的沉积与垄断，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在自由市场机制的运作之下，人不再是财货服务的对象，而是剥削与压榨的对象。只要还没烧成灰、装成盒、埋入坑之前，商品化的人创造利润的使命就没有完成。

按照自由市场的逻辑，城市化的意义是尽可能地把具有产生利润价值的人集中到一起，集中榨取他们的生产价值、集中榨取他们的消费价值。由此可见，城市化与城市群，不仅仅是协作生产的需要，不仅仅是集成创新的需要，更是资本秩序奴役劳动者群体、消费者的需要。

在华夏文明悠久的历史中，不乏战争、疫病等灾害，历史上的瘟疫多发生于城市，而止于乡野。疫病初起时，城市中的人也往往逃往乡下以躲避瘟疫。

何以如此呢？

城市与商业，是社会协作生产、社会分工的具体体现，社会生态越发达，它的社会分工与协作程度就越高，人群的交流密度也就越大，疫情爆发时，人群的流动无疑加剧了病毒的传播与扩散，城市封闭围合的生存环境成为病毒繁殖的温床，最终导致病毒的大爆发。

而在乡村，相对单一的生产方式与简单的协作水平，大大降低了人群的交流密度，相对于城市的高密度人群，乡村不具备病毒高效传播的链条，所以在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传统社会，大疫止于乡野是有其道理的。

在互联网、物流系统发展成熟之前，人类社会或许需要通过把人口与资源集中到一起以提高生产效率。当这两项技术成熟起来之后，人类社会的协作生产完全可以实现去中心化，相对于大城市糟糕的交通、昂贵的水电成本，分散于交通线、远离城市中心的乡镇更具效率、成本与环境优势。大城市存在的意义更多是商业意义的，把消费者集中到一起，用住房、教育、医疗、商业等镰刀，一遍又一遍收割。

随着技术的发展，世界上的每个点，都可以成为生产与生活的中心。而不管什么时候，人都应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而非资本秩序的奴隶。

前面提到的那位早餐店小哥，离开城市真的就没有活路了么？

当然不是，作为一朵城市浮萍，他最好的归宿，是故乡。

卫健委解决不了他的生计，而大城市的凋零，很早之前已经发生。

华为需要大城市么？松山湖足够了。

比亚迪需要大城市么？坪山足够了。

在全国2000多个县市，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大型企业、社会经济生态，这些地方没有高房价，没有高物价，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故乡获得基本的衣食所需。在这些县市，缺少的是人才、是技术，是建设家乡的决心与热情。如果自己都不愿意用双手建设自己的家乡，背井离乡给房产地主交租、给产业地主交租、给商业地主交租，劳碌一生，两手空空，怪大城市的资本家与房产地主么，他们又没请你过来。

背井离乡选择大城市，意味着远离父母，留守儿童，意味着在工厂宿舍里透支青春的适龄青年，意味着数以亿计大龄文艺青年在摽梅之岁仍不切实际地做着公主王子的梦，而对整个国家民族而言，是不可承受的灭种之患。用这样的代价换取所谓的经济成就，值得么？

经历了三年疫情笼罩的阴霾，资本秩序主导的社会问题被集中展现。

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自己的家乡，自己不建设，别人不会帮你建设。

河南商丘，人口外流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这里的应天书院是当时全球最顶尖的学府。

陕西延安，旧中国最贫瘠的地区，也曾是全国热血青年心中的圣地。

不毛之地的毛乌素沙漠，如今已是水草丰茂、百业兴旺的塞上江南。

美好的生活，是劳动的双手建设出来的，又何苦把这双勤劳的双手为他人做嫁衣呢。

中国的劳苦大众，只有回到自己的土地，只有自己联合起来，分工协作，为自己，为集体创造物质财富，才能真正过上没有三座大山的生活，才能不被资本豢养的网红们带偏方向，才能摆脱国际医药资本的刀俎，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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