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峰与老枪，奉铁厂中年杀人事件

近期11月上映的《老枪》，根据来自猫眼的数据显示，上映12天，仅累计票房501万。豆瓣目前评分7.7分。而它是上一年入围各大电影节的作品，入选2023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就是《雪豹》获最高奖以及顾晓刚拿黑泽明奖的那一届）。

贴个一段《老枪》导演的创作历程：

电影《老枪》海报

《老枪》作为一部融合了宏观历史背景与微观人物命运的电影作品，展现了一种典型的融合叙事结构。

在这一结构中，大时代背景（如国企改制、东北下岗潮之前的社会混乱）与小人物的个体经历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故事的完整框架。

作者：陈美仪

排版：范刀刀

责编：刘小黛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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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学兵的失衡之音与时代回响

首先，我们从主角顾学兵入手。

电影《老枪》顾学兵（祖峰饰）

顾学兵的右耳听力弱，这一生理特征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耳朵作为听觉和平衡的双重功能器官，其损伤不仅体现了生理上的缺陷，也可能暗示了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失衡与动荡。

生理角度上，顾学兵的右耳听力弱源于其射击队时期的职业损伤。射击队不仅是集体叙事的产物，更是顾学兵个人追求和梦想的象征。他的耳朵受伤，导致他被迫退役，转而成为保卫科员。

顾学兵仍然保持着对射击运动的热情和对自身身份的某种追求，即使这种追求已经不再通过实际参与来实现。他为自己准备了一把枪，这也是全剧的引线。

《老枪》顾学兵（祖峰饰）

进一步地，顾学兵的耳朵受伤可以被看作是对个人命运与社会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隐喻。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个体命运往往受到社会结构和体制的制约。

所谓“听声辨位”，但对于无法听辨声音的顾学兵而言，在纷扰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他难免感到迷茫与困惑，不知如何在这样的乱世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与应对之道。

电影《老枪》

这种不稳定性和晃荡不仅体现在他的职业生涯的变动，也反映了其个人身份认同的困惑和挣扎。

做自己无需他顾，但总有人被迫站在中间，独自在迷茫中徘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局部失聪”的状态逐渐成为一种惯性，反映了顾学兵在心理上的适应和妥协。

电影《老枪》顾学兵（祖峰饰）

这种人物设定在顾学兵与周围人物的关系中也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在与他人的互动中，顾学兵往往选择妥协或奉献，将内心的不解和愤懑自我压抑，如放弃对黑三的逮捕、对暧昧对象卖酒这件事的自我说服，这种自我阉割的行为揭示了他对社会压力的屈服和对自我情感的压抑。

祖峰老师的表演，以其既孱弱又硬朗的气质，完美地捕捉了这一角色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祖峰

耳朵的前庭障碍这一麦格芬元素在故事结尾得以圆满回收。随着顾学兵摆脱了电车困境——即道德抉择的两难境地——他得以展现出其作为射击手的纯粹技艺。

在这一关键瞬间，影片通过放大风扇的旋转声与蝴蝶的振翅声，营造出一种强烈的氛围，标志着顾学兵全然沉浸在心流状态之中。

电影《老枪》海报

欲望的缺席与镜像的破碎

其次，关于“父亲”与“儿子”。顾学兵和耿晓军的关系有几个层次，耿晓军对顾学兵的称谓也发生过几次变化。

在观看影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刚刚过完生日的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网友戏称其为“奉铁厂中年杀人事件”。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牯岭街》中的台湾社会正经历从威权统治到民主化的过渡，社会结构、政治氛围和文化价值观都在发生剧烈变化；《老枪》的背景是在 80 年代末国企改制之前，乱象频发，社会环境复杂。

他们都涉及了个人和集体、时代变迁的主题。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父亲的角色参照着国家镜像。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他通过接受国家机器的暴力逻辑，维持了一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自我认同。这种认同是基于对国家权威的服从和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维护。

父亲的这种行为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即个体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为了适应社会规范和期望，往往会牺牲个人的自主性和批判性思考。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相较之下，顾学兵的人物形象体现了朴素的善。他的道德观念简单而直接，坚信“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种原则不受复杂欲望的干扰。

这种道德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和谐的理想化追求。然而，这种理想化的道德在复杂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却导致了他的道德困境，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反而使他和周围的人都陷入了困境。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影片的核心焦点集中于少年的成长阶段，其中主人公小四通过在同龄人及年长者身上寻求自我认同的镜像，以此作为探索自我身份和定位社会角色的途径。然而，随着所有寻求的镜像相继破碎，小四最终体验到了自我认同的崩解。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与此同时，《老枪》围绕着故事中中年角色顾学兵所经历的自我认同的深刻冲突而展开，而非少年耿晓军的心理状态。

尽管耿晓军也展现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特质，但他与小四在心理发展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

“无父”的状态并未导致耿晓军的恐惧与迷茫，尽管“父亲”的形象对耿晓军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枪支也意味着权力）。

电影《老枪》晓军（周政杰饰）

相反，他拒绝依赖他人的镜像来确认自我，一旦“父亲”的形象与其内在自我认知相悖，他更倾向于选择放弃。

顾学兵和耿晓军所展现的是一种基础的道德理念（又或者说简化的道德观念），其中缺乏对欲望的探讨空间。

故事情节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宏观时代背景对个体生存空间的挤压效应，这一外部压力无形中削弱了角色内在行为动机的完整性与深度，导致其动机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片面性与不充分性。

另外，电影中，小马作为少年帮派的领导者，其形象构建基于一个“失父”的背景：小马的父辈在工厂不幸离世，却未能获得应有的抚恤金，这一经历激发了他朴素的索赔愿望——即依靠自己的力量而非体制去争取本应属于自己的权益。

电影《老枪》小马（沐桐饰）

这成为了他获得追随者的关键因素——对不公平待遇的反抗，以及对正义和公平的追求。那么义字当头，重视情分的朋友们理应拔刀相助。这种联盟超越了血缘关系，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和互助精神之上。

在《老枪》的叙事中，子一代展现出了决断与果敢的行动力。与此同时，父一代则因受到多重社会和情感的束缚，常常陷入犹豫不决。他们的犹豫源于对既有社会结构的依赖、对家庭责任的担忧，或是对于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冯雷和邵兵饰演的父亲和丈夫便是代表。

电影《老枪》赵永强（冯雷饰）

边缘化女性与最后的枪声

最后，在片尾的彩蛋中，一众男人跑向火车铁轨的场景，似乎在暗示我们《老枪》的故事实际上也是男人与枪的故事。

这一场景与电影中女性角色的相对缺席形成了鲜明对比，仅有的女性角色——由秦海璐饰演的顾学兵的暧昧对象——得到了有限的描绘。

电影《老枪》小金（秦海璐饰）

秦海璐所扮演的女性角色在影片中扮演了多重象征与功能。

首先，她象征着家的安定与情感的温暖，正如顾学兵在耳朵受伤后于包子铺寻求慰藉的情节所体现。

其次，与她有关的顾学兵和南方富商的对照，揭示了权力归属的象征意义。

此外，她代表了妥协与退让的力量，在顾学兵无法提供帮助的情况下，她迫使耿晓军接受息事宁人的方案，让他盖下手印。

在这一叙事框架中，女性角色依旧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被束缚在既定的社会角色和框架之中。她们的痛苦与挣扎，虽然存在，却往往被轻描淡写地处理，在社会叙事的边缘轻轻带过。

电影《老枪》小金（秦海璐饰）

在结尾戏剧性的高潮时刻，耿晓军大声呼喊“我不怕”，以此示意顾学兵对其本人及在逃的歹徒实施射击，而顾学兵在此压力之下无法动弹，这一场景揭示了个人意志与集体义务之间的终极冲突。

在顾学兵恍惚间，我们目睹了个人欲望或私利的短暂主导地位（尽管我无意将个人与集体设定为对立的叙事）。

正义的天平在一次倾斜之后，反而催生出了新的生机与希望。

电影《老枪》

顾学兵开枪的一瞬间，其行为不仅是对歹徒的直接反击，更是一种对命运不公的挑战和抵抗。

这一枪声不仅是暴力的终结，也是对过去岁月中自我迷失的呐喊。当顾学兵一枪将抢劫犯毙命，镜头给了一个特写，接着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耿晓军眼中的震惊，那是“父亲”再次吸引他的时刻。

电影《老枪》晓军和顾学兵（周政杰/祖峰饰）

在这片男性主导的叙事中，女性的声音似乎被悄然淹没，她们的故事和情感被简化或边缘化。

在《老枪》的枪声与男性呐喊中，我们见证了那些人在时代波澜中的挣扎。这些声音，既是个人命运的呐喊，也是对时代变迁的深刻反思。正是这一主题思想的统领，不只是女性，所有的人物一开始就被献祭。

在时代的长河中，这些人的故事或许只是无数个缩影，他们的呐喊与选择，他们的在场与缺席，都将成为我们反思与展望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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