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玫瑰，不要枪炮
去年三月Balenciaga 2022秋冬系列发布之际，Demna在公开寄语里说：“……在这样的时刻，时尚失去了它的相关性和存在的权利，时装周看起来像某种荒谬的胡闹。”面对炮火下渺小个体的真实血泪，甚至带妆的悼念都显得像闲情逸致的伪饰。谈论时装、艺术和美，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今年，战事又起后的10月9日恰逢约翰·列侬的生日，这意味着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附近的Viðey岛，小野洋子为了纪念亡夫和他们对人类世界的共同愿景而亲自设计的装置艺术作品“想象和平之塔（Imagine Peace Tower）”再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亮灯时刻。这座用24种语言镌刻着“Imagine Peace”字样的灯塔会一直点亮到12月8日，列侬遇刺的日子。
小野洋子创作的想象和平之塔
将如此一件祈愿和平的作品，安置在世界尽头没有战乱、文明发达、时常美到不真实的国度，总令外人有种割裂的恍惚感，仿佛理想中描述的美好乌托邦是可能成真的。人们将列侬和洋子这样的人称为理想主义者甚至白日梦想家，但至少有一点他们是现实的——他们非常清楚纯粹的和平或许只能在想象里实现。
对生活在真实战争中的民众而言，一道射向天空的光柱会提供什么实质性帮助吗？躺七天不下床的行为艺术真的能唤醒和平意识吗？一首《Imagine》可以阻挡独裁者的暴行吗？答案是斩钉截铁的，不。可如果无能为力到除了做梦再没有什么别的事能做，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梦做得再好、再完整、再真实一点？
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相拥的情侣
半个世纪前的越南战争阴影下，第一届伍德斯托克曾是一场梦。1969年酷热8月遍地狼藉的泥泞草地上，留长发、裹头巾、穿着喇叭裤或干脆什么也不穿的嬉皮青年们联手创造了一个梦幻乌托邦，自由平等在为期三天的音乐和鲜花相伴下得到了限时实现。这群嬉皮士还想出一句比白日做梦更好的和平口号：Make love, not war. 爱与和平，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社会矛盾内外交织的60和70年代，许多层面上跟我们今天面临的世界有些相似。热战冷战同时笼罩于所有人头顶，经济衰退，保守势力反扑，一切似乎都在倒退，却没人有力量扭转乾坤。于是年轻人选择逃离这一切，选择疯癫和躺平，选择不结婚不生孩子，不想未来只想明天，成为长辈眼里被宠坏了的、只会哭哭啼啼却不肯付出行动的消极抵抗者：简直就是当代版本的嬉皮士。只不过现在没人再大肆宣扬make love了，因为实在太累，爱不动了。
Vivienne Westwood穿着反对独裁者的“DESTROY”T恤
衣着可以作为盟友和武器，“被听见之前，先需要被看见”，你的身体本身就是行走的天然宣传板。
无法断言这是更“消极”还是更“自由”，但一个显著变化是，除了不强调爱，今天的抵抗者对穿着打扮的在意程度也大幅减弱。可20世纪中后期一波又一波的青年文化浪潮里，统一的服饰、发型乃至妆容几乎总是宣告身份的标识，代表了旗帜鲜明的立场和社群归属感。还是那句话，选择穿某件衣服真的能让世界变好吗？当然不能。然而衣着可以作为盟友和武器，“被听见之前，先需要被看见”，你的身体本身就是行走的天然宣传板。
在战争中，统一的穿着——军装制服，永远是联结一支军队必不可少的工具。军装区别身份，提振士气，增强集体认同，将复杂独立的人格简化为同样的符号。反战人士们对此有不同的抵抗思路。嬉皮士选择长发披肩、宽松飘逸、舒适自然的打扮来对标军装的僵硬，朋克青年——他们中的一部分就是从战场回家的幸存者，则选择直接穿着军装来解构军装的意义，或者在理应佩戴勋章和头衔的制服上贴满反战标识。
穿军装的美国摇滚歌手Grace Slick
反战究竟该以战斗的姿态还是和平的姿态？人性的善恶都如此脆弱，枪炮与导弹又如此无情，使和平成了不可能的选择，以战止战几乎是现实中的唯一解法。但我们多少都看过以战止战的后果，又始终生活在潘多拉魔盒开启后的阴影中。通过先制造武器来防止敌人先造出武器，从而阻止战争，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我们本不该有敌人，也不该被迫成为别人的敌人。在当权者的野心、仇怨、私利和愚蠢之间，没有任何一边值得站队，因为承担代价的永远是所有的无辜平民。
2022年3月，Demna写的反战寄语
美的意义总是超出美学，它可以联结人心，质疑不公，制定新的规则，揭示新的视角。
对没有止战权力的人们来说，如果连艺术和美都没有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毕竟美的意义总是超出美学的，它可以联结人心，质疑不公，制定新的规则，揭示新的视角。回到开头Demna写的那封信，作为当代时尚界最具影响力的声音之一，时隔一年半，这段谴责战争的肺腑之言至今看来依旧应景，且或许永远都会显得应景：因为人性的邪恶是如此屡教不改，再过一千年多半也不会进步。
但与此同时，善良和悲悯也将始终存在。在爱与和平几乎不可能的胜利到来前，我们至少可以别放弃创作，别踩踏鲜花，别向邪恶彻底屈服。
撰文：Friday Mercury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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