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上园林：抵达不了的东方
19世纪英国版画中准备下午茶的女士
18世纪欧洲曾流行一种可随身携带看风景的凸透镜：它框起风景拉近视觉距离，但同时修改它，提供比实景更紧凑、和谐、悦目的观感。吸引英国游客和画家纷纷涌向荒野、树林、湖区和苏格兰高地“狩猎”画境。远处的风景被收入镜中观看把玩，就像同时代盛行的“中国风”（Chinoiserie）。比起认识中国这个国家，大部分英国人其实先认识来自中国的物品。也许当我们依循这些物品探寻一个国家的面孔，已经拿起镜子看风景了。
中国柳树和英国鸽子
当打破一件中国进口餐具，需要等近两年才能买到新的，英国人开始寻求可平替的本地瓷器。在模仿中国青花的过程中，Willow Pattern（柳树图案，俗称Blue Willow）诞生并成为19世纪欧洲复制数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中国风”纹样，流行到狄更斯忍不住嘲讽“但凡有英国人居住的地方就会有Willow Pattern瓷器”。
蓝柳瓷盘
标准的Willow Pattern有一套图式：亭台楼阁、花园篱笆、柳树水岸、小桥行人、远岛宝塔、湖心船，还有一对比翼双飞鸟。熟悉的中国元素却未必是熟悉的中国味道：“Chinese vessel”不是一叶扁舟，而是带桅双舱船；“Chinese temple”也被说成“tea house”（茶屋），但夸大的翘檐尖顶更像盛行一时的英中式园林（Anglo-Chinese garden）——从伦敦到各郡乡村的“草坪花圃都用交叉形状的中国篱笆围了起来，小溪流上架着精致的中国拱桥，在橡树和山毛榉树之间冒出大批异国情调的小庙”。旁边林木丛被英国人视为苹果树或橘子树，两只鸟则是鸽子。维多利亚时期庄园争相种植过苹果树，据说女王本人会定期游览，尤爱吃甜瓜一样巨大的苹果。鸽子在《圣经》里是圣灵，世俗里堪比终生相守的鸳鸯，也称爱情鸟。柳树则习见于英国文学：不仅在莎士比亚戏剧里常见，也现身恋人相思相会的诗文。这些视觉改造和命名显然更贴近英国文化和生活。“命名”本身就在建立关系：拉近距离，宣示主权。就像外来者一旦用拉丁语命名分类本土植物，并在世界范围内通行，植物原有名、本土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很容易就被忽略了。
所以重要的不是瓷盘本身，它甚至不产自中国。重要的是瓷盘“命名”的世界，它在消费者眼里已成为不折不扣的“中国”景观。这种景观附身日用品走进千家万户，叙述一个非工业化的、浪漫的、异域风情的“中国”。即使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这种叙述也依然起效。因为它同时就是一个充满商机、等待被大不列颠帝国征服的“中国”。发现，命名，解释。看似简单的结构，实际具有颠覆性——看似所有元素都是“中国”的，实际却是一个新世界了。
园林的性别
在英国瓷盘上的中国园林，不只是西方如何建构东方想象，同时也是东方园林如何畸变成一个新空间。如今我们习惯了电子图像，容易忘记图像的物质性。比如它的原有形制、陈设空间、观看方式，以及在观看甚至触摸时，我们和它建立起的直接身体感知。
中国园林通常绘制在立轴、长卷、册页上，不同物质形态对应着完全不同的观感：立轴悬挂，像被带至一处高地俯瞰园林全景；手卷边展边收，如园中漫步，步换景移；册页连续翻阅，每页都是最佳观赏角度的园中一景。这类绘画多受园主所托，在游园前后拿给客人共赏。无论描绘实景，还是图写意象，构建的都是一个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理想世界。
《An Extraordinary Movement on China - or - an alteration in 'The Willow Pattern' atlast!!》, 1853，蚀刻版画，Hulton Archive
但蓝柳瓷上的园林并不源自中国画，它脱胎于中国外销瓷上常见的亭台山水纹，就像在模仿一种远方特产，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的畸变。因为采取转印技术，图案可以批量复制在各种碗、茶壶、糖罐、奶缸上。空间布局随器物表面重构变化，甚至出现小路连到树干、篱笆拦在水中的“不合理”路线。因为它构建的并非一个可游的中国园林，而是一个可触的东方想象。更别说借它讲的“中国故事”里园林变成禁锢自由的空间，景观组合的不是游览路线，而是逃跑路线——被压迫女儿反抗父亲的故事会在下文详述。
柳树图案这种恨不得将所有要素挤进同一画面的布置，让我想起Catalan Atlas、Fra Mauro Map等绘制于14-15世纪的世界地图。当时“东方”在马可·波罗、曼德维尔等人的游记传奇中，变成最靠近伊甸园的神奇之地。比起欧洲大陆，东方景观明显绘制得更丰富，建筑和人物也更大，投射出“东方”正作为西方视线的焦点。然而这样“聚焦东方”的视线却被清王朝严格限制的通商口岸挡住了，鸦片战争前许多英国外商甚至从未见过馆区附近的广州城墙。所以17世纪后半至18世纪前期，来自东方的盘瓶罐碟都被欧洲王室贵族藏进奇珍室（cabinets of curiosity），而不在餐桌上。但从维多利亚时代画作可以看出，中产家庭效仿这种品位时早已拉近和“中国”的距离——装饰在壁炉架、墙上的大小青花瓷盘，陈设于壁橱及正在使用、清洁的整套茶具。
“以茶待客”的现象在19世纪中期已成为英国社会的普遍习俗。喝茶搭配中国风茶具被视为注重生活细节的表现。招待过程也给女主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良好教养、举止、礼节的机会。先放茶还是先放奶、端茶杯时用哪几根手指、勺子怎么搅拌都成为暴露阶级出身的隐藏动作。英国评论家Leigh Hunt很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商品贸易带来的社会转型：一个本不熟悉的极其遥远的东方国度，竟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英国家庭生活的习俗。“它改变了我们早餐洁具的面目。而英国有文化的人士，喝茶时都在注入一份中国特色，从而取代了麦酒、大肉和红酒的地位。”
《玩古图》，杜堇（明），绢本设色
纵126.1厘米，横187厘米，立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就像蓝柳盘为无法抵达远方的英国家庭主妇提供了想象，许多中国画的园林手卷和册页其实是园主离家出仕之际请画师绘制，随身携往远方以慰乡思。只不过前者的远方是异国他乡，后者的远方是故乡。一旦我们回到真实的生活场景，就能体会到时间并非线性，历史会因为今天的好奇变得日常鲜活。
明清之际结社风潮兴起使女性有机会扩大社交范围。优伶、艺妓伎作为文士知交，受邀参加在园林或郊外名胜举办的雅集，交换诗文画作。但描绘这类活动的男性图画中，女性仍以婢女、侍女形象出现，虽然一些园林背景的绘画让女性（多是名妓）处于文士环绕的视线中心或与男性比肩的位置，同时也被赋予不俗的趣味、出众的才艺。且不说这些特质是否仍是文人理想的共情，我甚至觉得画中女性本质上就如奇花异景，被精心布置在“园林”这一方介于真实与虚幻的男性隐秘精神世界，却并不真正地拥有与共享此地。而当这个男性主导的理想空间——中国园林被带去远方变成柳树图案，又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主导的私人空间中使用，不同空间的性别关系竟遥相呼应。
《摇篮曲》，1878，约翰·阿特金森·格里姆，私人收藏
维多利亚时期因为工业革命改变家庭结构，以丈夫为一家之主的观念根深蒂固，中产阶级女性被鼓励成为无条件奉献的“家庭天使”，忙于做饭和管理仆人。即使没有仆人的工人阶级，妻子的首要任务也是让家里保持清洁、温暖和干燥。然而在家庭中处于绝对服从地位，就会在法律上和儿女一起被“打包”成丈夫的财产。中国风的瓷器为这些囿于家庭的英国女性提供了一种关于远方的感知和想象，在把玩这些异域风情的物品时可以逃离琐碎日常，达成现实中被禁止的冒险生活——参与男权社会的国际贸易，去探索和征服世界。瓷盘内外微妙的空间渗透，不仅模糊了家/远方、东方/西方的地理位置，也模糊了性别的二元边界。
“满大人”的女儿
蓝柳盘传说只是英国瓷厂的营销手段并不能完全说服我，但想到喝茶时，这些异域风情的装饰能给主客提供有趣谈资倒很人性。作为在西方广为人知的“中国故事”，它最早公布在1838年狄更斯任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开篇就提醒读者拿出盘子对照看：富商的女儿爱上贫穷游吟歌手，父亲却棒打鸳鸯，两人在大喜之日双双赴死，用轮回转世的法门化身一对鸽子。这个版本不仅开启了英国文化里的blue willow叙事传统，也让我惊觉，柳树图案构建的根本不是“景观”，而是传奇故事发生地，不止于讲述叛逆女儿的私奔悲剧和无法靠岸的东方绮想。因为只看图案，我们根本看不出桥上三人的关系，更别说逃亡追赶的情节。这些故事隐含了谁的观点和利益？谁才是这个空间真正的主人？
中国园林绘画其实是“有名有姓”的图像，比起描摹园中景致的技艺，是否名家墨宝更能彰显主人的地位、财力、品性与风雅。但蓝柳园林是辗转流变的匿名图案，渗透于日常生活。它将家用物品赋予明确异国属性，不仅建构了英美文化中有关浪漫中国的集体记忆，也投射出鸦片战争后英国对中国的矛盾心态。在流传最广的故事版本中，不起眼的秘书爱上官家小姐，盘中园林变成父亲主导的权力空间——文人登高赏景、闲居会友的亭台楼阁成为禁锢女儿自由的房间；那道无门可入在视觉上让我耿耿于怀的篱笆，终于在故事里得到合理解释——阻止秘书入园。值得注意的是父亲的身份——腐败的满大人（Mandarin）——正是海关官员，他的受贿与鸦片走私和外贸交易相关，很难不让人联想到18世纪末以来英国为和中国通商遭遇的种种困难；残酷僵化的法典暗示了英国对中国权力结构的看法，为索要治外法权提供正当理由。
然而满大人的女儿到底是叛逆革命的女儿，还是被西方文明解救的东方女儿？1851年圣诞戏剧版作者突然改编故事后半情节，用结婚证解救男女主，还安排一家人来伦敦博览会感受文明气息。以西方平等契约战胜东方父权暴政。想象的空间形态控制了时间，整个瓷盘内部被认定为“旧时代”，“中国”被禁锢在古老而浪漫的永恒中。有意思的是这种静止时间，在中国园林里本是仙境时间：让观者如入壶中天地，忘记外界喧嚣，园中一日，世上千年。在蓝柳园林里却畸变为停滞、落后、隔离的东方时间，成了英国人自诩《南京条约》为中国带来好处的政治转喻。
《英国制造》（截屏），2022，影像装置，张胜佳
图为张胜佳捡到蓝柳瓷片在泰晤士河上的地点标注
及老电影中英国人使用蓝柳瓷器的场景
蓝柳瓷不仅是家庭主妇的安抚物，也在国家层面上不断畸变紧张的中英关系。就像中国官方根本没选派任何代表参加伦敦博览会，却不妨碍英国自行收集中国物品向民众展示，因为“只要真正地托利精神愿意，就能把中国变成英国的中国”。贸易竞争、殖民侵略被合法化并忘记，正如瓷器上浪漫的中国风景覆盖了真实的中国风景。并且只要回想小时候家中餐桌和墙壁，就都是一个理想而和平的东方。
日常的远方
“柳树图案”瓷盘在整个19世纪形塑了欧洲人的中国观，这些故事汇集成某种重要的英国叙事传统，甚至成为 “中产阶级英国特性最容易识别的试金石”。即使进入20世纪，“中国风”早已远去，blue willow的故事还在大众媒体、戏剧娱乐、童谣、儿童书籍、广告、小说和诗歌中不断重述。至今在伦敦的二手店还能遇到它，甚至在退潮的泰晤士河边能捡到它的碎片，仿佛历史就散落在现在，一伸手就摸到。故事刻在我们熟悉的日常物品表面，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习俗，是否要借一种疏远的眼光才能更好阐释。学者李军在讲跨文化研究时说：研究者本身就是一种感官，会作为“一支笔”重新绘制这个图形，有了这样的一种准备，就可以用“人的尺度”丈量任何事物，因为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只有借助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够与过去“对话”。
本篇出自Numéro China 2023秋季刊
撰文：午庚
编辑：张诺然
图片来自Getty Images、ASHA官网及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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