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界的世界末日是什么样的？| 搜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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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冯欣

今天这一期稿件和我们公众号往常的内容与风格都不同，是一篇纯个人观点表达。我想将我自己最近赴意大利参加2024年国际记者节（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Festival）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分享给大家。

《强大的破壁机与胡萝卜丁》AI生成图片

在我几天前回国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一直演绎着一个极端的场景：在未来三到五年时间里，新闻机构与记者（以及广泛的内容创作者），将会像进入破壁机即将被粉碎的胡萝卜丁（或者豌豆丁）——他们生产的内容会进入各种AI语言大模型（LLMs）中，被打散、粉碎、重塑、生成——就像破壁机最后产出的糊糊，食材原先的存在形态将不再有意义，也不会有人在意。

或者再做一个比拟：如果将新闻机构比作“餐馆“，可以看到现在很多食客已经不再“堂食”了——大部分普通人早已不再到新闻机构的门户网站或客户端上去阅读新闻，而是在社交平台或搜索引擎上浏览或接收推送。这就像如今的外卖餐饮，新闻机构（被迫或主动地）只需要把“菜”做好，放到外卖平台上，而“餐厅”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或必要了。

如果说在外卖时代，新闻机构还在做一道道菜，那么到了生成式AI的“破壁机时代”，新闻机构可能连菜都不需要做了，只是成为了一个个胡萝卜丁供应者，或者豌豆丁供应者。那么新闻行业、记者、创作者存在的意义将是什么？他们还有可能存在吗？

这是我能够想到的新闻行业的“世界末日”（Apocalypse）。

背景

‍然而，我从来都不是在为“世界末日“而工作的。

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在创立搜信源之前，我曾在两家中央媒体作为深度报道记者供职共七年。在这期间，我时常苦于找信息、找好信息的困难——我意识到，这不是我一个人面临的问题，所有需要基于事实做出决策、需要实现进步和增长的机构与个人都可能面临这个问题。于是2017年中旬，我离职央视，赴斯坦福大学和硅谷一年，学习、思考和孵化解决方案——这就是搜信源诞生的背景。我自己也坚信，我虽然离开了挚爱的新闻一线，但我在为新闻的未来而工作。

在斯坦福大学访学期间，我第一次听说了国际记者节（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Festival）。这是两位欧洲记者于2006年创立的论坛，永久会址设在了意大利佩鲁贾（Perugia）。论坛纯独立运营，不收取费用、不需要注册参与，12年来已经成为欧洲每年最大的媒体界活动。

200多场并行的研讨分布在意大利佩鲁贾的多个古建筑里

作为一位新闻创业者，我心向往之已久，终于克服了疫情后走出国门的重重困难，来到这里。三天200多场并行的研讨，分布在古城的多个古建筑里；来自世界各地上千的新闻人畅所欲言，激烈讨论涉及当今世界信息环境的各个问题，比如AI的未来、商业模式、错误信息与误导性信息、用户疲倦、战争冲击等等。

世界新闻界对于AI的讨论

在200多场并行的讨论中，AI占了13场，比起2023年的5场多了一倍多。这也是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我参加了7场。

我观察到的比较统一的一种态度是：2023年国际记者节时，GPT-4刚诞生不久，国际新闻界与其他很多行业的人们一样，兴奋与发散地尝试AI在自己行业中不同的使用场景；而2024年，大家开始冷静下来，往回撤一步，更多地去思考AI策略、自身组织机构的价值观、AI规范等问题。这比我观察到的国内新闻机构的集体动向要快大概半年至一年左右。

在我参加的所有AI主题讨论中，给我启发最大的是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举办的一场关于“以AI为媒介的新兴信息生态系统”的讨论。

开放社会基金会是创立于1993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一个国际捐赠机构，目的是为世界各地的民间组织提供资金支持，推动司法、教育、公共卫生和独立媒体的发展。

这个机构于2024年2月在全球范围内发出邀请，招募深度参与数字信息生态系统、了解人工智能颠覆媒体的潜力、正在思考或从事以AI为媒介的信息生态系统工作的人士，参与为期两天的对话工作坊，探索未来5到15年“以AI为媒介的新兴信息生态系统”将会是什么样的？申请的要求是在300字内描述自己对这个话题未来场景的预想。

开放社会基金会收到了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新闻界、学界、科创界等多个领域的900多份申请，从中选取了40份最具想象力及深度思考的场景描述，邀请了共60人参与对话工作坊，工作坊正好于国际记者节召开的几天前结束，所以两位演讲嘉宾分享了他们最新鲜、最初步的观察结果。

他们的分享之所以给我启发最大，不仅是因为开放社会基金会对于AI未来场景极具想象力、跨界的探讨，更是因为这些想象力来自于有逻辑、有方法论、有结构的推演过程。

场景推演的步骤（据嘉宾公开分享PPT重新整理制作）

两位嘉宾描述，60位参与对话工作坊的人是遵循上图这个思维过程而进行的讨论，目的是通过捕捉当前的早期信号——看到无法阻挡的驱动力——通过分析场景——思考不确定性是什么——从而对未来的潜在影响进行测试、做好准备。

AI发展的几个阶段

AI的发展阶段预测（据嘉宾公开分享PPT重新整理制作）

两位嘉宾对AI之于信息生态系统的发展阶段做了一个预测性的梳理：首先是“效率阶段”，也就是我们当前所处的阶段，大家主要将AI应用于现有的工作流程和任务中，提升效率，比如搜索、信息总结、标题撰写、翻译、信息整理、图片生成等等；接下来将会是过渡阶段，新的基础设施、工作流程、产品、竞争力、权力结构将会诞生；然后就是真正进入一个全新的、以AI为媒介的信息生态系统，我们的新闻与信息环境的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两位嘉宾描述的AI发展阶段与我在国际记者节听到的其他新闻机构对于AI的应用以及我们搜信源自身的探索经历基本是吻合的。

ChatGPT刚诞生之际，我们内部伙伴就已将AI用于标题建议、翻译、信息梳理、文章修改等日常工作流中；一年前（2023年4月），我们在提供公共内容服务的搜信源公众号上，首先尝试直接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并将我们的方法步骤详细公开，比如《中疾控发布了第一篇接受同行评议的病毒溯源报告，世界科学家怎么看？》；我们也尝试借助ChatGPT提供创新思路和方法，深挖公众知之甚少、枯燥复杂的公开信息，比如《如何用ChatGPT深挖“跪地求水”事件》。

但我们很快意识到，在面向公众的公共服务内容中，为了保证信息100%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我们无法直接使用AI生成的内容，于是我们很快放弃了这个思路；但是我们在同期推出的、面向付费个人用户的与企业客户的中，立刻全面提供了AI自动信息总结、多语种翻译功能，收效甚好。

不过这些都只能算作两位嘉宾提到的“效率阶段”的尝试。我们自己意识到，这些对于AI的应用远远不够，不足以提升竞争力。

今年4月初，我们在给企业客户提供的中，在原有的自动信息总结基础上，深入学习客户业务，不断训练提示词模型，帮助客户在每天收集到的海量信息中，更精准地捕捉到原本可能会错过的市场情报与数据，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欲知后事，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并且订阅哦！）。

我们开始将效率提升转移到信息收集（information gathering）和信息解释（sense making），准备进入到AI的过渡阶段。

以AI 为媒介的信息生态系统的几个场景

不过上面都还是对AI当下几个常用场景的描述，未来的场景到底会是怎样的？

开放基金会的分享嘉宾提到，通过对900多份场景描述、60位深度参与人士对话的观察，有几个主题的场景浮现出来：

• 信息专业人士的消失：机器（AI）将成为信息的最终仲裁者，大众将不会直接从传统的信息专业人士（比如新闻机构、记者、内容创作者）处收到信息，而只会接触到以AI作为媒介处理过的信息，因此信息专业人群将消失。

• 信息生态环境的恶化：由于AI生成式内容将极大降低内容生产成本，这种低成本的内容也将包括虚假信息及误导性信息，我们在已经处于信息过载的情况下，将指数级地接收更多的信息垃圾。区分事实与误导性信息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大。

• 真实、准确、可靠的信息将变得更加昂贵：这会加剧信息的不平等——“真相”本应该是公共基础设施，但未来有可能沦为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奢侈品。不同的人群将会拥有不同版本的“真相”。

• 权力结构的洗牌：谁拥有“机器”，谁将拥有权力。“机器”将会来源于大量数据、硬件、训练；机器不一定只会被现有的权力拥有者持有，比如政府、大型科技公司；“机器”也不仅仅只有一个版本，我们也许有更多机会选择不同的“机器”。到2040年，人工智能甚至可能会拥有自己的权力机构，有AI会破坏规则，也会有AI来惩罚AI，就像人类社会一样。

• 更多的监管反映：监管与约束将不只来源于政府，还将会来源于行业、组织机构等。

意大利威尼斯总督宫收藏的一幅16世纪荷兰画家Jheronimus Bosch创作的油画《世界末日景象》，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画面有些令人震惊，所以我这里不放大图了，大家可以自行搜索。

这几个对于信息生态系统未来场景的描述听上去有些晦暗甚至恐怖，我一下子意识到了去年大部分时间感受到的失落与焦虑到底是什么——这是一种“存在式的恐慌“，当时我无法想象那个世界末日（Apocalypse）的画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但现在我似乎能看到了，它就是我在文中一开头描述的那个破壁机。

不过，我反而没有了那种未知的恐慌。

新闻机构该怎么办

2023年12月，《纽约时报》在纽约对OpenAI及其投资人微软公司提起了侵犯版权诉讼，指控二者未经许可使用其数百万篇文章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不但没有支付版权费用，而且生成的一些回答几乎是一字不落地照搬了原本付费用户才能看到的内容，甚至是编造一些答案，并称信源是《纽约时报》。这侵犯了《纽约时报》的版权，损害了其经营模式及公信力。 OpenAI称其希望与出版界取得建设性合作，对诉讼感到失望；微软没有回应。这起诉讼打响了出版界与人工智能训练技术法律战役的第一枪，或将成为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走向的重大事件。目前诉讼仍在审理过程中，世界新闻界都在观望。 在本次国际记者节论坛的另一场讨论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高级讲师安雅·席芙琳（Anya Schiffrin）分享了她近期对新闻界的倡议。 她提出，我们已经看到，在澳大利亚媒体机构的共同努力下，澳大利亚政府在2021年3月通过了《新闻媒体议价法》(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迫使谷歌、Meta等平台为其信息流中的新闻内容向媒体付费。谷歌、Meta等平台激烈抗争，因为它们知道，一旦这口子一开，世界范围内的媒体机构和政府都有可能效仿。 谷歌最后退让了，开始为澳大利亚几个主要媒体支付费用（大概分别在百万美元级别），而Meta比较强硬，付费了三年后，终于在2024年初决定不再在《新闻媒体议价法》的框架下与媒体机构续约，虽然将不会禁止用户访问新闻内容，但将会在其平台上下架新闻聚合与推送功能。 安雅·席芙琳指出，澳大利亚的《新闻媒体议价法》有可能为人工智能公司使用新闻内容作为数据训练集提供相似的实践模式，并为媒体机构带来新的机遇——因为强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需要优质、准确、新鲜的数据，而新闻媒体机构正好可以提供。 她提出，在移动互联网的年代，新闻媒体没有思考清楚并准备好迎接这个浪潮，因而满盘皆输；但在这一场新的、根本性的革命到来之际，新闻媒体有机会准备得更早、更充分。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使有《新闻媒体议价法》这样开拓性的立法和行业实践存在，科技巨头与媒体机构之间的交易是不透明的，不同的媒体机构收到的费用是不一样的，而且中小型媒体几乎是什么都拿不到的，更不要说是个人内容创作者了。而且为了避免在世界其他国家相似的问题进入立法程序，这些科技巨头甚至开始主动与主流媒体机构接触，谈妥一笔费用，拿（少量的）钱买来太平。 在大模型时代，我们不知道每个大模型对不同信源内容的使用量、这些内容起到的重要程度；也不知道媒体机构之间是否有联合起来对抗大模型公司的能力；更不知道大媒体机构是否有意愿和担当，来帮助小媒体、自媒体、个人创作者进行集体谈判，以及——即使大家可以一起团结对外，最后钱到底应该怎么分？

个体记者、内容创作者该怎么办

开放社会基金会的一位嘉宾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AI不会来适应新闻界，新闻界需要来适应AI。” 在这个浪潮里，个体的力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不论你是否接受、拥抱人工智能，这股浪潮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作为新闻人，其实没有太多可做的，但至少有两件事自己可以把握： 

• 更多地尝试、使用不同的人工智能工具，将这些工具融入自己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不要纠结技术的不完美，而是真正感受人工智能的潜力与带给自己的影响；
• 不要将自己的注意力陷入日常的琐碎事务中，而是更多地思考与关注系统性问题，而这本就是新闻人真正应该做的——我一直对新闻有一个自己的定义：“新闻是一个调查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系统性问题的过程”。

 我们需要始终清醒地关注与追踪：“机器”在谁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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