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精二十年后，我与成年的陌生「孩子们」相见｜故事FM
在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建立了世界上首个人类精子库，进行优生研究。1981 年，中国也有了第一所开设精子库的医院，不久后，中国首例人工授精婴儿在长沙诞生。
2001 年，中国卫生部颁布了《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精子库的采集和供应方式，也保障了捐精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这个法规，精子库必须遵循「捐精者」和「授精者」身份信息双盲的使用规范，所谓双盲，就是「捐精者」和「授精者」互相不会产生任何接触。最多是「授精者」可以了解到「捐精者」身高体重之类非常基础的一点信息，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捐精者」就更不可能知道「授精者」的任何信息了。
我觉得这样的规定合情合理，中国的精子库是一个偏公益的定位，它的主要目的是用于辅助生殖和不孕不育的治疗。所以捐精和受精双方互不联系最好，避免认识之后牵扯到一些利益关系。
但是，我也是孤陋寡闻了，前几天才知道，原来在美国，如果捐精授精双方都同意的话，他们是可以和对方联系的。而且，精子库除了为不具有生育能力的家庭提供服务外，单身女性或是同性恋家庭也可以通过接受捐赠进行生育。
这就很有意思了，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捐了个精，十几年后，忽然有人跟你联系说「你是我生物学上的父亲」，那是一种什么体验。
今天这期节目的讲述者木先生今年 55 岁，现在生活在美国费城，九十年代他在美国加州读书的时候捐过精子，很多年后的今天，他收获了一段非常奇妙的缘分。
捐精
我是 1992 年去的美国，1996 年毕业了之后，又去了伯克利去做博士后。因为当时做的项目自己不擅长，所以每天都焦头烂额。我待的实验室里边没有窗户，做了一天的实验毫无头绪也没做出来什么，出来一看天已经下雨了。
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看到学校小报的中间夹栏里边有一小段，标题写着「有偿找捐精者」，70 块钱一次。这个诊所就在我们学校旁边，我做实验的中间有空了就可以走过去，一点也不妨碍上班做事。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第一 ，我身体健康，人也聪明，样品应该是可以的；第二，这是一个免费的体检，我想诊所用很严格的方法筛一下子多少是一件好事。
当时我的家庭生活也不太好，虽然和现在的前妻还没有离婚，但我们的关系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出现问题。如果我们关系好的话，我肯定不会自己悄悄去捐精，一定会先征求她的意见。但因为我们的关系已经不好了，她的事情可以不咨询我，那么我觉得我的事情也可以不咨询她。
所以我选择了瞒着她，我知道如果要是告诉她的话，她应该不会同意。
中间有过一次捐赠中心把电话打到家里来了，当时是我前妻接的。她接完电话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诊所应该是要做个实验。我前妻当时应该是明确表达过，如果我去捐精是不可以的。
爱哲：你为什么撒谎？
换位思考的话，我会先征得伴侣的同意。把我换成她，我估计也会反对这件事。但我既想捐精，又想和她保持亲密关系，所以就选择了撒谎。
去了诊所里边有一个 technologist，他就相当于护士和实验员。前台还有个接待，说让我给先给他们一个样品测测。
精子是否合格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是量，第二个是精子的存活比例。捐的时候最好一星期内有过性生活，这样精子不会太老；但也不能刚刚 24 小时之内有过性生活，这时候新生产出来会太稀。
他看了我的指标，又给我做了一系列检查，看看我有没有家族遗传病之类的。一个星期之后告诉我都通过了。
我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认真的，每次如果状态不对的时候，即使约好了我都会取消不去。
比如今天精神不是十分充沛，或者手心有点发热，就说明我不在一个好的状态。如果状态很平，我还觉得自己精神很饱满就会去。我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把我带进了一个小屋子，里边除了有个洗手的地方，其他什么都没有。可能有些人去的时候会带本杂志。刚开始不习惯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难，但是后面习惯了就没关系了。
诊所会反复强调如果用润滑油的话，最好不要把样品污染了。但我是很讲究的，肯定什么都不用。我会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保证样品是好的。
诊所说一个星期最多去两次，但为了保证质量，我是不会去这么频繁的，我一个星期只去一次。我只去了大概 4 个月不到，诊所就打电话说不用再来了，因为收集的数字已经够了。
那年我报税的时候是 2700 块钱，用 2700 除以 70，就可以计算出来总共去过多少次，应该好像顶多 30 次。
等待
最后一次捐精结束后，木先生没有向任何人提过这件事。后来，到了 2001 年，他和前妻办理了离婚手续，同年他准备回国看望病重的父亲。临走前，木先生给精子库写了封邮件，询问自己精子的使用情况。那个时候他得知，已经有两个孩子出生了。
1996 年底到 1997 年间捐精结束之后我就搬家了，也再没有跟诊所联系过。2001 年的时候，我知道我爸要去世了，跟他们联系了，让他们告诉我一下精子使用结果。他们说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就回去告诉了我爸。
对于我爸来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传宗接代，他觉得只要火种传下去，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办了。每次他一听说我们要生孩子了，会说「我少活 10 年都可以」。多生孩子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可以起到这么大作用，所以他一直想有很多的孩子。
我是我们家遗传我爸最多的，有一次在美国那边一个聚会上有一个人拍我肩膀，他说「那是你爸爸吧」，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爸当时背对着我们，他说「你俩的背影一模一样」。
我应该是我爸爸的一个翻版，是他生命的延续。因为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人生所有的事情里边最有意思的就是生孩子。大概是遗传了我爸的基因，我一直非常喜欢多生孩子。
看到一个生命里边有我的影子，我影响了他，但是他又不是我，这件事本身就带给我非常多的快乐。
我爸表达过无数次说，如果我们可以多生孩子，他可以少活 10 年，我当然是受了他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多生孩子应该是他特别快乐的一件事，内心深处我应该也是这样想的。瞒着妻子捐精是我能够接受出轨的最大的程度，所以接受了自己这样去做。
在我爸临死之前的时候，我把捐精件事讲给他了。讲的时候他果不其然用原话说，「比我多活 10 年还开心」。他大概一个星期后就去世了。
木先生说，他这个「捐精」的行为对每一个相关的人来讲都是一件好事。首先，它能满足父亲传宗接代的心愿；其次，能让受精者得到一个高质量的精子样品。最后，木先生自己还能拿到一笔捐赠金，同时获得一次免费的体检。除此之外，对于刚到美国没几年，又从东部搬到西部、人生地不熟的木先生来说，「捐精」似乎还能让他和这个世界产生一点联系。
我希望给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东西，和世界发生更多的联系。国内的家里人没有我的任何联系方式，所有的联络都是我单线去找他们，他们不会找我。那时候我和同学朋友，甚至几乎和所有人都没有什么交往。
我觉得我被世界遗忘了。
当时我是没有想会生出来几个孩子，我想的更多是诊所会拿我的精子去做实验。因为他们要求我签字同意，如果别人不想用我的样品，要允许他们拿去做实验。而且大概也是为了说服我，侧重在做实验讲的更多，可能怕多生了大家会有点负担，但是我知道一两个孩子总是会有的。
早在 1996 年刚开始捐精的时候，诊所询问了木先生是否愿意把自己「捐赠者」的信息放出，也就是说愿不愿意让受精者或者生下的孩子和他联系。
它叫「donor release programme」，就是「捐赠者身份信息放出」。当时我是选择放出是因为第一，样品被利用到的可能性更高，第二，我希望有一天真的放出了之后，会有孩子来找我。不是说要和他们建立一种情感关系，我只是就是说纯粹的好奇。
2001 年的时候有两个孩子出生了，但想到能够见到他们也是好多年之后的事情，他们能够成什么样，会不会想见我这些......我不去想很遥远的事情。
我父亲过世之后，我要回去给他扫墓。大概是 2005 年的时候，我又联系了一次中心。他们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已经有十个家庭用了我的精子。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最早诊所说最多会有 10 个家庭接收捐赠，但我没想到这么快。
我把这封邮件打印出来，拿到我爸的坟地烧了。
虽然至少有十个孩子出生了，但这个时候的木先生没有太去关注这件事。
因为他还有自己亲生的孩子要抚养。木先生前后有过两段婚姻，90 年代的时候他和前妻有过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前些年，现在的太太又生了两个孩子。
和前妻生的这两个孩子很快就长大了。在 2012 年的某一个晚上，木先生告诉了两个孩子自己保守多年的这个「秘密」，出乎木先生的意料，孩子们很自然地接受了。
后来时间一晃又到了 2019 年，2001 年出生的第一个受捐者已经满 18 岁了。
三个孩子
2019 年的一个晚上我收到一个信息，打开一看，是一封书写很正式的邮件。为了看的仔细，我跑到电脑上打开，邮件里写了「我叫什么名字」，「我是做什么的」，但是这些东西我都划过去没有看，直接点开照片，第一印象就是「这不是我大学的照片吗？」
他也是卷发，戴着一个啤酒瓶底的大眼镜，镜片盖去了半个脸。我大学的审美也是这样，后来觉得这个搭配巨丑无比。
这张照片我反反复复地看，他的确是个黑人，但是也不是特别黑。我有点惊奇，因为在美国的时候，我觉得亚裔和黑人之间关系不好。
这个孩子是最聪明的，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都上了全美国顶级的学校。
他叫 Daniel，是个男孩。妈妈是医生，有一个同性恋 partner（伴侣），她和 partner 在 Daniel 出生之后，一起抚养了好长时间。虽然后来 partner 分手了，但一直保持着很亲近的关系。
最后他写了「我的兴趣爱好是什么」，「我喜欢读什么书」，就像交笔友一样。
在邮件后边，他写了一系列关于我的问题，我根本没有认真回答。如果要想了解我，我们见个面就好了，用回答问题的方式来反映一个人很假。
我只要见到他，跟他生活 5 分钟，比回答 100 个问题更管用。所以那些问题我也没怎么回答，就回了信息，第一句话是「what a surprise」。
写完了之后，我表达了想要见面的愿望。从他回复能看出来，他也说想见面，但并不约时间。如果要是真想见的话，他就会约时间了。所以我一看就知道，应该没有见的机会了，但我又不能太主动地说我迫不及待地想见你。
之后疫情就来了，我中间跟他联系过几次。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我有点担心，给他发了一封邮件确认他没有问题。他给我回了一下说，「不错的。」
到了 2021 年，正好美国这边疫情管控刚刚开放，突然我又收到一个信息。这是一个叫 Avery 的女孩发的。她写得特别随意，有些语法或者拼写都不对，反倒我觉得还挺自然的。她是一个白人女孩，我也觉得很惊奇，原本想的应该是该有亚裔孩子了。
她妈妈好像是个护士，自己一个人生了两个孩子。她住在中部，这件事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中部本来人就很保守，我想如果我是她的话，肯定不会在中部生一个别人明显能够看出来的亚裔孩子。
我问过 Avery 这件事，她说小时候学生也不是欺负她，但是会说讨论她的眼睛，比如讲亚裔里日本人眼角向下，韩国人向上，然后中国人是眯眯眼。
这些孩子里面 Avery 是我最想帮的一个。她妈妈一个人带了两个孩子，而且做的也不是高收入的工作。但是 Avery 非常独立，一边上大学一边在一个饭店里做全职领班，所以她很忙。我家的孩子基本上没有打过工，如果说做零工还可以。
我其实问过她，我说如果你大学学费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帮一点。但是我又想这「帮」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并不想跟她建立情感纽带的，我只是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她可能有这个需要。所以我说你可以去问一下你妈妈，她同意的话，我可以资助你一点。但是她后来没有要我资助，也没跟我再提这个事情。
没过一个月，我收到了第三个孩子的信息。原来第二个和第三个她们之前都已经认识了，这些接受同一个捐赠者的孩子之间是可以联系的，他们有一个信息交换群。Avery 就鼓励了这个孩子跟我联系一下。
第三个孩子叫 Anneke，她长得很像霍比特人，一头卷发，个子小小的，像一个精灵一样。她的养母是亚裔，这大概是他们家选择亚裔的原因。
Anneke 喜欢画画，她的作品还在网上卖钱。虽然她做科研，但她的画居然可以很现代派。我女儿还买过她的一张画。
我的本科是海洋大学，她研究的居然也是海洋。她出于好奇，会经常问我当初为什么选择做药物研发，为什么去上海洋大学。
她平时还会养海参，每次她跟我讲海参的故事时，我都跟她讲海参都好吃。
相聚
一个男孩两个女孩，木先生很想见到他们，就邀请他们来费城度个假，这几个孩子后来都接受了。所以在 2021 年的当年，木先生也带着自己的一儿一女，和这些孩子约好在费城的一个度假屋见面。为了这次见面，木先生做了不少细致的准备。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还是挺慎重的。我告诉他们说，「按照 Chinese 的习惯，你们出生的时候是应该包一个红包的」。我用的红色信封，上面还有一个特别好看的金色蝴蝶。
我特别会做饭，肯定要把最拿手的东西做给他们吃。
大家刚到的时候都饿了，中午第一顿简单地做了一点细面条，但是晚上是我最拿手的牛尾西红柿汤。牛尾要先煸，煸完牛尾收紧，面上焦黄了之后，再和西红柿加到炒锅里煮 5 个小时，最后会非常好吃。
大家都坐在那儿，吃晚饭的时候很温馨，有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就会笑一笑。
我的女儿是最会社交的，也能做润滑剂。她一看大家没有话题了，会挑一个话题，然后别人会附和她。
我们一起做游戏的时候，有一个环节是两两一组比赛，其中一个人想一个东西，然后很简单地描述出来，另一个人要把这个词给猜出来。
当时 Avery 和我的儿子分到一个组里边简直就是神奇。Avery 只要比划两个动作，他就知道是什么了。其他人在玩的时候，比如要说是给对方传达「跳舞」，对方猜「开心」「激动」，就是想不到在「跳舞」。
他们俩都是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很腼腆，但是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反应就是极快，刚开始描述另一个人就知道是什么词，所以他们得了最高分。我们当时就在这想是不是有心灵感应。
至少我见过的每一个孩子都挺善良，有我们家那种跟人不争不抢，随和的性格。
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容易就过去了，吃完饭天下着雨，下完了之后，天洗得特别干净，我们从度假屋里边出来，走到街边照了一个合影。
别人照相的时候肯定会做一个剪刀手或者摆一个姿势，但我们所有人都傻傻地待到那，看上去像刘备两耳垂肩两臂过膝那样的，就是做一个特别放松，但是又不热烈的举动。
我现在还能记着这个合影大家每个人都在眯眯地笑，其他的动作都不做，但是觉得特别的和谐，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在一起的。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互相问了一下大家喜欢做什么。Avery 说她不擅长运动，她的妈妈告诉她很可能是捐赠者没有运动基因，当时我就觉得太不公平。
第二天我们正好走到一个湖边，我提议大家赛跑一下。我和 Daniel 两人比赛，虽然我短跑很快，但是他更快。我们跑完了之后，其他人就坐在湖边椅子上看着我们，Avery 说，「也许是我的妈妈搞错了。」
那一天我们还一起吃了冰激凌。我看着卖冰激凌人好像很困惑样子，心想这个人肯定很好奇，我们这一群人有黑人、白人、亚裔，有老有少，到底是通过什么联系到一起的，但我们在一起很和谐。
吃冰激凌的时候，我们甚至连口味都接近。我们拿着同样的冰淇淋坐在那吃的时候，我和我女儿相视一笑，我说要不要派一个人跟他解释一下，她说还是算了吧。
我们也有一张吃冰淇淋的合影，看着就是非常的和谐，没有一个人很张扬地做一个动作。
我们相处的时候能感觉到是有联系的。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做任何事情，就只是懒懒地在那躺下来，不必当做一个旅行。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担心是不是要把行程都安排得满满的，比如去打枪，去攀岩。但是后来觉得没有必要做任何事情，我们只是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甚至可以找他们帮我摆下盘子之类的。
聚完会要走了那一天，他们的飞机都特别早，有的是早上 6 点的飞机。那天晚上我们睡得很晚，有些人可能都没睡着。
12 点多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而且晚上开车眼睛会比较累，那个地方又非常暗，为了不迟到，从住的地方 2 点就得出发。好容易开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把 Avery 给送走了，Daniel 和 Anneke 的飞机晚一点，我就提议道费城吃个早饭，然后再送他们走。
我们每个人都睡眼朦胧的，好多店还没有开门。
人都迷迷糊糊的，然后 Anneke 在我旁边，就像霍比特人那样蹬着两个小脚过街。因为车要从另一边过来了，她就在那「嘣嘣嘣」地跑。那一瞬间我就产生了一种「要是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是怎么过街」的想法。
车就要过来了，当时下意识地想霍比特人在这过街这么难，我一定要揽她一手。
大概第一次的时候，我有那么一丁点担忧，就说是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过得好不好，这些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我下意识的动作就和对我自家的孩子一样，看她过街过不快了，就想揽一下让她跟着我一起过去。
爱哲：但这种想法是不是你会把自己带入进他们的父亲的角色？
是这样的。这更多是我自己性格造成的，比如我刚刚认识一个我太太的朋友，只见她第二面的时候，我就直接告诉她说，「你的婚姻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她沉默了大概两分钟，几乎要哭出来了说，「也许你说的对」。
我有的时候甚至不想听别人讲故事，因为讲完我就会参与进去了，很难从里面边剥离出来，所以和他们交往，我会容易陷入到他们的生活里边去。
爱哲：也就是您的意思是说，您对每一个人可能认识的人介入都会比较深，这几个孩子也并不特殊。
对。一旦我介入到他们生活里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很多，比如 Daniel 学什么样的专业，然后情不自禁地讲出来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尽管其实我已经很克制了，尽量不要让别人感觉到我有这么强烈的参与感。
我的家人还有朋友经常开玩笑，说我头发掉得快是因为操闲心操的多。
木先生是做生物医药研发工作的，有很好的科学素养，所以在聊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他跟我多次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基因的传播和延续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这时候我就更加好奇，他如何理解自己捐精生了十几个孩子这件事。
爱哲：我最后一个问题还是要回到关于基因这个事，因为之前您也说过，觉得基因几代之后就剩百分之零点几了，其实散播基因这个事没多大意义，但是您也提到说多少受了您父亲的影响，然后这些基因产生的这些孩子，让您看到了很多奇妙的地方，包括您自己亲生的也有 4 个孩子。所以这两种说法可能稍微有一点相反，我不知道您具体怎么理解？
你从一个科学角度来讲，基因是远不如我们想象那么重要的东西。2 的 10 次方是 1024，也就是十代之后，后代只含有你基因的 0.1%，十代就可以把基因稀释这么多。所以有一个说法是要是倒推上 2000 年，大部分人都是亲戚。所谓的把基因传下去，只是一个想象中的东西。
理性的一面告诉我，基因很快就会被稀释了，它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从感性上边来讲，我还是根深蒂固地有着传宗接代的思想。
也可能我不敢面对自己还残留的封建思想，但的确内心深处还是存在一点。我受过现代科学的熏陶，可以讲出来散播基因是没有意义的，但我自己有时也在脑子里和自己进行对话。我甚至会关注到接受我捐赠的孩子们，会希望他们都生孩子，但是他会表达不想生孩子了，我多少会有失落感的。
爱哲：所以就是您脑子里的封建思想还是在慢慢起作用。
对，这个东西我也必须真实的去面对它，还是在起着作用。
此后的每一年，木先生都会组织和几个孩子聚会。今年又有一个新的孩子和木先生相认，她是一个叫 Gabriel 的女孩，很擅长花样滑冰，也是来自于一个同性恋家庭。
木先生和孩子们商量好，因为自己每年都会回中国，如果他们感兴趣，每年他都可以资助一个人来中国看看。
这么多年，木先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告诉现在的太太自己捐过精的这件事。因为他的太太也听 故事FM，所以木先生也想借着这次机会，让太太了解自己的这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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