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安宁疗护志愿者后,我抗癌、和解、为自己活|故事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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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亲人重病时,我们第一时间本能地想到的是尽快把亲人送到医院治疗。即便是被告知,亲人所患的是绝症,且时日无多了,一般人也难以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
所以,自己深爱的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往往不仅要忍受病痛,还要承受各种治疗带来的无尽折磨。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让生命终末期的患者舒适、安详、不带遗憾地离世呢?
近些年,死亡质量、临终告别、尊重病患,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中国的安宁疗护事业在不断成长和壮大中,目前,全国可以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机构已经有 61 个了,海淀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就是全国首批示范基地。海淀医院安宁疗护中心也被业内人简称为海医安宁。
今天的讲述者徐舒就是北京海医安宁的一名志愿者。安宁的理念让徐舒内心的哀伤得到了治愈和救赎,因而从母亲癌症离世的痛苦中走出并为父亲善终。她不仅不再对死亡感到恐惧,还学会了如何重新拥抱生命。
母亲离世
2013 年,徐舒的母亲被确诊肺癌,生命只剩下两到三年的时间了。因为选择保守治疗,徐舒在三年间满足母亲的一切心愿,尽可能的让母亲最后的日子过的开心。后来,从 2016 年 7 月开始,母亲的身体状况断崖式恶化,徐舒已经无法在家里为母亲解决痛苦,于是她把母亲送去医院急救。
我是徐舒,今年 66 岁,曾经是大学的老师、服装设计师,现在是海淀医院安宁病房的志愿者。
母亲肺癌晚期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迷茫的状态。
当时她骨转移疼痛开始之后,吞咽出现障碍了,脚趾也开始坏死,即使有透皮贴,母亲的痛也忍不住。这些问题我感觉自己解决不了了,就跟她商量着去医院看看,结果去了医院母亲就直接被收进了 ICU。
那个时候我觉得「孝顺」就是母亲没那么难受的时候,我把她照顾好,让她吃好喝好;她难受的时候我一定要送她去医院,因为有些问题我解决不了,但是医生能解决。
去医院的那天我跟母亲商量说,「咱们说走就走,尽快去医院给你解决疼痛的问题」。去的那天是个周日,病房不给开阿类止痛药,只能周一早晨 8 点之后才能取。我想着应该也没关系,母亲现在贴着透皮贴的话还能再忍一忍。
结果在我离开之后,值班的护士可能是个新来的,她不知道透皮贴是干什么用的,就把透皮贴掀下来了,看了一看又放到那没再管了。粘在皮肤上的东西掀下来再放回去的话,药效就没有了,贴实度也没有了。然后我母亲就在没有镇痛,没人陪伴的情况下,忍痛忍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去医院看她的时候,母亲已经口眼歪斜,手脚都绑着,说不出话了。
我问护士,「这是怎么了?」护士说,「患者太疼了,疼得直挣扎,我们就把她手脚都绑上了。」
「怎么会疼?她不是贴着透皮贴的吗?」「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掀开了。」
我脑子嗡得一下。
癌症骨转移的疼是痛彻心扉的,母亲就这样自己忍着疼了一夜,第二天就中风了。
我那时真的泪流满面,想一下母亲一个人这么孤独地在病房里忍痛,最后挣扎到被人绑在床上,动也动不了,这是多恐怖的一件事。平时在家我 24 小时陪着她,她就在我身边躺着,她一动我就马上就起来去照顾她。可是现在母亲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病房里边空调还正对床呼呼地吹,她身上就盖个单子。护士可能忙活的时候把单子也撤了,所以母亲胸口这个位置,肩和脖子都是露着,在风下面吹着。我觉得她很冷,就把家里带来的小毯子给她掖上盖上。
这时,我和母亲相对无言,她已经说不清话了。我问她,「妈你还疼吗?」她就只会摇头,发出「呜呜」的声音。
我感觉也许我们没法告别了,母亲也有些事还没交代。虽然我们俩都是大学毕业生,但还是挺避讳死亡的,好像早点讨论这个事,死亡就会早一点到来似的,所以母亲也下意识地回避,我也回避。
因为母亲头脑一直特别清醒,我想着等到最后的时候,她会给我们开个会,跟我们告个别,但现在她说不了话了。
我问她,「妈妈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她说不出话就只能流眼泪。
我就凭自己的感觉跟她说,比如我会好好照顾我父亲,让她放心之类的,但是这只是我想的。母亲特别着急想说话,就用手比划,我把笔给她,她也写不出来。
那一刻是一种特别绝望,特别悲伤的状态。
后来母亲在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一个人在病房里离世了。母亲走了之后,那天晚上我去给她穿衣服,看到她胸口有一个很大的洞,洞口像 5 分钱硬币那么大,里边插了几根管子。我们家属去了以后,医生才把那些管子撤出来,说找个人说把身体处理一下,因为想给她穿衣服穿不了。从这个洞里不停地向外冒水,白色的水,连血液都没有,因为有 7 根管子同时给母亲输药输液。
我不停地擦,水不停地向外涌,衣服基本上穿不上。最后用了好多的纸,终于不往外涌水了,我们才把衣服给母亲穿上。穿上以后往起抱她的时候,她后背又湿透了。
母亲的身体一点血色都没有,身体里都是冰冷的液体。
我们走的是垃圾通道,然后一路上都是垃圾桶,从垃圾站绕到太平间。那个时候我感受特别不好,好像人一死了,就变成一个垃圾。
母亲离世对我刺激特别大,在住院期间,我不能去看她,不能照料她,让她痛成痛风的状态,然后不能说话不能交流。
我如果不是周日把母亲送来,我如果跟母亲商量,哪怕疼透皮贴多贴一点,但是不去医院,我就抱着她让她死在我怀里,也不会让她这么痛苦,至少不会痛到中风。所以所有的那一切我都觉得是我的决策失误造成的,我感到深深的自责。
安宁病房
母亲离世后不久,没想到,徐舒自己也患上了癌症。2017 年初,徐舒在一次体检中被发现了患有乳腺癌。但是在得知自己患癌的那一刻,徐舒说,她感受到的更像是一种解脱。
我妈妈去世以后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恍惚,有时在路上开车就想着撞死我得了。我觉得自己愧对母亲,想上去陪她。所以当自己确诊了癌症的那一刻,我挺轻松的,好像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去上天陪着母亲了,就像是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但是我依然是恐惧「死亡」这个过程的,虽然我可以去陪我母亲,但是走向死亡的过程,如果像她那么痛苦,我还是不愿意的。我觉得太受罪了,太恐惧了。
我想着到最后我宁可跳楼跳海,可能也不会去医院,于是就开始找有没有可以不那样死亡的地方。
实际上我挺幸运的,我是 2017 年 2 月手术的,然后 7 月我看到一个朋友圈,是我母亲的楼上的邻居,海淀医院安宁病房的主任秦苑发的。她说海淀医院成立了安宁病房,介绍安宁病房是不再抢救,而是给患者缓解不适的症状,让患者最后的生命比较有品质,比较有尊严,然后我想我生命到最后可以考虑去那儿。
再后来有一次她发朋友圈说招聘志愿者,我就小窗问她说,「我能做你的志愿者吗?」因为做志愿者是可以接近安宁病房的一个机会。然后她问我会做什么,我说我什么也不会,但是我会摄影,可以在病房拍你们服务的过程,给你们留一些资料和素材。
2019 年 7 月 6 日,那是我第一次进病房。在这之前我陪我母亲去做放疗的时候,住在医院里边的都是接受治疗的癌症患者,我总是能听见那种特别痛苦的哀嚎。
那天我去病房的时候,想着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所以内心里还是有恐惧的,但是又想了解安宁是怎么回事,就硬着头皮去了,结果一进病房感受真的不一样。
窗台上放着小花盆,有些患者在坐着聊天,然后跟志愿者一进来就和他们打招呼。我感觉挺好的,有种阳光明媚的感觉。志愿者会陪他们聊天,给他们洗头,然后躺着起不来的,志愿者就俯身下去说话。
当时我是理解不了的,心想「这是演出来的吗?」志愿者们笑容灿烂,眼神温和,就像呵护自己家人一样。我觉得也许就是像「学雷锋做好事」那样,是装出来的。
我第二次去、第三次去,不同的日期的志愿者是不同的,但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难道是统一训练的吗?
我自己是做不出这样的表情,也不屑于这么表演,我内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就是来服务的。但是用相机拍着志愿者们服务的瞬间,我内心还是觉着他们想演出来也不容易,出门之后肯定就变样了,可他们出了门也照样是笑容特别灿烂的。
服务完了以后,志愿者会有一个复盘,说说今天的服务过程中每个人的感受。我觉得他们讲得都特别开心,笑容都特别阳光。
他们面对的是一些生命末期的患者,是很负能量的,可是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然后怎么又能够这么笑得这么灿烂?我就是不理解,反正我做不出来。
后来慢慢的跟他们相处的时间久了,至少我知道,虽然我做不出来,但是他们不是装的,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但是他们怎么就发自内心地做到了呢?
我看到这些患者的时候,觉得他们比我母亲幸福,不论志愿者是装出来的还是真的,他们得到的是温暖的呵护沟通和照顾,而且身体的不适得到了控制,没有像我母亲疼成那个样子。
我会想很多,如果我母亲要是能赶上这个时候就好了,我都没有给母亲洗过头,都不知道躺在床上该怎么洗头,反而会有更多的遗憾。所以我虽然人在那服务,但是内心还是很矛盾的。
有着这样的情绪,我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因为这种反差反而刺激着我觉得更对不起我母亲。我安慰自己说,要是能为这些人服务,让这些人尽可能舒适一些,也许是对母亲的一种弥补,但是她又没享受到这些,母亲明明是在痛苦中离世的。
内心的纠结让我的状态浑浑噩噩的,就是去了海医安宁,到了那推开门不知道该做什么,出去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生死课堂教育
后来海医安宁平台开始举办针对志愿者的生死教育课堂,是海医安宁的首席的心理师王扬老师给我们上课,老师让我们分享每人分享一个离自己最近的死亡的故事。
我不想讲母亲的故事,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自闭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也不太愿意面对这件事,一提起来就会觉着哪里都堵着,还没开始说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泪流满面。
所以老师让我们每人讲一个死亡故事的时候,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提这件事。大家都在讲自己的故事,有的人讲宠物,有的人讲外婆,有的人讲小的时候遇到的事儿。
我们是两两分组讲,我当时跟谁都不熟,看见了第一次进病房见过的车老师,那个带着温暖的目光,满脸笑盈盈地看着患者的,我觉得人家是装出来的那个车老师。
她就默默地坐在那里,我问她,「老师我能跟你一组吗?」她说,「可以啊!」
我跟她说,「我母亲刚离世,但是我不想在课堂上分享这件事,你先讲吧。」我想一个别的故事,编一个故事交作业就好了。然后她就讲了她的故事,但我一直在那想我该编个什么故事,根本就不记得她讲了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就人是浑浑噩噩的。
后来她讲完了以后轮到我了,她动员我说,「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故事讲出来,因为这里有心理老师,如果你讲出来的话,或许可以得到帮助,而且有些东西憋在心里不好,你讲出来也是一种释放。」
然后我就讲了,一边讲一边哭。后来大家都讲完了,王扬老师让每一个小组说一说自己的感受。
到车老师讲我的故事的时候,王老师听得特别认真,可能在现场我的悲伤程度是最深的那个,然后时间又离着最近。
王老师就用我的案例在课堂上讲,「首先我想告诉你,不要用你今天的进步去谴责昨天的自己。因为在你母亲去世的时候,按照你的当时的认知,认为送母亲去医院是最好的,你也这样做了,就应该欣赏这样的自己。尽管结局不是很好,但是你尽心尽力了。」
「第二,自责和罪恶感,相当于是自我否定,也是自杀。希望你能够换个角度看这个世界和你身边所有的事情,比如说用爱的角度。即使在那个时刻,你依然以满满的爱心去照顾你的母亲,全身心的去呵护她了,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还是有深深的自责和罪恶感,我建议你回到家做一件事,而且要特别有仪式感,拿你母亲的遗物也好,遗像也好,放在你的对面,就像你母亲坐在你面前一样,你要跟她聊聊天,把你现在内心的所有的感受告诉她,比如有些事没做好,你要向她道歉。」
「然后要告诉母亲你很爱她。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你一定要跟她告别,要跟妈妈说再见,然后要告诉妈妈你会好好的生活,你会照顾好父亲,告别的这件事一定要做好。」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把母亲的遗像拿出来放到床头,盘腿坐在她对面,跟她聊了三个小时。
以前一提我母亲就会泪流满面,这次依然是这样,但是因为我把心里的很多话说出来了,道别这件事也说完了,承诺说我会好好照顾父亲和自己,感觉这心里的一块石头就摘出去了。
忽然觉得内心的压抑和憋闷的感觉好多了,然后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感觉人一下子轻松了。之后我把母亲的照片不再藏起来了,就放在我能看到的地方。
有的时候放在我书房里,我要干什么的时候就会跟她打个招呼,或者说声妈妈早上好。有些东西感觉突然就改变了。
妈妈我是爱你的,尽管这些事我没做好,我很抱歉,但是今后会让老爸走得更好,所以我现在在安宁努力学习,也是有私心的,我希望把爸爸好好地送走,也希望自己能好好地走。
后来秦主任说了一句话,人不可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到别人,包括爱和温暖,如果自己没有爱,或者说自己的爱没有溢出来,就不可能给到别人。
这个时候我就理解当时那些老师为什么是那样灿烂了,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对患者也是一样,自己的爱充盈了,就会自然流露出来,然后对方也能感受到你的温暖、爱和支持。
生死教育课给了我一个救赎,把我从那种极端低谷的状态救赎出来了。
生死教育培训课程是徐舒人生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从这里,她开始重新思考生命与死亡,她从浑浑噩噩变得清明,开始用爱的角度看世界、看自己,并与自己和解。带着这样的心情,徐舒在海医安宁做志愿时,也有了和之前完全不同的心态。
海医安宁有几种颜色的马甲,红色的是个案的老师,一般是心理师和社工师,他们可以去了解患者或者家属情绪背后的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让即将离世的患者和家人之间能够尽可能少一些遗憾,最后协助完成患者的未完成心愿。
绿马甲就是做最普通的基础服务,他们会进病房给患者洗头,陪着打牌,唱个歌什么的。我们的志愿者里专业的理发师就特别受欢迎,患者会排号去理发,按照自己想要的样子,在自己最后的生命里,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绿马甲就是招募社会的志愿者,有爱心想过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人。
还有一个黄马甲,是芳香呵护团队,领头人是台湾的大叔赖沛文老师。芳香呵护是精油或者是不用精油,我们用手和他的肌肤身体接触,给予一种包覆式的抚摸,让患者有一种被全然接纳和被关爱的感觉。随着我们的引导语可以放松身心,然后舒舒服服的睡一会儿。
主要是这么三个马甲,三个团队就是志愿者团队。
大明生日会
在海医安宁做志愿者的日子里,曾经有一个叫做大明的患者让徐舒印象很深。大明还不到四十岁就到了癌症晚期,进入病房的时候刚好赶上他生日,于是安宁团队的志愿者们就提前为他筹划了生日会。
大明到安宁病房来的时候知道自己的病情,那么年轻就即将走向死亡,任何人都是有点没法接受的,他和他妻子又特别的相爱,他俩还有一个孩子,所以说到他要过生日的时候,很多人都特别想办好,因为很多工作的医生护士都是他的同龄人,有有很多事可以感同身受。
团队跟他的夫人一起把他各个阶段的朋友都找到一部分,还有他家的亲属,想在生日会上通过视频的形式对他问候一下,在这个问候中大家会说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夫人也给他录了一段话,主要就是说他们俩是网恋认识的,说自己从一个几乎自闭的女孩,被大明骄纵成了一个特别开朗的人。
他有个没完成的心愿,因为自己老出差世界各地走,特别希望带他们母子俩也能出去一趟,结果还没等愿望实现自己就病倒了。然后当时的安宁团队负责他生日会的一个小姑娘特别用心,就在以前那些他去欧洲的照片里,把他们一家三口在北京拍的照片 PS 到里面,在生日会上放出来了。
大明几乎是从头到尾一直在哭,特别感动。
生日会结尾的时候,他儿子把自己画的油画拿出来了。大明就抱着油画看,看完了以后盖在自己的脸上,拿下来跟他夫人说,「让这幅画跟我一起走,这是我儿子送给我的。」
他儿子 10 岁左右,也在现场一直流泪,但就是小男子汉的模样,落泪的时候,他一定面朝电视,不想让爸爸看见自己落泪。他爸爸感受到了就伸手去够他,但是他还是背对着爸爸,假装看着大屏幕。后来主任就过去把孩子的手拉过来和父亲的手放在一起,就那一刻那个画面也特别温暖,特别温馨。
所有屏幕上展示的照片都给做成了一个时光相册,打印出来送给大明了。大明就抱着时光相册,抱着他儿子的画就没撒手,一直到最后。
生日会之后大明特别满意,觉着没什么遗憾了,然后就跟团队说,自己接纳逐渐的在睡梦中走向死亡这件事了。
这些小伙伴们前期工作做的真的好,要没有团队医生和心理师社工师协调,没有负责的小伙伴做这些时光相册,就没有后边的结果,所以每一场生日会,或者患者生死两相安的理事,没有团队的努力都是不行的,这背后都有大家的奉献竭尽所能。
给父亲善终
成为了海医安宁志愿者后,徐舒接受了生死教育,学习心灵呵护技巧,积累服务经验,她最大的心愿就是为了能用自己所学到的,将来帮助父亲安详地、平静地离世。父亲在老伴儿离世后身体日渐衰弱,患上了抑郁症和阿尔兹海默症,经常出现神情恍惚的状况。原本全职陪伴父亲的徐舒因为确诊癌症,需要在医院进行手术和治疗,无法再照顾父亲,就把父亲送去了养老院一段时间。
我学了芳香呵护和有了安宁的理念之后,确实帮我父亲善终了。
他几次吸入性肺炎,其中有一次是到医院来救治的,因为养老院一般遇到这情况,就是喊家属送医院,但疫情期间门诊的各项检查就 5 个多小时,等人进去以后已经很疲惫了。我特别恐惧父亲再出现母亲的情况,让他一个人孤独地走,所以这次把他救过来之后,我就再也不想让他去医院了。
后来第二次吸入性肺炎复发的时候,我正好在去延庆的路上,养老院跟我说我父亲又发烧了,我就立刻返回来了,父亲已经烧得有点手舞足蹈地说胡话了。
我就去药店把祛痰和消炎的药买来给他敷上,敷上以后他还是烧,还是手舞足蹈的,怎么都控制不下去。这一次我下定决心不送父亲去医院,养老院说赶紧叫救护车,我说这次先不叫,我自己看看能不能处理,实在处理不了再说。
然后我就联系赖大叔和芳香呵护团队的人,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我只能在群里说,「我爸病危了,高烧不下,老年肺炎,有可能这次过不去,请求老师和小伙伴们支持。」
在这之前有一些我们的小伙伴把调好的精油闪送过来了,然后我和我哥就给父亲做抚触,我说,「老爸你放心,我在你身边你是安全的,你慢慢地放松,一会就好了」,就这样的慢慢地安慰他,他就稍稍地稳定了。
然后在同一个时间段,进入到大家一起给我爸做白光祝福。我和我哥就放着赖大叔 23 分钟的芳香呵护语音引导,给我父亲做抚触,对他说,「老爸你放松,我们都在你身边,你是安全的,我和我哥在给你做精油抚触,慢慢的你身体会舒适下来,你只要放松就行。」
经历这个过程,我父亲就安静下来了,也不手舞足蹈了,就闭上眼睛,很安静的睡了。我一摸体温也下来了,当然之前吃过口服的药,但是芳香呵护的抚触对他还是很起作用的。
当时在场的医务室的人,护工,还有养老院的主管都很震惊,因为上一次送我父亲去医院折腾了好多天回来之后,老人疲惫不堪。但这次我们用芳香呵护安抚我父亲,然后吃点口服的药就好了,不用折腾老人去医院了,而且他恢复的还很快,到第三天就可拽了,还问我在这做什么。
「你不是病了吗?我来护理你」「我没病,我挺好的」「那啥意思,我回去呗?」
总之就是特拽的,然后第四天他吃饭什么的也挺正常的了,烧也退了。这就成功了一次。
所以当我爸最后那一次走的时候,养老院的医务室和他们的团队就特别支持用我的安宁的方式送我爸走。
那天也是夜里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徐老状态不好。」过去我就跟他们说,所有急救的药都不要再打了,要尊重这个自然的过程,不要抢救,我就一直陪着他就好,在那我又陪了他两天。
人到最后的那一段时间,你感觉一个老年痴呆浑浑噩噩的人眼睛突然变得清澈了。以前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神都有点空洞的样子。最后的那两天他说不出来话了,但是你能感觉到只要他醒了,会跟我特别和蔼地笑,我跟他说话他会点点头。
我说,「不管怎样,整整个过程我会陪伴在你身边,你就朝着温暖的阳光灿烂的地方去就好了,那边有我妈有我姑,还有无条件的爱,」人在临死的时候都会迷茫和无助,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但是给他描绘一些美好,关键是你告诉他「有你陪在他身边,他是安全的」,这个就特别重要。
以前我给我父亲做好吃的或者做点什么让他对我满意的时候,他就会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结果这次也是,打了个哈欠,点点头,这口气就没了,就不再呼吸了。
我心想老爸你就这样走了吗?你也太惬意了,太舒适了。所以父亲走的时候我一点悲伤都没有,就是觉着我爸走得真好,挺有成就感的。
重新拥抱生命
主任说每个生命末期的患者都是我们的老师,看他们的在人生最后各种的表现和生命的状态,就会思考自己的人生。
学了这些之后,我对死亡不恐惧了,而是感兴趣。特别想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死了以后,回过头来还能讲这个过程的,只能是活着的人充满了好奇,所以我不再怕死亡了。
2019 年12年,徐舒的乳腺癌复发了,但这次,她一点也不畏惧死亡。她决定「向死而生」,开心地过好剩下的每一天。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给了我一个特别深刻的教训。她的家我收拾了很久很久,我知道有的东西对她有意义,但是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很多这样的东西该怎么办?
所以有我妈妈的教训之后,我就想我家里边不要有很多东西,在我活着的时候把我觉着特别有意义的东西筛减到只留下那么一两件,甚至不留。断舍离的过程也挺有意义的,我把很多东西看了一遍,觉得把它记在脑子里就可以了。
那个时候觉着生命不知道还有三个月还是三年,就想写一封遗书,真到写的时候发现没什么可写的,因为别人作为女主人,可能家里钱放在哪儿人家都有数,但我在财产上没有什么可安排的。
我也不想嘱咐女儿说一定要怎么样,我希望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着就好。那我就说我爱他们,感谢上苍让我遇到你们,尤其有一个好的女儿,有些时候我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让他们不舒服,请他们原谅。然后向他们道别,说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好好的生活。
没想到,一边怀着良好的心态生活,一边积极配合治疗,半年后,徐舒的癌胚抗原数竟然下降到了正常值。这短短几年内,徐舒经历了两位至亲离世,自己确诊癌症又复发,她却从未向生活低过头。回忆过去的人生,徐舒觉得,自己好像总是在为别人而活。所以,在 65 岁这一年,徐舒决定,不管之后的日子还剩多久,她都要为自己活一次。
小的时候,我不是很被妈妈待见的一个孩子,我学不好数理化,她对我很失望,所以我就老想讨好她,因为一直觉着自己是不被父母认可的。
我母亲是数学学霸,总想着自己的女儿怎么就学不明白数学,所以高考的时候,她给我报了数学系,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快疯了。从小在家已经习惯了这样,我不会反抗,不愿意表达了,我妈几句话就把我顶回来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喜欢画画,学那有啥用?」
然后母亲就给我报了数学系,那个时候我天天盼着自己落榜,天天盼着我考不上,结果通知书下来了,我考上了。
这 4 年只能硬着头皮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有的时候看到楼下艺术系的人背着画夹子从外边回来,我能委屈得掉眼泪。那个时候又不能转系,就这样到了毕业,又分到大学当数学老师。
后来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一想到明天要去上数学课,我就想生病,想吐。还有三个月就要提高级职称了,我不管不顾地就辞职了,因为实在忍受不了了。
结婚就以后就在为丈夫活着,因为从小到大的自卑感,让我在婚姻中总是自我否定。当我和丈夫在一件事上争论,不是我错,但他认为我错了,我就开始反省自己。因为总是这样,慢慢地就形成一种习惯了,他也习惯否定我了。
后来成为志愿者之后,我开始问自己「我在哪儿?」,在我的人生里边,我一直没有为自己活过,都是在为别人活。
过去觉得「为自己活爱自己」是一个多自私的事,但是为别人活我活好了吗?没有。
最后母亲未必对我多满意,我也有深深的自责和罪恶感,女儿对我也不满意,丈夫对我也不满意,我的人生总是有错,特别有挫败感,而且还要我承担起家里的所有事。
在这个时刻我想,自己的人生还有多久?可是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我为别人活别人不满意,我为什么不为能自己活一下,我已经都到这份上了,我不可以自私一点吗,我忽然就想自私了。
所以在 65 岁这一年我离婚了。因为我该尽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尽完了,4 个老人送走了,孩子也独立了,我现在想为我自己活。我不想看别人的脸色,所以现在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人生活,特别快乐。
不管我的人生还有多久,哪怕还有一年,我也活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很多人现在说「徐老师,现在看你怎么年纪越大,越灿烂越青春」,我说「真的吗?」
徐舒平时喜欢摄影,她现在经常跟着风光摄影老师一边驾驶无人机一边旅拍。徐舒说如果病房要扩大了,她想把和老师拍摄的美景照片捐赠过来,让患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带着对人间美好的感受离开这个世界。
我离婚以后的这种感觉,一开始还不习惯,想着我是不是得顾及一下什么。然后又忽然意识到,我已经不用顾及谁了,我想我自己就行。那种轻松和自由感,觉得自己一下子就能飞起来的那种快乐,让我特别开心。
现在好多人都看见我都说你状态怎么这么好,是因为这种由内而外的,「我属于我自己,我是我自己人生的主宰」,这种感觉是我从小到大刚刚有的,所以我很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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