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国图古银杏及国图百余年发展史 I 银杏（42）
本周作业收获：1、因找古银杏寻国家图书馆百余年发展轨迹；2、追思为国图发展的近代主要人物；3、两次去国图，眼见为实，新址国图大护国仁王寺原址有370年2棵雌株古银杏；旧址国图清御马场和民国初军营操场有110年4棵古银杏。
近两年有闲余时间去过几次北海公园看花拍鸟，北海公园的主要游览景点在南门东门及北门的线路上，西门这边基本上是遛弯的，少有游客从西门进去绕一大圈游览。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要几次从西门进，周三下午在与北海公园西门（文津街1号）紧邻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津街7号）转了两小时后，我明白了是古籍馆在等我。
虽然多少次路过老舍先生所写的北京最美的街道文津街，进过几次北海公园的园中园之一快雪堂，快雪堂曾经是北平图书馆的一部分，我却对国图古籍馆视而不见。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曾经这样赞美这条路：“这儿什么都有，有御河，有故宫的角楼，有景山，有北海，有白塔，有金鳌玉蝀桥，有团城，有红墙，有图书馆，有大号的石狮子，多美，多漂亮。” 文津街所包含历史与文化内涵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
“文津街是北平城里我最喜爱的一条路，走过那里，令人顿生怀古幽情。”这句话，出自我国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女士。她曾经从小在北京长大，并生活了26年，北京成为她精神上的故乡之一。1960年，出版小说集《城南旧事》，通过英子对往事的回忆，反映林海音对童年的怀念和对北京城南的思念。
从北海公园南门公交车下来，沿着团城往北海公园太液池西岸走，经过北海大桥，就看到了不起眼的北海西门，再走两步，可以看到大门为三开间琉璃顶门座式朱钉红漆大门，体量高大，气势宏伟。门前有一对石狮，与大门相得益彰，这就是国图古籍馆，门牌号文津街7号。
文津街7号的院子中，有幢雕梁画栋的古建筑，其外观仿故宫太和殿，绿琉璃庑殿顶，绿色柱身，周围是汉白玉须弥座式栏杆，还有从圆明园迁移来的华表、石狮等。这座古建筑名为文津楼，始建于1931年，当时称“国立北平图书馆”。1951年改称北京图书馆，1987年北京图书馆迁入海淀区白石桥新馆，这里称古籍馆，隶属北京图书馆分馆。1998年，北京图书馆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此处也就成为国图古籍馆。
北平图书馆旧址总建筑面积达11800平方米，主楼又称文津楼，共有二层带前廊，配楼共有一层，楼间连以平顶连廊；书库在主楼后部，各楼均有地下层 。文津楼为中国传统宫殿式结构，其周围环境也用传统的石碑、华表、石狮、雕花望柱石等古物装饰，增强了庭院环境气派。
经过考证，大门前的石狮来自圆明园，而文津楼前的石狮则来自朝阳门内恒亲王府（俗称五爷府）。
圆明园先是在1860年遭到英法联军火烧，后又被八国联军洗劫，到民国时期，圆明园已是一片废墟。主管修建图书馆的人在长春园东大门看到歪在废墟中的石狮久置荒野，无人问津，就请示当时的内务府同意，花钱找来脚夫，把几吨重的石狮运到城里，放置在古籍馆大门前。这对石狮的雕凿完全按照明清石狮规范标准完成，显示了皇家石狮的气势，做工细腻，扬颈低头，挺胸收腹，姿态威武。
古籍馆院内文津楼前一对石狮，个头巨大，威严庄重，气势磅礴，总高3米多，是典型的清代石狮。其特点是：弓背蹲坐，头顶螺旋发卷个大数量少，眼凹眉卷，鼻子由三个圆球组成，很是夸张，方嘴张开，舌头上舔，下巴的须髯比较短，胸前雕花绶带上挂一銮铃两缨穗，雄狮爪下绣球旁象征权力的绶带短小，雌狮爪下小狮四腿朝天。石狮下有二层底座，上层底座为方箱式，座饰锦铺团花滕纹，下层底座为几案式，雕刻的山形纹。这对石狮是从恒亲王府购买来的，恒亲王允祺为清康熙皇帝第五子，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晋封恒亲王，雍正十年（1732年）去世。恒亲王府旧址在朝阳门内烧酒胡同，今是北京第164中学，王府建筑早已没有痕迹了。
北京市档案馆保存一份1931年4月20日北平市工务局的公函，记录了当年恒亲王府石狮运到图书馆的路径。运石狮路线是：“由五爷府启运，走朝阳门大街、猪市大街、弓弦胡同、汉花园、马神庙、景山东大街、后门（地安门）、厂桥、养蜂夹道”，最后到国立北平图书馆。
古籍馆院内矗立一对汉白玉石雕华表，通高约8米，下为八方形须弥座。华表原是圆明园安佑宫宫门外之物，原竖有华表两对。1925年燕京大学修建校舍时，由美国牧师翟伯雇人搬运三根，遭北郊警察阻止，其中一对运到燕京大学，竖于该校主楼前，另一根则被京师警察厅运往城里，1931年春曾横卧在天安门前道南。同年夏季，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北海西岸建成新馆时，就将放置于天安门前的那一根华表，与圆明园剩下的一根华表运到新馆，竖立在文津楼前。
古籍馆院东侧立有一方《文源阁记》石碑，原是圆明园安佑宫东亭之碑。1931年在中山公园举办圆明园遗物展览时，此碑列为展览之物。展览结束后石碑移放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内院东侧，1990年前后转移到新开辟的花园之中。碑文为《文源阁记》，上题“乾隆甲午孟冬御笔《文源阁记》”，“甲午”就是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碑文，碑上汉字满文对照，各占一半，今已风化，字迹不清。
当年为何要修建文津楼呢？这要从清末以来北京图书馆的发展说起。
二十世纪初，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摇摇欲坠，西方势力频频涌入中国，西方文化也是无孔不入。受西方图书馆的影响，中国人对图书馆的认识越来越强烈和明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教育世界》发表罗振玉的文章《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提出建立社会公共图书馆的动议。1909年，王国维率先翻译了《图书馆小史》，向国人系统介绍世界图书馆的发展。虽然朝廷财政窘迫，人心涣散，管理学部的军机大臣有“儒臣”之称的张之洞，在1909年9月9日抱病上奏朝廷，请建京师图书馆，同日清政府准学部之奏，建立京师图书馆。在清宣统元年（1909）颁布了《图书馆章程》，决定在京师开办图书馆，并要求各省都开办图书馆。
当时朝廷穷困，仅拨了200两白银为经费，不过，在文献方面，朝廷同意将热河文津阁（承德避暑山庄）的《四库全书》，以及内阁翰林院的古籍藏书《永乐大典》等都由京师图书馆收藏。1910年11月，京师图书馆暂时在什刹海北岸的广化寺内成立，聘有名誉经理员七人。同年12月，运来十分珍贵的敦煌经卷18箱由京师图书馆收藏。
京师图书馆未及开馆，清朝覆亡，馆务因而停顿。由于财力不足，京师图书馆不得不暂借什刹海旁的广化寺储存书籍。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在广化寺正式开馆。至1931年迁入文津街新馆，这段时间京师图书馆曾“三迁馆舍”、“两度更名”，并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在曲折的过程中艰苦地创立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相继有大量古籍文献入藏京师图书馆。1913年，当时的教育部拨给《古今图书集成》共66箱；1917年，陕西送来碑林拓片445种，教育部转来地方志154部、拓片708种；1922年接收《新元史》60本；1929年大连图书馆赠《永乐大典》2册；1930年接收了梁启超捐赠的130箱图书碑帖和样式雷家圆明园、三海等工程模型图纸37箱等等。
京师图书馆初建时，所藏图书取自国子监南学和内阁大库，包括明代皇家图书馆文渊阁藏书和南宋辑熙殿珍本，还采进敦煌石室所藏唐人写经本八千卷以及一些著名私家藏书，总计不到10万册。
明末藏书家姜绍书《韵石斋笔谈》也载：“内阁秘府所藏书，……至李自成入都，付之一炬，良可叹也！”他的记载正道出了一段史实：当李自成退出北京时，命人纵火焚烧了皇宫，文渊阁未能幸免，大批的珍贵书籍就这样消失了。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帝下诏于文华殿后规度适宜方位，重建文渊阁，用于专贮《四库全书》。1775年，文渊阁正式动工。1776年，文渊阁建成，乾隆皇帝赐名文渊阁。
1928年5月，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8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仍称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址在中南海居仁堂，教育部聘蔡元培为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
随着京师图书馆的收藏不断增多，暴露出的问题也着实不少。京师图书馆原址在广化寺，地方狭小，交通偏僻，分馆过多且偏小，馆藏分散，读者借阅图书不便。于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拨款100万银元，与当时的教育部商议选新址筹建图书馆，定名“北京图书馆”，但实际使用的是“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名。
图书馆筹建委员会在北海公园霄云楼办公，教育部决定把北海西南墙外御马圈空地和养蜂夹道迤东公府操场两块土地合并，用于修建新图书馆。御马圈属官地，可无偿拨用；公府操场旁驻有军队，平时士兵们要在操场训练，因此不愿意撤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致函张学良，并拨付两万元给陆军部，总算把公府操场那块地给拿了过来。
图书馆筹建委员会公布了“北京图书馆征选建筑图案条例”。提出新图书馆设计可以采用中国式或希腊式，必须适合现代图书馆的功能要求，且与周围宫殿的环境协调。在征集期限内，先后收到图书馆设计样式图17份。1927年8月，经审查委员会评定，莫律兰的中式建筑图案中标，按征募条例聘莫律兰为新馆建筑工程师。
1931年新图书馆大楼竣工，定名文津楼。文津楼建筑仿清宫殿楼阁，与北海琼岛隔水相映。主楼为二层，配楼一层，楼间由平顶连廊连接，各楼均有地下层。主楼一层左右各有一报告厅、展览厅，二层为阅览室，后部是书库，连接走廊两侧为办公用房。在当年，文津楼可是国内藏书最多，规模最大的现代图书馆。
1931年4月10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向北平市公安局致函，说明图书馆收藏大量珍贵图书，“允宜肇锡嘉名，用资通晓”，意思是想把大门外的街巷定名为“文津街”。5月18日，公安局函复国立北平图书馆：“当经饬区派员接洽勘查，兹据复称：查得该巷经贵馆指告，系由金鳌牌楼起，往西穿过西三座门至西安门内大街路北西小石作南口外止，改为文津街，尚无妨碍。”因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最为宝贵，馆门前街巷原无名称，因此定名“文津街”名符其实。
1931年6月25日举行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典礼，蔡元培馆长主持，袁同礼副馆长致答辞。同时图书馆大门外“文津街”也正式挂牌使用。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舍规模宏大，端庄壮美，琉璃碧瓦，不但结束了“国图”二十余年馆无定所的窘境，还成为了当时北平城内的标志性建筑。
自1909年创立以来，这个国家级的图书馆终于第一次有了专属馆舍。新馆占地88亩，馆舍外观采用传统宫殿样式，屋顶覆盖碧琉璃瓦， 馆内有从英国定制的书架，还有垂直书梯、饮水器、木地板等现代化设施，可谓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
无奈国运多舛，随着日本入侵步步紧逼，北平局势日益紧张，图书馆不得不将一批批珍贵的善本特藏先后转移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其中部分善本甚至辗转寄存美国，后由美方移交给台北故宫博物院暂存，至今未能回馆。“七七事变”后，图书馆部分馆务一路南迁，在昆明与西南联大合办图书馆，并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设立了办事处。
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国立北平图书馆才重获新生，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北京图书馆。
1955年至1987年间，北京图书馆曾拥有过第二阅览部，坐落在北京东城东北角的一座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著名庙宇——柏林寺内，因此也常被称之为“柏林寺分馆”。1955年经上级决定，把柏林寺交给北京图书馆使用后，存放在该处的藏书范围越来越广，藏书册数愈来愈多，特别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发展迅速，当时在柏林寺入藏图书约六百余万册，占全馆藏书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后有机会去探访柏林寺院内的两棵清雍正年间的古银杏
当时的文津街很窄，街东部北海大桥两端有“金鳌”、“玉蝀”两座牌楼，府右街北口往东有三座方门楼在街中间。后来为改善交通拆了方门楼，1954年北海大桥加宽时，有人建议把团城拆掉，开阔道路交通，扩大公园面积 ；另有人坚持要保留团城，认为其极具艺术价值与古文化风格，保留它就保留了中华建筑文化的基因。周恩来总理看到报告后，对此非常重视，亲自来到团城一带进行实地观测，经过全面了解和慎重思考，他决定保留团城，拆中南海的墙，让南面的中南海院墙后移，给马路向南扩展留出空间，解决道路拓宽的问题。正是这条让中南海“让道”腾出来的马路，就成了今天的文津街。
随着图书馆藏书越来越多，文津街馆舍再次遇到了藏书空间不足、业务空间紧张的问题。1987年，今天人们熟知的位于白石桥的馆区落成使用。1998年12月12日，北京图书馆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
如今，国家图书馆113岁了，总馆北区、总馆南区、古籍馆三处馆舍并立，其建筑面积达28万平方米，居于世界国家图书馆第三位，文献收藏位居第五位，数字图书馆更是处于国际前列。通过国家拨交，社会捐赠和馆员努力购藏，形成了传统文献和数字文献相结合的浩瀚馆藏。承担着为国家立法决策机构、教育科研单位、图书馆业界和社会公众服务。
在国图发展史上，除了上面说到的张之洞蔡元培等人们熟悉的几位先辈，还有以下的主要人物：鲁迅、梁启超、郑振铎，他们也都曾参与到了国家图书馆的建设、发展和保护轨迹中。
鲁迅供职教育部期间，曾为京师图书馆付出很大精力。1913年2月，时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江瀚另调他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中，京师图书馆的管理之责实际落在了时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鲁迅的肩上，负责管辖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以及文艺、演剧等事项。开馆之初，为充实馆藏，鲁迅在1912年秋季以教育部名义咨调各省官书局所刻书籍入藏京师图书馆。1913年，将一部铜活字版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拨予京师图书馆。1916年4月，通过政事堂取得内政部同意，明文规定，凡经内务部立案的出版物均须分送京师图书馆一份庋藏，标志着京师图书馆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重要职能。同年，鲁迅又为京师图书馆征取各省区最新修刊的志书，征求各种著名碑碣石刻拓本。《永乐大典》(残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也是经鲁迅据理力争，于1915年移藏京师图书馆的。
除此之外，鲁迅等人也曾为1913年开设京师图书馆分馆筹办策划。1913年6月，因广化寺地处偏僻，低洼潮湿，经教育部批准，在另觅新馆址的同时，设分馆于宣武门外前青厂，1914年分馆迁至前青厂西口永光寺街。10月，京师图书馆停止阅览，暂时由广化寺移至国子监。1915年，确定以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为京师图书馆。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在方家胡同重新开放，鲁迅与教育部部分同仁出席了开馆活动并留影纪念。此时的京师图书馆已粗具近代图书馆的规模。
梁启超也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5年至1927年，梁启超任改组后的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1925年4月，他促成全国性的图书馆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并任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1926年就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在短短数年内，他倾心竭力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并在文献学和目录学等方面的研究上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政局多变，经费困难，为此他常寝不安席，想方设法地向国内外筹款，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
除了积极筹款以外，梁启超也采取措施，节约内部开支，甚至连招待外宾的饭费都由馆长本人支付。1926年，有位暹罗贵族来中国旅游，并参观图书馆。梁启超认为，外宾来游，绝不能冷漠以待，但招待的费用需从他的薪水中扣除。
为了丰富和完善馆藏，梁启超在任期间对图书采购的工作异常重视，想尽办法多方购入中外有价值的图书或藏书，随时注意图书信息，尽量不失掉任何采购善本和好书的机会。若闻听别处购得了好书，他便设法索求。
为了维持职工的生活和支付图书馆的一切费用，梁启超常常慷慨解囊，后来竟将个人十多年积存的人寿保险单押借了出去，获得现款补充馆用。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总共垫支11100余元(未计利息)。不过，梁启超的心里也知道，“此属救济之方，绝非持久之道”，只不过是责任所系，“不忍坐视国家典籍之散失”而已——这的确是一位爱书护书者的肺腑之言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其子女尊其遗嘱，将他在天津“饮冰室”书斋的全部藏书2831种、41470余册捐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日趋危急，为避免国家珍贵典籍遭损，善本古籍装箱南运，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播迁过程。
1937年，上海在战火中沦陷，知识分子纷纷避难大后方。著名作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和藏书家郑振铎却不顾亲朋屡次催促，执意留守上海这座文化“孤岛”，倾囊收购流散古籍。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他几乎拼上了性命。
郑振铎去世后，家属秉承遗志，将其生平藏书全部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为国图善本馆藏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如果说，书籍是烛照人们前行的文明之火，那么，历史上这些无私的守护者们都曾手持火把小心路过。他们愿意用自己的身躯乃至生命，守住这不灭的点点星光。
下面请欣赏一组古籍馆图片。文津街7号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这里曾经是金朝的大宁宫、元朝的兴圣宫，与北海同属西苑禁地。这里曾经是明朝皇帝游乐的玉熙宫，宫内设有宫廷戏班及演戏的场所。这里在清朝一度成为御马监，为皇帝养马的御马场。这里在民国初年成为陆军部管辖的军营和操场。这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图书馆。
4棵挂绿牌的银杏树为二级古树，年代清朝约110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2017年制。古籍馆里挂绿牌的二级古树国槐和榆树也不少。它们一起见证了古籍馆的今昔。
再欣赏一组国家图书馆总馆照片。
1975年3月经周总理提议并批准，1983年11月18日在海淀区白石桥路兴修新馆，其地原为元大护国仁王寺旧址。该寺现已不存。 1987年10月6日建成开馆。新馆占地7.24公顷，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连同文津馆分馆，共17万平方米。新馆为通廊连结的13幢民族风格建筑，双塔型藏书主楼22层，地-库19层，地下书库3层，高达61米。外墙为乳白色面砖，中间饰以蓝琉璃瓦，庄重典雅，气势不凡。馆藏极为宏富，古今中外，册府恢弘，品类齐全，高达2000万册(件)，居世界第五，藏书及馆舍面积为亚洲第一。1998年12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总馆内，馆区东南角有两棵清代的370多年的大银杏树。网传的是元代的700多年，推断依据是史书记载，此地原为大护国仁王寺旧址，古寺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毁于明初，唯山门前的两株古银杏树遗存至今。看树围，我更认同树上的红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2017年制的，两棵树分别是清代370年和360年。
二雌树左右并列而生，老干挺拔，枝繁叶茂，深秋时节，一树金黄。其中西侧一株较为高大，树高16.4米，胸\地围364厘米，平均冠幅12.5米，一级古树，编号为：110108A02073。东侧一株较矮小，树高11.2米，胸\地围361厘米，平均冠幅11.95米，一级古树，编号为：110108A02072。
1973年，国图新馆在规划建设时，曾为保护这两颗银杏树而重新规划。2004年，地铁4号线开建后，因古树临近地铁施工，造成根系损伤达50%以上，且无法正常排水，生长环境受到严重影响。园林绿化部门实地调查论证后，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复壮。具体措施包括换土、挖掘复壮穴、埋透气管道、设避雷针、安装自动滴灌设施、建围栏、做支撑等，并通过叶面施肥、根系处理等办法，增进古树活力。经过复壮，两株古银杏长势逐渐好转、终转危为安，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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