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觉寺及周边西观庵和普照寺古银杏 I 银杏（47）
上月发了一篇有关大觉寺及大觉寺古银杏的作业（千年大觉寺，千年古银杏 I 银杏（39）），一些朋友提醒我，一定要过半月后再去看金色的大觉寺。我如愿在10.29再去大觉寺，虽然那天只有上午半天的空闲，很满意的看到了大觉寺内的四处的古银杏，常年关闭的大觉寺北下院的雌雄同株银杏树上次没看到，这次意外看到了。另外，查资料，说大觉寺庙南北各500米处还有古银杏，也去找了，额外的收获。
本期作业除了晒晒古银杏一年的最美时刻，主要聚焦一点点大觉寺的文化，上期作业没有说到的大觉寺四绝，明年春天再说。大觉寺的公号内容很丰富，有关大觉寺文化的文章有160篇，我摘录一点与大家分享。
停车场离大觉寺入口还有100米，为节省时间，我去北边找普照寺的古银杏，委托家属去南边找莲花寺的古银杏。我不能确认网上说的是否可靠，如果家属找到了我就去拍，没有的话就直接进大觉寺，时间有限。
我看停车场的管理员像当地的，就询问南边是否有普照寺和古银杏，老师傅说从前有普照寺，现在没有了。我决定去看看情况，500米不远，如果没有的话也不遗憾。走了大约500米，看到了有院子，大门关着，隔着围墙看里面比较荒凉。
路上有去凤凰岭的指示标，是从面对关闭大门右拐，上铁路。一路上有一波波的年轻人往铁路上走，他们从大觉寺步行到鹫峰或是凤凰岭，然后爬山，休息日没有平躺在家，看着他们的背影，为他们点赞。
我跟着上了铁路，关闭大院的围墙紧邻铁路，沿着围墙走了一段，看到了围墙里的古银杏。里面没有人，依稀可见的房屋保存的比较好，不太容易靠近围墙，围墙与铁路之间有沟。只能拍到树缝隙的一点局部。红墙灰房子，精致的窗户和外墙，还有古银杏，我断定是普照寺。回来查到一些资料，确认就是普照寺。
普照寺，属区级文保单位，位于海淀区北安河乡徐各庄村西北，南距大觉寺约500米。寺始建于明天顺五年，明弘治六年及清顺治十三年重修。寺坐西朝东，四合布局，分为南北两院。1981年被公布为海淀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6月立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石碑。（资料来自海淀文旅公共服务平台）
《从大觉寺到寨口寻访文物记》是网名GAO PING老师2022年2月23日发的美篇，里面详细记录了他跟张文大老师一行20人（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张文大老师致力于研究北京历史上的高梁河，依据文献实地踏勘，对高梁河的历史价值有着独到见解。曾出版《妙峰山碑石》《阳台胜迹》《历史上的中法大学》（与他人合著）等著作。）走访大觉寺一带古迹，从普照寺、西竺寺遗址到西峰寺摩崖石刻及玄同寺遗址，圣果寺遗址310年古银杏，见识大觉寺附近的历史残存，领略明清文化历史，13公里，19个古迹。其中普照寺的资料尤为丰富，他们联系到了里面的工作人员，进去参观，作了详细的记录。
普照寺因1970年建铁路和文革被破坏的文物不少，但整体建筑基本都在，还存有明代古银杏和不少壁画。期待能早点修复对外开放。
看到了普照寺的古银杏，我非常高兴，立即电话询问大觉寺南边的情况，家属说没看到莲花寺，被某单位拦住了，不让进。但是旁边有银杏树。我立即下铁路去南边。
大觉寺山门是入口处，往南是出口处，到了出口处右拐是上山的小道，在右拐的路口很容易看到金色的银杏树，找古银杏树，这个季节是最好的，醒目的金色。
徐各庄西观庵（观音庵）位于大觉寺南侧，始建年代不详，约建于明成化十七年以后。庵坐南朝北，四合布局，正殿面阔三间，山门殿及东西配殿各三间。院内有古银杏树二株，已有数百年树龄。今庵已改作民居，只有山门殿尚存。殿为筒瓦箍头脊，原券门已被封堵，改作后檐墙。庵旁曾有妙峰山亭茶棚下处。现为海淀区文物普查登记项目。（资料来自海淀博物馆网）
有关徐各庄西观庵，在《从大觉寺到寨口寻访文物记》中Gao Ping老师是这样写的：“然后我们原路下山，经过普照寺边上，沿着大路向南，经过大觉寺，继续前行，来到「徐各庄西观庵」，为海淀文物普查单位，这里是去往妙峰山古香道中道的必经之路，实际上也是第一个茶棚。现存殿宇三间，院内两棵银杏树也许能参考一下，红色标牌注明树龄310年左右，建庵栽树，时在清康熙年间。”
人民网-人民资讯2022年8月30日的文章报道了徐各庄的现状：徐各庄村坐落在北京西山脚下，村子西边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觉寺，东南距离西六环路不到一公里，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主要经营水果种植采摘。在海淀区2015年的统一部署下，该村开始腾退搬迁，2018年撤销村委会建制。虽然绝大多数村民已经搬迁到了距离村支部2公里左右的安河家园小区，但村集体的几千万财产依然由股份经济合作社经营，部分村民也还在承包地经营自产自销的种植业，村里的部分遗留建筑有外来人口租住，但也即将腾退。
期待大觉寺周边的古迹逐步得到修缮。
半小时内看到了普照寺和西观庵两处的古银杏，剩下一小时转大觉寺。靠近普照寺这边的停车场门口的一级古银杏孤单的被圈着，我没有查到相关资料。不知道它的历史。
大觉寺大雄宝殿尚在修理之中，先进入北跨院，欣赏“九子抱母”银杏。八绝之一的”碧韵清池“也在此院。
大觉寺的四株古银杏看到了三株，雌雄同株的银杏上次来我没有看到，这次走了一圈仍然没有看到。于是问无量寿殿的工作人员大姐，大姐说在北下院，不开放。看我失望的眼神，大姐又告诉我在山门南边的小商店门口能看到围墙上的一部分。我恍然大悟，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围墙上的一点。
出来再去商店门口看看，等家属去车场开车出来。北下院在山门旁边有个关闭的大门，门口能停两辆车，停车区域用绳子围起来，有一辆车，应该是工作人员的。幸运的是，有人把大门打开了，一辆车开进了大院。
我赶紧进去拍了两张，还没有来的及找树牌和细分雌雄枝，就被喊出去了，说不是开放区域不能进来。
作为大觉寺文化的重要坐标之一的古银杏如愿都找到了。下面回顾三个与大觉寺结缘的人和事。以下资料均摘自大觉寺公众号。
“这张照片则拍摄于文革之后，照片中大觉寺山门上悬挂的“北京林业大学干训部”牌匾向人们叙述了这座古刹与高校的一段缘分。新中国成立后，大觉寺被划归林业部，林业部则在这群山苍翠中的寺庙里开办了学校——北京林学院，培养新中国的林业人才，1952年大觉寺曾作为北京林业大学前身北京林学院的第一办学地。1979年，已改称“大学”的林学院就在大觉寺成立了干部培训部，直到1988年北京市文物局将大觉寺接收。在林大管理期间，也曾有多位文化学者来到大觉寺，知名者如郭沫若先生。大觉寺还在1976年被评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照片中拱门右侧便是这块落款为“北京市革委会”的市保石匾。1992年，大觉寺作为一家古建遗址类博物馆，边修缮边开放。”（参见大觉寺公众号2018.12.21《几段缘分 如是山门——大觉寺山门的历史变迁》）
“清代末年，大觉寺的部分房舍曾租借给外国人使用。从光绪初年起，德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为避暑消夏，就曾租借了大觉寺憩云轩作为办公场所。随后的几十年间，德国著名汉学家福兰阁、著名建筑师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德就曾多次往来于大觉寺，在这里办公、居住、修养，并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是100年前一位德国的建筑师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德。
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德是普鲁士王国（德国）著名建筑师，曾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前后在大觉寺内居住修养。其间他亲自勘测考察了寺内大部分殿宇、房舍及古塔，以建筑师的专业水准为当时的寺庙留下了第一份测绘数据。此后因出版需要，编者希望利用一系列摄影图片来对文章进行有分寸的、直观的描述，来解释其中严谨的技术内涵，从而使读者在了解这个建筑的过程中，在视觉上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便拜托柏林环球旅行家，法庭估价员F.海纳贝格博士先生和P.格派克博士先生，在他们游历中国期间造访大觉寺，在克服了极大的个人疲劳及沟通困难的情况下，拍摄了大量的图片资料。因此该建筑专著《大觉寺——寺庙建筑的集大成者》作品出版的时间被推迟于1897年在柏林发表，文章中配有87幅插图，8幅石板印刷图片以及4幅凹版印刷图片。
针对《大觉寺——寺庙建筑的集大成者》这一建筑专著，应北京德国研究院的委托，1943年由北京纸厂在北京再版印制。这次再版，是第一次针对中国建筑研究而作的德国文献，从而奠定了中国与德国之间建筑文化研究交流的基础。”（参见2022.01.27《大觉寺近百余年间的记忆与变迁》）
2019年01月15日 佳作欣赏（四）《莫道禅林霜月冷》作者赵珩 （赵珩，1948年生于北京。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多年来从事文化史、北京史、戏曲史的研究，著有《老饕漫笔》、《彀外谭屑》《一弯新月又如钩》等。），有关大觉寺千年古银杏的描述真美：
“ 重阳菊月的大觉寺并无萧瑟之感，尤其是两殿之间那棵千年的大银杏，经过春夏两季雨露滋养，更觉茂盛，只是绿叶转为金黄，层叠一色，如同一把金色的大伞，将两殿之间的天空遮起，在秋日阳光辉映下，叶荫撒满整个月台，那种柔和的暖色将深秋烘染得十分温煦。沐浴着金色的斜晖，拍遍月台上的石栏，偶尔有黄叶落下，常常会有荣衰枯荣之感。中国文化的理性思维往往得之于感性的觉察，这株大银杏历经枯荣，阅尽沧桑，至今仍然生机盎然，而曾流连于古柯之下的数十代人，今又何在？”
赵珩对中国士大夫文化有独特的见解：
“ 俗人寄寓于寺庙之中，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奇特现象，因此，寺庙也就成了中国士人生存空间的一个特殊角落。
唐代以来的士人有多少曾厕身禅林，或寄寓于寺庙，无法做出详尽的统计，但从唐宋至明清以来的诗文判断，很多士人与寺庙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或有在寺庙中的生活经历。王维是唐代诗人中最有佛性的一个，他的许多作品中充满了禅机、禅理和禅趣。许多高旷顿悟的性灵之作，绝对与寺庙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他如白居易、元稹、张籍、常建、柳宗元、刘禹锡、韦应物等人，也都有许多与寺庙和僧人有关的作品。宋代苏轼及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诗中所表露的禅风禅味，一方面自然来源于佛典传承，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寺庙环境。贾岛当过和尚，有较长时间的寺院生活，才有了“鸟落池边树，僧推月下门”的对偶。常建住过破山寺，出入于禅堂方丈之间，才留下“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佳句。中国士人将禅林的清幽化入诗境，可以说为中国士大夫文化开了一个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的空间环境，无论得意与失意，士人在此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
除了佛教寺庙，道教的宫观也为士人青睐，唐代尤以王勃、卢照邻、贺知章、李白、李贺等人的作品最能体现这种慕道、咏道的创作思想，道骨仙风无不流露于诗歌之中。士人栖息于佛寺道观的心态大多不完全是一种信仰，而是求得一时的心灵与生理的平静。自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以来的历代诗话、词话中，可以找到无数这种特殊创作环境中作品的出处。”
“ 大觉寺胜迹多见于民国时期游记之中，多与春季观杏花有关。大觉寺附近有管家岭，每至暮春，千株杏花绽放，红遍山野，京城士人纷至沓来赏花，顺便游大觉寺，非专为大觉寺而来。大觉寺迤北，又有鹫峰与凤凰岭，皆与阳台一脉，每当秋深，霜枫渐老，黄栌尽染，又是一番风光了。”
读到这里，我决定结束本期作业，不再追溯张伯驹、傅增湘、溥心畬、胡适、陈寅恪、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许地山、冰心和吴文藻、季羡林在大觉寺的过往。
明年春天来大觉寺看春花，玉兰、紫藤、丁香、海棠、楸树。在大觉寺绍兴菜馆吃午餐后去山上看杏花。大觉寺的古树看不够。西山的未知古迹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