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死于疫苗接种！”德国有1254例接种新冠疫苗死亡案例，社会被分化和撕裂？！
佩特拉·奥特曼（Petra Ottmann）的女儿，心理学医生达娜（Dana Ottmann）于2021年3月 9日因脑溢血去世，享年 32 岁。
其死因正如明斯特大学医院法医学研究所所确定的那样，出血的原因是，接种新冠疫苗阿斯利康引发的。“总而言之，从法医的角度来看，死因是接种新冠疫苗引起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中右颞叶明显的脑出血。”
保罗·埃尔利希研究所的德国新冠疫苗的安全性报告
从2020年12月下旬，德国开始接种新冠疫苗以来至2021年7月31日，保罗·埃尔利希研究所（PEI）共报告了1254例因接种新冠疫苗死亡的案例。
相当于这一时期接种疫苗的人数（约5150万人）的0.002%。在48例死亡病例中，即0.0009%的接种者，PEI认为可能或可能与接种新冠疫苗有因果关系。
自今年4月以来，德国常设疫苗接种委员会不再推荐新冠疫苗阿斯利康给60岁以下的人使用。同时，德国将不再订购新冠疫苗阿斯利康。
奥特曼因为女儿接种新冠疫苗去世后，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按照她的说法，她既不是疫苗接种反对者，也不是新冠病毒的否认者。
但是，现在奥特曼担忧，那些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正在被德国社会被边缘化而不是认真对待他们的这一事实，会让德国社会分裂。
“我不能忘记”：奥特曼和她的女儿达娜
自从我的女儿达娜在今年3月9日，因接种新冠疫苗阿斯利康接种而死亡，已经过去了半年多。我每天都在想她，我非常想念她，有时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忍受。为此，我寻求医学治疗，希望它能以某种方式带走我的悲伤。
我不能忘记，是因为每天睁开眼睛，都能媒体上看到各种关于新冠病毒，以及疫苗接种的话题，根本无法逃避。我女儿的死亡无处不在。
更糟糕的是，我还能听到看到各种反对疫苗接种者的信息，他们不想接种疫苗，这没有科学上的解释，但他们只是拒绝。
我的女儿，并非是唯一一个因接种新冠疫苗死亡的受害者。
6月，我收到一位年轻妈妈的来信，她的丈夫，今年才34岁，却因接种接种强生疫苗而去世，死因是脑静脉血栓形成。
这让我很惊讶，在我女儿去世后的三个月，还有人因接种新冠疫苗引发的血栓。到目前为止，所有医生都应该知道这种破坏性的副作用——但远非如此。相关阅读《欧洲药品管理局公布阿斯利康新副作用：死亡、瘫痪、严重过敏...欧盟不再订购》（点击阅读）。
新冠疫苗阿斯利康
目前，联邦政府对应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政策，其最主要的政策就是新冠疫苗接种。我个人对这项措施持批评态度。我女儿身边和周围的很多人也对疫苗接种持怀疑态度，并对此感到恐惧。
一个又一个健康鲜活的生命因接种新冠疫苗而逝去，这些印记却被故意漠视。我不反对疫苗接种，也不否认新冠病毒。然而，在我看来，现在推行的新冠疫苗接种特别轻率。
当那些拒绝接种疫苗的人被接种疫苗的群体在网络上嘲讽和耻辱时，我有时会在互联网上对这些帖子发表评论，不能忘却那些因接种新冠疫苗死亡的人，我的女儿就在其中。
很多人，他们辩论，认为人类一次又一次地死于药物，即使是阿司匹林也可能是致命的。
这无可厚非。可在我看来，并不适用任何一个情况：如果你服用药物是因为你生病，想要缓解，如果可能的话，更是想要治愈。这些药物的副作用是已知的。同时，这些药物是经过长期测试，而不是所谓的紧急批准或有条件批准的限制。
BionTech/Pfizer（辉瑞）疫苗
我的女儿达娜在北威州勒讷 (Löhne)的一家康复诊所担任心理医生。为了保护她的病人，为了不危及我们的家庭，为了能在疫情下回家探望我们，她接种了新冠疫苗。
作为医生，达娜信任医学，也信任政治。另一个从未有人提及的事实是，新冠疫苗的测试最终是在所有愿意接种疫苗的人身上进行的，他们是小白鼠，包括我的女儿。
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的“疫苗接种者都是小白鼠”言论受到了政界的严厉批评，据说，这会进一步加深了德国民众反对接种新冠疫苗。
可难道，在接种疫苗之前，人们不应该事先知道其风险吗？然后在权衡风险后作出决定。现在，接种新冠疫苗会死亡是已知的，但是否会有长期后果，谁也不知道。
每100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中的92人（红色）是未接种疫苗的
德国社会被有意识地分为两个阶层：接种疫苗的人是好人，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人，而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是不负责的，是不团结的。
这是一种强加，德国是一个没有强迫的民主国家，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决定赞成或反对一件事情。可在接种新冠疫苗这件事情上，德国没有民主，社会在增加拒绝接种疫苗者的压力，正在造成社会分裂。
我认为这不符合开放自由社会的原则，也不符合我们的“基本法”。
目前还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到底有多少新冠疫苗接种者在传播新冠病毒。但人们总认为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总是感染人数增加的罪魁祸首。
我想念过去社会的公开和客观报告，以及对他人意见的尊重。任何接种疫苗的人都要承担疫苗接种带来的风险，就像任何拒绝接种疫苗的人都要承担感染风险一样。可如今是社会在决定我要做什么，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德国社会为我决定了：必须接种疫苗！因为这对我和社会都有好处——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强制接种。少数人的权利和我的个人经历无关。
新冠疫苗接种在德国进展缓慢
拒绝接种疫苗人群，包括我，所走的路是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
一方面，我绝对不想被阴谋论者和新冠病毒否认者拉下水。另一方面，我女儿因接种新冠疫苗而死亡是真实的。我不会为了维持疫苗接种士气而将他们的命运作为附带损害而不予考虑和隐瞒。
仅我个人，只收到了危机小组负责人和赫福德区行政长官的正式慰问哀悼。他们两人都负责我女儿接种疫苗的疫苗接种中心。
最后，关于费用，或者可以被称为赔偿的一些信息。
由于我的女儿是因接种疫苗而死亡，根据联邦福利法，我有权获得葬礼费用的补偿。根据《联邦护理法》，接种新冠疫苗后，遭遇严重副作用的受害方可申请赔偿，当然必须出具证明受到的伤害是因新冠疫苗原因造成的。
当然，我问自己，为公众牺牲的人的生命对国家有什么价值。
我获得5460欧元的葬礼补偿费，只够我支付我女儿葬礼费用的一半。我女儿，达娜的死，因为这笔钱，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来说，一切都已结束！
没有人，包括政府，提及我为追究女儿死因付出的费用，这其中也包括律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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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讯来源：
www.welt.de：Meine Tochter starb an der Impfung. So fühle ich mich
www.welt.de：Die Impfung, die ihr die Tochter na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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