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过皂之王

计划经济时曾经一皂难求

© 徐尔新｜文

皂角（左）油患子（右）

古人用过的洗涤用品，应该是皂角和油患子。这两种来自植物的天然原料，我小的时候还用过。皂角多用来洗涤衣物，油患子主要用于洗头。我们在乡下的老宅，皂角树和患子树各有一株，每年果实成熟的季节，乡下的三婶就会摘些皂角和油患子送进城来。这两样东西使用时，都先要捶烂，用水泡胀，再用来刷衣洗头。

后来发明了肥皂，洗衣服洗头发，比用皂角、患子方便，这两样东西就渐渐没人用了。有一年，乡下的三婶给城里亲戚各家送来一块菜板，是用皂角树做的。这之后，患子树也砍了。患子树不堪大用，估计就用来做了烧饭用的柴禾了。

肥皂的逐渐普及，是民国年间。最初，大家管肥皂叫“洋碱”，因为这东西来自国外。后来中国人自己办厂，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国产品牌，像上海的上海牌、武汉的蝴蝶牌、成都的芙蓉牌等等。

这些品牌的命名，只强调了地域特征，不消说都有点小家子气。唯独乐山人吴鹿苹，替自己生产的肥皂，取了个响当当的名字，叫“皂之王”！王者，盖过一切之谓也。我们的这位乐山老乡，可谓一点也不客气。

这位吴鹿苹，是著名化工专家，1892年生于乐山县牛华镇，是犍乐盐场首富吴子春的长子。14岁时东渡日本求学，26岁取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应用化学专业博士学位，精通日、德、英三国语言。1919年，吴鹿苹学成回国，志在创办实业。1923年，吴鹿苹说动父亲吴子春拿出一万银元，在重庆南岸的龙门浩创办了重庆乐山肥皂厂。当时，来自国外的“伞牌”肥皂畅销重庆，为打开销路，吴鹿苹在配方、原料上，下了一番功夫，通过反复试制，最终成功研制出了一种色泽鲜艳、质量优等的肥皂。

出于竞争的需要，吴鹿苹决定为自己的肥皂取名“皂之王”。之所以敢有如此气魄，是基于对自身质量的自信。一般肥皂只要三天即可制成商品；而皂之王是七天出成品，外观呈半透明状，油脂含量高达60%，泡沫多，去污力强，比一般肥皂耐用。为提高卖相，吴鹿苹将肥皂正面用模子压出隶书体的“皂之王”，再以黑底白点的精装纸包裹成型。产品问世后，经消费者使用对比，确实胜过别的肥皂一筹。很快，吴鹿苹生产的皂之王便行销全川。

皂之王销路打开后，重庆、泸州、宜宾、成都、乐山等地，都设有门市经销。乐山的经销点设在玉堂街的新兴益百货商店，位置在今天的玉堂街三八商场内。

经营扩大后，有人建议在乐山设立分厂。一来原料可就地取材，二来产品就地销售能节省运输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再考虑到日机会对重庆实施轰炸，出于疏散财产的目的，分散办厂能减少风险。吴子春采纳了这个建议，拨出专款，在乐山城北三圣街泌水院内购地修建了肥皂厂，占地三百多平米，为一楼一底建筑，1939年春季投入生产。建厂之初，由重庆调来技术人员，携带锅炉、搅拌机、打皂机、电动机一应设备，协助生产。肥皂的配方、工艺流程、印刷包装都与重庆完全相同，保持了“皂之王”固有的传统风格和生产质量。

乐山肥皂厂出品的肥皂，除满足乐山本地需求外，还销往附近各县和宜宾、自贡、雅安。有相当一段时间，皂之王在四川名噪一时，不愁销路。但随着同行业的次第崛起，竞争趋于激烈，皂之王的销售也一度陷入困境。原因是来自宜宾的肥皂商，在乐山境内低价推销“吉星”肥皂，而且采用赊销回扣的方式，同皂之王的现钱交易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无本生意特别受小商小贩欢迎，一时间吉星肥皂充斥乐山市场，皂之王则节节败退，处于滞销状态。

为应对这种局面，乐山商会理事徐椿甫（皂之王的经销者），在大佛寺东坡楼举办展销会，邀请同行业一同参加。开市那天，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棉布、丝绸、皮毛、陶瓷、五金，络绎不绝，整个市场从东坡楼一直延伸到大佛寺山门。其中尤以皂之王的推销摊引人注目，推销员手拿话筒，立于高凳之上，反复吆喝：“皂之王回馈父老乡亲啦，买一送一啦，买一块大胰子，送一块小胰子啦”围观者受其诱惑，无不踊跃购买。而吉星肥皂因此受到冷落，无人问津。宜宾商人见此情形，只好一走了之。

后来，本地商家、富户，见肥皂有利可图，也陆续上马，开办了“新兴”、“华兴”、“永明”、“北冰洋”等几家肥皂厂。到1946年，已发展到17家之多。在经营手段上，也是各显神通。为从众多肥皂厂的包围中异军突出，皂之王别出心裁，将五分、一角的硬币压入肥皂内，每10块肥皂含硬币一枚，使其中奖率达到10%。然后通过多渠道广告宣传招揽顾客。消息传开后，许多公馆和商号的佣人特别爱买，甚至一些靠洗衣浆裳谋生的妇女，也要买来碰碰运气。一时间，皂之王生意兴隆，销路畅通，购销两旺。

我是1950年来到这个世界的。等到我记事起，印象中就只有乐山肥皂厂一家独大了。工厂的性质当然也改变了，不再是私人拥有而成了国营企业，厂址仍然在乐山城北泌水院。这个厂兴旺发达时，每天会有货车来此上货，将出产的肥皂运往周边城市，我就曾经搭乘过运输肥皂的货车前往成都。

最初，购买日常用品是不要票证的。等到我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除食盐及少量商品外，城市中绝大多数的商品就都要凭票证购买了，肥皂也不例外。乡下不兴票证，副食品都是由供销社分配的。供销社在每个大队设有一个代销点，通常称大队商店，农民需要的各种副食品都在那儿购买。但城里人凭副食品票可以买到的糖果点心，大队商店是不供应的。

即便像烟酒这样的商品，也是城乡有别。城里人用副食品票能买到绵竹大曲、剑南春、泸州老窖，或比较高档一点的大前门、牡丹牌香烟，在大队商店也是没有出售的。供应农民的酒，连白酒都很稀罕，经常供应的都是红苕酒，甚至芭蕉酒，很烧喉咙，而且还要计划，不能随便买。

或许是觉得农民抽不起高档烟，大队商店出售的香烟，要么是“春耕”，要么是“经济”，这两种牌子的香烟，基本成了大队商店的标配。春耕一角三分钱一包，经济烟八分。想想也有道理，那时许多生产队的劳动单价，每天就只有三四毛钱，最低的还不到八分钱。这种收入水平，每天抽一包春耕都是沉重负担，抽几角钱一包的牡丹牌香烟，岂不把农民抽得倾家荡产？所以大队商店不卖好烟也是有考虑的。

但肥皂成了计划商品，却有点不可思议。从乐山肥皂厂创立以来，它从来不愁生产，愁的只是销路，为此还经常采用促销手段，唯恐滞销。等到实行计划经济了，情况颠倒，肥皂反而成了短缺商品，每人每月只能供应半联。

说半联今天的很多人弄不清楚，当时肥皂厂生产的肥皂，是半尺长两寸宽一寸厚的长条状，称为一联，对半切开来，就是半联。一个人洗衣、洗脸、洗澡，一个月就只有半联肥皂的定量。

这样的定量幸好没发生在新冠疫情的今天，否则按专家们勤洗手的要求，连洗手都不够用，就更别说洗澡洗衣服了。

有段时间，肥皂紧缺，每人每月的供应量，甚至减少到四分之一联，也就是半联的一半。这样的切割量，如果不会操作，难度极大。

曾经，我去大队商店买我的计划肥皂，原以为代销员会用刀切，我担心他会不会分不均匀，切得一块大一块小的。这肥皂虽然并不坚硬，但却很涩刀口，怎么都不可能切得公平合理。没想到人家早有办法，根本不用刀具，只拿了一根细麻绳，在二分之一的位置，拦腰一系，用劲一勒，整块肥皂就很规整地一分为二了。

对于代销员这样的切割方法，不能不暗暗喝彩，不简单，不简单。

乡下人干的是体力活，又苦又脏又累，每月半联肥皂，是根本不够用的。有时，就只能用草木灰来代替肥皂。《礼传·内则》记载：“冠带垢，和灰清漱；衣裳垢，和灰清浣。”也就是说，最早的古人是用草木灰当去污剂使用的，因为含有碳酸钾，能去掉衣服头巾上的污垢，只要将草木灰泡过的水用来浸泡衣服，便是古人的洗衣粉了。

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洗衣粉，是后来发明的，比肥皂晚了几十年。我下乡的大队，有户姓王的人家，姑娘是大队小学的老师，女婿是城里川剧团唱花脸的演员，姓张，人称张花脸。因为隔河渡水，来去不便，每星期只回家一次。每次回来，都要洗一大盆衣服，大盆里满是泡沫，双手就浸在泡沫里使劲搓。我当时孤陋寡闻，觉得这张花脸洗衣服太过铺张，不知道节省肥皂，后来才知道人家用的是洗衣粉。

肥皂凭计划购买，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才渐渐敞开供应。那些年，最驰名的洗涤用品，是来自湖北沙市日化的“活力28”。再后来，百花齐放，各种品牌的洗涤剂如雨后春笋，应接不暇。乐山肥皂厂也一度焕发青春，乘风破浪，不落人后，在每年的四川省和西南区质量评比中，始终保持在前三名的位置。直到后来竞争日趋激烈，乐山肥皂厂才在2002年败下阵来，宣告破产。皂之王从此成为历史。我今天来写皂之王，等于替它写个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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