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越信息的泡沫，穿越成功学和功利主义的喧嚣，穿越单向度的价值观念，让年轻人活在一个更公平、宽容、友好而自在的环境，不仅是他们的胜利，也是所有人的胜利。我最朴实的想法，无非希望当下和我一样起点的年轻人，能够像我的同龄人一样，拥有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能够坚信明天丰富的多种可能。”
- 1995年6月毕业于岳阳大学(今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
- 2005年7月起任教于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曾担任院长；
- 2020年所著的《我的二本学生》出版。该书是一部以二本学生为书写对象的非虚构著作，作者从自己教过的4500多名二本学生中选取出数十名，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一幅中国二本学生的群像。
我2005年博士毕业，进入一所二本院校教书，2006年第一次当班主任，接手一个班级，他们的出生时间在1987年左右；2016年，我第二次当班主任，接手另一个班级，这批孩子大约出生于1996年。换言之，我见证了80后、90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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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这一批学生，没有背负太多的就业压力，他们更放松、更尊重个人兴趣，班上有一个男生特别喜欢跳舞，有时在教室，同学们起哄让他跳一曲，他就会大大方方地来一段。还有一个男生喜欢武侠小说，曾经在大一、大二写下几十万字，他们也更愿意和我交流，会问我一些和学习无关的问题。
但到90后这一批学生，我始终找不到当班主任的感觉，他们非常乖巧，我几乎不用费精力去管他们，但他们仿佛和谁都保持距离，不但和我交往很少主动，和同学的交往，仿佛也保持心照不宣的界限。我感到他们和现实生活、和真实的日常，始终有一种疏离，虚拟仿佛就是他们最大的真实。他们从小被视像、被网络包围，手机就像不可缺少的器官一样挂在身上，哪怕在课堂，低头看手机也已成为最常见的举动。
他们也很少坦然谈论自己的出生和家庭情况，对身边真实的世界——自己的父辈、身后的村庄、成长的社区、食堂的打饭阿姨等等，都没有太多的了解兴趣。他们仿佛活在互联网造就的单一价值体系里，对具体生活的想象，也仿佛来自网络给予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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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最害怕课堂的沉默，我宁愿台下的学生活蹦乱跳、站起来顶嘴、大胆发表漏洞百出的看法，也不愿看到他们安安静静地记笔记、缄默而又淡然地缺乏和他人交往的兴趣。在具体的课堂中，我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构成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对我而言，所有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到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他们压抑自己，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中，难以认清真实的个体，一种深深的茫然，不经意中总会笼罩我的课堂。...
我第一次当班主任的班级，2010年临近毕业时，班上没有一个学生选择考研，在他们毕业八年后，我进行了一次回访，发现班上52学生中，90%都获得了较好地安顿，其中留在广州、深圳就业的学生有17名。对他们而言，尽管找工作的途径主要依赖自主择业，而不是像我这一代大学生有国家分配的兜底，但十一年前的二本文凭，在经济上行、就业机会多、房价还相对平稳的时候，还是充分显示了念大学的好处，其性价比和我1995年大学毕业的班上同学，并没有太大差别。但到我第二次当班主任的班级，他们在2019年毕业时，选择考研的学生多达三分之一，没有一个孩子理直气壮地认为，凭自己的文凭可以在广州立足。以前我认为学生不考研是缺乏学术追求，但现在飙升的考研率，却成为我衡量就业状况的直接依据。更重要的是，就算考研，难度也越来越大。那些投入竞争的学生，在所谓的高校鄙视链中，因为第一学历“非 985”“非 211”“非双一流”，往往成为他们进一步深造的现实障碍。而事实上，相比我当初考研的情况，当下名校研究生的推免比例越来越高，考研的队伍也一年年庞大，学生“上岸”的难度，比之我当年，不知要增加多少。....
1992年，我念大学的时候，只有本科、专科、中专这样的大致区别，当年录取的人数为75 万。而到我的学生，大学的层级越分越细，扩招的比例越来越高，录取的人数也越来越多。2019 年全国高考录取的人数为814万，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一本高校占比仅到15.8%，84% 左右的高校都属于二本及二本以下的学校。也就是说，中国每年3000万在校大学生，超过 2500万都在二本、三本及专科院校，他们事实上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承载了最为庞大的年轻群体。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经费的极度不平衡。2020 年，排在前十院校的经费，总预算达到 1640.48亿，其中清华大学310.72亿，浙江大学216.2亿，其他学校也都在100亿以上。那地方二本院校及职业院校预算的情况如何呢？以我曾经任教的广东 F 学院为例，2020年的财政预算约为8亿元，换算一下，清华大学一年的预算，约相当于39所广东F学院。中国高校目前的状况，正是极少数重点大学占有大部分教育资源，而占比超过84%的地方普通院校，在办学资源上，完全无法和重点大学抗衡。毫不夸张，文凭的稀释和教学资源匮乏的后果，主要由二本及以下院校、还有他们所承载的庞大群体来承担。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大众化教育早已成为共识，但扩招的潮流并没有过多波及重点大学，加上它们始终获得了绝大多数的投入，也从根本上保障了充分的教学条件，重点大学的文凭依然坚挺，这样，因为扩招而被注水的学历，事实上主要涉及到普通二本院校。来自郁南的袁皓每次放假回家，总被村里人追问毕业能分配到哪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都是自主择业；来自台山罗超的妈妈，以为自己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就能在广州工作买房、顺利安家，她从来不知道就业的形势有多严峻，对广州的房价也没有直接的感知，她对大学的印象，始终停留在自己年轻时候的80年代。两个孩子和我说起这些，都只能苦笑摇头。他们虽然因为求学来到城市，但背后却依然背负一个无法摆脱的村庄。完整原文点击下图链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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