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岁月：齐邦媛在乐山
原著：齐邦媛 改写：徐敏
一
1937年抗战爆发，从东北逃亡到南京的齐邦媛，又开始了往后方撤退的长途跋涉。她跟随中山中学的队伍，先是辗转到汉口，又从汉口逃到湘乡，从湘乡逃到桂林，再从桂林徒步贵州怀远，进入四川重庆。
整整一年的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道不完的艰辛，但无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教学设备，跟随学生前行，确保弦歌不辍，诵声不绝。
在重庆，齐邦媛就读南开中学。一九四三年七月，齐邦媛通过联考，被武汉大学哲学系录取。八月底，她乘船由重庆溯江来到乐山（旧称嘉定府）。武大校本部设在月儿塘处的嘉定文庙。女生宿舍位于白塔街，众皆称其为“白宫”，是一幢木造四层楼的建筑，原是教会为训练内地传教士而修建的，可以容纳百人住宿，自成院落也相当安全。因战时无力修缮，已颇老旧，既不白也非“宫”，但比借住在寺庙或祠堂的六处男生宿舍好很多。齐邦媛推测，白宫之名，大约是因为坐落在白塔街的缘故。但让齐邦媛奇怪的是，她始终没有见过白塔。几十年后她在写作《巨流河》时，还特别注明了一笔。
这不难怪，如果齐邦媛看见过民国出版的《乐山县志》，就会知道在这条街上，原本是有过一座宋代白塔的，只不过在民国三年（1914年）就被拆毁了，但白塔街的街名，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这座抗战时大名鼎鼎的白宫，只有一个舍监，但很少露面，管理学生生活的是坐在宿舍进门收发室的工友老姚。他每天晚上准时拿把大铁锁锁住大门，放下木门栓。其余时候，里里外外什么都管，一百多个女生的资料全在他的脑袋里，了如指掌。老姚个子不高，头顶差不多全秃了，成年穿一件黑灰色棉袍。
白塔街武大女生宿舍
齐邦媛初来乍到，是老姚安排的寝室，在一个小天井左边角落的屋子。小天井右边是一排木板搭盖的浴室，隔成八小间，水泥地上有一个木架放脸盆。门口高架上有一个巨大的铁锅，每天早上有水夫从水西门挑水来装个七分满，在锅下烧煤，学生们拿脸盆走小石阶上去舀水。
当时的住宿条件非常简陋，齐邦媛和赵晓兰住上下铺，齐邦媛每次在上铺翻身，床都会有些摇动。两人后来成了好朋友，每天吃了晚饭后，会一起从白塔街下来转陕西街和县街，找一点可以吃饱的零食。下雨天撑一把伞互相扶着走，石子铺的路长年滑溜溜的，街的转角处就是水西门，从清晨到日落，无数的人从大渡河挑水上来，扁担两端的木桶摇到各家水池，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水泼在了石子路上。
当年武大的校舍分散在几处地方，文法学院在文庙上课，总图书馆也在文庙。武大是西迁后方时带出最多图书的大学。学生上课的教材，多由班代表借出书来，分配给同学先抄若干再去上课。所以新生第一天上课出来，大家都先去买笔记本。从叮咚街下来，经过府街、紫云街，走许久才到嘉乐门大街找到嘉乐纸厂的门市部。进门第一眼所见，让齐邦媛终生难忘，简直就是乐园中的乐园景象。宽敞的平面柜上，环绕四壁的木格架上，摆满了各种雅洁封面的簿子，尺寸大小皆有，浅蓝、湖绿、粉蝶、鹅黄……，呈现出人生梦中所见的色彩！那闻名大后方的嘉乐纸有千百种面貌，从书法珍藏的宣纸，到学生用的笔记簿都是艺术品，是由精巧的手，将峨嵋山系的竹木浸泡在流经嘉定乐山大佛脚下的岷江水制成的。一位博物馆专家说，数百年后芳香仍在纸上。齐邦媛感慨说：我何等幸运，由这样一个起点记忆住了三年的小城。
由嘉乐纸厂门市部出来，同学带齐邦媛来到安澜门，走下石阶，到萧公嘴去看岷江和大渡河交汇的汹涌激流。那样宏伟开阔的场景，留给齐邦媛的印象远胜于那座世界闻名的大佛。
二
在白塔街宿舍的二楼有一间自修室，窗大明亮，晚上灯光充足，大约有三十座位，但永远被高年级同学占满。而宿舍屋内的电灯极为昏暗，白天又无日光，晚上九点熄灯之后，有功课要做的同学，只能点起各人自己的小油灯，一种半凹的瓷碗，倒一些桐油，放两三根灯草用火柴点燃，作为照明的工具。考试之前，才敢奢侈一下，点根小小的蜡烛。
齐邦媛还记得宿舍旁边詹师傅的家庭式糕饼，至今仍觉得是最好吃的面包。在宿舍小卖部有老姚的花生米，小小的纸筒封着一小把，解饥养身，香脆千古。当年的女同学在半世纪后的回忆中，无人不提上一笔！
刚到乐山时，齐邦媛是跟着大二学生鲁巧珍她们的脚步，认识了这座小城。南开校友会是齐邦媛第一个参加的社团。社团的迎新活动，不只是吃喝，还有一些远足，走二、三十里到名胜去坐茶馆，如楠木林，是格调极高的私人庭园，比著名的乌尤寺和凌云寺更令她流连。
齐邦媛至今仍羡慕至极的茶馆文化，通常是男生的专利。男生口中的女生宿舍“白宫”，据云比男生宿舍舒服多了，散布在小城的六座男生宿舍，一半是香火不盛的庙宇，一半是简陋搭盖的通铺。它们的名字倒很启人想象，如龙神祠、叮咚街、露济寺、斑竹湾……。男生自修室都不够用，但是旁边都有茶馆，泡一盏茶可以坐上半天，许多人的功课、论文、交友、下棋、打桥牌、论政都在茶馆。男生们那样的生活是女生无法企盼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女生敢一个人上街闲逛，也没有人敢上茶馆。在一千多学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是十比一，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
但男生的责任，较之女生，也有他不同的担当。1944年，中国正面战场，在日本侵华部队为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遭到巨大挫折，形势危急，全国知识青年响应政府“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征召，有二十万学生从军，齐邦媛在武大工学院的南开校友王世瑞，便投考空军官校去了。
留校读书的学子，学习仍在继续。一九四五年，极寒冷的二月早上，齐邦媛和三个同班同学由宿舍出来，走下白塔街，经过湿漉漉的水西门，地上已有薄冰，每人手里捧着手抄的英诗课本，仍在背诵诗歌。四个人喃喃背诵，有时互相接续，从县街转入文庙广场。由宽阔的石阶进了庙门，迎面看到棂星门旁边的石柱上贴了一大张毛笔布告，墨汁淋漓，墨迹未干：
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美国巨型飞机172架轰炸东京，市区成为火海，日本相惶恐，入宫谢罪。
站在这布告前的数百个中国大学生，经历战争八年之后，大多数人全靠政府公费生存，衣衫槛褛，面黄肌瘦，在大石板铺的文庙正庭，无声无言地站着，读到这样的复仇消息，内心涌出复杂的欣喜。终于，这些狂炸我们八年的日本人，也尝到了自己家园被别人毁灭的痛苦，也知道空中灾祸降临的恐怖了。
三
齐邦媛在乐山读书的三年，生活大体分成了两个世界。以水西门为界，左转出去往文庙走，上课、看布告、读墙报、看各种展览（名家如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恺、凌叔华等，更多以地方人士和师生作品为主）；从水西门右转白塔街回到宿舍，则是一个吃喝起居与人共处的现实世界。齐邦媛与赵晓兰搬到新房间不久，同寝室一位法学院同学邀请她们俩晚饭后去“读书会”。齐邦媛想，去读些新书该多么好，便兴冲冲地去了。
会场有三十多人，男生多于女生，那天正在讨论俄国作家高尔基的《母亲》，这本书齐邦媛在南开时读过，很感动。下一次指定的是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书由大家传着轮流看，女生宿舍由齐邦媛同室的侯姐姐负责。齐邦媛跟她去了三次，会场的讨论非常激昂热烈，充满了政治控诉，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等歌曲。
后来，齐邦媛因忙于读书，不再跟侯姐姐去读书会，侯便只带赵晓兰去了。回来后更大声地唱那些《喀秋莎》、《东方红》等歌曲。从此不理齐邦媛，在走廊上相遇，也故意把头猛然扭过去不看她。真正让齐邦媛伤心的是，好朋友赵晓兰也渐渐不理她了，彼此住在咫尺之内却形同陌路。
恰逢此时，住宿舍三楼的历史系女生李秀英，室友回老家结婚去了，阁楼中空出了一个床位，欢迎齐邦媛去同住，齐邦媛便去舍监室申请到了那个床位。就在她收拾行李和书籍搬房的时候，侯姐姐用她惯有的大嗓门，不指名地说：“有些人的家长在重庆作高官，还每个月领公费，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脸皮厚！每天口中念着云雀夜莺的，不知民间疾苦，简直是没有灵魂！”同寝室的其他人都低下头假装看书，没有说话，齐邦媛只有和赵晓兰说声再见，赶快把东西搬到三楼去了。把新的铺位安好，坐在床上想想刚才的那一幕，齐邦媛心中十分难过。记得侯同学刚住进来时，她要大家叫她姐姐，对齐也殷勤照顾，有时连洗澡小室都帮忙先占一间，吃饭时在板凳上留个空位。不料还不到两个月，就如此凶恶地攻击起来了。
第二天齐邦媛到文庙上课，去生活指导组询问：“伙食公费是给哪些学生？”职员很不耐烦地告诉她说：“开战以来所有公立大中学的战区学生都有公费。”齐邦媛问：“如果战区学生的家长在政府工作，有固定收入，也给公费吗？”对方注意地看了她一阵子才说：“从来没有人来问过这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什么系的？”在写下齐邦媛的名字后板着脸说：“你回去写个呈文来说要放弃公费，学校给你转呈教育部。”然后就把咨询窗口关上了。
两天后，文法学院同学间便传开了齐邦媛申请放弃公费的消息。这天晚饭后，齐邦媛上楼经过原来的房间，侯姐姐在靠门的座位上看到齐邦媛，大声说：“有的人怕别人不知道他是权贵余孽，自己在到处炫耀呢！贪官污吏的女儿滚出去！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齐邦媛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她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从此以后六十年来，齐邦媛从不涉入政治，教书时连校园政治也不参与。
四
齐邦媛在小阁楼中住了一年三个月，阁楼小小的天窗开向大渡河岸，夜深人静时听见河水从窗外流过，不是潺潺的水声，是深水大河恒久的汹涌奔流声。渐渐地，在水声之上听到对岸有鸟鸣，小窗之下也有呼应，那单纯的双音鸟鸣，清亮悦耳，唱了不久就飞走了，又在远处以它那单调的双音唱几声。初听的夜晚齐邦媛几乎半夜不眠地等它回来。白天问同学，河对岸唱歌的是不是杜鹃鸟？别人告诉她是布谷鸟，唱的“布谷!布谷!”是催农人插秧了。于是齐邦媛把小天窗斜斜地开着，无数不同的鸟声随同阳光流泻而入，竟至令人坐立难安，必须走出这斗室去寻找歌声的来源！
半日没课的日子，齐邦媛常抓起待背的诗本，出水西门，由水夫们挑水上下的石阶下去，往右边河岸走。在那看似荒草湮没的河岸，有一条依稀可辨的小径，引向一处河滩边的草坪。
坐在这里，晴天时远远看得见青衣江上帆船顺流而下，后面是无垠的江天。面对这样壮丽的江山，不由得使人想起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诗句。
进人六月，有英诗课的日子，齐邦媛仍与同班同学三、四人出白塔街过湿漉漉的水西门，一路喃喃背诵着往文庙走去。但大家也已知道，外面的世界全变了。
盟军在五月二日完全占领了柏林，日本境内也在美国空军密集轰炸之下开始疏散，自杀飞机成了日本最后最残忍的武器。中国渐渐在广西收复失土，六月十二日战报，日军势孤，湘西会战，我军大胜，歼灭日寇一万余人，正朝桂林进军。宿舍里弥漫着欢欣的气氛，准备大考及暑假回家。合唱团、音乐会、送别会，郊游活动又开始热烘烘地举办了。
暑假时齐邦媛回重庆，见证了举国欢呼胜利的情景。九月初返回乐山，感觉学校的气氛完全变了。原来凝聚着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如今似乎涣散了。由全国联考招来的学生，将回到天南地北的家去，每个高年级的人都有着宽广的就业理想（那时的大学生占人口比例太小），而政治的气氛已经笼罩到所有的课外活动了：墙报、话剧，甚至文学书刊都似乎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前进”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
大学三年级开学后，朱光潜老师已辞掉院长，专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他邀齐邦媛几个学生去他家喝茶。那时已经是秋深了，走进他的小院，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地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我帮老师扫枯叶。”朱老师立刻阻止他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对话，留给齐邦媛的记忆，比许多赞美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
也是从这学期开始，齐邦媛在乐山的生活有了个很大的变化。刚毕业不久的黄君，以齐邦媛的名字谱了一首曲，寄给她，并宣称如果不被峻拒，会在就业前悄悄回到乐山来看她。开学不久，黄君果然千里迢迢地由重庆回到乐山，在乐山这样小小的县城，很快大家都知道了。黄君每天下午必然到门房老姚处报到，老姚便以他那令人忘不了的权威口音，向三楼大喊一声，“齐邦媛先生有人会！”
武大时期的齐邦媛
于是齐邦媛从楼上下来，与黄君一道去了大渡河边。乐山是岷江口的木材集散地，山里的林木扎成木筏形式，堆成一排排的，等水涨了由岷江顺河而下，输送到长江大港城市去。这些江边的木排，是黄昏后学生们喜欢攀上去坐着唱歌说话的地方。不过黄君的追求，选在了一个很不恰当的时候，最终无果而终。
五
此时的武大，在进入1946年后，很多老师都有了新的工作，三、四月就开始赶课，提前走了，而那时也开始了许多大大小小以游行方式出现的学潮。
还在胜利后三个月，1945年的11月29日，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的“前进”学生，便以反对内战、反对美军干涉内政为名发动学潮，有激进分子投手榴弹炸伤学生十三人。造成四人死亡。教授决定罢课，数十人发表告各界书，同情反内战学生，至12月17日又才复课。学潮在全国各大学扩散。1946至1948年大学校园充满了动荡与喧嚣。
抗战时期那种同声歌哭的激情好像突然变得远去了。齐邦媛还记得刚到乐山的那个冬天，有一天晚上在余宪逸、翟一我、冯家禄、鲁巧珍的宿舍窗前，看着音乐会散场后男生举着火把经过白塔街回工学院的第六宿舍。近百人在石头路上快乐地喧哗呼应，中段有一大群人唱着当晚节目中的歌，这时，学姐们指着一个高高的漂亮男生说：“啊，看看，俞××走过来了。”他正在唱《茶花女》中的饮酒歌，那充满自信的男中音，渐渐凌驾众声，由街上走近窗下，又渐渐远去。窗内的几位学姐，都流露出欣赏与倾慕之情。
这一切都已恍若隔梦，远在乐山的武大也响应了全国大、中学生的爱国大游行。开始齐邦媛也参加这类活动，后来便明白，原来她不属于任何政治阵营，如果她敢于在任何集会中站起来说：“我们现在该先把书读好。”立刻会被种种不同罪名踩死。
当游行越来越频繁的时候，齐邦媛和一些女生每天早上仍然从女生宿舍走到文庙去看看，有时有布告，有时没有。课室、走廊寥寥落落地站着些人。有时老师挟着书来了，学生不够；有时学生坐得半满，老师没有来，所以一半的时间没有上课。全校弥漫着涣散迷茫的气氛。此前期待多年、生死挣扎得来的胜利，却连半年的快乐都没享受到就消失了。
嘉定文庙，武大西迁乐山时的校本部
那段时间，九点钟左右，从二年级起即同路的三、四个人就由文庙出来，从广场右边的石阶往叮咚街走。石阶旁有一个永远坐在那里的老头，卖烤红薯。买个半大不小的握在手里，一路暖和，回到宿舍再吃正好。县街有一家小店，卖土制小麻饼，新鲜松脆，每过必买一小包。大家拉拉扯扯地经过水西门走上白塔街，过了浸信会大院门口，看到唱歌的俞君从男生第六宿舍高西门那一端大步走过来。同伴丢下齐邦媛匆匆进了宿舍，剩下她独自与俞君面对。
在那样的早晨，春寒无风的时候，俞君会带齐邦媛到河边坐“划子”（一种平底渡船），渡过大渡河或岷江，到对岸最美的堤坝走走，四野景色全在脚下。右边是峨嵋山起伏的轮廓，左边是乐山大佛乌尤寺和缓缓绵延的山麓。齐邦媛后来回忆说：“这是我在此仙境的最后一个三月，那种壮观美景岂止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可以描绘的！而我却是第一次得以近观又永远失去。我手里握着那已经冷了的烤红薯和小麻饼，很佩服地听他讲音乐。才知道音乐也可以用讲的！我们在堤岸上上下下地走着，总会碰到乡下的小茶馆，粗木桌、竹椅子、热花茶，有如天堂。”
但游行学潮自此未曾停过，齐邦媛也几乎每周会碰到俞君由白塔街那一端走过来。在那两个月里，俞君带着齐邦媛走遍了近郊的河岸，去了几次齐邦媛最爱的楠木林，坐了羡慕许久而未坐过的乡村茶馆，吃了无数的小麻饼。
复活节前几天，俞君带齐邦媛去听鸟叫。他们来到一处林中空地，四周大树环绕，鸟声不多，一片寂静。两人在一棵大树桩上坐下，俞君开始轻声吹口哨，原有的鸟声全停，他继续吹口哨，突然四周树上众鸟齐鸣，如同问答，各有曲调，似乎有一座悬挂在空中的舞台，各种不知道名字的乐器，在试音、定调，总不能合奏，却嘹亮如千百只云雀、夜莺，在四月的蔚蓝天空，各自竞说生命的不朽。
那段时间，两人走遍了可半日来回的游玩之地，凡是年轻双脚所能达到之处，小雨亦挡不住粗糙的油纸伞下那兴致勃勃的激情。对于俞君，对于齐邦媛，这些郊游都是最初与最后认识乐山美景的机会。
六
五月，武大开始提前考大考，以便各自复员。文庙的办公室全在装箱，公文、档案，学生的学业资料全都要去装船。六月初图书馆也空了，宿舍多已半空，曾经在轰炸、饥饿、战争逼近的威胁中弦歌不辍的武汉大学，师生、家属数千人将从这座美丽的小城消失。齐邦媛也收拾了三年的行李，小小的一个箱子，棉被、枕头都已赠人，只留下离家时向母亲要来的深蓝绣花被面。
鲁巧珍已由经济系毕业了，新室友唐静渊也毕业走了。鲁巧珍离开宿舍前到齐邦媛屋里住了一晚，讲了整整一晚的话。她有一个爱慕者，是南开校友陈绪祖，淳朴有礼，是少数祖籍乐山的同学，常有人用乐山土话气他。他那默默看着恋人的眼神令大家都很感动。有一次，他邀齐邦媛和鲁巧珍到他家吃午饭。大家都是第一次到他那被前进同学骂为地方恶势力的祖居，那坐落在岷江对岸的房子，比齐邦媛在宜宾看到的老宅更大更讲究。临江一排落地窗是一九三九年轰炸后新装的，满屋子的字画文物。父母说一口浓重的嘉定话，却是很雅致的人。饭后在庭前栏杆看到的江山气势，是住在白塔街宿舍所不能想见的。
陈绪祖对齐邦媛和鲁巧珍说，当初父母在重庆大轰炸时疏散还乡，回来发现这里园林之雅是外面没有的。人生有很多活法，就安心留了下来。遗憾的是，巧珍与他自始无缘。多年后，齐邦媛仍会在尘世喧扰中想到陈家那种令人羡慕的活法。问题是新政权建政后，他们还能保持那样的优雅吗？
鲁巧珍走后不久，齐邦媛也离开了乐山。她是和俞君的姐姐一同到成都搭乘M中校的飞机飞上海的。临走前，齐邦媛提着箱子到门房与老姚道别。宿舍里满处破书废纸，女生们差不多都散了。此前，老姚曾告诉有些同学，他以后会回湖北黄陂乡下，家里已没有什么人了，如果景况不好，也许会回乐山找个小房子养老，武大已给了他资遣费。齐邦媛坐在门房等车的时候，老姚说：“那个黄先生白跑了两趟，没有缘份。这个俞先生的姐姐亲自来接你，看来他们家很有诚意，我看了都很放心。”齐邦媛说，“老姚，他们又不是来求婚的，我还要读一年书才毕业呀？”
老姚笑了笑，极和蔼地向齐邦媛挥手道别。此后，齐邦媛离开乐山，在成都搭乘美国军机，飞到了上海，开启了她丰富多彩的又一段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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