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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岗坝轶事:队长李文明

何可 青衣仙子 2020-02-17


小区来了个新保安,第一次打照面,他就招呼说:“何老师,您回来了?”见我疑惑,他主动介绍自己:“我是老岗坝李文明的弟弟老七呀。”听他一说,我停下脚步,仔细一打量:长圆脸、吻骨突出,真还是李家人呢。老七说,乐宜高速占了他家土地和房屋,他搬迁到车子镇了。没有了土地,整日无所事事,不如出来找个工作,挣点养老钱。
我眼前浮现出他哥哥李文明的影像,就问他:你哥哥呢,他现在怎样?他告诉我,李文明一家人还是在老岗坝过日子,只是人老了,身体不太好。
      李文明是我插队时的生产队长,我下乡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多岁了,身材不高,红红的脸膛,善良朴实又不失精明能干。他当过兵,见过世面,处事公正,村民信赖他,自然就成了生产队百十口的当家人。李文明也不负众望,从60年代中期担任队长开始,生产队的劳动日单价就日渐上升,从五六角提高到了七八角,我们插队的时候,已经是八角多了。
      李文明结婚很迟,老婆长得不好看,寡言少语,村里人都不怎么和她说话,有点看不起的意思。但是十孃不这么看,十孃说,队长老婆是安谷乡人氏,民国时间家里是大户人家,也是有名气的乡绅。后来世道变了,家境每况愈下,姑娘高不成低不就的,这才说给了李文明。别看她相貌粗陋,却恪守妇道,处事卑顺、勤谨,对李文明百般体贴,对公婆孝敬有加。家务有贤妻操持,李文明也就一门心思地操心生产队了。
      初到乡下,我们什么都不会做。17岁的花季,突然遭遇上山下乡运动,被甩到了农村,处于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的人,如何生存?幸亏我们遇到了李文明。下乡那天,他把我们引到十孃家搭伙。十孃丈夫是水运局的炊事员,大女婿是铁路上的工人,在队里算殷实人家,吃得比一般人家好。我们在十孃家住了一年,几乎没有吃过粗粮。十孃待我们像亲闺女,她的儿女也拿我们当姊妹。李文明说:之所以安排我们住十孃家,就是要让我们生活得好一点,从城里到乡下,不要落差太大了。

      炎炎夏日,正是农忙时节。鸡唱三声天欲明,才五点过鈡,我们已经被十孃喊起来了。迷迷瞪瞪地走出房门,背起十孃为我们准备好的稀眼背篼(一种体型庞大的大孔竹子背篼),揉着惺忪的睡眼,头不梳脸不洗,就顶着月亮,踩着露珠去收玉米了。

      坝上没有水田,玉米和小麦是主要农作物,也是坝上人赖以生存的口粮。上完公粮,每家每户的大坛小罐,都盛满了金灿灿的玉米。会做打算的人家,秋收以后,把玉米妥妥地保管到来年开春,只等着田坝里的人来借粮。春节一过,田坝里的农忙开始了,犁田施肥、栽秧子种豆子。那时节,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人们要吃饱肚子,就得到老岗坝来借玉米。借来玉米拿回去磨成面,和着春天的厚皮菜、白菜叶子搅着吃,以度春荒。秋天收了稻谷,田坝里的人会拿了白花花的大米来还,借一斤玉米还一斤大米。没人觉得吃亏,双方都认为公平合理。这种借贷没有任何文字借据,纯粹依赖诚信,却从不见有人违约。

      在老岗坝人眼里,玉米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粮,收玉米自然就成了关乎生计的大事。晨曦微露,河对岸马鞍山的高音喇叭还没有开始广播,玉米地边已经站了好多女人和半大小子。男人们撑船到乐山城里去了,船上满载着新鲜的豇豆茄子海椒,他们天亮以前要送到蔬菜公司,换了钱再收粪回来,准备秋种。人们在地边一字排开,每个人都背着一个大背篼,对着一行玉米,带头的妇女队长说了一声:干哦!老老小小的就开始掰玉米了。

      人们穿行在一人多高玉米地里,把玉米棒子一个一个掰下来,扔进背上的稀眼背。刚开始,晨风习习,人也清爽,掰着那硕大的玉米棒子,还有一丝丰收的喜悦。渐渐地,稀眼背里的玉米越来越多,背上越来越沉重,那篾条编织的背带仿佛勒进了皮肉,脊柱也压弯了,腰直不起来,手伸不出去,要想直起腰去掰玉米,得用尽吃奶的力气。这时候,只得把玉米背出去,倒在地边,喘口气,又进来继续掰。

      日上三竿,气温开始燥热起来,玉米叶子像刀片似的,无情地刮着我的脸和手臂,火辣辣的瘙痒和疼痛在全身蔓延,身上粘粘的汗水和衣服贴在一起,脸上全是汗珠,饥饿与干渴一并袭来。抬眼望去,玉米林子仿佛没有尽头,不知来来回回倒腾了多少趟,才终于听到了收早工的哨声。

      玉米杆是坝上主要的烧柴,玉米地要及时腾出来种萝卜,活路是撵着走的。早饭后,一人拿一把砍刀去砍玉米杆。一边走一边砍,瘙痒继续在全身蔓延。虽然背上没有背篼,但是天更热了,真是“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收工时,队长说:吃了晌午饭大家捆玉米杆,全劳动中午回来了,下午挑玉米杆,送到各家各户。

      比起田地里的暑热,低矮的瓦房也是天堂,回家冲了凉吃过午饭,我们再也不想跨出那道门槛。队长吆喝出工的声音传来,已经三点过钟了,正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心里想着,何苦那么辛苦去挣工分,与其出去遭罪,不如在家看书。这样想着,当十孃叫我们的时候,就装着没有听到。黄昏时分,出工的人还没有回来,清清静静的,太阳金色的余晖映在粉墙上,院里树影婆娑,凉风徐徐。兴致来了,我就拿二胡拉了起来,一曲又一曲,从北风吹到洪湖水,虽然不着调,却也陶醉其间。

苍茫暮色中,十孃回来了,叫我们烧火做饭,什么也没有说。夜饭后,队长李文明来了,进门和十孃寒暄了几句,看着我们就直奔主题:“哎,学生,你们不出工也就算了嘛,还要拉胡琴!咿咿呀呀,怪腔怪调,惊山应水的,鬼叫一样。大热的天气,做活路的人听得心里发毛。”临出门,又转过身来,小声对我们说:“你们实在觉得恼火,明天各人回去,不要在屋头拉胡琴,搅乱军心。”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第二天一早背上书包就回城里去了。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只是随性而已。

      乡下的活路永远也做不完,立秋了,又赶上扯豆子。上午出工,一人面对四行黄豆,扯起来抖掉土码整齐,再用竹篾捆起来,堆在稀眼背上,背到晒场。我没有力气,把豆杆子捆不紧,理不齐整,堆在背篼上又放不平衡,背起来就要跌倒,再背起来再跌倒,不知摔了多少次,好容易才熬到了收工。

      晒场旁边,有几笼竹林,队长说:下午半劳动就在竹林边拴豆杆子,凉快点。竹林挡住了秋阳的炙热,微风飒飒,让人轻松,人们一边拴豆杆,一边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来了。妇女们聊的话题总是离我们很远,半大小子和姑娘不感兴趣,渐渐地就靠近了我,要我讲故事。享受着草树竹林的阴凉,上午扯豆子的艰难已经忘却,我兴致来了,给他们讲“家春秋”,说郭沫若的少年时代,甚至还背起了《天上的街市》。这样讲着的时候,手里的活路就慢下来了。我讲得津津有味,姑娘小子们听得全神贯注,全然没有顾及到妇女队长气得涨红的脸色。收工时,她黑着一张脸宣布:“今天何可不计工分,我们做了一下午的活路,她摆了一下午的龙门阵。”我顿时热血上涌,又不是我主动要讲故事,是大家要我讲的,再说我也是一边说话一边做事,豆把子也拴了一大堆呀!凭什么不计工分?

      我不想回家,直朝着坝顶走去。天已经黑尽,大佛乌尤只剩下隐隐绰绰的轮廓。我坐在草地上,望着乐山城,灯光如鬼火一样闪烁着。想起被隔离审查的父母,想起在文昌宫艰难度日的弟妹,想起下乡半年多来的痛苦和委屈,我被笼罩在完全看不到曙光的黑暗里,不禁悲从中来。岷江水在脚下呜咽南流,把悲伤都流进了心里,我不禁对着江水放肆地大哭了一场。

      不知过了多久,星星点点的火把及手电划破了夜空,一阵鼎沸的人声由远及近。有人在呼喊着我的名字,远远传来队长的声音,高一声低一声地在喊:学生,你在哪儿?不要想不开啊,工分扣错了,不扣了!转身一看,桤木林里晃出一群人影,是队长带着人寻我来了,就站起来说:谁稀罕你们那点工分,不要欺人太甚!队长赶紧走到我面前,火把映红了他黝黑的脸庞,额头上满是汗珠。看见我,他长舒了一口气,说:我说嘛,这么年轻,不会为这点事情就想不开吧。你把我们吓惨了,你们下乡知青,出点事情,有个三长两短怎么了得!叫我这个队长咋个说得清?咋个向上面交代!快点回去吃夜饭了,十孃一家人都在等你。后面十几个人跟着他,一路火把前前后后围着我,送我回了十孃家。

      下乡第一年,到了年底结算,我挣了500多工分,还要补生产队六块多钱,振威挣了600多工分,不进不补。开春,队长对我们说:“这样吧,何可呢,也不用补钱,叫树森(生产队的会计)把账给你挂起。今年多挣一点,结算的时候把去年的账扣了。振威呢,好好干,今年争取进钱!”他这样说,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丝温暖,对脚下的这块土地也亲近了许多。

      开春,队长说要落实知青政策,把拨给我们的安家费用了。他叫人把晒场边的一间公房腾出来,到城里去买了两张红漆单人床,又到大队学校去抬回两张课桌,在屋子外面给我们搭了厨房和厕所,砌了灶台。不几天,就给我们拾掇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新家。

      我们从十孃家里搬出来,和春儿做了邻居,开始了独立生活。刚开始,队长隔三差五地总要到我们门口来一趟,说:“你们屋里还缺什么就说一声,只要队里有的,就保管你们有。”我们也不客气,大到装玉米谷子的坛坛罐罐,小到撮箕扫把,凡是乡下过日子需要的,都到保管室去搬回来,堆在屋子里。有同学来耍,没有菜,我们就端着筲箕去给队长说一声:同学来了,我们去地里摘点菜嘛。队长从不阻拦,还说:多摘点,管你们吃饱。

      转眼到了三月底,春天在田野里打翻了五颜六色的调色板。正是春风熏人醉的时候,老岗坝干河的两边,桑树长出了新叶。放眼望去,洼地桑树多婀娜,枝柔叶嫩舞婆娑,春儿说:该接蚕种了。在村民眼里,养蚕是技术活。蚕宝宝娇嫩娇气,容易生病,要随时细心观察照看。一天二十四小时,吃了睡,睡了吃,要不断地喂它,还要熬夜,所以,养蚕的工分评得高,每天至少十分。能进蚕房养蚕,是许多年轻媳妇和姑娘的梦想,养一季蚕,能挣三百多工分,躲了太阳躲了雨,谁不想呀。往年进蚕房,似乎是队长妹妹李秀珍和十嬢大女儿张德容的专利。俩人都是有名的能干人,其他人自知不能比,只能心生羡慕而已。

      就在李秀珍和张德容进蚕房四五天的时候,队长来通知我们:蚕宝宝孵出来了。你们明天回城一趟,准备一下,耽搁一两天就下来进蚕房。进了蚕房好好学,李秀珍和张德容带你们。你们老老实实做活路,中途就不要回去了。一听这话,我不禁喜出望外,去年看她们养蚕,早就心里痒痒,没有想到,如今我们也能“绿条映素手,采桑向城隅”,体会一把古时美女秦罗敷的感觉了。

      俗话说:条条蛇儿都咬人。进了蚕房才知道,养蚕也不是轻松的活。三十天的时间,完全没有当美女罗敷的机会,只能关在蚕房里辛勤劳作,没日没夜地做一名养蚕女。当我们熬红了双眼,精疲力尽的时候,蚕儿们终于浑身透亮,不再吃桑叶,爬上了主人替它们打好的草龙,安安静静地变成了蚕茧。

      我们从蚕房里出来,田野已经变了模样。麦收以后,花生、玉米主宰了田地,一片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景象。蓝天白云之下,河边的杨树在阳光底下跳动着绿光,一切都是那么明朗,让人十分痛快。更让人高兴的是,队长说: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每人挣了300工分,回去休息几天,耍高兴了再下来。

      这个夏天,我们再没有去收玉米,也没有去收豆子了。初秋时节,我们又进了蚕房。这一年,我们喂了两季蚕子,加上平时挣的工分,我和振威都进了钱。

      后来,大队调我去学校教书,我就搬到学校住了,回队里的时间渐渐稀疏。不过,每逢生产队分东西,队长总是忘不了叫学生带信,生怕把我落下。

      我真正了解队长,是在考上大学以后。78年我参加高考,被西昌师专录取。下乡几年,李文明从未到过我家,一天,他居然来家找我,这让我很感意外。原来,李文明1956年当兵,三年以后转业,分配到西昌会理县的一家工厂,成了一名拿工资吃商品粮的正式工人。这在那个城乡差别巨大的时代,是非常叫人羡慕的,但时运不济,他去的时候正好遇上大饥荒,工人每月的口粮很低,根本吃不饱。工厂地处蛮荒之地大山之中,拿着钱也买不到吃的。每天,李文明除了面对车间里冰冷的机器,莽莽苍苍的群山,还要忍受饥饿,生活看不到半点希望。第二年春天,饿得面黄肌瘦的他回老岗坝探亲,踏上故乡的土地,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于是他不假而别,再也没有回去上班。

      回老岗坝不久,他娶妻生子,还当上了生产队长。辛勤耕种,终于有了回报,照理应该满足了,但是每天睁开眼睛,生产队一百多号人的吃穿用度就摆在面前,他不得不时时操心。乡村的事情多:春耕、夏收、秋种,养猪、收粪、卖菜,甚至社员的生娃、结扎、红白喜事,哪样不管?为了多分一份口粮,有社员年底生了娃,生怕人不知,半夜也要来敲门报告,当个队长瞌睡也睡不安稳啊。渐渐地,他感到心力交瘁,不禁怀念起那每月按时发工资的日子了。他说,那日子平静,不劳心。

      他跟我说:你去西昌上学,有空的时候能否去一趟会理,到工厂帮我问一下,像我这样没有办离职手续的职工,还能回去上班吗?哎,如果当初我没有回来,都可以带家属了。这样说着的时候,他的眼里满是真诚和憧憬,还拿出了一张大队开的证明。我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却又不忍心拒绝,只得满口应承。

      读书的几年,尽管闲暇很少,但队长所托之事我一直挂在心上。机会终于来了,同学的男朋友要开车去会理,我把这事儿一讲,同学很乐意陪我同走一趟。拿着地址寻了过去,那工厂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离会理县城还有二十多公里,周围都是矿山。灰黄的山谷绵延了数十里,满目荒凉,一点绿色也没有。找到厂办,我拿出李文明的证明,说明情况。工作人员一口就回绝了,说李文明自己脱离单位,不假不到,算是自动离职。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工厂早已将他除名,不可能再让他回去了。

      我把这个结果写信告诉了李文明。我说,和那山里的工厂相比,富饶的老岗坝简直就是福地,古人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人到中年,还是住惯了的地方好。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一晃几十年的光阴就逝去了。没有想到,我竟然在家门口见到了李文明的弟弟,昔日少年,已然老矣。周末,我给振威说,我们到老岗坝去吧,看看队长李文明。

      几十年过去,沧海桑田,老岗坝的变化太大了。被乐宜高速占了土地的人家,拆迁到了车子场,没有走的人家,大都盖了新房。乡野之中,阡陌交通,粉墙黛瓦,绿树环绕,茂密的楠竹林挡住了我的视线,不见了高架桥,坝上依然还有一些世外桃源的景致。

远眺老岗坝

      振威家的彭大姐就在我们生产队,她经常去走亲戚。回到老岗坝,她就成了向导,带我穿过一片竹林,指着一处破旧的院子说:这就是李文明的家。我走近前去,低矮的木板房前,一个老女人坐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玉米杆中间,白发飘飘,如同她手里拿着的一蓬衰草,振威说,她就是李文明的女人。我的眼前依稀晃过她年轻时的模样,伊一边挽着玉米杆一边招呼振威,笑出了满脸的皱褶:你是稀客呢,今天咋有空下来耍?振威说,我们来看队长,李文明呢?女人往屋里一指,说在里面。又高声喊道:李文明,有人来看你了!

      走到门口,只见一位耄耋老人坐在轮椅上,头发全白了,面色还红润,他就是我们多年不见的队长李文明。看见我们,他有些兴奋,努力想要站起来,我们赶忙叫他坐好。他舌头僵直,口齿不清,我们和他交流,得仔细听,仔细分辨。他告诉我们,他今年83岁了,六七年前,得了脑梗,身体左侧瘫痪了。看了很多家医院,最终还是站不起来,只能坐轮椅。万幸的是乐宜高速占了他家的地,儿子一家搬到了车子场,他们老两口也有了退休金。女人每月领一千多,他加上退伍军人补贴,要领两千多元。但医保很低,他的钱除了吃药,所剩无几。他感叹:如果没有退休金,咋个看得起病?说不定早死了。

      他说的是实话,环顾他家,四壁如洗,除了他坐的轮椅,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说起过往之事,他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只说自己当过兵。说起工作,他眼里一片迷茫,全然没有了曾经的憧憬,只说,还是老岗坝好啊!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不时地抬头看着灶头,那里挂着一篮核桃,他嗫嚅着反复说,你们去拿核桃吃吧。临走,他叫女人给我们一人摘了一个柚子。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望着眼前这位老人,再也难觅青年李文明的影子了。精明能干,善良真诚的李文明已经渐行渐远,成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无论怎样,我还是希望他的余生能站起来,健康生活,走出去,看看他辛勤耕耘了一辈子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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