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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岗坝轶事:吴家有个彭大姐

何可 青衣仙子 2020-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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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吴振威下乡到老岗坝,缘起于彭大姐。彭大姐原名胡师云,是吴家认下的干女儿。
    上世纪30年代初,胡师云出生在老岗坝一个庄户人家。古时,三江在凌云山下汇流以后,江面豁然开朗,岷江裹挟着大量泥沙,一路向南。日积月累,泥沙在河床中间淤积成洲,形成一个美丽的小岛,人呼老江坝。后来湖广填四川,老广说“江”,总要念成“岗”,于是本地人将错就错,就跟着老广叫老岗坝了。老岗坝离城不远,绿水环绕,良田沃土,百姓生活富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胡师云在老岗坝长到五岁,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丽的小姑娘了,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聪颖明亮,白皙的圆脸上一对小酒窝,随时洋溢着微笑,逗人喜爱。
    胡师云在老岗坝快乐成长的时候,城里吴家的木材生意正做得风生水起。那时候,斑竹湾渡口是车子、安谷、观榜、踏水进城的必经之地。吴家老宅离斑竹湾渡口不远,从渡口上来,沿着河岸往下游走,穿过一条两百米的狭窄巷子,就到了吴家。吴家大门面向大渡河,朝门有六块门板,高大气派。吴家沿大渡河修了一排吊脚楼,吊脚楼和吴家围墙之间,下立门楼,上盖青瓦,形成一道廊桥。里面摆放桌椅板凳,备有茶水,供来往行人歇息。吴家大院是天楼地枕的老房子,但后院小山上,却有座三层的小洋楼。振威的父亲请来设计师,因地制宜,自出心裁设计花园。这花园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近景远景的层次,园子里黄角兰、桂花、石榴、香樟,应有尽有。振威父亲那时候还没有娶亲,和他爷爷、父母、老姐姐,一家三代在斑竹湾过着舒心日子,只等着迎娶女主人。
    一日,胡师云跟着本家大伯进城,到吴家走人户。进了吴家,胡师云就像跟在刘姥姥身后的板儿进了大观园,东瞅瞅西望望,目不暇接。和乡下的阡陌桑林相比,这儿俨然“高墙门户大院房,雕梁画柱刻花窗”,园里处处奇花异草,假山水池,稀奇的景致总也看不够。吃过晌午饭,大伯要告辞,胡师云死活不肯走。吴家人见小姑娘长得乖巧水灵,家里也没有小孩,就说;不走就留下吧,权当吴家有了一个女儿。后来,振威妈妈嫁到吴家,胡师云就正式过继给吴家,成了振威父母的大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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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下乡当农民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命运时,我和振威就商量,一定要到没有水田的地方去。振威说,她有一个姐姐在老岗坝,可以托她给大队书记说说。振威大孃把这事儿给彭大姐一说,彭大姐心急嘴快就去找了大队书记,接着又找生产队长。老岗坝人多土地少,人均只有五分地,根本就不情愿有人来分食他们的口粮。无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最高指示,谁敢反对?听说要来两个姑娘,自然乐意。他们的逻辑很简单:若来了小伙子,以后是要娶妻生子的,而姑娘却是要嫁出去的,当然宁肯收留姑娘了。
    刚到老岗坝,人生地不熟,又不会做农活,彭大姐常常照看指点我们。我认识彭大姐的时候,她已经生育了四个子女,身材粗壮,面色红润,没有了年轻时的美丽,完全是一副农村妇女模样。她穿着发白的蓝布衣衫,两条弯曲的辫子搭在宽阔的胸前,腰上永远系着一条破旧的围裙,大声武气地说话,只有那双神采奕奕的大眼睛,依稀还有一些旧日的明媚。
    听振威说,她父亲娶她母亲的时候,举办的是新式婚礼,童女就是胡师云。婚礼那天,振威父亲风流倜傥,儒雅帅气;振威母亲身着白色婚纱,温婉美丽;小女孩穿着洋气的小白裙,天真无邪,小手紧紧牵着母亲的婚纱。文革以前,胡师云牵婚纱的照片还保存在吴家。乐山解放时,胡师云正当青春年华,经人介绍,与粮食局通讯员彭全安相识相恋,吴家给她置办了陪奁嫁妆,俩人风风光光地办了婚事。自打做了彭全安的妻子,吴家姊妹就改口叫她彭大姐了。
    49以后,吴家的成分划为工商业。振威爸爸照常做他的木材生意,养活一家老小。常常看见西湖塘枪毙地富反坏,暗自庆幸没有波及自家。谁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1952年,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开始了,横祸从天而降。6月,振威父亲被举报偷税漏税,为避祸端,家里人把宽宅大院交给了国家,交出了所有的钱财,振威父亲还是被关进了派出所。那时候,振威母亲肚子里正怀着八妹,吴家遭此劫难,常来常往的一些朋友要么自身难保,要么避之不及。丈夫关在派出所,夫妻不得相见,振威母亲挺着大肚子,面对一大家人的吃穿用度,惶然不知所措。一日,彭大姐和彭全安拿着两个大口袋进了家门,二话不说,风风火火就开始收拾东西,把铺笼罩被、秋冬衣服,统统塞进口袋。整理好了,这才说:“趁抄家的还没有来,这些东西先拿到我家藏起来。万一抄走了,一家人穿没穿的,盖没盖的,日子咋过!”
    7 月,下了几场暴雨,大渡河夹带着满河的泥沙,翻滚着阵阵巨浪,浩浩荡荡从吴家门前滔滔流过。振威父亲在派出所关了一个多月,一条腿断了,还打折了几根肋骨,被人抬了回来,一言不发躺在床上。一个闷热的夏夜,他悄悄下床,爬出家门,梭进了大渡河。待家人清晨寻他时,哪里还有踪影,惟见波涛滚滚,无语东流。那一年,振威父亲三十六岁,她母亲刚满三十。9月,振威母亲生下了八妹。白露时节,霜风凄紧,彭大姐和丈夫背着扛着,把铺笼罩被、寒衣棉袄送了过来,这在落难的吴家,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
   俗话说: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居闹市无人问。家道中落以后,振威母亲拉扯着六个孩子和没有出嫁的老姐姐,在斑竹湾艰难度日。彭大姐自己生活虽不宽裕,但只要能够帮衬一下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吴家。平日里进城,玉米花生、辣椒茄子、萝卜白菜,总要捎带些送给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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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代,彭大姐生养了一儿一女。丈夫在外做事,她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小日子过得也还滋润。那时候的彭大姐,还很美丽,两个孩子白白胖胖,大眼小嘴,一说一个笑,十分讨人喜欢。
    好日子不长,到了50年代后期,国家号召“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街会动员没有工作的人到农村落户,彭大姐就带着一双儿女回了老岗坝娘家。哥哥胡师贵是个老实巴交的汉子,嫂子也贤惠,见妹子领着一双儿女回来,就把家里的老宅腾出一半,让给妹子一家居住。
    到了饥荒年代,许多单位开始精简人员。彭全安在城里,一个月只有19斤供应粮,饥饿的日子实在难捱,想到老婆孩子已经回了老岗坝,不如自己也去乡下,一家人同心协力,多多少少还可以在地里刨一点来吃。彭全安把这话一说,正中领导下怀,立刻替他办理了退职手续。彭全安来到老岗坝当农民,算是倒插门,一家子就这样成了纯粹的农民。
    我们下乡的第一年春节,生产队杀了两头猪,一头上缴国家,另一头分给社员过年。一头猪身上的肉,有好有歹,如何公平分配,是个难题。农村人有农村人的智慧,全队28户人家,队长就准备了28个纸疙瘩。几个全劳动把猪肉从车子场一拉回来,晒场上立马围满了人,大人小孩,几乎齐了。两爿猪肉摆在临时搭起来的案板上,红白相间,泛着油光,馋得人直吞口水。队长宣布,各家各户派一个代表去会计那儿摸纸疙瘩,然后按摸着的号码顺序割肉。这样一来,能分到哪一部分的猪肉,就全凭运气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怕摸着1号,因为第一刀是猪的脖子,俗称“槽头肉”,槽头肉又绵又软,不好嚼烂,没有肉香味。
    纸疙瘩一模完,就听见彭大姐高声叫道:“哪个摸着1号了,交换一下!”一听此言,拿着1号的倒霉蛋喜从天降,忙不迭地应答:“我是1号,换嘛,换嘛!”我不明白,大家都不喜欢槽头肉,为啥彭家偏偏要把到手的好肉换给人家?彭大姐拿着1号纸条,笑嘻嘻地对我们说:槽头肉好啊,煮熟了没有折耗,肥肉多油也多!那年月,猪肉是稀罕物,孩子正吃长饭,彭大姐的食量又大,当然要选槽头肉了。后来,生产队分肉,干脆就从2号开始,1号固定是彭大姐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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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全安退职回来以后,彭家又生了两个女儿,老三取名四清,老四叫秀英。彭大姐说,她64年生四清,娃儿一落地,就饿得心头发慌,一顿吃了40多个荷包蛋。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她解释说:小孩生下来有7斤多,肚子里突然少了七八斤东西,至少得用几斤吃食来填补吧,40个鸡蛋才几斤?听她那意思,她还没有放开吃。

彭四清和她的孙儿
彭大姐自幼在城里生活,回到乡村自然不如别人会搞干,在生产队和春儿家一样,过得比较窘迫。不过她生性大方,待人爽快。全家人一年忙到头,好容易喂出来一头肥猪,到年底出栏杀了,照样吆五喝六,呼朋引伴请来邻里乡亲,摆起几桌宴席,大吃一顿。
我第一次去她家吃杀猪宴,着实大吃一惊。猪血旺、肥肠汤、大骨头炖萝卜、大葱炒腰花、大碗装的白片肉,一碗又一碗,不断上桌。人们喝着辛辣的包谷酒,夹起一片片巴掌大小,足有一公分厚实的饱肋肉,塞进口里,满嘴油香。那一刻,似乎一年到头的劳作都得到了补偿。在酒精的刺激下,男人们的脸膛红润起来,杯碗相碰,抓住一个人就大声倾诉,诉说自己今年的收成,来年的打算。彭大姐看着邻里亲朋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心满意足地笑了。她说:辛辛苦苦劳碌一年,庄稼人就这点盼头!
    一头一百多斤的肥猪,半边卖给国家,一顿杀猪宴下来,就只剩几块肉留着过年了,彭全安却一点也不怪彭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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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我和振威回了一趟乡下。老岗坝的渡船没有了,原来的渡口处修起了一座桥,在大桥的陪衬下,印象中高大的黄葛树仿佛矮小了许多。几十年沧海桑田,村庄已经没有了旧日的模样,我在生产队走了一圈,从前的乡邻相见已然不再相识,惟有门前岷江水,春风不改早时波。
    振威领着我去彭家,没有想到,彭大姐只看我一眼,便喊出了我的名字,终究还是她记得我。彭家修了新房子,站在她家院坝,远眺凌云乌尤,近闻波涛声声;门前一抹桤木树林,屋后几拢楠竹荫蔽。院子地处坝顶,远离村落,很有点“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境。
    分别二十多年,彭大姐明显见老了。身体粗壮而臃肿,脸上沟壑纵横,盛满了流过的岁月,只有那双眼睛还算明亮。环顾她家,依然简陋,只是比过往整洁了许多。拉起家常来,她说,大女儿和小女儿都嫁出去了,只有四清的丈夫入赘,小两口和他们一起过日子。我私下问振威:“大彭呢?”大彭是彭大姐的大儿子,也是彭家唯一的男孩。振威悄悄说:大彭40岁时得败血症去世,媳妇带着孩子改嫁了。我心里一紧,不免想起大彭来了。
    初见大彭时,他十七八岁模样,脸色黑红,浓眉大眼,像极了彭大姐。大彭一头微微卷曲的头发,时常粘着一些草屑,一双大脚,从不穿鞋,脚趾蒲扇般张开。那个年代,一般人家的小孩难得制一件新衣服,一件衣服往往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大彭没有弟弟,只有三个妹妹,一套衣服只得自己穿。那身衣服,他不知穿了好多年了,衣服短小只齐肚脐,裤子补丁重叠,只到小腿肚,脚踝永远和脚板一起裸露着。大彭不多言语,神情木讷,生产队里的活路,安排他做啥就做啥,从来没有二话。感觉他像极了鲁迅笔下的闰土。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环境弄人。其实,大彭小时候住在陕西街粮食局宿舍,上白塔街幼儿园,接受过良好教育,和城里小孩一样,也是人见人爱的乖孩子。回到乡下,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每一分钱都要从地里辛苦刨出,长年的劳碌夺走了大彭的童真与活泼。十五六岁时候,城里和他一般大的学生还在吃着闲饭闹革命,他肩上已经压上了全劳动的担子。大彭和我们年纪相仿,有时也到自留地来帮我们干活。活路做完,我们还没来得及道谢,他羞涩地憨憨一笑,转身就跑了。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儿子,竟然撇下老婆孩子,早早离彭大姐而去了。那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彭大姐是怎样熬过的?
那一次回乡下,我们在彭大姐家吃豆花饭,青椒蘸水还是当年的味道,只是白片肉没有当年肥厚了。我们摆了好久的龙门阵,彭大姐的笑声依旧爽朗清脆,临走,她热情地捧给我们好多花生。
不久,振威说彭大姐走了,是得脑血栓走的。过了十来年,彭全安无疾而终,终年94岁。几十年来,吴家姊妹和彭家姊妹始终姐妹相称,常有往来。
岁月流逝,老岗坝的邻里乡亲,已经渐行渐远。彭大姐、胡师安、春儿……,却永久地走进了我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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