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逸仙进阶讲堂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选讲 |【4】姚大力：语言“窗口”与历史民族地理

2022年11月3日晚，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逸仙进阶讲堂系列课程“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选讲”第四讲在南校园永芳堂233讲学厅举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民族史专家姚大力教授通过视频授课的形式主讲“语言‘窗口’与历史民族地理”。

姚大力教授首先解释了本次课程主题的含义。标题“语言的‘窗口’”借用了王士元教授提出的观察历史的三个窗口，分别是考古与体质人类学、人口遗传学、进化（历史）语言学，其中进化历史语言学与历史民族地理的关系问题便是今天课程的核心内容。

语言学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具有相当大的作用，虽然汉文史料是研究中国的历史民族地理的主要素材，但如果从更普遍的语言或者语文这个角度来看，民族语文和域外语文的素材，包括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在研究中国的民族史与历史地理上也十分重要。例如，鲍里斯·雅科夫列维奇·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著作《蒙古社会制度史》之所以能成为一部经典乃至不朽的著作，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超越了仅仅利用汉文材料的同类型研究成果。这本书不仅运用了用汉字来记录蒙古语读音写成的蒙古史诗，还利用了一部14世纪由波斯人拉施特主编的《史集》中有关蒙古人的记载。

（苏）鲍里斯·雅科夫列维奇·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波斯）拉斯特：《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而推动中国蒙元史发展的清代学者洪钧，运用了欧洲的民族语文的材料写成了《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使其成为了作为乾嘉汉学重要分支领域的西北舆地之学向现代边疆历史地理演变的最重要的推动者。

姚大力教授视频授课

以上两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民族语文与域外语文对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重要性。姚大力教授进一步指出，王士元所说的进化语言学，或者说历史语言学，还不是泛指各种各样不同语文的史料，以及对这种史料本身的这个解读。就我们的研究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进化语言学指的是从保存在过往文献里的各种零碎的历史语言学资料入手，去辨认并且探索各个人群或者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历史特征。由于这些语言学资料的历史性，需要对照现代语言学对不同语言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以推知古代这些讲不同语言的民族、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

姚大力教授接着指出，语言的分化与人类种群的分化之间的发生学关系具有极大的同构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语言分化的动力学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说这种语言的人群的分化。当然，也有一些人群会放弃自己的语言学习另一种，但总归不是常事。王士元也说，“人们是可以学习和忘却语言的，然而他们倾向于非常勉强和无限缓慢地做这件事，特别是他们仍留世代居住的领地上的时候，语言又倾向于成为最持久的种族特征之一，而且种族的界限通常也是语言的界限。”

姚大力教授认为，我们可以从所谓的“泛亚计划”来看人类种群的分化与其语言之间的同构性，它是根据现在的民族做的基因测试。人群的集体遗传结构，地理位置近的是比较接近的，远的则差异较大，而语言的分化与遗传结构差异的大小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这是一个应用分子遗传学的同构性的现代研究。

姚教授紧接着便举了印欧语系的例子，他认为，印欧语系的语言分化系统与分化过程大体具有同构性。关于印欧语系人群的起源有两种假说，即“小亚起源说”与“草原起源说”。“小亚起源说”认为大概距今9000年左右，随着小亚细亚半岛农业的发展，此处的人逐渐扩张到其他地区，取代了之前的土著；而欧亚草原起源的假设，认为印欧人的扩散大概始于距今6000年左右。现在得到大多数人赞同的是草原起源说，因为如果按照“小亚的起源说”的说法，印欧语系里面应该有一些非常古老的关于农业的共同的词汇，但是依照现在对印欧语系的研究，发现这样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有关农业的词汇并没有存在，草原起源说则得到了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以及语言学的支持。

印欧语系起源的树状图

来源：Renfrew, Colin. “The Origins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61, no. 4, 1989, pp. 106–15.

之后姚大力教授又回到了之前的话题，接着介绍了如何将古汉语音韵学的方法与比较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相结合理解音译部分汉文词汇的含义。首先他举了“铁勒”（terge/ tergen）这一个用汉语的读音来记录的非汉语的词汇，它音写的是一个原蒙古语的词汇——“车”，其在汉语记载中还有另一个名称为“高车”，因此“铁勒”、“高车”两词，前者记录的是原蒙古语的读音，后者记录的则是意思。更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铁勒”一词也用于指一个原突厥语部落，为什么一个指原突厥语的部落的词汇传到汉地以后就变成了一个起源于原蒙古语的词呢？这是因为“铁勒”并不是被称为“铁勒”的人群的自称，而是他东面的邻居——讲蒙古语的人群对西面不同于他们的人群的指称。相似的例子还有“梵”和“髅”。

当运用比较历史语言学来研究民族的历史与历史民族地理时，最重要的是要结合古汉语的音韵，因为我们所要处理的词汇都来自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是用当时的汉语的读音的方法来记录的，所以如果要搞清楚它当时汉语的读音在非汉语里面的读音是怎样的，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些汉字在被用来编写的时代是如何读音的。可以说，古汉语的音韵学跟比较历史语言学材料的处理形成了一种非常密切的、互相依靠的关系。

关于上古汉语中是否存在复声母的问题，学界至今存在争议，但是近二三十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转向赞同上古汉语是有复声母的。姚大力教授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当碰到上古汉语里面的一些名词，我们的解读有困难的时候，采取“上古汉语存在复声母”的这种说法，几乎能把这样的困难全部都解决。相反，采取了上古汉语有复声母的方法而讲不通的例子他一个也没有见到过。比如，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月氏都城两个记载：蓝氏（klam）与监氏（klam），“蓝”、“监”在上古是同音字，但两字的中古读音完全不同——“蓝”读“lam”，“监”读“kam”，前者“k”失落，后者“l”失落，两者的辅音完全不一样。姚教授也顺带提醒我们，比较历史语言学更关注辅音的变化是否有其秩序与一致性，因为元音相比于辅音更容易变化。

之后，姚教授给我们介绍了前11—前6世纪汉语人群的分布情况。一开始，汉语人群与非汉语人群交叉分布在华北核心区域，而后，形成了早期国家形态的汉语人群在物质资源和人口资源的调动上取得优势，逐渐向外扩展，扩张的结果是把有一部分非汉语的人群变成了汉语主导人群的一部分，也有一部分就被排挤到了华北核心区的边缘的地位，于是形成了所谓“内夏外夷”的空间分布的格局。

姚教授认为，《左传》中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是现今找到的最早反映了华北“内夏外夷”的空间分布的格局的文字上记载。因此，汉语人群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夏”变成了一个文化代称，“华”是“夏”的假借，一开始由多个国家组成，到了春秋时期，“诸夏”、“诸华”的称法出现，至西汉便统一称汉语人群为“华夏”。由此可见，汉语人群最初主要分布在华北。姚教授又接着介绍了早期华北以南的人群。姚教授借用了日本学者铃木秀夫画出的“南江北河”的图片加以说明。事实上，中国的古人早已发现了“南江北河”这一现象，即南方以“江”指称大水，而北方则用“河”命名。

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的构成则更为复杂。所谓“匈奴”便是不同人群的混合体。在蒙古帝国成立的之前，蒙古高原上的游牧人群的民族结构，一直都是由由西向东突厥语人群与由东向西蒙古语人群组成的，他们没有被整合成一个同质化的群体，只是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政治共同体，一直到明末清初才被整合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民族）。因此，“匈奴人是谁”、“匈奴人讲什么语言”这种问题本身便是不恰当的，“统治匈奴的部落讲什么语言”这种问题才比较合适。

西汉时期匈奴等部

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

之后姚教授又举了两个例子说明了比较历史语言学在历史民族地理研究中的重要性。第一个例子“俄罗斯”（Russia）名称的由来。“俄”源自于满文或蒙文中多出的“o”，因为蒙古语、满语、突厥语中L/R开头的词很少，卷舌后面的元音先念一遍才能带出原本的卷舌音，而元代时汉人正是通过蒙古人才知道的俄罗斯人。等到汉人直接与俄罗斯人打交道时，“Russia”便被翻译为“罗刹”或者“罗斯”了。另一个例子是“渤海国”名称的由来。实际上，“渤海”与“靺鞨”应该是源自同一个词，只是汉语的音译不同，由于渤海是一个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的女真语国家，他们认为“靺鞨”这一名称过于野蛮，因此便自称“渤海国”。

课程的最后，姚教授总结道，乾嘉汉学具有一种“循名责实”的特征，即认为事物的名称不只具有纯然命名上的意义，从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某些名物的历史称谓背后往往可以追溯出很多新鲜并且重要的知识。因此，追究事物与人群为何会被如此命名往往能得到许多新鲜且重要的知识，而汉语音韵学与比较历史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便是最合适、最有效的方法。

海报：李茁晨、李海菲

整理：王雨萱

初审：李芷莹

审核：区瑞珍

审核发布：谢   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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