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逸仙进阶讲堂 中国乡村研究：组织、制度与伦理 |【4】叶敬忠：乡村发展与转型研究的“农政问题”传统

2022年11月29日，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逸仙进阶讲堂“中国乡村研究：组织、制度与伦理”第四讲通过线上形式开讲。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教授线上主讲“乡村发展与转型研究的‘农政问题’传统”，并与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特邀访问教授邓燕华、华南理工大学管兵教授进行对谈。

叶敬忠教授主题授课

1.Agrarian Question及其翻译

叶敬忠教授的授课以“Agrarian Question”概念及其翻译为切入点。他指出，Agrarian Question在当前学术界一般有四种译法，分别为“土地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这些译法存在以下问题：1.都不具有学术概念应有的确切意义；2.容易误导读者，窄化Agrarian Question 的含义；3.没有体现Agrarian Question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用概念的地位。

叶敬忠教授线上授课中

上述翻译问题造成了一个严肃的现实，即在Agrarian Question被提出123年后的今天，中国学术界仍然未能认识到，这是一个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在国际学术界已经被广泛使用的固定学术概念。 

2.Agrarian Question的概念源起与使用

作为学术概念的Agrarian Question由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在1899年首次提出。他将这一概念作为其代表作《The Agrarian Question》（中译名《土地问题》）的标题。Agrarian Question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学术意涵，一经提出，便在德语、俄语和英语中有了对应的、确定的、无任何歧义的固定术语表达，分别为 : Agrarfrage（德语）、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俄语）和Agrarian Question（英语）。

考茨基著，梁琳译《土地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该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叶敬忠教授通过可视化的词频分析说明，Agrarian Question在学术界被高频讨论的时期正是考茨基出版《土地问题》前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二战时期由于学术出版减少等原因，相关讨论开始减少；战后，相关讨论又开始复苏；最后，由于自由主义兴起、马克思主义在学界的影响变小等原因，相关讨论在1980年代后开始逐步减少。

Agrarian Question的使用频率，叶敬忠教授提供

3.Agrarian Question的含义与翻译

据文献考证，agrarian来源于拉丁语词汇ager，为田地（field）之意。经不断扩展， agrarian的含义可包括农地(的)、农业(的)、农民(的)、农村(的)、支农(的)等。但是，自1899年考茨基出版《The Agrarian Question》一书后，agrarian一词就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相接洽，内含农地、农业、农民和农村这四个方面，涉及到生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与政治权力等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

2011年，叶敬忠教授在译校伯恩斯坦《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Class Dynamics of Agrarian Change）时首次将agrarian翻译为“农政”。该译法参考明朝徐光启《农政全书》的标题。其中“农”字包括农地、农业、农民和农村四方面意涵；“政”字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与政策的意义。

伯恩斯坦著，汪淳玉译，叶敬忠校译，《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4.农政问题的含义与论争

1899年考茨基在The Agrarian Question一书指出，“农政问题”的核心关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农业的所有变化，具体指：资本是否以及如何掌控农业、彻底改变农业、捣毁旧的生产形式和土地所有权形式并创造出新的生产形式和土地所有权形式。英国人类学家Ben White将其简化为“在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或更高形态转型过程中，农民、农业、农村、土地都发生了什么，应该发生什么”。

在前人的基础上，叶敬忠教授提出了自己对“农政问题”核心关切的理解：“为了建立向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社会过渡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是否以及如何发生哪些转型和变化，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动员以及制定什么样的国家政策来促进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转型和发展。

叶敬忠教授指出，农政问题的相关讨论来源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19世纪末，德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关于是否支持小农对小块土地的私人占有、农业经济是否应该走向大生产等问题展开论辩。在这场论战中，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主张废除小农经济、发展农业大生产，并且写就了The Agrarian Question一书，从而使农政问题作为学术概念正式诞生。

在The Agrarian Question中，考茨基对“农政问题”的理论和学术研究内容有明确的界定，涉及五个层面和四个维度。

五个层面分别为：宏观层面（以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变迁为宏观背景）；中观层面（以某阶段某国家所处的某特定社会形态为中观背景，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所处的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微观层面（在社会形态演变某特定阶段发生的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四个方面的结构转型与变迁）；具体层面（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分化和无产阶级化、农村治理和动员）；操作层面（对微观层面和具体层面的那些主题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阐述的具体化）。

四个维度指：农业（尤指农业生产形式）、农地（尤指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尤指农民分化和小农无产阶级化）、农村（尤指农村政治动员和社会治理）。

考茨基在“农政问题”方面的学说接洽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也为学术界开启了一片学术讨论的领域。在相关讨论中，涌现出四大理论视角，分别为起源于19世纪50-80年代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关注民生元素、农民群体与乡村共同体价值的实体主义；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要素、致力于降低交易成本的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80-90年代，倡导立足自身优势和可及资源进行多元生计创新实践的生计框架；以20世纪50年代法国学者为主要代表、倡导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行审视、批判、反思的后现代/后结构主义。

5.农政问题与中国农政转型理论

当前中国学界以“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农村研究的主要学术概念。叶敬忠教授认为，“三农问题”作为政策话语、社会话语和学术话语在过去20年中主导和影响了中国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政策设计、大众讨论和社会研究，引起了全社会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高度关注，具有极大的贡献。

但是，“三农问题”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缺乏明确的含义和分析框架，而且没有深厚的理论传统，进而导致国内的相关讨论难以进入国际学术界的视野。如前所述，“农政问题”有着明确的概念框架和深厚的理论传统，非常适合中国学者结合本土经验进行相关讨论。为此，叶敬忠教授主张学术界应该在“三农问题”多年研究的基础上转向“农政问题”的研究。

研究转型的必要性还在于，“农政问题”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的、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普遍问题。虽然中国的发展成就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但中国“农政问题”理论、“农政转型”路径和“农政变迁”历程尚未被国际学术界充分了解。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启动的今天，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和农地四个方面的经验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现代农业与小农农业、去小农化与再小农化、土地承包与流转等现象混杂共存。这些复杂的现实说明了中国发展进程中“农政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也对中国学术界提出了重拾“农政问题”的要求。

叶敬忠教授指出，建构农政转型的中国理论，既要立基于国家的发展现实和历史经验，也要充分汲取其他国家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总结，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百余年来对“农政问题”的理论思想以及其他理论思潮的学术成果。要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发展的指导作用，重新见证自19世纪末积累传承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理论对21世纪今天的中国国家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作用和活力。

对谈环节

Q（邓燕华教授）：您在讲座中展示了Agrarian概念词频分析的折线图，我非常好奇的是，现有的技术是否可以分析出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由哪些流派的学者在使用？

A（叶敬忠教授）：我在讲座中用到的图是国外学术界的朋友为我提供的，我从假设和推理的角度出发去解读。相信你所提到的类似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更多细致的结论，但是我目前还没有从统计技术出发去做进一步的推敲，我下一步会认真考虑沿着你提到的这个方向推进我的思考。

Q（邓燕华教授）：在我的理解中，农政问题是一个“雨伞型”的概念，可以统摄很多内容。请问在您的理解中，哪些已有的理论和研究可以被归到农政问题的范畴里？

A（叶敬忠教授）：我强调“农政问题”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使相关的讨论能够接洽上既有的理论脉络和学术体系。我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使今天中国涉农的学术研究更好地参与国际对话，也更好地对经验现象进行聚焦。至于你提到的对过往的研究和概念进行整合，我认为是一个尚未完成的目标，这一部分的工作还有赖于我们的共同努力。

Q（管兵教授）：“农政问题”在应用到中国研究的过程中，其应用性和分析能力怎样体现呢？具体来说，农政问题的概念怎样和西方理论界对接，引入农政问题概念后对当前研究的超越体现在哪里？

A（叶敬忠教授）：就像我刚才强调的，“农政问题”可以使国内的涉农研究接洽上既有的理论脉络和学术体系。举例而言，晚年的马克思、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列宁等理论家都对19世纪末农业发展的道路问题进行过讨论。他们的观点很多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一部分，能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理论背景，使我们的研究能够有明确的理论对话，而不是变成中国社会特殊经验的展示。

问答环节

在问答环节，有同学向叶敬忠教授提问小农生产方式在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是否还会继续存在。叶敬忠教授认为，小农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策规划，而社会科学对政策的预测能力是有限的；但国家的政策制定往往围绕“发展、稳定、合法性”三个核心关切展开，他认为中国在农业改革中的措施也需要考虑这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海报：陈坤鑫

整理：吴迪

初审：李芷莹

审核：区瑞珍

审核发布：谢   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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