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 世界不只有你眼中的一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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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恐跨和恐双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Transphobia, and Biphobia），简称IDAHOTB，是国际上公认的性少数群体LGBTQIA+重要纪念日之一。该纪念日来源于1990年5月17日，国际卫生组织（WHO）将同性恋从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ICD]）中移除。该举动成为性少数群体在石墙运动之后，在国际视野中取得的重要突破：将同性恋去病理化，从本质上消除对同志群体的污名。
随着各国性少数群体声音的壮大以及在社会实践中可见度的增加，LGBTQIA+中除同志群体之外的各个群体都纷纷成立自己的社群，并且争取更多的发声机会。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主流社会中不仅只存在对同志群体的污名和恐惧，其他性少数群体也同样遭受着因为性别认同和性取向而产生的歧视、精神以及肉体上的暴力和不公平待遇等等。2009年，反对恐跨性别群体（Transphobia）也加入了这个节日的议程，使大众能够在除性取向之外对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和性别表达（Gender Expression）有新的认知，从而减少对跨性别群体的恐惧和歧视。2015年，同样属于性少数群体却很少被提及的双性恋群体也成为了这项LGBTQIA+活动的主体之一，呼吁人们减少对双性恋群体的恐惧心理（Biphobia）。
2021年，在人类社会经历了充满创伤的一年后，今年的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恐跨和恐双日以“Together: Resisting, supporting, healing”为主题，在反对针对性少数群体的仇恨言论、歧视和不平等的同时，加入了社群之间互相支持与自我疗愈等等方向。全球疫情的压力对性少数群体也同样带来了冲击，如何在后疫情时代面对和克服大流行的余波将会是性少数群体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
国际上LGBTQIA+群体
早在19世纪末，德国犹太裔人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就在柏林创办了帮助同性恋、双性恋和异装癖者（Transvestites）【1】寻求社会认同的组织。他认为，同性恋是人类性倾向的正常形式之一。虽然这个组织在1933年惨遭纳粹德国的破坏，但它似乎也是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为性少数群体争取权利的组织。
1897年，英国医生哈维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参与编撰了一本医学教科书，同性恋（Homosexuality）在英语国家首次被写进了教科书里。但当时同性恋被划分到了“性倒错”（Sexual Inversion）的分类当中。与此同时，艾利斯也在赫希菲尔德的研究基础上为异装癖者和跨性别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衣裳倒错症（Eonism）”，这一状况也被他划分进了性倒错当中。
此后，无论是对性做出本质主义解释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还是其他诸如威廉·马斯特斯（William Madters）和弗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等人，都对人类的性（Sexuality）进行了各式各样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是否人道则需另外考量）。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1960年之前，不少中产阶级白人的男同志和女同志积极地组织和创办属于各自的组织和出版物。美国生物学家、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也在此期间发表了“金赛量表”，首次以研究的形式阐述了人类性取向的多样性和流动性，但它仍然很片面，也缺乏心理学上支持。
1960年代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发生在美国纽约市格林尼治村石墙酒吧的石墙运动（Stonewall Riots）了，它打开了全球争取LGBTQIA+权利运动的大门。而且更重要的是，少数族裔、易装者、跨性别者、性工作者和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年轻人们是这场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力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当时性少数群体的发声被中产阶级白人同性恋者所垄断、所代表的局面。
1969年石墙运动
1970年代初，约翰·加尼翁（John Gagnon）和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反驳了弗洛伊德的说法，首次提出“是社会生产了性”。然而在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颁布了《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9版）[ICD-9]》，其中同性恋被列入了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的分类中。而在此版分类中，双性恋和跨性别并未被提及。
直到1990年，WHO通过的ICD-10才将同性恋移出了精神疾病项目。然而跨性别被列为了“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仍属于精神疾病范畴。
在2018年通过的ICD-11中，性别认同障碍不再被列为心理疾病，而是被归到“与性健康有关的状态（Conditions Related to Sexual Health）”栏目下，同时更名为“性别不一致（Gender Incongruence）”。至此，跨性别在此标准中实现了去病理化。
中国LGBTQIA+群体
早在1950年代，我国在司法解释中就出现了同性恋议题，表明该议题尚待立法解决。彼时，国内尚未对同性恋以及其他性少数群体做出明确的、规范的解释。1982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编译出版的《性医学》中，同性恋、变性欲和换装行为的章节都被删除。当时在我国，同志群体就已广泛存在，而针对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调查也从未停止。
根据我国1979年颁布的中国刑法第160条，流氓罪指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或破坏公共秩序以及其他情节恶劣的行为。1984年11月2日，根据《最髙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这一罪行被赋予了新的解释，包含“勾引男性青少年多人，或者勾引外国人，与之搞两性关系，在社会上影响很坏或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及“🐔奸幼童的；强行🐔奸少年的；或者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多次🐔奸，情节严重的”。而在1989年颁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第2版）[CCMD-2]》以及修订稿CCMD-2-R中，同性恋仍然被归入“性变态”的项目中，“不采纳国外从疾病分类系统中删除、完全视为正常的做法”。
1992年11月，中国健康教育所的万延海在北京举办了名为“男人的世界”的文化沙龙。该沙龙旨在和同性恋者“取得相互信任，在一种文化气氛中讨论交流艾滋病的预防工作”。学者邱仁宗、陈秉中、李银河、王小波等都曾参会。然而在当时同性恋尚未去罪化、去病理化的背景下，该沙龙于1993年被取缔。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中外女同志舞会也在北京的莱特曼舞厅拉开帷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国内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现状，各地的志愿者自发地开办针对同性恋心理健康及疾病预防的热线和服务。
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
直到1997年，我国的新刑法出台，流氓罪被取消，至此同性恋才在法律层面实现了非刑事化。此后，学术界展开了关于同性恋在医学和道德层面上的讨论。同时，大量的同性恋网站或友好网站以及线下的大会及组织也开始出现，例如1998年的北京女同志组织“北京姐妹小组”、广州同志论坛等。
1999年，社会人文学者方刚因在其1995年出版的作品中将一人叙述为男同志而遭到此人以侵犯名誉为由的起诉。“同性恋=不名誉”、“同性恋=xing变态”的说辞在庭审过程中屡屡出现，一审判决书中也出现了“同性恋目前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xing变态行为，不被公众接受”的说法。败诉的方刚坚持上诉，终于，“同性恋是xing变态”的说法在二审判决中被取消。这也标志着我国在法律层面上实现了同性恋的非道德化【2】。
2001年通过的CCMD-3参考了当时的国际标准ICD-10，实现了部分同性恋去病理化。但出于对部分个体伴随性倾向认同出现的的焦虑和苦恼的考虑，“自我不和谐（ego-dystonic）的同性恋”被保留。与此同时，双性恋被纳入CCMD-3，但“自我不和谐的双性恋”也被保留。关于跨性别的条目仍保留“性身份障碍”、“易性症”等词条，且均被归为“性心理障碍”，仍属于精神疾病范畴。
同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首次在国内电视媒体上讨论同性恋的生活现状，北京同性恋电影节也在北京大学举行，全国各地的同志网站也接连出现。此后，全国各地同性恋相关的活动接连不断，例如同性恋大学生夏令营、北京同性恋文化节和上海骄傲节等。2012年6月16日，中国LGBT组织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至今已举办多届。
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节目
但是，在ICD-11颁布后、CCMD-3的诊断标准略显过时的今天，虽然同性恋在中国的法律和医学、道德层面实现了去罪化和去病理化，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平等。同性恋群体依旧面临着就业不平等、在教科书中的被污名、社会舆论与周遭亲朋的不理解与抵制。根据201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同北京大学、“亚洲同志”（Being LGBT in Asia）和北京同志中心进行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显示，在28,454个被访者当中（包括性少数和非少数），家庭对性少数群体的接受度最低（8.1%），学校（初中）、职场和宗教环境中处于模糊状态，而大学校园的接受程度相对较好（33.0%）。
与此同时，当前更加缺少关注度的是双性恋群体和跨性别群体，以及其他性少数群体，例如泛性恋、无性恋、性别酷儿等等。跨性别群体特殊的手术和激素需求也只能参照我国卫生部办公厅于2009年印发的《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然而在这个规范中使用的术语，诸如“变性”和“易性癖病”等，都相对过时，且在今天包含对跨性别群体的污名。同时，该规范中也没有对性别重置手术的具体手术做出说明。直到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了《性别重置技术管理规范》，才取消了一些具有争议的用词。
然而，根据我国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的《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年版）》，跨性别仍被归类为”成人人格和行为障碍”中的性身份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依旧被归为精神疾病范畴。目前，跨性别群体的权益争取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声音。
5月17日，当我们迎来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恐双日之际，中国的性少数群体在争取权利的道路上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困难重重。希望国家和社会未来能够更多地听取性少数群体的声音，共同面对可能的需求与矛盾，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性少数群体可以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发声。
文章：Hannibal & 阿沛
校对：阿崔
End
我们接下来会有更多针对性少数群体的采访和活动，欢迎大家随时关注！
注释：
【1】异装癖者（Transvestites）一词在1910年代由赫希菲尔德创造，在当时用以描述自愿地、习惯地穿戴异性衣服的人，包括男性和女性，也包含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和无性恋者。该词在赫希菲尔德的运用中、在广义上甚至包含今天我们所说的跨性别者。但该词在现在具有一定的冒犯性，目前普遍用“易装者（Cross-dresser）”指代穿戴传统意义上属于“另一个性别”的服饰的人。
【2】“非道德化”在此处意为同性恋这一性倾向不应被上升到道德层面去评判，它和异性恋是平等的，是正常的人类性倾向。它与“同性恋不道德”的说辞是大相径庭、毫无关系的。
参考资料：
Barker, Meg-John & Scheele, Julia，2016，Queer: A Graphic History
Bayer, Ronald，2006，对同性恋病态论的科学挑战，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译]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2006，同性恋非病理化以及相关文件
北京大学&北京同志中心，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跨性别者与非性别常规者
北京大学，亚洲同志&北京同志中心，2016，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
南方都市报，1999，《同性恋在中国》:18个字引出6万元官司
南方人物周刊，2008，同性恋中国大事记
佟贽酉，1999，首例涉同性恋问题名誉权纠纷追踪报道——焦点的转移：同性恋是性变态吗？
WHO，1978，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Ninth Revision [ICD-9]
WHO，1990，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Tenth Revision [ICD-10]
WHO，2018，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Eleventh Revision [ICD-11]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1989，中国精神疾病障碍与诊断标准第2版 [CCMD-2]
2001，中国精神疾病障碍与诊断标准第3版 [CCMD-3]
2009，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试行）
2017，性别重置技术管理规范（2017年版）
2020，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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