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New Queer Cinema 新酷儿电影
the Watermelon Woman 电影《寻找西瓜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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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酷儿（queer）群体在几十年前不仅不曾“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就连queer这个词汇，也是用来形容一些“不正常的”、“异类”或者直接等同于“同性恋”的。异性恋霸权社会对它的污名，除了滋生于艾滋危机（Aids Crisis）中的恐惧和不理解外，更多还体现在对“异类”的排斥和厌恶。人人都不愿意被“主流”社会边缘化，而有这么一群人，仅仅因为不同于“主流”的性取向、自我认同和性别表达，遭到白眼和攻击。
随着女性主义运动和酷儿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渐渐有一些人能正视这些基于性&性别的差异，并且致力于挑战传统性别观念下的束缚和规范，让那部分被主流排斥的人，也能自由地做自己。一些敢于对传统性别观说“不”和一些身体力行实践非传统性别角色和生活方式的酷儿，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被搬上了荧幕。这就是新酷儿电影 —— 一个崭新的（独立）电影实践和社会运动，影响了众多酷儿艺术家、电影人和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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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Queer Cinema
其实酷儿电影（Queer Cinema）最早来源于（欧洲）前卫电影（Avant-garde film）、实验电影（Experimental film）或地下电影（underground film）。这些电影多以实验手法和不局限于传统影像美学范示的大胆和夸张为表现形式，展现社会边缘人物形象，同时也凸显导演自身的身份和个人叙述，带有强烈的作者视角，这其中当然也涉及到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社会分工以及与主流叙事分离的性别荧幕形象等等。比如一些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影像作品：早期来自Salvador Dali和Luis Bunuel的实验先锋短片“Un Chien Andalou”（1929）以及后来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Blow Job”、女性先锋电影代表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的“Jeanne Dielman”（让娜·迪尔曼，1975）和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的作品等等。
Andy Warhol, "Blow Job", 1964
Chantal Akerman, "Jeanne Dielman", 1975
到了90年代，一大批新兴的带有社会批判意义的“半主流”式电影开始出现在欧美各大电影节，其中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如加拿大圣丹斯电影节、多伦多电影节等等。这些原本就带有一定实验性和先锋性色彩的电影，渐渐走入了由好莱坞引领的主流电影界和由异性恋群体构成的观众视野中。如在1999年《男孩不哭》（Boys Don’t Cry）中扮演跨性别Tina Brandon的希拉里·史旺（Hilary Swank）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电影发行商和制片人也纷纷加入酷儿新电影浪潮中，一度使从前低成本低票房的地下电影“出圈”。1992年著名文化评论家B. Ruby Rich在BFI（英国电影学院）出版的杂志“Sight & Sound”中首次使用了“New Queer Cinema”（新酷儿电影）这一术语，用来描述一些出现在北美由性少数群体导演拍摄的独立影片；随后在知名非主流文化新闻类杂志“the Village Voice”（村声）上继续完善对这一词汇的定义和描述——众多新酷儿电影其实并没有一个严苛的统一标准，比如某一特定的拍摄手法和美学定义，而是在展现的主题上都带有对社会现实性的批判和对传统立场的颠覆，将一些（主要是）性少数群体面临的社会困境和既定现实“酷儿化”，去颠覆大众对某一性别角色和社会以及家庭分工的预期，去谱写由自我身份所定义的关于性别的新篇章。性少数群体其极具政治性色彩的独特身份，也决定了这个群体本身在电影中所表达的内涵，群体的诉求、社群的建立和历史文本的谱写，都成为了新酷儿电影叙事的一部分，同时也打开了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演员本身身份的探讨空间，这些角色多数是性别上的“离经叛道者”，在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猎杀”中和自我身份的挣扎中逃亡。
Kimberly Peirce, "Boys Don't Cry" （男孩不哭）, 1999
受到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新酷儿电影&理论也重点探究性别&性本身的社会构建性，整体呈现出流动性、非性别本质主义性等色彩。质疑父权制下既定二元性别定义，拆解对于生理&心理性别、阶级、身份等社会构成的假想和预设，新酷儿电影用较为激进的方式映射了一批批酷儿“不合时宜者”。
拥抱多元的酷儿身份
作为一个社会运动，新酷儿电影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政治性。酷儿本身也不应该仅仅被定格在性别&性的框架之中，它可以挑战和冲击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异性恋霸权、父权资本主义中的一切压迫和束缚，一切不被看到的和每一个被时代落下的个体。种族、阶级、性别都在既定的规范中被赋予特定的标签，因此，新酷儿电影所讲述的故事中也涉及到了多层次的社群再现。比如黑人&拉丁裔&亚裔酷儿（比较缺失）社群，多元种族之下的文化和身份认同等等。《巴黎在燃烧》（Paris is Burning，1990）、《寻找西瓜女》（The Watermelon Woman，1996）、《爱火》（Fire，1996）、《舌头不打结》（Tongues Untied，1989）等作品都深刻诠释了多元的酷儿身份，在身份政治、女权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多重色彩下，新酷儿电影找到了更为坚固的支点。
Paris is Burning （巴黎在燃烧），Jennie Livingston, 1990
Tongues Untied（舌头不打结），Marlon Riggs, 1989
酷儿身份的多样性也同时意在批判主流对酷儿群体的单一“美化”和想象。多数性少数群体都想要从艾滋危机所带来的污名化和社会对性别“离经叛道者”的恐惧中脱离，因此导演就会在荧幕上努力将性少数群体塑造成正直、正常、善良等“正面”形象，进而导致了大众对性少数群体过于片面和单一的认知（Hanson, 1999: 7）。一些评论家还认为，所谓新酷儿电影只是为了展现中产白人男同性恋社群的形象，并且观众还是落入男性凝视的漩涡，这并不能涵盖更广泛意义的酷儿群像，比如电影中女性主体性和欲望等等。之后又陆续出现了一些以女（同）性欲望为叙事主体的影片，结合70年代Laura Mulvey（1979）和Claire Johnston（1973）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理论，新酷儿电影带来了更多关于蕾丝边情欲和女性身份的思考和可能性。如《高潮艺术》（High Art，1998）、《为你钟情2》（If These Walls Could Talk 2，2000）等等。然而新酷儿电影的另类主张和美学风格也“限制”了一些观众的加入，可以说是从源头就将自己圈地在独立制作的“小范围”之中。但随着酷儿理论不断深入发展和LGBTIQIA+在全球范围内可见度的增加，酷儿电影在21世纪向数码时代转向的重要时刻，也在慢慢向主流渗透，比如出现在各大流媒体平台的短剧、影片等等；一些独立制作的酷儿题材影像，也在世界各地的酷儿电影节和影展展映。如今它们所展现的主题，并不单纯限于上世纪新酷儿电影中激进的主张与诉求，而是以一种“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的角度和酷儿光谱下的话语去讲述酷儿们自己的故事。
High Art (高潮艺术），Lisa Cholodenko, 1998
If These Walls Could Talk 2 （为你钟情2），Anne Heche, Jane Anderson, Martha Coolidge, 2000
文章：阿沛
校对：阿崔
*图片均来自网络，封面图片来自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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