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0】我们为什么需要跨性别死难者悼念日？

1999年11月20日，为了纪念一年前被杀害的跨性别女性丽塔·海斯特（Rita Hester），也为了纪念所有因为性别身份认同而死于仇恨和暴力的跨性别者们，跨性别权益工作者格温多林·安·史密斯（Gwendolyn Ann Smith）发起了一个名为“Remembering Our Dead”（纪念我们的逝者）的项目【1】，并组织了一场守夜活动。从那一天起，每年的11月20日，世界各地的跨性别权益支持者们都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反抗针对跨性别者的偏见和暴力。时值又一年的国际跨性别死难者悼念日，针对跨性别群体的误会、偏见、仇恨与暴力却从来没有停歇。酷儿小分队希望能够通过这篇文章，让大家对这个纪念日、对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这个纪念日有更多的了解和反思。

内容预警：酷儿小分队时刻和遭到压迫和污名化的跨性别群体站在一起，但本文因内容需要不得不介绍以往的恐跨仇恨犯罪案例，也会引用到一些离谱的恐跨的言论/辩护理由，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会引起您的强烈不适，请您酌情阅读下文。

关于丽塔·海斯特

丽塔·海斯特曾是一名开朗又受欢迎的跨性别女性，她活跃在波士顿的跨性别社群和摇滚社群。1998年11月28日，警方在丽塔的公寓中发现了她的尸体，至今不明身份的袭击者残忍地向她的胸膛刺进了二十多刀。

案发后，丽塔的姐姐戴安娜（Diana Hester）曾向《海湾之窗》【2】表示，丽塔是在一间名为Silhouette的酒廊里最后一次被目击。目击者称，有两个男人跟随丽塔回了家，其中一人似乎认识丽塔。案发后，丽塔的哥哥也曾表示，丽塔的金首饰没有被拿走，公寓里也没有被强行入侵过的痕迹【3】。这起谋杀的起因至今不明，却似乎又不言而喻。

丽塔·海斯特生前的照片 (Jesse Costa/WBUR)

“她曾是一位非常聪明、有活力的年轻女士，她是一颗闪亮的明星，”剑桥关爱艾滋病协会（CCAA）的项目助理查丽朵·苏亚雷斯（Charito Suarez）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我在谈论的不是一个跨性别者，我在说的是一个我真正认识的人，我知道她的性格，我了解她的心[……]我们必须为她说话。”查丽朵和丽塔认识了八年有余，在得知丽塔的死讯之后，查丽朵说：“我（听到后）就开始哭，一直哭，一直哭……【3】”

就在丽塔案发生的几周之前，也就是1998年10月，美国怀俄明州一起针对男同性恋者的仇恨犯罪正吸引着人们的关注。案件的被害人，21岁的马修·谢帕德（Matthew Shepard）因其同性恋身份惨遭两名成年男子虐待致死。这起谋杀案在当时的美国乃至全球的舆论界和司法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基于他人性倾向而对他人发起攻击的仇恨罪受到了广泛的讨论。

Matthew Shepard (Wikipedia)

主流媒体的关注和仇恨罪法案的讨论在当时让许多（性）少数群体看到了极大的希望，然而可惜的是，丽塔的死并没有引起公众太多的关注，针对跨性别者的仇恨攻击也并没有被纳入当时的讨论范围。“异装癖者的朋友为伙伴哀悼”、“海斯特的双重人生”、“众人为被杀害的奥斯顿男子守夜”……即使是《海湾之窗》——作为当时当地最有名的LGBT出版物——甚至也在案发过后使用了男性人称代词称呼丽塔。【4】这些充斥污名化用词的报道在纸媒上大肆刊载，而和仅仅在一个月前发生的谢帕德案的应对相比，这样的落差实在是叫人失望，又叫人愤怒。

“人们对丽塔和她的身份缺乏同情。”曾经积极参与到守夜活动中、采访时正任职马萨诸塞州跨性别者政Zhi联盟（MTPC）执行主任的冈纳·斯科特（Gunner Scott）说道，“这种鲜明的对比使人们感到愤怒【3】。”而正是愤怒，将许许多多自愿为丽塔鸣不平的人们聚集在了一起，也就诞生了随后的“Remembering Our Dead”项目。

Remembering Our Dead 2021（图片来自ROD官网）

2006年，波士顿警方应丽塔母亲的要求重新审理了丽塔的案件，但这起谋杀案至今悬而未决。据“Remembering Our Dead”的网站称，每年都有无数起针对跨性别者的谋杀案无人知晓，虽然不想承认，但网站收集的数据仅仅是庞大的跨性别被害者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跨性别者的性别身份并不被法律所认同，因此即便有惨案被公开报道出来，也很有可能因为报道中只使用了指派性别的人称代词而无法得知这究竟是否是一起关于跨性别者的案件。

暴力的话语，刻板的价值判断

每个人对“暴力”一词都有着自己的定义和关注重点，但或许大家都能在这一层面达成共识——暴力不仅仅产生于肢体冲突，它也可以来自无形的言语。

在针对跨性别者的仇恨犯罪案件中，污名化的称呼和描述往往会让读者/观众带入一种先入为主的问题视角，而当它们来自某些知识生产的权威时——比如法庭上的法官或法医——那么这些污名化的称呼和描述就会更容易被接纳为一种“自然的、常规的”知识。而此时再加上一些不必要的“深描”，偏见就很有可能由此诞生。

Rita Hester生前的照片 (Jesse Costa/WBUR)

在丽塔一案中，当时称丽塔为“异装癖”的《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称：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罪犯和此线索有关，但丽塔曾经用“娜奥米”的化名做过应召女郎【3】。这一信息看似重要，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应召女郎”这一用词可以被用来解释很多事情：它似乎可以和“被边缘的少数族裔”、“混乱的私生活”或“不稳定的经济状态”等符号对等，接着甚至还可以上升到对一个人道德品行的揣摩，由此得出的结论似乎就对这个人的死亡有了解释——但这样的逻辑真的合理吗？

这一连串看似有道理的推理背后，是人们对丽塔多层次的身份的刻板的、偏颇的价值判断。通过一个个带有污名性质的词语，丽塔的性别认同、性倾向、肤色、经济状况等等特征被强行归类到了现有的二元性别、异性恋霸权框架、特定的种族和阶级等分类当中——这看似是一种普通的归类行为，实际上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完成了对丽塔的区隔和他者化，而这又合理化了丽塔所有不公平的悲惨遭遇，同时也合理化了凶手的行为。

在这个合理化的过程背后，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人们在产出跨性别相关知识时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和对跨性别者身体的规训。 

跨性别的身体：话语与知识生产

“社会资源和社会语境始终是知识生产的一部分，科学不仅发生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而且这些背景形成并塑造了科学的风格和内容，性别获得了新的含义，这取决于谁在问，他们为什么问，以及他们假设的定义将为他们达到什么目的【5】。”

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否采用了合适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否选择了合适且足量的研究对象，总是会成为恐跨者攻击跨性别群体时最“有力”的论据。跨性别的身体往往会被这些人认为是“反常的”，这种观点的广泛传播不仅可以归因于（主流）媒体和不友善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它们来自“科学”的权威。

我们曾在“517 世界不只有你眼中的一种颜色”这篇推文中简单地叙述了一直以来医学领域在国家相关规范的层面上是如何定义跨性别的。这种定义的“份量”远远重于来自其他领域的定义或描述，因为人们习惯于将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当作一种对“自然状态”的探究，而科学研究的话语则被当作是一种对“自然”的描述，新的科研成果会被认为是对“自然”的补充描述。

相对的，关于性别的研究，尤其是关于性别身份认同的研究描述，就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关于心灵的、人为的、主观的语言，是一种必须依附于自然科学对身体“自然状态”下的研究基础才有说服力的话语。

但事实是，正如本节开头引用的那段话所说，我们需要反思知识生产时的权力结构。人类身体的“自然状态”并不是二元的，“男和女”、“顺和跨”、“正常和反常”，都是人类于后天在已经被多方面、多层次构建了的性别二元框架下对身体叠加的解释。这种解释是一种人为的分类和命名，它毫不意外地，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历史无法分割开来。就像15世纪至20世纪之间西方殖民者将自己解释为“正常人的标准”、以便于合法地区隔、限制和奴役“有色人种”的身体一般，我们现在对身体的这些区分和解释同样地也并不是真正地在“描述自然”，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已经拥有话语权的人所建立起来的规则和秩序。

此外，这类关于性别的解释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在我们的语言系统中被创造出来，而它的创造和使用也和精神分析在当时风靡一时不可分割（甚至至今仍然占据不少话语权），一如福柯所说，精神分析生产出了它声称要“发现”的身体身份的概念本身【6】。除了考证描述跨性别和跨性别身体的语言的历史之外，我们或许也可以在对间性新生儿进行的强制性性别重置手术中更好地理解这种分类行为的后天性，但此处先不就此展开。

回到自然科学研究的话语，当它在长期的性压抑语境之中和人们对特定的种族、族裔、社会层级、性别、性倾向的刻板印象相结合时，这种话语就很容易在这些互相交叉的层面中找到它进一步的“合理解释”。当自然科学认为跨性别应当被看作一种“精神疾病”时，我们需要注意到这样的话语服务的是顺性别异性恋霸权的社会规则。当自然科学用“异装癖”描述跨性别者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样的言语的潜台词是“跨性别只是一种反常的、可以自由选择的性癖好”。

在现实生活中，对自然科学权威无差别的赞同和引用如果只停留在对犯罪行为的讨论范围之外，我们或许尚可用上述一些可考的推理进行一一回击，但当这种观点被引入司法程序，并作为合法的证据被纳入法律语言时，跨性别群体面对的就是一个更为庞大、更加难以对抗的话语权力体系了。 

被合法化的恐跨暴力？

由于谋杀丽塔案至今未结，缺乏法庭审判等相关资料，因此这里我想以另外一个恐跨仇恨犯罪的例子来展示恐跨话语在司法程序中荒谬的登场。

2002年10月3日，年仅17岁的跨性别女性格温·阿劳约（Gwen Araujo）被四个成年男子殴打、勒绞致死，并在死后被这四人埋在了据案发地点150英里（约241公里）开外的荒野。庭审当时，被告的辩护律师给出的理由是：“性别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此这样一场骗ju可以说是一种实质的挑衅、性欺zha、骗术和背叛。他们的攻击只是一时脑热，因为被阿劳约的生物学性别吓昏了头，他们极度震惊、难以置信且困惑【7】。”

Gwen Araujo生前的照片（wikipedia）

像这样转移责任的离谱辩护理由其实对整个性少数群体来说并不陌生，比如上文中我们提到的、因为同性恋身份而被虐杀致死的马修·谢帕德一案，庭审时被告的辩护律师也反复地使用“同性恋恐慌防卫”（Gay Panic Defense）试图为杀人犯开脱。而在格温一案中，辩护律师也声称这四人的犯罪行为只是一种“跨性别恐慌防卫”（Trans panic defense）。虽然陪审团并没有公开接受这个辩护理由，但这种“（可能因被害人而起的）不经意的冲动”（unconsidered rash impulse）的确让所有被告都免于一级谋杀的指控。

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例如2008年的安吉·萨帕塔（Angie Sapata）案，又例如2013年的伊思兰·内特尔斯（Islan Nettles）案……尽管类似上述的“跨性别恐慌防卫” 看似在多数情况下不会被接受，但对跨性别身体的解释的确在法律程序中造成了影响，同时这种也的确应合了它在自然科学话语体系里被赋予的解释。

在更日常生活的层面中，这种对应也符合了多数人对跨性别群体的认知，就像我们曾在推文“【采访】关于跨性别的二三事”中提到的一样，跨性别者的“真实身份”就好像是一个需要被揭开的“秘密”，选择不公开这个“秘密”则变成了一种欺骗行为，是一件跨性别者需要感到抱歉的事情，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顺性别异性恋者会因为自己的性别身份和性倾向遭到攻击，或因此感到抱歉或苦恼。

这些在科学和法律语言体系中被合理化的言语似乎在向人们传达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即，只要你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不符合二元划分，那么你就是“不一样的”、“反常的”，而且因为这种和“正常人”之间的区别，你遭受到的任何暴力行为都有理可依——这种标准实在是太过霸道且没有道理，但它的逻辑在当前社会中似乎又与鼓吹提升自我（换言之就是尽量在自己身上而不是社会结构中找毛病）的精英价值观也相契合。这一整套合理化的程序都在把跨性别群体推向一个更加困惑的境地。 

Passing: 模糊的“反常”，不变的叙事

根据“Remembering Our Dead”的统计，少数族裔的跨性别女性更容易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这一点或许可以同我们曾经讨论过的“为什么跨性别女性总是更容易和其他群体产生冲突、更容易被讨论到”相联系。

我们曾说，出于获取医疗资源的难度和相关政策规定等缘故，跨性别女性在合法地（已经成年且家长同意）获取医疗资源后，她们的身体多数已经经过青春期的发育，身高、骨架等方面已经受到性激素的影响（这对有身体焦虑的人来说是很痛苦的）。而不符合女性的刻板形象可能是她们更加“明显”的原因之一。相对的，跨性别男性在同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在表达刻板的男性形象上更加“成功”，更加“让人分辨不出来”。这种“明显”与“不明显”在针对跨性别群体的暴力语言体系中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名跨性别者究竟是否“passing”。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更容易pass得像顺性别一般”的跨性别男性会遭遇的冲突和暴力就会更少呢？或者进一步的，“不可见”的“反常”在被指出时就会更少遭到语言体系的暴力压迫吗？

答案是否定的。或许跨性别男性会因为更容易达到一个比较“pass”的状态而更少直接面对一些没有道理的质疑和暴力，但事实证明，即便跨性别这一符号在一个人身上的映射非常隐形，这也并不会影响这一符号在“暴露”后会遭到的暴力的多少。以著名的布兰登（Brandon Teena）一案———电影《男孩别哭》（Boys Don't Cry）的原型——为例，科学和法律语言体系对受害人施加的凶残的暴力行为并没有因为他的“pass”而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因为布兰登的“pass”对他多了一丝“顺性别男性权力被分享”的恼羞成怒……

Brandon生前的照片（Wikipedia）

所有这些关于“passing”和受害目标的“显性”程度的讨论其实仍然是一种在受害者身上寻找机会将施行暴力动机合理化的尝试，它们并没有跳出以顺性别异性恋为主流的叙事框架——一切都关于“反常的人”对“正常的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而不是简单的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就如许多媒体在讨论针对跨性别者的仇恨犯罪时总是花很大篇幅对受害者“特殊的”性别身份进行“深描”，似乎犯案者的动机在许多层面都可以找到解释，但当媒体讨论可能涉及跨性别者犯罪的案件时，ta们的性别身份和性别表达仍然会被放大，转而把矛头指向这一整个群体的“反常”带来的“过错”，好像其他所有语境和因素都是次要……

不得不说，所谓“正常”的标准一直在日常话语体系中有意或无意地对跨性别群体施加压力，这种压力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关于跨性别群体的所有叙事，使得本就被科学和法律语言边缘化的跨性别者在有关跨性别的叙事中占据次要地位，让跨性别者的声音更难被听见、被理解。

尾声

丽塔·海斯特的旧识查丽朵在2008年的采访中说，即使丽塔已经离开十年，但她的内心仍然感到恐惧，仍然担心自己会在某天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说实话，我的房子里连一把锋利的刀都没有。即使我知道丽塔曾经有多么强大，但这件事仍然发生在了她的身上——那么它就也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3】。”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和仇恨犯罪至今仍然每天都在上演，深深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层面的暴力给跨性别群体带来的伤害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半分，这大概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今天仍然需要这个纪念日。

最后我想引用“Remembering Our Dead”的创始人格温多林曾经写下的一段话：

“鸡是一种有趣的动物。它们在鸡舍里往往会建立起一个等级制度，它们有明确的领导者和明显的追随者。如果你是一只鸡，你不会在这个等级中努力提高自己的地位：你只会挑比你地位低的鸡来欺负。然而，在一天结束时，它们仍然是鸡，而且无论它们在等级链条中处于什么位置，大多数鸡最终都会出现在某人的餐桌上——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我们可以担心谁是这个，谁是那个；我们可以争论谁属于这个或不属于这个；我们可以谈论我们中的哪一个更具有合法性。但归根结底，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某人的怪胎【8】。”

注释：

【1】“Remembering Our Dead”（纪念我们的逝者）：该项目成立于1998年，目前旨在为所有参与国际跨性别死难者悼念日（TDoR）活动的人提供支持，项目网站记录了自1970年代起全球范围内有媒体可考的、因仇恨犯罪致死或自杀而死的跨性别者的资料。

【2】《海湾之窗》（Bay Windows）：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LGBT出版物，于1983年创刊，总部在波士顿。

【3】Jacobs, Ethan (15.11.2008) Remembering Rita Hester. Bay Windows.

【4】Nangeroni, Nacncy (2015) In Memory of Rita.

【5】Kuria, Emily N. (2012) The Challenge of Gender Research in Neuroscience.

【6】Halberstam, Jack (2018) Trans*.

【7】Bettcher, Talia M. (2013) Evil Deceivers and Make-Believers.

【8】Smith, Gwendolyn A. (28.02.2007) Everybody is Somebody's Freak.

文章：Hannibal

校对：Pei & Acui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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