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 | 性别隔离
本期作者 凌子卿
泛性别、泛性恋、多边恋、中国人，酷儿女权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超人主义者，游戏玩家，阿斯伯格。
我曾提到了关于言语如何影响性别认知的一个部分，在这里我会更加专注于中国（大陆）的性别隔离系统。有人可能会好奇，中国什么时候有性别隔离了？隔离这个词，好像只有美国歧视黑人的环境才会出现，提到这个词，人们可能都会想到《绿皮书》中，不给黑人提供服务的店家，仿佛那种隔离才是唯一的隔离，而中国看上去好像没有这样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去思考那个与隔离息息相关的“平等但不同法案”，或这种“平等但不同”的理念，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性别隔离的社会中。
在多数这一代人的童年中，从幼儿园的厕所开始，到队列，着装，再到家长所带有的男尊女卑或如此的性别期望，可以说，从小性别隔离和分化的概念就被深深地植入人心。
在美国，曾有一段时期人们会根据孩子的性别为其选择玩具种类和玩具颜色，尽管在如今的时代这样被认为是不好的，部分美国的玩具厂商已经逐渐使玩具性别中立化，但是在中国，至少我所处的一代家长仍然接纳了这保守的观念，并且，我在互联网上仍看到电商在进行如此的宣传，比如：男性可能被赋予汽车和机械类的玩具，而女性可能被赋予洋娃娃或过家家类的玩具，或者一堆粉色的玩具。
有没有可能，童年时期因为不想玩分配给自己指派性别的玩具，因此从小就被植入了“我不属于这个性别”的观念和疑惑呢？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但明显的是，如此的性别隔离的分配，它本身是违反人性的，势必造就“性别不适者”——也即无论他们是否是跨性别者（是否有与指派性别相异的性别认同），都可能会不认同所指派的性别分类（性别刻板印象）的一群人。也即——那些不希望成为刻板化的男性或女性的人，无论怎样都会被这种强制的规训所束缚。为什么女性就不能喜欢机械？为什么男性就不能喜欢洋娃娃？
如同童年一样，一般人大概在学校和家庭两点一线中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学校更可能采取性别隔离的规定，它可能比幼儿园的规则更加详细：首先，每个人都被分配了男性和女性的身份，在大部分的证书和身份证明上都会被写下；然后，分配座位也可能根据它来分配行列，站队要分配男女，因此以至于做操、上体育课、参加体育考试也都被分配了男女。
甚至更详细地来说，在竞选班委时，男性可能被认为应该承担正职位，女性可能被认为应该承担副职位——在日本过去的社会中，如果一男一女同时竞选学生会长，女性就可能担任副职来保证男性的尊严，在中国也许也同样会发生。以及男性可能更被推选为与体育、数学相关的委员，而女性更可能被推选为与历史、艺术类相关的委员。当然，这不绝对，因为在中国成绩优先，倒更有可能是谁成绩高就谁就被推选为委员，或被班主任内定为委员——而不是根据对该职位的热情与实际工作能力来评选。
以及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呢？尽管现在没有教师敢表露得太详细（虽然笔者仍然听到有些教师还是敢于直言厌女），但有时即便他们不说，厌女也确实是存在的，无论是认为男性该学理还是女性该学文的刻板印象，还是认为女性后劲不足以及对女性的贬低。它也许不通过话语来展示，但是，一些教师对于男性的偏心也可以通过行为、暗示来表达。同时，家长甚至也可能对男女有不同样的期待。这些都会加重性别隔离，并且影响塑造青少年的心理。
无论是想要努力的女性还是不希望进行竞争的男性，只要是“性别不适者”，即便抛开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来说，也必然会对自身的性别产生厌恶。并不是只有跨性别者才被这套系统所伤害。
一个加剧此效应的点也包括青春期的身体发育。在中国，月经被认为是羞耻的，一个羞于谈性的社会风气，也必然导致每个人对自身的性征发展都可能是困惑的，厌恶的；不同性倾向、性别认同科普的不足，也会导致每个人对自身性别的识别和认同不足，这包含了跨性别者仅仅喜欢某一个性别却不知道自己是跨性别者而认同了同志的身份的情况。比如说，一个出生指定性别是女性，但不喜欢穿裙子，且喜欢留短发的人，她可能会先看到在女同志社群中T的形象，并如此认同，而不是觉得自己是跨性别男性——因为相对来说，同志的概念比跨性别者的概念传播更广。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反过来。比如说，生来是女性，但也喜欢女性的人，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必须是男性才能喜欢女性，于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的男性。总之，在诸多情况下，性多元群体无法深刻地、安全地进行自我探索，这些迷茫或厌恶势必会遗留在成人的世界中。
性教育的不足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性骚扰的盛行，以及青少年对于性骚扰的较少报案和防御，其中不仅指成人对青少年的骚扰。除此之外青少年对青少年的骚扰，包括基于性别的校园霸凌，这些都可能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性别不适者”可能因为遭遇了性骚扰但无法得到正义的伸张，而对身体产生厌恶，或者，对持有某种特性（比如某种性别）的群体产生厌恶。
这里的性骚扰，并不仅指插入式性行为。除此之外，包括编造谣言来使用语言暴力，或根据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来进行骚扰，也一样是骚扰的一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以上提到的性别隔离的缘故，男性被认为要阳刚和强壮，女性被认为要阴柔和内敛，因此，不符合这种刻板印象的青少年，很可能被校园霸凌或被群体孤立。那些认为男性要阳刚的建议和提案，从本质上来说，没有反思性别隔离的系统，没有看到这个系统对于具体的人的伤害，如果我们真的接纳了加深这种性别隔离的系统，它不仅仅是对性多元群体的，也可以是对每个人的伤害。
如上所说，对性别角色的不认同，既可能转为对自我性别本身的不认同，也可能仍然认同自身的社会性别，但是开始讨厌自身的身体，或是并不厌恶身体，但迫切地渴望以另一种性别角色来生活。在青少年时期，中国鲜少教育突破性别刻板印象的知识，更不会教育性别建构学说，那么在二选一的本质主义中，“性别不适”会更多以厌恶和拒绝来表现，而不是超越和突破。
对于广泛的跨性别者来说，对性别的厌恶和不满意，需要厘清究竟是对身体上的、社会评价上的还是自我表达上的。一个需要着重强调的一点是，保守的社会所传达的皆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性别表达，“如果接受一个性别认同就要接受全部的刻板印象”，但现实却不只是这样的。在现实中，对外在的接纳，对身体的表达，皆是分开的，甚至包括皮肤、喉结、嗓音、乳房、生殖器类型也都是分开来的。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进行改变身份证的要求需要进行全套完整的性别变更，而这一不符合科学的政策设计，将所有的需求与期待都塑造成了连顺性别男女都没有扮演好的理想性别角色，而无论是激素治疗还是性别重置手术都不可能有如此神奇的作用能满足这份需求和期待。——那么可以说，跨性别者，实际上等同于，要考虑种种的刻板印象，然后去决定，被哪种刻板印象束缚更好，以那种被刻板印象束缚的身份走完接下来的人生，但这种决定本身就是荒唐的和不人道的。
尤其是——考虑到家庭收入的差异，家庭接纳程度的差异，如果说以它来决定性别认同的话，本身会蕴含巨大的不平等。
在这个独特的情境中，阶级的变量仍然是一个显著的、非常容易理解的变量。SRS和整容手术，那些被认为“Pass”或“大隐隐于市”的权利或自由，首先是服务于富人的，或者服务于拥有“只要努力就能做到”的幻想和对自身特权无视的中产阶级；而对那些每月的工资仅仅用来活着的无产阶级者来说是不适用的，这种实质的不平等正是相信“人人应当平等”的人不应通过市场化来推行性别解放的原因之一。
它也不仅仅是跨性别者的独特问题。实际上，大部分在医院整容科进行手术的，是顺性别者，因为在性别隔离系统下的所有人，都需要承担——“如果不像男性或女性，如果不够男性化或女性化”就会被伤害和孤立的风险，或者，只要付出金钱就可以得到二元系统中的额外特权。
完美的“男性角色”或是“女性角色”，从一开始就只是属于少数富人的特权，是被建构出来的角色，这一点即便在跨性别者以外的父权社会中已经是如此，在第三波女权主义运动中就已经被讨论得很明白。那些非常符合刻板印象的明星、精英、公众人物，他们维护这样的系统，所以才能合理化地掠夺、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为他们持有的资源找到某种合理性——但是这和99%的普罗大众来说有什么关系呢？毕竟大多数人都不是能把几十万堆在身体改造手术上的，或是花几十万购买华丽衣装的，无论跨性别者还是顺性别者。
如此一来，割裂的“性别表达”或者尝试这种表达的期待，它不仅是在二元性别中互相隔离和割裂，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阶级的差异和富人支配穷人的话语权。
排除跨性别者的由来
我最想要讨论的一点，也是写这篇文章的启发点，便是女通讯录分离主义对于跨性别者的排斥，我一开始有诸多问题：一，为何顺性别女性作为女性却要强化父权社会的刻板化女性形象——以身体决定的女性气质/经验？二，为何女通讯录分离主义会排斥“看起来像女性，在生活中是女性身份，也受到针对女性的性侵风险的跨性别女性”，相反却非要声称跨性别男性仅仅拥有类似的器官便更有共同点？三，为什么女通讯录分离主义认为在日渐互联网化、日渐连结的社会中，分离主义可以带来基于性别的解放？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如上的分析中找到答案。
其一，很明显的，由于性别分离的影响，男人与女人几乎被认为是从不同星球来的人，被构建成完全不同的形象，一个“异性相反的话语”被建构。在这种“相反”的思维中，如果一种气质或特征被定义为男性的，比如说“勇敢”，那么在这种二元且相反的思维中，女性就被构建为“不勇敢”的；同样，如果女性身份被构建为友善的、安全的，那么男性在这种相反的思维中就被构建为敌意的、危险的。
以及，顺性别女性仅仅因为拥有了，或被安排了“女性”的身份，就遭到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对待。比如，被定义为不勇敢的，被定义为需要服务于男性，为男性生孩子、做家务的。有的时候，这种“为了男性”所做的事情，会被更隐晦地定义——或可以被曲解、重新定义为“为家庭奉献”、“为了国家奉献”，而将其中实质上的受益者——男性——隐形掉，并包装它让它看起来是一种更加宏大和崇高的使命。比如纳粹时期的3K概念：儿童（Kinder）、厨房（Küche）、教堂（Kirche），它把女人对男人的服务和奉献，包装成了女人对国家的奉献。因此，让女性进入家庭或所谓的回归家庭，变成了高尚的建议而掩盖了对女性的规训、束缚和压迫。
另一方面，对女性的打压、侮辱，乃至于性骚扰，这些都是为了让女性低人一等；反过来在二元相反叙事语言中便是让男性高了一等。这种高人一等的态度，形成了一种基于性别的权力系统，而这种系统让男性学会在性别中表达权力，它造就了不同形式的强jian，一种是直接的、运用物理暴力的强jian；另一种则是利用权势的、不平等优势的逼迫。反过来，这种强jian又会激发另一轮的打压、侮辱、性骚扰的循环——在强jian的受害者身上尤其可见。更加令人绝望的是，除了直接的受害者，一种隐晦的叙事将那些还没有受害的女性，也归为潜在的受害者——女孩即便在小的时候就被提醒、教育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被允许走夜路，不被允许去诸多娱乐场所，甚至连衣装打扮都被规训。而这种庞大的网，不仅是一种自己永远被置于危险中的不安全感，甚至，女性身份已经俨然成为了“受害者”的代名词。即便是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职于高位，女性身份又会为她带来靠性贿赂上位的羞辱这种流言，只要是女性，就没有一刻能逃离这种低人一等的打压，随时受害的不安全感。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媒体对女性身份的塑造，让我们举一个显著的例子：
1，男性强jian了女性。
2，女性被男性强jian了。
3，女性被强jian了。
4，女性是强jian的受害者。
在这4个例子中，每一句话都是在语法上完全正确的话，并且都可以说是对事件本身没有撒谎，然而给人的意思却截然不同。
在1中，男性是施bao者，女性是受害者，它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事件，没有拐弯抹角。施bao者是可以被负责的（Accountable），不会被隐形。
在2中，仍然指出了女性的受害，但是句子的主体换成了女性，就容易让人联想是女性做了什么以至于自己被受害了？如上文所言，它将变成下一个恶性循环的规训，变成对受害者的再次伤害。
在3中，男性作为施暴的主体则彻底隐形，更让人觉得，女性在受害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主要能动的角色，于是讨论重点也从“如何阻止男性施bao”变成了“女性如何才能避免被害”。
在4中，它不仅让施bao者完全隐形，更是以一种修辞的方式，暗示和给予了女性永久的受害者的身份，并且将这个身份牢牢地和女性进行了关联。尽管单一的新闻不会敢声称女性是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地点的受害者，可是源源不断的不同新闻，就如同鸟笼一样——单一的铁栏杆，谁也拦不住，但是当它们逐渐排成一张网络——女性就完全被困在其中了。
我们看看身边的媒体，尤其是被非女权主义者所操控的媒体，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会是哪一种修辞方式呢？
难怪顺性别女性会如此厌恶男权社会，乃至于将怒火散发到所有男性甚至有男性特征的人身上，尤其是在父权社会二元性别隔离的前提下，男性被构建为了和女性相反的存在。如果女性是被压迫者，是寻求解放者，男性在二元思维的影响下就变成了压迫者和阻止解放者。
尽管单一的男性未必都是强jian犯，但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里，男性或有男性特征的人，是被保护者，是被纵容者，是在性别维度的权力关系中的优势者。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隐形的特权。
更加直接的例子是，在一些因为性别不平等（包括但不限于杀女婴、男尊女卑严重导致女性去往平等的大城市）而导致了女性较少的地方，一些男性会大喊：“国家应该给我找个老婆！”由此可见，即便男性没有变成直接的受益者，也自认为自己是应该受益者，或是正在成为的受益者。至于女性为什么一定要给他当老婆，则在逻辑上被忽略了。而这种思想，正是通过金钱来鼓励或参与拐卖的万恶之源。这种思想也正是反映了民z主义、父权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如何被关联起来的，是如何组成微妙的联盟的，是如何构建起一种广泛的压迫网络的。
单一的男性，未必购买了女性，未必拐卖了女性，但每一个女性却都变成了潜在的拐卖被害者，强jian被害者，社会就是如此让女性喘不过气来的。
于是自然地，随着工业社会的进行，性别平等的趋势来了，而如何团结起来就变成了问题。在男人为了种族、阶级打个没完的时候，女性身份认同却变成了超越种族和阶级的。正是由于普遍的压迫而成为了普遍的抵抗的，让人团结起来的旗帜。一些男人责怪女性没有家国意识——这是自然的，因为家国的概念本来就是为了吃女人、压迫女人的，而女性的平等意识如果要觉醒，如果要有力，就势必要求它是超越种族和阶级的。
但是，种族、国籍和阶级必然发挥着作用，会不会产生某一个优势的种族或阶级抢占了所有的资源和关注度，只在意自己的诉求而忽略了其他人呢？比如说，城市女性，有没有可能抢占了农村女性的话语权？健全的女性，有没有可能抢占了身体障碍女性的话语权？这是可能的，也是发生了的，不过在这里暂且不提，之后会讲到。
回到为什么男性及男性特征被排除，很明显，通过以上的描述，不难理解为什么男性作为优势者和压迫者的身份被排除了，因为在这个二元性别的维度中，它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些人不自知的优势。
正如前文所说的二元性别隔离，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成人大部分的时光，都生活在性别隔离的系统下，都生活在父权社会的二元分立系统中。它既导致了指派性别为男性的人，在童年和青春期可能都没有被打压，也导致了指派性别为女性的人可以通过被打压的普遍经验获得强有力的身份认同。更加明显的是，由于性别隔离的系统，无论是顺性别男女还是跨性别男女，都在这个系统中被割裂了，被性别身份异化了，以至于顺性别男性和跨性别女性，在未经其允许的情况下，被迫成为了父权社会的优势者的代言人。要知道，性别认同并不是自我选择——实际上大部分跨性别者没有选择自己的性别认同与指派性别不一致——而是被迫因为性别焦虑而必须去做些改变。不仅跨性别女性没有选择成为受益者，跨性别男性也没有选择成为受益者，并且两者都因为跨性别身份遭遇了更加广泛的压迫，这一点从跨性别者的自杀率和遭遇恶性犯罪的几率就能看出来。
只是，在片面地针对被压迫经验的强调下，女性身份虽然成为了最开始的团结的旗帜，但也可能变成了无法实质团结的阻碍。一方面是种族不平等的割裂，一方面是阶级不平等的割裂，而另一方面则是顺性别者和跨性别者之间的割裂。这种割裂如果不去以交叉性来仔细地思考每个人在每个领域的特权或独特的困境，而是被不断地强调女性身份而一笔带过的话，那么被压迫者实际上就无法真正地团结起来。因此，组建被压迫者的广泛联盟，需要让每个种族、每个阶级、每个性别认同、每个性倾向的群体，都拥有平等的声音来实现——而不是由同质化较高的、最具特权优势的、人数最多的群体不断强调共同经历、共同生命体验而排除那些不同的群体来达到。
这也势必要求——在性别的维度上——跨性别者需要反思自己的特权，尤其是跨性别女性羞于去启齿的，或焦虑、痛苦于启齿的，自身在童年、青春期和可能的成人期中，因为自己是男性身份而躲过的灾厄，以及不被压制的、不因为女性身份而被折断翅膀的特权；以及跨性别男性，可能的，因为新的性别表达而获得的不被伤害和限制的特权，或是更加平常化的特权（也许这一点在文中难以理解，但是某种意义上，“世界”确实是为了男性而“订做”，并把男性作为基本单位的）。
而更加需要顺性别者注意的是，大部分跨性别者并非是完美的二元性别扮演者，也就意味着跨性别者不是特权的完美受益者。相反，相当多的跨性别者是在转变中的，或即便转变之后也并非处于男或女的区域的。而在一个父权的二元性别隔离社会中，比起纯粹的顺性别女性身份而言，人们更加会排斥、伤害那些既不是男性身份也不是女性身份的人。这种痛苦明明顺性别男女也都经历过，但会在跨性别者的身上成倍、长期地造成伤害。如果在考虑到对身体的自我厌恶，或是对身体需求的长期不满足，那么顺性别者相较于跨性别者，又会有另一种普遍的、广泛的、被偏袒的优势。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顺性别同志能够通过隐瞒自己的性倾向长期大隐隐于市地活在顺性别异性恋社会，甚至可以去骗婚和形婚，然而对于跨性别者来说，性别觉醒就是对自身的身份判上“死刑”，要么涅槃而生，要么便永久地死去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无论是激素替代治疗还是性别重置手术，都是增加了诸多副作用、诸多后遗症的手段，而这些却是仅仅为了回到每个顺性别者天生就拥有的起点，若非是比死亡还要痛苦的折磨，跨性别者不会如此选择。因此大部分进行激素治疗和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不是在做转变和不做转变中做出选择，而是在活和死中做出选择。跨性别者转变前或转变后能拥有的微妙优势，可以说和如此沉重的命运相比微不足道，和为了成为自己而遭遇的额外的痛苦、困难相比微不足道。
以上，如果要做一个结论的话，可以说这篇文章具体地分析了性别隔离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人生，又如何塑造了如今一些本质主义女权主义的概念。除此之外，这篇文章也强调了我们需超越于父权社会的性别隔离，尤其是顺性别者和跨性别者需要更进一步地互相理解和团结，以及团结需要注重的要点。希望这篇文章能带来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文章：凌子卿
排版：Pei
校对：Ac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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