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会从计划经济走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总结了1840年至1949年中华儿女的伟大奋斗历史：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这个泱泱大国被西方列强打醒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东渡扶桑、远赴欧美学习国外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为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然后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在1978年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开启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1840年到今天，中国走了广义上的（相对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道路共计182年。在这182年中，国际上的风云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变化与发展，逼迫中国做出选择，将来也一定是如此。

       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就是公有制，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资本主义是按照一切要素投入分配，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等。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未来社会将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马克思指出，“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 中国在1949年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1953年-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此后至1978年一直坚持计划经济，坚持公有制。但是从1978年开始行改革开放政策，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历史过程是如何形成的？理解这个过程对于我们理解将来是有好处的。

一、1953年-1956年一步到位的

社会主义改造及其计划经济的确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阶段的总结所说，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在建国初期，包括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在内，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与建国前后的一些场合，都表达了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等国营经济壮大了，才能够采取步骤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看法。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工作之后,在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949年的34%上升至51%。但是我国在生产上还是落后的，为了快速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中国以苏联为榜样开始了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环节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1952年底, 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明确规定: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个“一化三改”的总路线, 其实质和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 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 就必须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农业的合作化或者集体所有制。1953年,中共中央先后做出两个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 规定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56年底,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升级的三个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中国农村完成了几千年的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同时, 从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中国共产党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以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形式,从供销入手,对手工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完成了手工业的集体所有制改造。

       1952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但是在实际上从1952年下半年至1956年，中国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个改造过程，大大超出了开始的预期。1952年，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非公有经济所占经济总体的比例，分别为19.1%、2.2%（含公私合营0.7%）和78.7%，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形成的公有制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21.3%。到1957年，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非公有经济所占经济总体的比例，分别为33.2%、64%（含公私合营7.6%）和2.8%，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形成的公有制占了国民经济总量的97.2%。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社会主义改造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消灭私有制，是一个非常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个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且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而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为什么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私有制到公有制能够在4年内一步到位的完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执政党的理念、目标和初心就是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其次是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那时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威信和号召力。第三是正确的制订了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给予了资本家一定的激励机制。第四是当时没有一个利益集团可以成功地阻碍改革。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政权刚刚被推翻，相关的利益集团也被彻底地打垮，新的利益集团也还没有形成。有了这四个条件就完成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一个至上而下，全方位的，一步到位的巨大变革。 

       当时中国的外部环境又是怎么样的呢？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西方国家就一直在疏远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抗美援朝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实施对中国的封锁政策，中国无法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任何先进技术。中国是一边倒的，全面地融入了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中国政府决心采用苏联模式，走以重工业为主，军事工业为先，民用和轻工业为辅的发展道路。1952年，中苏决定建设50个工业重点项目，然而到了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新建项目数量增加到了144个，到1954年，中苏最终将项目数量确定为156个。

       在中国经济社会化改造与建设中，苏联的援助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到1957年底，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大项目，有135个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新式机床制造、发电设备、冶金设备和矿山设备制造、高级合金钢和重要有色金属冶炼等工业部门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钢材自给率达80%以上，机械设备自给率达60%以上。这156个援助项目，使中国从一个连火柴都不能制造的国家，一跃成为可以生产飞机、坦克和拖拉机的工业化国家。当时的中苏对接是政府与政府的对接，计划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接，公有制对公有制的对接。而我们的一步到位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为了给这种对接打下制度基础。

       在以苏联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就认识到了片面照搬苏联模式的缺点。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就已经认识到轻重工业平衡、工厂的独立性、农民生产积极性、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问题。中央也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在一五计划与“一化三改”过程中，我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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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78年开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

改革开放及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

      1976年长达10年的文革结束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在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到：“文革的10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证明‘文革’的论点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论点对中国当时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执政党曾经的目标，就是要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超英赶美，但是在文革结束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比以前更大了。尽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从1965年的1716亿元到1978年3624亿元翻了一倍多，年均递增率达6.8%，并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人民依然贫穷，技术相对落后，并且经过文革后，中共出现一定程度的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应该说，在出现的问题方面有经济制度原因，更有政治原因，或者说主要是政治原因。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全会明确指出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改革开放是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改革，即对内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开放，即对外开放，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和世界发展的大势，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经济体制大变革，一般都把这次改革说成是一个渐进性的改革，以区别前苏联和东欧其他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一步到位的改革。中国为什么要采用渐进性改革的策略？常常看到的理由是为了避免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波动，或者是因为中国面积广大且人口众多造成异常复杂的情况等等。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在1953-1956年的所有制改革，也是在一个复杂环境下开展的，也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疆土广阔的国家展开的，但是我们采取了一步到位的改革策略，并没有造成大的波动。在那个时候，中国是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尤其是通过土地改革，土地已经分给了广大农民，而农民参加革命的主要动力就是为了获得土地。广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土地可是农民的命根子，在那时又要把土地从农民手中重新收回，让广大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该有多难啊？第一次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革资产阶级的命，对农民来讲是自己革自己的命，对整个国家来讲主要是存量改革，其难度之大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其改革的速度之快也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把中国当前的改革采用渐进性的方案而不是一步到位的改革方案仅仅归结为是为了避免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波动，或者是因为中国面积广大且人口众多形成的异常复杂情况，好像缺乏说服力。

       我们的第二次变革，即改革开放的难度似乎不小，现在看来可能比第一次变革，即社会主义改造的难度要大得多，这个难度已经体现在改革的时间长度上面。这次变革已经进行了四十多年，已经是第一次变革用时的10倍，而且至今还在艰难地继续，估计还要继续很多年。为什么这次改革这么难？即使是增量改革也不容易，更不用说存量改革了，这是为什么？在基于这次改革和上一次改革对比的基础上，我的理解是这次改革的难点和特点追究其根本就是改革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牢记执政党的初心和使命，要在对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做全面和重大的市场化改革，这需要时间和耐心，更需要策略，所以这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国的渐进性改革实践产生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以“实事求是”为精神实质的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产生的旨在打破精神桎梏，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指导思想的总汇。邓小平希望在保证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必须自始至终占有统治地位的前提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进而达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在我看来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激励，激励我们大家到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搏击向前并且发家致富，如同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激励了农民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任何时候解放生产力的核心是要有激励机制，我们的渐进性改革要坚持下去的核心问题也是要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另外，任何总目标的实现都要分阶段去完成，历史上中国革命分成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也分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其他阶段，不同的阶段要有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激励机制，不同的做法。但是有效的激励机制，尤其是金融资本作为杠杆的加入，是很容易造成贫富不均的。在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如何转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的改革是要综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要面对姓“资”还是姓“社”的拷问，面对“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颈箍咒，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这些问题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明显，甚至惊动了小平。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南巡并发表重要谈话，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1992年1月19-23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在了解了深圳股市的情况之后，邓小平同志又指出：“有人说股票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在上海、深圳先试验了一下，结果证明是成功的，看来资本主义有些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拿过来用，即使错了也不要紧嘛！错了关闭就是，以后再开，哪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事情。”即使到了今天，有关中国证券市场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拷问也没有停止。小平同志威望极高，他在世时说一句大家不要争论，大家就不争论了。但是小平走了以后，对有些事的争论可能还会重新开始的。总之，我们这次改革的环境和前苏联和东欧其他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原来的执政党也靠边了，所以他们可以做一步到位的市场化改革，而我们却不能，我们只能选择渐进性改革。在实际的推进过程中，我们也会常常会看到“国退民进”或者“国进民退”的现象，也常常会经历“渐进性”改革或者“减退性”改革过程，进两步退一步或者进一步退两步都有可能。但是这样可能会逼着我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真正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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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1978年开启的改革的外部环境？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做全面批判为标志，中苏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日趋明显。虽然之后在1957年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援助，中苏关系达到顶点，但随后不久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中国拒绝按照苏联要求建立长波电台，与苏联结成军事“合作社”之后，苏联于1959年6月，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并于1960年7月开始，召回在华所有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与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合作项目。随后中苏关系基本上一路恶化，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断后，中苏两国均向边界进行增兵备战。1969年，中苏之间爆发了珍宝岛事件，两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随后苏联更是向中国发出了“核打击”威胁，中苏进入长期对峙状态。在中苏关系恶化背景下，毛主席和周总理准确判断了国际形势的变化，推动中国于1971年开始与美国关系正常化，随后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一系列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8年起，中国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也得到了迅速改善。

       因此当中国开始恢复经济建设时，中央派出了大量代表团考察访问南斯拉夫、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考察学习各国的现代化经验。对南斯拉夫的访问使中国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并不是只有苏联的一种范式，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成分。同时由于考察时已经注意到南斯拉夫面临的通胀与经济停滞问题，中国并没有将南斯拉夫的社会自治作为改革发展的范式。在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之外，中国还派出了大量的代表团前往西欧以及日本等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考察。其中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队考察西欧五国经济的代表团规格最高，在这次出访中考察团深入了解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工农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以及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通过此次考察，考察团以及党中央都认识到当时的中国生产力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巨大差距，谷牧同志也在回国后的报告中提出了改进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等建议，并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

       总的来讲，在1978年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时，当时中苏矛盾还没有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又处于改善关系的好时机，中国也在出访考察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了与西方各国生产力的巨大差距，对外开放与学习的目标自然主要就是美国、日本、西欧各国等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中国与这些国家在经济层面上对接，除了政府对政府的对接，更多的是企业和企业的对接，市场和市场的对接。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应该是最有效率和最自然的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应这个开放所面对的环境的必然之路，开放倒逼了改革的模式和选择。

       例如，美国银行2005年6月入股建设银行，建行股份的价格如何定？由于2005年建行还没有上市，这个价格就不好定，只好在每股净资产上加一点，很不准确。建行2005年10月在香港上市。但是后来美国银行减持所持有的建行股份，就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减持，定价就不是问题。这就是企业对接企业市场对接市场的一个例子。

       在对外开放与对接过程中，香港这个实行资本制度的东方明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深圳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制度背景，最为明显地体现了中国与西方市场对接过程中的经济增长。1979年邓小平同志听取广东省委报告后，向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表示：“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随后1980年8月26日，深圳特区正式成立。深圳特区在建设过程中为了创造更为开放的社会经济运行环境，为外商提供能够按国际惯例运作的外部条件，在贸易政策、货物进出口管理、外汇的管理调剂、税收政策、价格政策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学习、借鉴了香港的自由港政策，使深圳对外开放度不断扩大。深圳在全国率先在工资制度（1979）、基建体制（1980）、劳动用工制度（1980）、价格体制（1982）、企业体制（1983）、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1979）、劳动保险制度（1983）、干部人事制度（1982）以及政府机构（1981）等方面进行改革；在对外开放方面，国务院先后批准开放文锦渡（1978）、蛇口码头（1981）、梅沙（1984）、沙头角（1984）、赤湾（1984）等口岸，深圳还开放金融业，引进法国兴业银行、香港东亚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日本富士银行等一批境外银行；当时深圳还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新观念，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深圳的改革与飞速发展，对内地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也对全国产生了带动、激励和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深圳的经济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经济总量从1980年的2.7亿元飞速增长至1992年的317.3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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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之后，全国又逐渐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沿江、沿边开放—内地的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通过经济特区与试点城市的开放经验，使得我国企业通过外资投入、对外贸易等过程逐步适应了市场环境，也使各地政府建立了经验。在试点城市中，除了深圳是从一个小渔村拔地而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之外，上海尤其是浦东的建设也充分体现了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刺激作用。上海自清末起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中共一大的召开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都是繁华的代名词，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却面临着人口城市密度最大，人均居住面积最小，癌症发病率最高等诸多困境。困扰上海发展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当地经济落后，当时上海工业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居全国第一。困扰上海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量财政上缴中央后上海政府缺乏城市改造资金。而在中央批复上海浦东开发后，在财政定额包干与“金融先行”的有利条件下，上海通过成立上海久事公司成功筹措资金完成了南浦大桥等诸多项目。随后上海还出现了全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第一家外资保险等诸多第一，成功使上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9日下午的学习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认为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各类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并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总结。

三、小结

      我们对比了70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两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目前我们在正在进行第二场的伟大变革。第一场大变革，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仅仅用了不到4年时间，而这第二次大变革，1978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已经花了40多年的时间。第一次大变革是一次疾风暴雨式的改革，或者一次“一步到位的改革”，而第二次大变革可以被看成是“渐进性改革”。第一次变革是以所有制变革为目的，第二场变革是以发展模式变革为目标，但是发展模式的变革又常常会触碰到所有制的痛点。这两次大变革都与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有极大的关系。第一次大变革和融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紧密相连，使得我们实现了与其的完美对接，包括政府与政府的对接，计划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接，公有制对公有制的对接。

       第二次大变革就是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由于当时中苏矛盾还没有缓和，中国的开放自然是面向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中国与这些国家在经济层面上对接，除了政府对政府的对接，更多的是企业和企业的对接，市场和市场的对接。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应该是最有效率和最自然的结果。这次变革已经进行了四十多年，已经是第一次变革用时的10倍，而且至今还在艰难地继续，估计还要继续很多年。为什么这次改革这么难? 这次改革的难点和特点追究其根本就是改革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牢记执政党的初心和使命，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上做全面和重大的市场化改革，这需要时间和耐心，更需要策略，所以这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讲话上指出：“当前，我们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我们明白当外部环境在发生巨大变化时，我们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具体来说，我们关心中国和西方的经济脱钩可能性有多大？脱钩的最坏冲击有多大？脱钩以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将采取什么模式？等等。

作者简介：何佳，中国第一个FMBA项目创始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与数学双硕士；现任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上海北外滩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互联网协会投融资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信熹资本董事长；曾任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深交所综合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南方科技大学领军教授；曾先后担任中信证券、中投证券、东英金融、同方股份、北方国际、天津银行、银河国际、诚通发展集团、西部梅隆基金公司、一重财务公司、四格互联、每日优鲜、君实生物等境内外多家公司独立董事、董事和外部董事；曾作为知识青年到北大荒屯垦戍边，并被推荐进入黑龙江大学数学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地质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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