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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學術 2023 第三期】吳偉明 | 中國瑞獸白澤在江戶日本的在地化

南國學術

《南國學術》(相當於澳門大學文科學報)由澳門大學編輯出版,是一本以“大人文,跨學科,超界域”爲發稿理念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理論期刊,繁體字編排,每三個月推出一期。在文章側重上,既探討全球問題、區域問題,也探討中國問題;在以全球視角看東方和中國的同時,還以東方視角關注世界問題。

中國瑞獸白澤在江戶日本的在地化

吳偉明

摘要

中國傳說中的瑞獸白澤隨漢籍傳入日本、韓國、越南及琉球等漢字文化圈成員。源自中國的白澤在日本落地生根,融入日本的宗教、風俗與藝術,發展出頗具本地特色的白澤文化。白澤的在地化在日本中世已經開始。白澤最初在日本大乘佛教的體系內成長,出現人首牛身,帶寶髻、寶冠及寶珠的日式佛教造型及七聲唸白澤的獨特辟邪法。此外,中世已開始出現白澤與另一來自中國的靈獸貘的混同現象。江戶時代(德川或近世,1603—1868)是白澤在日本的全盛期,白澤的形像及其社會、宗教功能均呈現與中國迥然不同的在地化現象。以造型而言,日式人首牛身、多目多角成為主流,中式獅型反而成為少數。此外,將白澤與貘混同的情況比中世更為普及。兩者在外貌及功能的區別均變得模糊。江戶時代白澤的宗教及社會功能亦見其特色。白澤在中國是有德者之象,主要用於政治相關的建築藝術、衣飾、旗幟。白澤在江戶日本則主要是民間的辟邪象徵,日本百姓用它於防疾、避惡夢、保旅途平安等趨吉避凶的民間信仰上。白澤避怪圖大受民眾歡迎,為神社、寺院、出版商、畫家、藥商帶來名聲及利益。白澤還成為漢方藥、寺社及平民居所的守護神,它還融入日本神道、佛教、山岳信仰、陰陽道、地方祭典及藝術中,在近世日本的不同領域均見其身影。本研究以日本原始文獻為基礎,探討白澤在江戶日本的流傳及從藝術、宗教、風俗等角度分析日式白澤文化的興起。


關鍵詞

白澤   中國瑞獸   江戶日本   中日文化交流


作者簡介

吳偉明,1996年普林斯頓大學獲文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比較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日文化交流史及東亞易學史研究,中文的代表著作有『和魂漢神』、『德川日本的中國想像』、『東亞易學史論』,『易學對德川日本的影響』,英文的代表著作有Imagining China in Tokugawa Japan, 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等。



引言

白澤是中國傳說中的瑞獸,能說人語、驅鬼,其出現是聖人治世的象徵。相傳黃帝巡狩至東海之濱時遇上白澤,向其請教妖怪、鬼神之事。北宋張君房在其『雲笈七籤』記曰:“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爲物、遊魂為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這說明了『白澤圖』的來歷,可見『白澤圖』最初是描畫白澤所述眾鬼之圖,而非白澤自身容貌之圖。『白澤圖』其後成為辟邪之物,民間著作如東晉干寳的『搜神記』、唐張彥遠(815—907)的『歷代名畫記』及史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均有記載『白澤圖』。

有謂白澤初見於『山海經』,唯現今流傳的版本並無記載白澤。清朝類書『淵鑒類函』引古本『山海經』云:“東望山有獸,名曰白澤,能言語。王者有德,明照幽遠則至。”以文獻而言,白澤最早見於東晉葛洪(283—343)的道教典籍『抱朴子』,謂道士常帶『白澤圖』辟邪,記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卻。”書中又記:“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按:意思是欲知神怪之事,要記白澤之辭)。
古本『山海經』以白澤為“王者有德,明照幽遠則至”的象徵,所以自唐至清歷代皇室儀仗隊都有使用白澤旗。唐代以降,白澤亦成官員儀服上的常見圖飾。它在中國的宗教及民間信仰中亦有其角色。道教以它作天帝出巡的儀仗隊先鋒,亦是老子及鍾馗的坐騎;它在佛教是文殊菩薩的坐騎。唐宋以降人們有將白澤繡於枕頭(白澤枕)或貼於家門以辟鬼的風俗。中國民間還有白澤廟、白澤石雕、白澤香爐、白澤燈、白澤舞等由白澤信仰衍生的東西。


唐以前的文獻不見有白澤形貌的記載。在敦煌文獻中有唐人繪的『白澤精怪圖』,記有199種精怪的名字及其中20種的相貌,但卻沒有白澤的造型。白澤的形象在唐以後才出現,它主要分為虎首鱗身形、龍首獸身形、獅子型及牛型。白澤傳入日本、韓國、越南及琉球等漢字文化圈成員,其中以日本的白澤文化最為興盛及具本地特色。江戶時代(德川或近世,1603—1868)是白澤在日本的全盛期,白澤的形像及其社會、宗教功能均呈現與中國迥然不同的在地化現象。本研究主要從原始文獻探討白澤在江戶日本的流傳及從藝術、宗教、風俗等角度分析日式白澤文化的興起。

白澤在古代及中古日本的在地化白澤在日本文獻初見於『延喜式』(927),被納入「祥瑞」之物。原文只有數字:“白澤。一名澤獸,能言語,知萬物情。”這可能參考了南朝史學家沈約(441—513)在『宋書·符瑞志』的以下文字:“澤獸,黃帝時巡狩,至於東濱,澤獸出,能言,達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為時除害。賢君明德幽遠則來。”
平安時代(794—1185)朝廷出現白澤王的斬鬼圖。究竟白澤王跟白澤是否相關,學界未有定論。平安京天皇御所清涼殿鬼之間南壁有「白澤王切鬼圖」。有日本學者認為白澤王是人格化的白澤,白澤成為斬鬼勇士。根據南北朝公卿四辻善成(1326—1402)的『河海抄』(1367),該圖是平安中期村上天皇(926—967)命宮廷繪師飛鳥部常則所繪。順德天皇(1197—1242)在『禁秘鈔』(1221)記清涼殿鬼間有“南壁白澤王切鬼繪”。平安後期的歷史物語『大鏡』及鎌倉初期的軍記物語『平家物語』均有類似記載。鎌倉時代(1185—1333)該圖已不復見。守覺法親王(1150—1202)在『真俗交談記』(1220)謂:“鬼間繪事人不見之”,但相傳其構圖是 “鬼王三面三目有一角,其色赤色也。”鎌倉初期下級貴族橘成季在其『古今著聞集』(1254)中表示:“鬼間之壁有畫白澤王,謂昔日為鎮鬼而作。雖有所傳,不知真否。若白澤王跟白澤相關,則顯示白澤傳入日本不久便趨在地化,而且催生嶄新的形式與形象。
中國白澤文化與道教關係密切,日本白澤文化則較受佛教影響。中世日本出現不少由禪僧繪畫的白澤圖。白澤在日本佛寺成為辟邪瑞獸。鎌倉中期南宋來日禪僧蘭溪道隆(1213—1278,大覺禪師)曾謂:“家有白澤圖,妖怪自消除。”室町禪僧春屋妙葩(1311—1388)作有「白澤香爐」七言詩,頌曰:“金獅面目額頭角,頷下龍鱗腳蹈蛇。神物果知王者瑞,胸中香火闢群邪。”
人首牛身的造型可謂是日本白澤文化的最大特色。中國白澤跟牛的關係並不密切,中國只有少數明朝的白澤圖有牛蹄,但從來不見牛身或人首牛身的造型。相傳日本最早的白澤圖為室町禪僧雪舟等揚(1420—1506)所作,亦是日本,甚至整個東亞現存最早的人首牛身造型的白澤圖。雪舟的白澤圖有佛教藝術常見的寶髻、寶冠及寶珠。雪舟的原作已佚失,但至今仍流傳有狩野派畫師的摹本。近世儒者屋代弘賢(1758—1841)在『白澤考』中亦收錄了雪舟的白澤圖。(圖一)室町後期禪僧雪村周繼(1504—1589)亦有模仿雪舟的白澤圖,收入狩野派畫師狩野探幽(1602—1674)的『探幽縮圖』(1660)。


圖一   雪舟等揚的白澤圖


牛型白澤可能是受佛教影響。牛在佛教享有崇高地位,佛陀有“人中牛王”的別號。禪宗修行用的『十牛圖』以牛來比喻眾生。文殊信仰將白澤視作瑞象。唐朝清涼澄觀(738—839)的『華嚴經疏鈔』及敦煌文書「十吉祥講經文」均記文殊菩薩出生時,出現“牛生白澤”的瑞象。『白澤精怪圖』於1907年在敦煌出土時被兩張佛教印本覆蓋似非偶然。
戰國時代武將兼畫家一色直朝(1526—1597,源直朝)在『月菴醉醒記』記白澤是人面牛身的神獸,人們相信唸七聲白澤可帶來吉祥及辟邪,這跟七聲唸佛相似,其論曰:“白澤者,人面身獸如牛。世人謂可食惡夢及避一切物怪,唸七聲可消滅災禍。『傳燈錄』有記,七聲者,七次反唱彌陀名號之事也。”『傳燈錄』指北宋僧道原在佛教書『景德傳燈錄』(1004),他記天安禪師之言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中國並無唸白澤辟邪的做法,中世日人的七聲唸白澤應受七聲唸佛的啓發。


江戶時代白澤形象的在地化

白澤的在地化在江戶時代以前已經出現,在江戶時代這些日式元素不斷加強,並達至高峰。白澤在地化最大特色之一是與中式迥然不同的外型。中國及朝鮮的白澤圖主要是獅子型及虎首龍身型。白澤在日本多是人面牛身,此形象不見於中國。琉球受日本影響,白澤的形象亦多是人面牛身,琉球宮廷畫師城間清豐(1614—1644)的白澤圖便是例子。(圖二)


圖二   城間清豐的白澤圖

江戶時代的白澤形象包括中式獅型及日式人面牛身型。兩者的市場及興衰皆不同。中式獅型代表王者之德,被幕府及藩用作政治象徵。日式人面牛身型是辟邪符號,深受民間歡迎。江戶前期兩者並存,勢力相若。江戶後期中式獅型息微,日式人面牛身型成為主流。獅型白澤圖在江戶前期數目頗多,它代表王者有德。一些日本文人墨客受明清白澤圖的影響而採用獅型。『和漢三才圖會』的白澤圖大抵模仿了明朝王圻及王思義『三才圖會』的獅型白澤圖。『怪奇鳥獸圖卷』(佚名,江戶時代)收錄了明版『山海經』的獅型白澤圖。幕府大學頭林家四代傳人林信充(1681—1758)在1731年繪獅型白澤圖,附七言詩一首:“星曜分光眼正明,曾呼白澤得佳名。獸中福善知人語,神氣更通百物情。”
獅型白澤圖在江戶前期的流行跟日本繪畫史上最大派別的狩野派關係密切。狩野探幽在日光東照宮拜殿將軍着座之間繪獅型白澤,在狩野派中開拓此風格,對幕藩等官方藝術領域影響甚大。其弟狩野尚信(1607—1650)亦採此風格。基本上17世紀的狩野派白澤圖均採用獅型。狩野派繪師橘守國(1679—1748)在類書『唐土訓蒙圖彙』(1719)有獅型白澤圖,引古本『山海經』曰:“東望山有獸,名曰白澤,能言語,王者有德,明照幽遠則至。昔黃帝巡狩至於東海,此獸有言,為時除害。”江戶時代更值得注意的發展是日式人面牛身白澤圖在中後期大量出現江戶中後期狩野派的白澤圖受到民間風格的衝擊,轉為採用人首牛身型。加賀藩繪師佐佐木泉景(1773—1848)、狩野一信(1816—1863)及河鍋曉齋(1831—1889)的白澤圖均是人面牛身。不過獅型並未有消失,例如狩野芳崖(1828—1888)的白澤圖仍是獅型,但已非主流。人面牛身白澤代表辟邪去病的瑞獸,深受民眾歡迎,亦成為一般日人對白澤的印象。最常見的人面牛身白澤圖是微笑的祥和老人顏,首及身共有九目六角。民間大行其道的白澤札基本上均是人面牛身型。江戶佛教藝術中的白澤圖帶有禪味,多是面色祥和的老人面及牛身。白隱禪師(1685—1768)的人面牛身白澤圖十分有名,頭為微笑的長鬚老人,腹部有三目三角。此外,兩位來自關西,篤信佛教的畫師伊藤若冲(1716—1800)及福原五岳(1730—1799)均留下人首牛身的白澤圖。若冲的白澤圖是白鬚老人顏,表情祥和,頭生兩角,牛身有三目四角。該圖由京都臨濟宗大德寺僧作贊。(圖三)五岳的『白澤避怪圖』(1785)由曹洞宗萬松山僧人盤旋作贊,謂唸七聲可轉禍為福。兩圖的白澤均頭頂戴寶珠,大概來自佛教菩薩的造型,有吉祥之意。曹洞宗畫僧風外本高(1779—1847)亦留下人首牛身的白澤圖,禪味頗濃。


圖三   伊藤若冲的白澤圖


江戶中後期的浮世繪畫家多採用人面牛身造型。鳥山石燕(1712—1788)在『今昔百鬼拾遺』(1780)的白澤圖是人面牛身,頭生二角,背生三目四角。圖中附贊辭曰:“黃帝東巡,白澤一見。避怪除害,靡所不偏。”(圖四)礒田湖龍齋(1735—1790)作人面牛身「白澤避怪圖」(1785)。跟德川時代的其它「白澤避怪圖」相似,其贊文末句為:“凡有此怪,則呼鬼名,怪自戒入地三尺,轉禍為福,今皆須念七聲云云。”此來自宋徐彭年的『涉世錄』的“凡有此怪,則呼鬼名,其怪忽自滅,入地三尺。”葛飾北齋(1760—1849)在『北齋漫畫』(1814)亦留下人首牛身的白澤圖,頭身上各生二角三目。其『萬物繪本大全圖』(1829)亦繪有人首牛身白澤圖,附文字曰:“五角九目博擢白澤,白馰駄馰,面如老人。”(圖五)北尾重政(1739—1820)及其弟子北尾政美(1764—1824)的白澤圖均是人首牛身。重政的白澤圖收入其『繪本荒獅山』(1784),白澤身有四角三目,構圖以樹木為背景比較特別。政美的白澤圖題為「白獏之圖」(1787),是雪舟的模本。梅素亭玄魚(1817—1880)有人首牛身的白澤圖(1858),人頭有三目兩角,牛身有三目四角。人面為中年男性,面帶微笑,氣色祥和。


圖四   鳥山石燕的白澤圖

圖五   葛飾北齋的白澤圖


除人面牛身型的流行外,貘與白澤的混同是另一與造型相關的在地化表現。貘與白澤在中國是兩種外貌及功能不同的靈獸。中世日人將貘視作食惡夢獸,這大概是日本人獨有的想法。與食惡夢獸相關的“貘枕”在日本中世後期在統治階級之間流行。貘枕多是貘型黑漆木枕,貴族們相信使用貘枕可保熟睡無夢。由室町中期僧侶編寫的漢字用語辭典『文明本節用集』(1474,又名『雜字類書』)謂:“貘,食惡夢獸也,故畫之枕”。戰國時代的武家及公卿均愛用貘枕。京都豐國神社寶物館藏有豐臣秀吉(1537—1598)使用過的木造黑色貘枕。武將加藤清正(1562—1611)從朝鮮帶回明朝木雕塗漆貘枕,並加以使用。室町幕府武家伊勢貞頼(1455—?)在『宗五大草紙』(1528)謂將軍的寢所有塗黑的貘枕。在京都的後陽成天皇(1571—1617)於一月二日在初夢寶船繪上寫上“貘”字。這反映食夢獸與日本初夢寶船信仰的結合。
江戶日本貘與白澤出現混同。儒者貝原益軒(1630—1714)在『大和本草』(1709)謂:

白樂天在「貘屏贊序」曰:“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今俗謂之白澤。此序無言食夢事。他書亦云:“白澤亦稱貘。其繪可辟邪。本邦之人往往置圖屏。”

醫師名古屋玄醫(1628—1696)在『民間歲時記』(1679)的「貘」條記曰:

今俗節,分夜圖貘形,避惡夢。按貘本出『爾雅』,嗜食鉄銅及竹,無有食夢之說。唐白居易『貘屏贊』序云:“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寢其皮避濕(按:此誤,應作“闢瘟”),圖其形避(按:此誤,應作“闢”)邪。”今俗謂之白澤。又陸佃曰:“皮為坐毯,臥褥則(能)消膜外之氣。”

土佐畫家中山高陽(1717—1780,仲延沖)在『畫譚雞肋』(1775)表示:“貘與獅子可辟邪去邪。近日流行畫白澤。白澤為貘的別稱。”國學者喜多村信節(1783—1856)在『嬉遊笑覽』(1830)亦表示:“白澤者,獏(按:與貘同)也。澤獏白同韻。”
日光東照宮本殿有78件貘雕木刻作品,數量僅次於龍,最起眼的是表門的半身木鼻之貘,其造型是象鼻獅身蛇腹。雕工不明。貘代表天下太平,因它是吞食惡夢及銅鐵等兵器的靈獸秩父神社有初夢用貘帆寶船圖,祈求新年首夢是良夢。秩父神社本殿及幣殿有木刻貘像,造型是象鼻獸身,出自雕刻職人左甚五郎(1584—1644)之手。東京目黑區五百羅漢寺有人面牛身虎尾九目的貘王木刻像,本來貘的形象應是小象與豬的合體,貘王像的造型卻是日式白澤。(圖六)據說五百羅漢及白澤造型的貘王像均由羅漢寺開山禪師松雲元慶(1648—1710)在元祿(1688—1704)年間一人獨自完成,白澤造型的貘王像安放在釋迦如來的後面,作為佛祖的護法神。

圖六   五百羅漢寺貘王像(作者拍攝)

貘札及貘枕在民間大行其道。當時白澤札與白澤枕亦叫貘札及貘枕,可見兩者已混在一起。俳諧選句集『櫻川』(1674)收錄俳人神野忠知(1625—1676)以下的俳句:“春のよの夢や売買貘の札”(如春之夢,買賣貘扎)。大阪國學者蔀遊燕在『年中故事要言』(1697)記貘枕曰:“俗稱節分之時畫貘獸之圖,放於枕而不見惡夢。俗說貘為食夢之獸。”小說家井原西鶴(1642—1693)在『好色一代男』(1682)記曰:“越年二日,人們被鞍馬山吸引前往,在名市原的野外道路,除厄運之聲、除惡夢之貘札及寶船販賣之聲飛揚。”“古來因相傳貘食惡夢,節分、大晦日之夜,有人將貘札放於寶船,沿途叫賣。”播磨國(今兵庫縣)大谷山伽耶院的貘帆寶船圖由有栖川宮幸仁親王(1656—1699)所繪。大阪學者鳥飼洞齋(1721—1793)在『改正月令博物筌』(1804)介紹貘枕的功效曰:“貘札者,白澤之獸也。白樂天謂:節分之夜,貘圖於枕,有不見惡夢,避諸邪鬼之效。”


白澤與江戶民間風俗與信仰

江戶時代是日本白澤文化的全盛期,其普及程度尤勝於明清時期的中國。其流行的主因是它跟日本的民間風俗與信仰融合,成為一般日人生活的一部分,反映日人將外國文化作為構建及強化本土文化素材的機制。中國不同,白澤在江戶政治上的應用不多,江戶幕府及京都王室都沒有採用白澤於官服及旗幟上。它主要是融入民間的風俗及信仰。跟中世不同,白澤在近世不再是僧侶、武士、公卿的雅興,而是深入尋常百姓家,與本地信仰及風俗結合,在地化的情況更為明顯。
江戶日人愛帶人面牛身的白澤用品,包括出行時攜帶白澤護身符、睡覺時使用白澤枕、在家中懸掛白澤圖及放置白澤枕屏風以祈求旅行平安、防避霍亂及消除惡夢。幕府文官儒者林羅山(1583—1657)謂新年在家中貼白澤圖可招福辟邪,並作「白澤贊」云:“至祝!至祝!家有白澤之圖,鬼外福內,又嘗屠蘇(按:屠蘇酒,年初一飲之以避瘟疫)。”一些藩札(紙幣)出現白澤圖案,可謂同時兼備白澤札的功能。伊予國(今愛媛縣)宇和島藩在1830年發行的藩札下側為白澤圖案,佔藩札三分之一的面積。大和國(今奈良縣)芝村藩藩札集辯財天、白澤及大黑天三大財富之神於一枚。


白澤圖成為民間流行的辟邪物。白隱禪師(1685—1768)在『寒山詩闡提記聞』(1746)指出:“家無白澤圖,有如此妖怪”,江戶平民家家戶戶均掛白澤圖以辟邪驅鬼,記道:

世有稱『白澤圖』者,雖未詳來故,戶戶有之,故且茲記其圖曰:“黃帝巡狩,到於東海濱時,白澤出,能言語,以足知萬物情,除民時害,賢君明則顯,天地祥瑞也。”『涉世錄』二十一曰:“李子問曰:‘人家或有嘈呼,或有金鳴,是何怪乎?’對曰:‘昔軒轅黃帝問白澤曰:“天下寧靜,見何怪乎?”白澤乃曰:“若要解怪,但將『白澤圖』於堂上掛之,雖有妖怪,不能成災。’”

作為吉祥物的白澤在不同的江戶文藝均見其身影。尾張藩(今愛知縣)犬山城針綱神社犬山祭(山神祭,1644年始)使用山車共13台,其中魚屋町的代表山車有水引幕白澤,形象是人面獸身,額有三目,身體左右各三目,合計九目。現存有水引幕白澤的山車由名古屋人形師竹田藤吉在1774年完成。武將兼造城名人藤堂高虎(1556—1630)奉德川家康命,在近江國(今滋賀縣)大津建膳所城。膳所御用瓦師清水九太夫久為於1824年為膳所城造白澤瓦,現存大津通德寺。根據考証學者齋藤月岑(1804—1878)在『武江年表』(1850)所記,在1820年江戶兩國橋一帶舉行工藝品展覽會,回向院的展品中有三田高伊製作的削掛(按:削木)人面牛身白澤木像。江戶中期根付師淇水作白澤牙雕根付。金工名門後藤家第15代傳人後藤光美(1772—1834)鑄造了一對白澤銅鐔。加賀藩14代藩主前田慶寧(1830—1874)所用的刀拵有白澤圖紋。


圖七  『旅行用心集』的白澤圖

江戶時代國內旅遊盛行,白澤成為旅客的平安符及紀念品。紀行文作家八隅蘆庵在其暢銷書『旅行用心集』(1810)謂:“懷中有五嶽及白澤兩圖,可免旅中之災難,惡鬼、猛獸不會接近。……懷中有白澤圖,勸善退惡,免山海災難、疾病,開運昇進之祥瑞也。古今所傳,而旅中者最為尊信。”書中付六角人首牛身白澤圖。(圖七)鎌田醉翁在『大日本行程大繪圖』(1857)用白澤作封面大概亦是保祐旅途平安之意。隨筆作家山崎美成(1796—1856)在其所編的『和漢年代記集成』(1856)中附有人面牛身白澤圖。白澤頭長兩角,留長鬚,表情祥和,頭頂戴寶珠,牛身有六角。內有讚文曰:“開運昇進之祥瑞也。古今所傳,而旅中者最為尊信。”這抄自『旅行用心集』(1810)。可見白澤札深受旅客歡迎,是出行常備的平安符。


白澤帶來不少商機,出版商、畫師、神社、佛寺均分一杯羹,紛紛製作及販賣白澤商品。京都詩人六如上仁(1734—1801)在『葛原詩話』(1787)的「白澤辟邪圖」記述白澤圖在江戶的流行如下:“近來坊間印行『白澤圖』,上記諸妖鬼之名。吾在江戶之時,有人持『白澤圖』來請我寫贊。”大阪書商吉文字屋販賣用五法水(按:佛教的五種法水)所繪的白澤像而聞名,『改正月令博物筌』記述:

用五法水所寫的白澤像放於家,可免生疫症諸病,可除狐狸惡氣,可防諸怪事災禍。萬一有怪事或患怪病的人,在白澤像前唱呪文,便如靈神般應驗。近世大阪由市左衞門經營的書店吉文字屋販賣由用五法水所寫的白澤畫像。

浮世繪及人文畫畫師留下大量白澤圖,顯示市場需求殷切。信州(今長野縣)戶隱山及八海山的神社與佛寺印刷大量白澤避怪圖,分發給前來朝聖的信眾及旅客。


圖八   内藤記念藥博物館收藏的白澤像


日本北陸及近畿地區的一些藥屋及平民將白澤視作中醫藥的守護神。白澤跟藥神神農相似,均是人首牛身。日本一些藥屋以白澤作看板及緣起物。岐阜縣内藤記念藥博物館收藏德川中後期藥屋所藏的木造人首牛身白澤像、白澤避怪圖、白澤枕屏風及銅白澤刻印。(圖八)成立於南北朝的奈良藥屋三光丸置神農、白澤及黃帝像於店內。三光丸藥資料館展示兩尊白澤雕刻像。堺市的中藥店片桐棲龍堂始於16世紀,片桐家以白澤為守護神,家藏江戶時代的白澤錦繪,該繪圖中驅魔大神衣服上有白澤圖案。


越中國(今富山縣)的人們奉白澤為“漢方藥之守護神”。江戶後期當地立山有叫俻部(クタベ)的人頭獸身靈獸出沒傳說,俻部札有治病防疫功能,其形象及發音均可能受白澤影響。相傳俻部在1827年曾於立山出現,預告數年後疫病將至,人們要在家掛其圖才能保平安。越中國高岡山曹洞宗瑞龍寺印刷俻部護符,其造型是人頭牛身的白澤。


圖九   天壽堂白澤札


安政年間霍亂肆虐,白澤成為辟邪護符。安政五年(1858)霍亂在全國大爆發,死者逾十萬。各地印刷白澤札作守護符。江戶藥商天壽堂在該年九月印刷大量白澤札分發給平民。(圖九)作家野崎文藏(1829—1894,別名金屯道人)在『安政午秋頃痢流行記』(1858)記人們帶白澤護身符以防霍亂。該書中有「白澤之圖」,圖中白澤是人頭牛身,頭有二角,身有四角;面有兩目,身有三目,有文字謂:“睡時放枕側,不造惡夢,去邪氣,除疾病。”


白澤是具備辟邪、防病、安睡功能的吉祥物,在江戶時代的神社及佛寺亦常見其身影。日光東照宮拜殿有「白澤之圖」,於1636年由狩野探幽所繪。白澤鬼面獸,兩目兩角,足有利爪,安靜盤坐。相傳有德君主才能見白澤,籍此歌頌德川家康的治世。麒麟、白澤及獬豸的畫像置於東照宮拜殿的左右,分別代表德川家康的善政體現了仁德、通情及公平。



筑後國(福岡縣)久留米市高良大社本殿天井有白澤、麒麟、龍等瑞獸圖案,本殿在1660年由久留米藩三代藩主有馬頼利(1652—1668)寄進,委托土木工程專家丹羽頼母(1587—1681)負責,丹羽參考了日光東照宮的設計。


陸奧國(今宮城縣)塩釜市鹽竈神社銅鐵燈籠中有人面牛身型白澤及其它瑞獸,它於1808年由仙臺藩九代藩主伊達周宗(1796—1812)寄進,記念幕府派兵北海道征服蝦夷。燈籠由仙臺藩鑄物師早川義幹為代表製作。藩儒田邊匡敕(1754—1823)用漢文撰寫由來書。


信州是白澤信仰重鎮之一。飯田風越山白山神社本殿有六塊扉繪,分別繪有白澤、麒麟及四神(青龍、玄武、朱雀、白虎)。白澤像為人面牛身,額有寶珠,全圖用金色作背景,估計是18世紀初的作品。下條村大山田神社八幡宮亦有六神獸扉繪,其一為白澤。大山田神社的社殿在1749年由大工鈴木九良兵衛藤原重松重建,六神獸扉繪可能是那時加入的裝飾品。


信州戶隱山是山岳信仰勝地,其戶隱神社藏兩幅白澤避怪圖(1812),均是九目人首牛身造型。越後國(今新潟縣)魚沼八海山大崎口里宮(現八海山尊神社)的白澤避怪圖跟戶隱山版其中一款相同,但印上“八海山”三字。戶隱山及八海山的白澤避怪圖反映白澤與山岳信仰的融合。江戶中期始,戶隱神社及八海山尊神社配布白澤避怪圖,保祐登山者平安。戶隱山的遍照院亦有派白澤札。


關東秩父武甲山御嶽神社藏有人首牛身白澤圖,內有文字曰:“若要解怪,但將白澤圖於床上懸之,雖有妖怪,不能成災。武甲山。”這來自『涉世錄』的“若要解怪,但將白澤圖於堂上掛之,雖有妖怪,不能成災。”備後國(今廣島縣東半部)備後護國神社(江戶時代稱阿部神社)有人首牛身型白澤避怪圖,由戰國武將初代福山城城主阿部正勝(1541—1600)所繪。陸奧國石卷金華山黃金山神社拜殿有白澤彫刻。


一些佛寺亦有白澤木雕或白澤圖,作趨吉、辟邪、除疫、守護等用途。相傳聖德太子於587年所創的京都頂法寺(亦名六角堂)能滿院的佛畫粉本中有白澤圖,佛畫粉本由真言宗僧大願憲海(1798—1864)及其弟子繪製。此外,同是由聖德太子所開的大阪四天王寺的阿彌陀堂的本堂扁額上角有人首牛身型白色白澤的雕刻,阿彌陀堂的本堂由伊勢國(今三重縣中央)國束寺本堂移置,白澤像製作時期未明,似是江戶後期的流行造型。美濃國(今岐阜縣南部)粟野大龍寺藏白隱禪師的白澤圖(1758),其面相是微笑老人,橫腹有赤色寶珠,頗有禪味。鎌倉建長寺有白澤圖,造型是人首牛身,有題字“疫病封じ”,相傳是天明年間(1781—1789)由狸化身的和尚所繪。肥後國(今熊本縣)水上村千光山生善院的玄關木柱上有人首獸身白澤雕像,神情嚴肅,似是用作護門神。伊予國(今愛媛縣)西予曹洞宗龍澤寺山門格子天井繪有白澤,山門由京都大工於1842年建造,天井繪白澤應是同時完成。



結語

源自中國的瑞獸白澤在日本落地生根,融入日本的宗教、風俗與藝術,發展出頗具本地特色的白澤文化。本研究以原始文獻為基礎,探討白澤在江戶日本的在地化現象。


白澤的在地化自日本古代及中世已經開始,在江戶時代達至高峰。平安時代的白澤王信仰將日本陰陽道及民間信仰、印度白蛇王傳說等元素混入來中國的白澤文化。作為鬼王的白澤在日本宮廷藝術中有辟邪、驅鬼的作用,其一角三目三面的日式鬼怪形象可謂是日人改造白澤的先河。日本中世白澤在大乘佛教的體系內成長,出現人首牛身,帶寶髻、寶冠及寶珠的日式佛教造型及七聲唸白澤的獨特辟邪法。此外,中世已開始出現白澤與另一來自中國的靈獸貘的混同現象,貘出在日本獨有的初夢寶船繪上。


江戶時代是白澤在日本的全盛期,大受民眾歡迎,留下數量可觀的記錄與實物。在中世的基礎上,江戶時代的白澤文化呈現更明顯及深入的在地化程度。以造型而言,日式人首牛身、多目多角成為主流,中式獅型變成少數。此外,將白澤與貘混同的情況比中世更為普及,兩者的外貌及功能的區別均變得模糊。貘的造型變得有些像日式白澤,而白澤札、白澤枕均受貘文化的影響。


江戶時代白澤的宗教及社會功能亦有其特色。白澤在中國是有德者之象,主要用於政治相關的建築藝術、衣飾、旗幟上。白澤在江戶日本主要是民間的辟邪象徵,日本老百姓用它於防疾、避惡夢、保旅途平安等趨吉避凶的民間信仰上。白澤避怪圖大受民眾歡迎,為神社、寺院、出版商、畫家、藥商帶來名聲及利益。白澤還成為漢方藥、寺社及平民居所的守護神。它還融入日本神道、佛教、山岳信仰、陰陽道、地方祭典、藝術中,在近世日本的不同領域均見其身影。不過這個白澤已是日本化的白澤,跟中國白澤大不相同。


[責任編輯、校對:張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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