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國學術 2023 第三期】楊纓 | 國際生絲市場重組之下：19世紀70—90年代江浙生絲的輸出與流通

南國學術

《南國學術》(相當於澳門大學文科學報)由澳門大學編輯出版，是一本以“大人文，跨學科，超界域”爲發稿理念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理論期刊，繁體字編排，每三個月推出一期。在文章側重上，既探討全球問題、區域問題，也探討中國問題；在以全球視角看東方和中國的同時，還以東方視角關注世界問題。

國際生絲市場重組之下：

19世紀70—90年代江浙生絲的輸出與流通

楊纓

摘要

近代中國是如何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這一過程與中國的流通結構有著怎樣的内在關係？爲了回答這一問題，筆者以中國近代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江浙生絲爲綫索，考察了五口通商至20世紀20年代這一較長時段内生絲貿易的發展狀況以及生絲商人的經營活動，勾勒出生絲貿易及其流通體制的三個演進階段，也即上海開埠至19世紀70年代中葉、70年代中葉至90年代、90年代末以降的三個階段，本文考察的是第二階段的情況。

19世紀70年代以後，江浙絲失去了在世界生絲市場上的優越地位，生絲的出口價格受國際價格制約，進入了一個長期下降與停滯的時期。與此同時，內地絲價卻不以上海行情為轉移，仍然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這一方面是因爲國内銷場興旺，擡升了内地絲價。另外，隨著電信和報紙的普及，上海的商業信息變得公開透明，由此加劇了絲商間的競買競賣行爲，導致產地與上海間的價格差縮小。在這樣的形勢下，內地的絲業公所試圖通過制定諸如統一生絲的收購日期和價格等章程來排除同業競爭，維護同業利益，但由於當時存在大量公所以外的同業商人，公所制定的規約並不能得到切實有效地遵行。中國傳統社會開放、流動的特性，給規約在實際執行中帶來了極大的阻礙。

筆者認爲，直到19世紀90年代末以前，以移動商人和中介者為基礎的傳統的“客商—牙行”體制並未發生根本變化。出口生絲雖然沿著蠶農→絲行→絲棧的軌跡向外流通，但各個流通機構并不為特定的商人所壟斷，具有開放和流動的特性。生絲的流通機構在結構上缺乏組織性，導致其上下間的損失轉嫁無法順利進行，從而阻礙了通商口岸對內地的控制，這也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上海市場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而内地市場仍然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

生絲   開埠   流通   絲行   公所

作者簡介

2005年獲日本東京都立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爲日本熊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部附屬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講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主要論文有‹五口通商與江浙生絲市場—19世紀中葉中國經濟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歷史軌跡—›（『東洋學報』85-1）等。

一

前言

南京條約的簽訂與五口通商帶來了東西方的又一次相遇與碰撞。從中國如何融入世界市場的角度出發，考察開埠以後出口貿易的發展情況，是研究中國近代經濟成長歷程的一項極爲重要的工作。筆者以中國近代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江浙兩省生產的生絲爲綫索，通過對其流通結構的考察，試著來回答這一問題。

長期以來，中國的近代經濟史研究基本上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框架下進行的。這種理論以鴉片戰爭爆發之年為界限，認為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主權遭到傷害，社會經濟也淪為世界經濟的附庸。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近代經濟史研究也展現出新的活力，相關成果陸續產生。80年代初，吳承明先生從市場流通的角度將“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作了修改和進一步的闡述，指出鴉片戰爭以後，在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下，中國是逐步演變爲半殖民地半封建市場的。具體到進出口商品的價格結構上，就是19世紀70年代以前，中國尚能掌握絲茶等商品的出口價格，其國際價格常以中國國内的豐歉爲轉移；70年代以後，中國失去了出口價格的主動權，價格水平由國際市場決定，以國際價格為基礎，各級商人節節壓價，農民所得是壓到末端的最低價；造成這種價格結構的原因正是從通商口岸延伸到廣大農村的“買辦性商業剝削網”。在這個買辦商業網中，自口岸到内地、自外貿商人到中國商人之間通行的貿易方式是進口貿易中的“賒買”與出口貿易中的“預約訂購”，實際都是以高利貸形式為手段形成的强制性信用關係。以生絲貿易爲例，貸款大半出自外商銀行、洋行乃至買辦，經由上海的絲棧、内地的絲行直至蠶農，層層轉貸。在訂購契約以及高利貸的雙重壓力下，下游商人必然失去講價能力。以貸款預約訂購，不僅保證了出口商的貨源，而且可以利用利率來操縱市場和控制價格。吳承明先生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認知中國國内市場近代變遷的粗略框架，對其後國内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者有很深的影響。但遺憾的是，相對其本身的重要性，吳先生以及後來的中國學者在論證中國商人及其流通機構時都存在簡單化、籠統化的傾向，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

雖然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學者在中國近代經濟史領域做了很多積極的探討，但是仍然沒有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框架的束縛。這種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馬克思主義人類社會單綫發展論的影響，過分强調西方資本主義列强應當對中國近代的貧窮落後負責，學者們雖未明言，實際已將西方擺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變化主導者的位置，表現了在認知中國歷史變化時的“西方中心”觀念。由於馬克思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西歐社會觀察上的產物，不能反映亞洲的實際情況，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美國、日本的部分學者對這種西方衝擊——中國回應的“西方中心”史觀提出挑戰，倡導以中國為出發點，深入細緻地探索中國社會内部的變化動力與形態結構。在尋找中國本身歷史動因的潮流下，中國商人這一經濟群體的重要性開始為學術界所認知。宮田道昭1981年發表的『論清末對外貿易商品的流通機構——以行會支配爲中心』一文可能是最早站在“中國中心”史觀立場對中國商人進行實證研究的專題論文。宮田在文中對19世紀後半期通商口岸的中國商人的同業組織進行了分析，指出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經濟並未立刻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商品的各個流通環節上都存在著強有力的商人的同業壟斷團體。這些團體上下溝通，形成一個龐大嚴密的組織，壟斷商品流通，操縱商品價格，從而阻礙了外國勢力進入中國。然而到了19世紀80年代，情況逐漸發生變化，近代輪船代替沙船的“交通革命”切斷了國內商品原有的流通路線，改組了傳統的市場結構，90年代以後中國經濟卷入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

宮田和中國學者對中國經濟捲入世界市場的時間存在分歧，但對近代中國的市場結構、流通結構的認識卻有著共同之處。他們都認為從通商口岸到廣大農村延伸著一張組織嚴密的商業流通網；憑借著這張網，中國商人可以操縱價格，支配市場。只不過中國學者將這些商人看作是依附於外國勢力的“買辦商人”，而宮田則把他們當作是獨立於外商之外的行爲主體。儘管宮田注重强調中國自身，不過他用來解釋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何以未能立刻捲入世界市場的認知模式卻與其所批判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殊途同歸。

另外，宮田的研究中還存在一個問題，這也是外國學術界普遍存在的問題。學者們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偏向通商口岸。宮田雖然對中國商人及其流通機構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但他將研究對象限定在通商口岸外貿機構的同業組織上，對内地的流通機構及其同業團體均未涉及。其實就認知近代中國而言，廣大城鎮以及農村市場的研究價值并不亞於通商口岸。即使在當今的中國，沿海城市和農村之間仍然存在很大差異。如果僅僅考察通商口岸這一特定部分而忽略了其背後廣大的農村市場，就不能夠完整揭示中國近代變化的特質。

筆者曾對1843年上海開埠至1873年歐洲發生經濟危機這段時期的生絲貿易及其流通機構作過考察。上海開埠與50年代後期開始激增的生絲出口，並沒有給傳統的流通結構帶來變化。彼時中國尚能掌握生絲的出口價格，其國際市價也常以國內情況為轉移。本文是對其後情況所作的持續追蹤。

二 19世紀70-90年代生絲價格的動向

（一）上海生絲價格的動向   

早期中國生絲出口到歐洲要先行運至倫敦，然後分銷至法、義等國，倫敦成為中國生絲銷往歐洲的集散地。從圖1中國出口生絲的倫敦價格和上海價格的對比中可知，上海生絲價格從1874年開始下降，1885年跌至谷底，90年代中期開始緩慢回升，90年代末以後呈現出顯著上升的趨勢。可以說，19世紀70年代後半期到90年代前半期中國出口絲價的趨勢，總的來講是下降和停滯不前的。

從圖中還可看出，70年代以後上海生絲價格的走勢大體與倫敦價格一致，其漲落程度大致也是隨著倫敦絲價的起伏而變化，兩者之間的相關系數高達0.94。1873年歐洲發生經濟危機，市價大跌，第二年上海絲價開始受到大危機的衝擊大幅度下降，從1872年的每擔500兩猛跌至300兩，降幅達到40%，退回到40年代後半期至50年代前半期也即太平天國起義前的價格水平。1882年1月，法國爆發經濟危機，至1885年，倫敦絲價持續下跌至空前最低價，上海價格也於1885年降至最低的272兩。其後上海絲價雖有少許回昇，但直到90年代中期一直在低水平徘徊。

圖一   內地、上海、倫敦絲價比較

這些情況表明，中國生絲的出口價格已經取決於國際市場，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世界產絲國家的增加。19世紀50年代初，歐洲微粒子病蔓延，養蠶業遭到毀滅性打擊，制綢業的大部分原料不得不依賴於進口，而此時日本的蠶絲業還沒有發展起來，於是中國生絲在歐洲幾成獨占局面。1869年長期困擾歐洲的蠶病問題得到解決，法、義等國的生絲產量增加。又因日本近代繅絲工業的發展，品質優良但價格相對便宜的日本生絲在國際上增加了對中國生絲的競爭力，太平天國時期中國生絲“一枝獨秀”的局面有了根本的改變。加之70年代以後，西歐織綢業向近代工廠化轉型，對生絲品質的要求不斷提高，從而使中國生絲品質中存在的問題日益突出，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日益衰落。其二是電訊交通變革。1869年11月11日蘇伊士運河通航，縮短了中歐之間的海運航程。1871年6月3日上海、香港和倫敦間的海底電纜接通，更是極大地加快了中外商業信息的傳遞。開埠初期，遠隔重洋，交通阻礙，商情閉塞，國外商人無法瞭解中國市場情況和行情變化，一切事物都由在華代理行獨立經營。爲了掌握貨源，他們不得不在中國生絲上市季節一次搶購充足的貨物，運回本國，很久以後收到銷貨報告時，才能得知貨物的銷售情況。蘇伊士運河通航和電報接通后，國外商人通過電報了解行情，進行指揮。收購生絲，一般由上海洋行先報價給歐洲商人，經確認後才能達成交易。以上兩種變化使得外國商人可以直接控制生絲貿易，70年代以後，中國失去了生絲出口價格的主動權，其價格水平幾乎完全決定於國際市場。

在生絲出口價格受制於人並長期疲軟的情況下，中國絲商也曾試圖沖破外商對生絲貿易的控制。80年代初胡光墉囤絲破產一事，頗值得一述。

胡光墉，字雪巖，因受到左宗棠賞識，成為左的親信幕僚，助左辦理洋務。他在上海、杭州、寧波、北京等地開設錢莊、當鋪數十處，吸收官府、貴戚、富賈的大量存款，擁有雄厚的資金。1882年胡光墉開始大量購進生絲，企圖與外商爭衡。當新絲將出時，“遣人遍天下收買，無一漏脫者，約本銀二千萬兩。夷人欲買一斤一兩而莫得，無可奈何，向胡說願加利一千萬，買轉此絲”。胡光墉欲加至一千二百萬兩，遭到洋行抵制。1883年中法戰起，時局動蕩，絲價看跌。胡光墉“邀人集資同買，謂再收盡，則夷人必降服，必獲厚利……然無一人應者。於是新絲盡為夷買，不復問舊絲矣。”結果胡光墉虧損白銀好幾百萬兩，宣告破產。胡的傾覆，說明了在新的市場形勢下生絲的出口價格決定於國際市場的局面很難改變，這也反映出上海市場已經捲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之中。

（二）內地生絲價格的動向

內地市場的情況又如何呢？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能夠反映內地物價長期變化趨勢的史料少之又少。1884年1月，蘇州和杭州織造呈上的1883年采買報告中，提供了一些關於內地絲價走勢的信息。茲錄於後：

市場較之同治初年，逐漸遞減，然與道光、咸豐年間，尚多軒輊。本年蠶多受傷，絲收大減，價因之增。雪白經絲每兩銀三錢一分六厘，亮白緯絲每兩二錢九分四厘九毫。

眾所周知，江浙絲產區中以太湖周圍的杭州、嘉興、湖州三府產量最豐，質量最好。三府之中又以湖州府的產量最多，府下的南潯鎮、菱湖鎮、雙林鎮是三個最大的生絲產地和集散市場。清政府入關後在京城內設有京織染局，在外設江寧、蘇州、杭州織造局。杭州局靠近產絲地，而江寧、蘇州二局須到湖州府的南潯、雙林、新市等地采購。各種絲價由織造呈報督撫，還須取具地方官府證明並無浮報冒領印結，再報明內務府，以防弊漏，因此織造府采買價格的動向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反映了產地價格的動向。

上述報告顯示，產地絲價的長期走向從低到高應為道光、咸豐年間（1821—61），光緒年間，同治（1862—74）初年。80年代中期產地價格雖有所回落，但仍遠遠高於4、50年代的價格水平。對比同一時期的上海絲價，可知光緒期間產地價格雖有下跌，但其跌幅遠較上海為小。

此外，1872年創刊於上海的『申報』中記載的一些數據資料也可資利用。現將『申報』各年有關絲價的數據整理列為表1。這些絲價是每年新絲上市時所在地絲行的收購價格，地點包括蘇州、杭州、鎮江和南京，時間跨度為1877年至1910年的30余年。由於這些數據缺乏長期的連貫性，單憑這些數據對內地絲價的變化趨勢作出全面統計尚存在很大困難。儘管如此，參以其他資料說明，亦可知其大略。

為了更形象地說明問題，現將表中的數據平均以後顯示於圖1內。從圖中可知，相較於倫敦和上海，內地絲價的波動更為激烈，而且經常和上海價格作相反運動，在1883年甚至發生了內地價格反高於上海價格的現象。上述蘇州、杭州織造的報告中說，由於受氣候影響，該年產地蠶絲減產，價格猛增，上等經絲（細絲）每兩約值銀三錢以上。據此推算，這一年上等生絲的產地收購價每擔約為506兩，遠高於同一時期每擔440兩的上海出口價格。

對於這一年產地絲市的情況，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在給本國的報告中作了更為具體的描述：

近日湖州絲價大增，開市之日每百兩洋三十元，玉峰絲每百兩三十三元，價格比以前增加一成。鄉間多造粗絲，因為市上細絲甚不景氣。買粗絲者爭先恐後，市面較之前為盛。

根據日本領事館提供的數據，我們可以計算出湖州玉峰絲的產地價格每擔為363兩，也高於同年上海的玉峰絲價。而1883年這一年，整個國際生絲市場的價格趨於疲軟，上海市場也受其影響，極不景氣。1883年6月22日的『申報』「論本埠時景」中有這樣的評述：

今年新絲色澤竟有不及陳絲者。夫出絲少，則絲客收絲必不能如往年之多，而鄉價必形昂貴。而絲色則不足以動西商之目，而銷場必見遲滯。如此絲業，諸人又將何以求利。

上海市價疲軟，銷場停滯，而產地絲價儘管絲質欠佳卻因歉收不斷攀升，以致當年生絲貿易幾乎陷於停滯。因此，『申報』發出了商人難以獲利的感慨。

以上反映的是內地絲價的情況。19世紀70年代以後，中國生絲的出口價格已取決於國際市場，但內地絲價並不以上海行情為轉移，仍然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兩者的相關系數也只有0.15，相關程度極弱。

（三）絲織業與生絲需求

內地生絲的價格究竟是由什麽決定的呢？其實上述日本領事館的報告中已經透露出一些信息，那就是內地絲價還要受到內銷市場價格的作用。在展開分析之前，讓我們先對蠶絲業的生產略加說明。江浙一帶的自繅白絲，可粗略分為細絲和粗絲兩種。細絲大致上只用幾粒繭繅制，要選用上等繭，價格較高。除用作織物的經絲以外，還出口國外。粗絲則用10多粒至20余粒或更多的繭繅制，用的是次等繭，售價較低，只作織物的緯絲用，一般不出口國外。因為繅絲工作需在蠶成繭後的十余天內完成，而春繭收獲前後又正值麥收和播種季節，所以養蠶農民在這一段時間裏都極為忙碌。下面引用的日本領事報告表明，一人一天的繅絲量細絲只有粗絲的三分之一。雖然細絲的售價較粗絲為高，但繅制起來費工費時。如果請人幫忙繅絲，因為這段時間的工價昂貴，更會增加細絲的生產成本。因此，只有細絲的市場價格高過一定比例時，農民才會選擇生產細絲。同治『長興縣誌』卷八『蠶桑』記載：

邑中向只做兩緒粗絲，近因粗絲與細絲價甚絕（夷商只收細絲），遂皆做細絲。雇人做絲，一日須工錢六百文。或有先來相助育蠶者，謂之蠶忙，工價亦甚昂。

同治『長興縣誌』修於同治12年即1872年，所以上述記載可以看作是對同治時期長興農村的描述。記載顯示，由於細絲與粗絲價格懸殊，長興農民紛紛放棄以前的粗絲生產，轉而繅制細絲。當然，細絲生產的人工投入比粗絲要多。即便如此，細絲生產的回報仍然是豐厚的，這也正是刺激養蠶農民轉向外銷市場的主要原因。光緒年間，情況又有所變化。1883年日本領事在報告中說：

湖州四鄉以細絲出產最多，而價亦獨貴。近年來細絲銷場停滯，粗絲銷場反盛，下等細絲和上等粗絲的價格相仿。繅制細絲三日才可得一車，而粗絲一日就可得一車。繅絲須在蠶成繭後的數日內完工，雇人做絲，工價甚昂。所以當粗絲與細絲的價格懸殊不大而銷場又好時，湖州各鄉爭做粗絲，產量數倍於往年。

當外銷市場停滯、出口絲價疲軟時，湖州各鄉又改繅粗絲，轉而投放國內市場。可見，養蠶農民根據市場行情隨時調整著生絲的種類，以期獲得最大的利潤。

湖州和長興都是傳統的蠶桑區。19世紀60年代以後，在江蘇的太湖北部和浙江的錢塘江以南地區，出現了許多新興的蠶桑產地，其中最負盛名的就是無錫和紹興。1880年6月21日『申報』「無錫絲盛」一文，這樣描述無錫蠶桑業的興起：

向年無錫、金匱兩縣，飼蠶之家不多。自經兵燹以來，該處荒田隙地，盡栽桑樹。由是飼蠶者日多一日，而出絲者亦年盛一年。

無錫蠶桑業發軔於太平天國戰亂以後，其發展勢頭在80年代也未減弱，終於在甲午戰爭以後成為中國最大的原料繭供應地。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繅絲廠興起以前，無錫絲輸出的比重並不大。據海關貿易報告，無錫絲“運至上海輸往國外者僅占十分之四左右，其余供織綢之用”。

再來看一看紹興。1897年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的官員前往紹興、蕭山一帶考察，事畢在考察報告中寫道：

紹興一帶向不解蠶桑。粵寇之亂，杭州、湖州及嘉興避難者多至紹興，遂開其端。蕭山一帶亦然。其絲悉為織綢之用，未曾輸往歐美。

太平天國戰爭期間，原蠶桑產區的農民避居紹興，繼續植桑養蠶，促使該地蠶桑業興起。但其絲只用於織綢，反映了新興蠶桑產地在興起過程中與內銷市場關係緊密。

絲織是中國歷史悠久、最負盛名的手工業，其中尤以江浙為盛，並形成南京、蘇州、杭州三大絲織業中心。太平天國運動中，江南絲織業遭到嚴重破壞，19世紀70年代逐漸恢復，80年代以後有了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80年代土絲出口卻呈現出下降趨勢，『海關十年報告』分析其原因稱：

生絲供應的不足現象須從別的方面加以解釋，至少一部分是由於對中國絲織品需要的增長。絲織品的輸出正在大量增加，過去十年內幾乎增加一倍。看來可以斷言，本地織機所需要的絲愈多，則用以供應國外市場的絲就愈少。

另據統計，1880-94年中國絲織品出口增長了兩倍，而據『中國實業誌』第八編記載：

考鎮江綢品，由來已久。初名線縐。前清光緒間，（甲午前）為該業最盛時代，有三千機。出品以披風為最盛，約一丈余長，多銷朝鮮。綾綢線縐盛時，行銷兩湖、北五省及東三省，亦甚多。共年值三百萬。

甲午戰爭以前是鎮江絲織業最為輝煌的時期，除了內銷以外，還出口到國外。總的來看，光緒（1875—1908）前半期，國內絲織業呈發展趨勢，殆無疑義。這也是當時粗絲生產與銷售興盛的歷史背景。

綜上所述，19世紀70年代以後，受國際絲價影響，江浙生絲的出口價格大跌。與此同時，生絲的國內銷場卻呈現出興旺之勢，起到了提升內地價格的作用，使內地絲價的下跌程度尚不甚顯著，這就促使蠶桑區以前受利潤誘使轉為外銷的部分生絲再次轉為內銷。筆者將在第二節中考察這樣的生絲貿易對絲商這一群體所造成的影響。

三

絲業公所對市場的控制及其局限性

（一）生絲商人的動向

鴉片戰爭前，廣州一口通商，當時從事江浙絲外貿業務的多為閩廣一帶的商人，也有一些是產地絲行。他們將生絲由江浙產區運至廣州，再由廣州十三行經手賣與外國商人。鴉片戰爭後，外貿中心轉移至上海，閩廣商人逐漸為絲產區的商人所取代。在上海，代理這些內地絲商售貨給洋行的是絲棧，絲棧具有牙行性質，一般設有倉庫，代客堆存貨物，供應客商食宿，有時也自己或者作為洋行的代理人下鄉采購。總之，當時出口生絲的流通形態大致可分為三種：一種是內地絲行購絲後去上海銷售，即內地絲行（自營販運的商人）→絲棧（代客買賣的牙行）；另一種是絲棧來產地收購，即絲棧（自營販運的商人）→內地絲行（代客買賣的牙行）；還有一些從事生絲貿易的商人，他們在產地和上海都沒有聯系機構，購銷兩頭都需要牙行進行中介，即絲行（代客買賣的牙行）←自營販運的商人→絲棧（代客買賣的牙行），這些流通形態和現在作為獨立交易主體的商人之間的交易形態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姑且將之稱為“客商―牙行”體制。

鴉片戰爭後，經營出口貿易的絲商往來於產地和上海之間，其中有像胡光墉一樣的大商巨賈，也有將幾百兩的生絲放在鋪蓋卷內從無錫肩挑至上海的小商人。19世紀50、60年代，生絲出口貿易的利潤十分可觀，一些湖州商人短期內一躍而成為巨富。這一方面是當時產地和上海兩地價格相差懸殊所致；另一方面，湖州商人擁有商業信息方面的優勢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開埠初期，語言不通，商情閉塞，內地商人運絲到上海與洋商交易，必須假手通事作中間人。當時的絲通事多為湖州出身，湖州絲商可以憑借與他們的人脈關係，及時瞭解上海市場的價格及供需狀況，“壟斷”商業信息，這也是開埠初期經營出口貿易的商人中湖州商人占了絕大多數的主要原因。自行販運商人的利潤來源，主要是取自於產地和上海之間的價格差。他們在產地低價買進，在上海高價賣出，從中賺取價格差額。因此買賣生絲時商人必須隨時密切注意各種生絲的輸出價格。如果比其他商人和生產者早一步知道價格上漲的消息，就可以在內地價格起來之前大量購進，囤積居奇；反之，早一步知道價格下跌的消息，又可及時脫手，避免損失。因此有人說，開埠初期，“經營絲業者，茍非得親戚故舊之為絲通事者為之介，則資本雖未盡數虧蝕，但絕無余利可得。”這些話雖過於絕對，但也側面反映了開埠初期掌握商業信息對生絲貿易的重要性。

可是，70年代以後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1871年海底電報線通至上海後，中外商業信息變得極為靈通。生絲交易的情況每天都刊登在報紙上，哪家絲行通過哪個絲棧以多少價錢賣給哪家洋行多少生絲，人們只要看第二天的報紙就一清二楚。所謂“電報流通瞬息於萬里，貨之盈絀，價之低昂，盡人皆知，無可掩飾”，這說明當時的上海市場已經具有很高的透明度，使得一些老牌湖州商人已無法憑籍擁有的人脈和信息優勢“壟斷”出口貿易了。不僅如此，市場信息的公開還加劇了商人之間的競爭。國外或上海市價上漲，會引起辦絲者往內地搶購競買，多運多販，這往往又會造成口岸生絲積壓，不得不競相降價求售。正如當時上海商界人士所說，“夫電報之為用，凡報軍情、傳警信，其用為至神也，而獨於商務既不甚相宜。數萬里之外消息傳來，某貨缺而價驟漲，爭相辦貨，比運至而來，貨已多，不得不貶價以售，此一弊也。”1879年新絲上市時，“因聞外洋蠶信歉收，各客湧辦來申，以致買盡地頭，壅塞申浦，絲價日賤”。到了10月7日，生絲商人們不得不在『申報』刊登啟示，倡議“各宜盡心待時，不可再蹈前轍，緩緩疏通，則吾業將來或有可為。如果再去湧辦前來，則前貨未消，後貨又到，仍有壅塞之虞。況吾業屢年受虧匪輕，前車可鑒，各宜慎之”，其意正是勸說商人不要盲目競爭，以裨於挽回損耗。

當時商人販絲，一般采取的是“待價而沽”的經營方式。每年根據市場動向和年成豐歉，適時應變，相機決策，覺得有賺頭才會去產地購絲，然後運至上海俟價漲後再行出售，市面壞時有些年份可能根本沒有經營。1876年意大利蠶繭歉收的消息傳到上海後，上海絲價從6月開始暴漲，南潯“四象”之首的劉鏞也開始購進生絲，但他獲利後即行出售。其後絲價繼續上漲，其他商人都嘲笑劉鏞脫手太早。不料到這一年10月，上海絲價突然暴跌，以前嘲笑劉鏞之人虧損甚巨，“始服府君之遠見”。可見，即便像劉鏞這樣的大商人，其經營方式也不過是“待價而沽”。這種經營方式的投機性和危險性極大，因為商人在進行購銷活動時需要時刻把握住國內外市場跳動的脈搏，不能有絲毫的疏忽和差錯，以免影響對商情的正確判斷而作出錯誤的決策。如果決策正確，可以賺取豐厚的利潤，反之亦然。在開埠初期，這種經營方式尚具有一定的成效。到19世紀70年代以後，由於產地與上海間價格差縮小，商人運貨到上海，並不一定能馬上做成生意，使得這一經營方式的風險徒增。1892年1月26日的『申報』載文回顧1891年的生絲貿易情況指出：

自春徂東，行情竟無上落。業此者雖不致有虧損，而座耗利息，已非輕淺。老於絲業者謂，今年通盤核算，每包須耗至十一、十二兩，則所傷亦不貲矣。推其故，皆緣申地之行情未大，而內地之抄價已高。正如俗語做帽候頭大，頭之大不知何時，而帽已成陳物。如此做法，又安得有賺。

文中形象地把待價而沽的經營方式比作“做帽候頭大”，並指出這種方法在市面不好時會增加貸款利息等成本開支，使商人處於進退無據的危險境地，表達了那個時代的商人要求改變以往經營方式的迫切願望。

（二）絲業公所對市場的控制及其局限性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一下產地生絲的流通機構。在江浙絲產區，每年4、5月新絲上市，各地商人載銀前來收買新絲，蠶農大都自行挑絲到絲市出售，絲市上有各種各樣的收絲機構。以湖州南潯為例，咸豐『南潯鎮誌·物產誌』云：

其絲行有招接廣東商人及載往上海與夷人交易者，曰廣行，亦曰客行。專買鄉絲者，曰鄉絲行。買經造經者，曰經行。別有小行，買之以餉大行，曰劃莊。更有招鄉絲代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領頭，俗呼白拉主人，鎮人大半衣食於此。

在南潯，依收購生絲的種類和目的的不同，收購生絲或加工單位的名稱也不同。廣行，又叫客行，這是專供與廣東商人交易及自己運絲載往上海銷售的一種收購單位。資料顯示，客行的經營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受客商的委托代為收購，按照所收數量收取傭金，既通常所說的牙行。在這種經營方式中，牙行只是中介交易的第三者，對於牙行來說，經營的數量越大，傭金收入越多，而交易本身賺不賺錢對牙行沒有什麽影響。另一種則是客行自行販運生絲到上海銷售，客行成為交易行為的主體，通過交易產生的利潤和債務也都由客行承擔。此外，收購經絲的絲行叫經行，在本地收絲供本地之用者叫鄉絲行。又有所謂劃莊，這是專門買絲然後轉賣給大行的一種小行。在湖州一帶，還有很多代農民售絲給絲行的中間商人，叫小領頭，俗稱白拉主人。在這段資料中，小行將生絲轉賣與大行，似乎表明產地多層次的收購網絡已經形成，但是，光緒『菱湖鎮誌·物產誌』在記述當地絲行時的表述卻略有不同：

其專買鄉絲，載往上海與夷商交易者，曰絲行。別有小行，買之以餉大行及買絲客人者，曰鈔莊。更有招鄉絲代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領頭，俗呼白拉主人，鎮人大半衣食於此。

小行在南潯稱為劃莊，在菱湖被稱為鈔莊，除了將絲轉賣與大行外，還直接與外地客商交易，執行客行的職能。這表明，在產地的收購過程中各個流通機構相互聯系，形成一定的等級關係。但是，這種等級結構並不是固定的，次一級的流通機構經常會向上一級延伸，執行上一級流通機構的職能。這一事實，從上述客行時而代客買賣、時而自營販運到上海的經營方式，也可得到證實。換言之，生絲流通中的各個流通機構並不為特定的商人所壟斷，具有開放和流動的特性。

前面提及，19世紀70年代以後，由於生絲的出口市場行情疲軟，價格下跌，加之商業信息靈通，導致商人間搶購競賣之勢加劇，絲商的經營利潤已大不如前，處境艱難。1879年5月19日的『申報』刊登了一則題為「整頓絲市」的消息：

杭嘉湖絲業，近年來，各絲客心性不齊，以致日形萎頓。今歲重新創建會館，諸事整頓，亦是同業董事諸君一片苦心。今三月有徐潔笙司馬，擬連年絲業之虧損，皆由搶新買賣、客不齊心所至，故擬今年發信湖屬各絲業諸同行，概俟小滿十日後開市，俾得鄉客出售，絲市準繩價目與市情相合，買賣均可把握。……惟菱湖鎮稍有不妥，未得舉行，必為菱湖鎮小領頭即小主人梭說。若各絲行只圖買賣，並再任小領頭做主，不急為整頓市情……。

舊時商人一般按照出身籍貫及行業，分別組成團體，這種團體或稱會館，或稱公所。太平天國運動期間，不少會館和公所受到損害，有的因商人四散而職能中斷，有的因建築、簿籍被毀而使機構陷於癱瘓。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以後，一批會館公所紛紛恢復重建。上面的資料顯示，70年代末絲商之間的競爭已十分激烈，以致絲業連年虧損。上海杭嘉湖絲業會館的重建正是在這樣一種形勢下進行的，其重建的目的就在於減少同業競爭，保護同業利益。為了防止同業間競價收購，擡升絲價，在絲業會館的倡議下，湖州各地絲行厘定新章，議定了統一的生絲收購日期，不準自行搶新買賣。可是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小領頭們的反對，在湖州生絲生產和流通三大中心之一的菱湖鎮，該章程並未得到執行。

會館公所的這種試圖通過厘定同業章程來限制競爭的做法，實際執行起來的效果究竟如何？通過對80年代中期南京絲市的考察可略知其大概。1886年6月26日的『申報』這樣描述當年的南京絲市：

新絲將次登場。首事議定五月初一開秤。……本年城南絲行，自膺福街沙灣至湖南會館，共四十二戶。自釣魚臺至新橋，共十六戶。城北北門橋亦有十九戶。其中有帖者只三分之一。膺福街王某，每遇新絲上市，即租帖分莊，任情兜攬，同業畏其狠戾，皆不之較。今歲四月下旬，王租得吳姓長炘德記招牌，首先買絲二十二兩。同業察出，議罰酒宴兩席。王以首事未經通知為辭，首事初以王某無帖，不在議中，至是只得認過受罰。

一般來說，舊時絲行設立時須領有戶部頒發的部帖，交納一定的稅金以後才準開業。但是根據上述資料可知，南京總共77家絲行，無帖者就占了三分之二之多。19世紀末考察中國蠶絲業的日本人也曾指出，“內地買賣生絲者並不限於有帖之人。縱觀現今內地的實際情況，沒有部帖的人也公然開設絲行從養蠶農民処收買生絲，他們這樣做在法律上沒有任何問題。”然而公所卻是有帖絲行的組織。從上述公所首事“以王某無帖，不在議中”一文也可得知，公所厘定的章程雖然對入會行號有一定的制約力，但對非入會的商人是沒有任何約束作用的。因此，在公所以外同業商人大量存在的情況下，通過公所來約束同業的效果也非常有限。

其實，為了有效減少同業競爭，維護同業利益，對同一區域內的絲行數目也應加以限制。但從上述資料可知，當時的有帖絲行經常一貼幾用，即在各地設立分莊，甚至將牙貼租給他人使用，這也在客觀上起到了加劇競爭的作用。實際上產地絲行的經營多是季節性的，而且有的絲行在有些年份可能沒有經營或轉租給他人，這也造成了絲行業的開放性和流動性，給公所控制絲行帶來很大難度。上述資料中提到的王某正是租賃了他人的牙貼設立分莊，並不顧絲行議定的統一收購日期，先發制人，搶先購買，結果被絲業公所查獲。值得註意的是，公所對王某的處罰不是吊銷營業執照之類與經營有關的內容，而是責令他擺兩桌酒席宴請同人。這是舊時會館公所對違反規約之人通常采取的處罰方式，並不能從根本上督導同業切實遵守公所規約，各地經常是禁則自禁，犯則自犯。

公所除了上述統一收購日期外，還在新絲上市時，由各絲行約定日期，在公所集會，議定統一的收購價格。1878年6月6日『申報』登載了一篇報道，題為「絲價難定」，對絲價的制定過程作了具體生動的記述：

十一日，蘇郡各絲行開秤。先一日，同行議價。以本年各處陳絲價格昂貴，所出新絲繁旺，又倍往年。若開秤時定盤過小，則鄉人挾絲不售，既恐市面零落；如其定盤過大，又慮新絲堆積，銷路不通，必致跌價折本，是以同行再三酌議。至十二日，以每兩作英洋二十四元開價。是日貿絲者蜂屯蟻集，應接不暇，自辰至午，價已跌至十八元雲。

儘管該年為蠶絲豐收之年，絲業公所仍在價格制定上煞費苦心，而且公所定價實際高於市場價格。由上述資料可知，蠶絲的供需情勢是公所定價的決定因素，而影響市場供應情況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年成的豐歉；二是蠶農們有意識地挾絲不售，囤積居奇，從而造成市場供不應求的脫銷局勢，這是人為制造的市場供求情況。公所雖然經過協定，開出了收購價格，但是公議牌價並不是劃一不二的，蘇州絲業公所事先議定好的價格到開秤之日的上午就已經不能維持了。而1889年5月30日『申報』「杭絲開秤」也曾對杭州的公議牌價進行過這樣的報道：

杭城向來開秤十日內，市價或起或落，即早晚亦不能同價。故鄉人均懷觀望之意，每多藏絲以待，不肯立時出售。各絲行雖已定價開收，而所收之絲，實屬有限，必俟十日以後，市價方有定盤。各鄉之絲亦遂紛至踏來，盡有自早至晚未經絲行開看需次日再售者。今已議定新章，開秤定價通歸劃一。不準彼此歧異，任意兜攬，暗中伸縮。清晨開價後，當日收價不準增減，以致早晚不同。

由這段資料可知，蠶農們在新絲上市時，往往用觀望不賣的辦法，故意造成市場人為缺貨，迫使絲行擡升收購價格。等絲行擡價後，遠近農民蜂擁而至，絲行來不及拆看檢查，農民就借此作弊。不準公所成員“彼此歧異，任意兜攬，暗中伸縮”，這恰恰表明了公所成員內部人心也不齊，其中不乏擡價競購之人。因此公所雖有公議牌價，但所定價格或起或落，甚至一天之內變動好幾次，為此絲業公所又新增了公議牌價開出後一日之內不準變動的規定。但據1897年『申報』記載，“杭州新絲於本月初三日開市。各行先日公議，擬定價值每兩二百六十文。是日清晨，鄉人貿絲者寥寥無幾，均不肯售。後聞至二百七十五文，始行開秤”，說明至少在杭州，直到19世紀末，公所的公議牌價都沒有得到切實有效的遵守。

（三）養蠶農民與絲行

長期以來，一般認為養蠶農民被牢牢地拴在“封建性商業網”中深受剝削，只能聽從商業資本的擺布。但從上面兩段資料中可知，蠶農對市面還是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前面已經提到，養蠶農民在細絲價格上漲時改繅細絲，而當細絲價格低落時又轉而繅制粗絲，這說明在生產上養蠶農民是可以隨意選擇的。江浙農民繅絲，除了一部分留作自家織綢以外，相當部分被儲存起來，以便隨後陸續賣出，換回他們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幾乎沒有人將生絲一次性賣完。據清末考察江浙蠶絲業的日本人稱，蠶農“大多有投機之心，不會將繅絲量的全部一次性拿到市場上去賣，通常是等到絲價上漲後再行出售”，體現了養蠶農民分散風險結構的靈活性。而且蠶農不僅生產生絲，通常多兼營農業，完全靠賣絲來維持生活的人只是極少數。養蠶規模大的農家，市場的應變能力也大，沒必要急著賣絲。不僅如此，他們經常臨時投機，囤積居奇，這些人影響市面的力量相當大。而那些急於把生絲脫手換取現金收入的蠶農，當絲價過低時則多將生絲典與當鋪，所謂“賣主因價太賤，均不願售。有急需者，每入長生庫，俟價漲，再行贖出脫售”。這樣的例子在『申報』上還有很多。在絲價過低時將絲典當，這是養蠶農民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而主動選擇的一種商業行為，不能簡單地將其看作是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

可見，養蠶農民除了生產的自由外，還有賣與不賣的自由。蠶農將絲拿到絲市上賣與絲行，也不受特定的絲市和絲行的限制。在市場條件苛刻的情況下，還會采取其他方法來加以對抗。『申報』對蘇州絲市有如下記載：

鄉人入城賣絲，有接貨者為之赴行銷售。或論值包銷，或上市代賣，取其酬勞。其人伺立於閶門城內，遇鄉人之負絲者，迎候道旁，與之接談。鄉人每恐行夥上下其手，故皆願聽接獲者之所為。……有某甲負絲一百余兩，行至中市。有接貨者，迎謂曰，今日貨價滯鈍，當與君私售與某機戶，偷免捐厘，則可多得一、二元。

這裏所謂的“接貨者”就是前面提到過的湖州的小領頭，養蠶農民願意通過這些中間人將絲賣於絲行或直接銷售給機戶，以此來改善自己在交易中的地位。這段資料還有一點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那就是它揭示了絲行和中間人之間的關係。在這個問題上，以前學者大都認為中間人與絲行互相勾結，壟斷收絲，操縱絲價。但是從上述資料可知，中間人除了代農民售絲於絲行、收取一定的傭金外，還從養蠶農民手中收買生絲然後轉賣給絲行，這個時候，中間人完全成了與絲行有利害沖突的一方。因此，不能簡單地將他們看成是絲行的從屬勢力，他們和絲行之間也不斷存在著緊張關係。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看前面提到的菱湖鎮的小領頭反對絲業公所實施統一開秤日，就可不言而喻。

綜上所述，雖然相對於商業資本養蠶農民處於不利的地位，但這並不意味養蠶農民只能聽其擺布，完全沒有與商業資本對抗的能力。實際上他們一方面依靠本身固有的條件，一方面利用商人間的矛盾進行著各種各樣的對抗，而中國商人之間缺乏組織性，也在客觀上為他們與商業資本對抗提供了條件。

四

結語

19世紀70年代以後，江浙絲失去了在世界生絲市場上的優越地位，生絲的出口價格緊隨國際價格，進入了一個長期下降與停滯的時期，曾經在50、60年代為劉鏞等冒險投機商提供了活躍的舞臺，使生絲出口呈現出興盛之勢的高絲價時代宣告結束。隨著電信和報紙的普及，上海的商業信息變得越來越公開，從而加劇了商人之間的競爭，這對已經陷於不振的絲商經營無疑是雪上加霜。在這樣的形勢下，內地的絲業公所試圖通過制定諸如統一生絲收購日期和價格等章程來排除同業競爭，維護同業利益。但是由於當時存在著大量的公所以外的同業商人，公所制定的規約並不能得到切實有效地遵行，中國傳統社會開放、流動的特性，給規約在實際執行中造成很大障礙。

五口通商以後，以移動商人和中介者為基礎的傳統流通機構並未發生根本變化，出口生絲沿著蠶農→絲行→絲棧→洋行的軌跡一級一級地向外流通，這一般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以為上一級的流通機構對下一級擁有絕對的主動權，可以毫不費勁地向下轉嫁自己的損失。但是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那樣，“客商—牙行”體制在結構上缺乏組織性，導致其上下間的損失轉嫁也不可能順利進行，從而阻礙了通商口岸對內地的控制，這也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內地市場仍然沒有捲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而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重要原因。這種情況何時、又因為何種原因而發生變化，將另文再議。

[責任編輯、校對：鍾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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