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中国企业家杂志:如何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中国企业家杂志 辛庄课堂 2022-10-15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欢迎关注 xinzhuangketang

张维迎著| 海南出版社 2022年6月
“本书既是写给学者的,也是写给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我希望我的经济学同行们读一读这本书,和我一起反思主流经济学的缺陷,纠正对市场的误解;政府官员读一读这本书,少一些‘致命的自负’,多一些对市场的敬畏;企业家读一读这本书,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高瞻远瞩。”
这是北大教授张维迎在其新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序言结尾部分的一段话。而对一般读者来说,他相信只要认真读完这本书,也“会对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经济有一个新的认识,对经济政策有一个更加理性的评判”。(张维迎新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序言 点击蓝色字体阅读原文
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像推销文案?骨子里却透着一股自信。事实上,自1984年在《读书》杂志发表第一篇文章《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以来,过去38年里,“企业家”一直是张维迎的研究主题,他的大部分著作及论文里都有企业家的身影。
在他看来,企业家是不安现状、会主动去寻找机会的那一批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不变的,即那种“敢于冒险、不守常规的创新精神”。这种精神相当程度是天生的,但是后天能不能将其发挥出来是需要学习的。
从最初“企业家”还是个贬义词,到如今“企业家精神”写入中央文件,几十年间风云变幻。张维迎坦承自己最近几年才真正彻底明白了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有意思的是,他认为,不论学者、官员、企业家还是普通人,要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必须先理解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
第一、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不是基于数据和计算,而是基于想象力和判断;第二、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第三、企业家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企业家有超越利润的目标。(点击蓝字阅读张维迎《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连载之一连载之二连载之三连载之四连载之五
这也意味着主流经济学中的外部理论、反垄断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都需要改写,产业政策也失去了理论依据。在最近的一次媒体采访中,张维迎甚至将其研究结论与主流经济学之间的背离,比喻为“日心说”和“地心说”的差异。他认为自己构造的以企业家为核心的“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远比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有说服力。
“用标准的经济学是理解不了企业家的。”回顾这几十年的历程,张维迎说:我研究企业家,是为了改变人们的观念,改进企业家的生存环境;是希望通过呼吁政府进行更深入的改革,让我们的产权制度、法律环境、文化氛围变得更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更有利于企业家创业和创新。
这本书主要关注四个问题:一、真实世界里企业家如何做决策?二、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三、企业家是做什么的?四、什么样的制度生态最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它既是张维迎对自己企业家研究历程的回顾,也是对过往几年企业家精神相关思路的梳理。

01

真实世界里企业家如何做决策?
一个优秀的企业和一个平庸的企业差距有多大?不会超过5%。这种差距究竟是什么?张维迎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差距。
哈耶克对知识的本质有过深刻的阐述,他将其分为科学知识和实践知识两类,我们简称为“硬知识”和“软知识”。后者是指没法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等方式表达和传播的知识,比如非常主观、个人化的诀窍、直觉等,但它对决策非常重要,特别是创造性的决策。
企业家和管理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就是他们制定决策所基于的知识不一样。企业家主要靠软知识,管理者主要靠硬知识。不理解软知识的重要性,就不可能理解企业家精神。哈耶克甚至认为,正是对实践知识的藐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
如果能用数据预测出未来,就不需要企业家,只需要管理者,甚至机器人即可。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测基于自己的心智、想象力、警觉性、自信心、判断和勇气。任何可以通过统计模型做出的决策,都不是企业家的职能,知识日常管理工作。
19世纪上半叶美国企业家弗雷德里克•图德将冰块从北方运到南方、最后成为“波士顿冰王”的商业故事,生动诠释了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对盈利机会的警觉性、简单化、想象力、毅力和耐心。其他描述企业家精神的词汇还包括:冒险精神、好奇心、创新、自信、果断、偏执、有担当、不循规蹈矩、英雄主义等。
但研究企业家近40年,张维迎更想强调“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
英特尔公司第五任CEO保罗•欧德宁在不到退休年龄、尚未确认继任者人选时突然辞职,是因为自己在应对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业务时决策失误,被认为是“英特尔史无前例的误判”。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他承认通过测算低估了苹果手机的产量,亲手扼杀了成为第一代iPhone处理器供应商的机会。
他想通过这个故事说明: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经济学和管理学中讲的决策,是基于数据和计算的科学决策,最优选择是唯一的;而企业家决策是基于直觉、想象力和判断,没有标准答案。
另一方面,企业家决策不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对于真实世界的企业家来说,不仅资源、技术和消费者偏好不是给定的,甚至游戏规则也是可以改变的。没有能力改变约束条件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目标,是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假设。但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真正追求的不是利润,而是成功的事业。他们受到三个非金钱动机的驱使:建立自己的私人王国;征服对手,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对创造性的享受。不然你很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企业家屡败屡战、有的早就财富自由了仍在打拼。
基于对“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的结论,张维迎因此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真实世界的企业家不是按照理性人决策模型做决策,那么“市场失灵”的理论就推导不出来,政府干预政策也就没有了理论基础;打垮垄断者的应该是新的企业家,而不是政府的反垄断部门;产业政策不仅不会奏效,还会带来资源的巨大浪费。

02

为什么企业家容易成为“仇富”的对象?

消除对企业家的偏见,是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基础。
对商业活动的仇视与对企业家(商人)的偏见,也就是俗称的“仇富”,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是一个普遍现象。在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西方,商人不能从政,被封为贵族;在传统中国社会,“士农工商”,商人在底层,民间更有“无奸不商”的说法。不仅落后地方的人“仇富”,发达国家的人也会如此。
基于过往学者及自己的思考,张维迎将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归因为两点:心理学的原因是嫉妒心,认识论的原因是对知识的误解。
嫉妒心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看到别人有但自己没有并且渴望有某种东西时,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受,甚至心生怨恨。引发嫉妒的东西包括财富、名声、美貌、才能等等,它不同于羡慕,后者是自己想得到,而前者是希望别人失去,无论自己是否能够得到。
嫉妒心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的影响远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平均主义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嫉妒心的产物,大家都一样,就谁都没有优越感。在这个世界上,富人总是少数,所以平均主义在任何社会都有民意基础。然而这样的制度安排只能“杀富”而不能“济贫”,因为已有的财富可以没收,但本可以创造的财富不可能没收。
嫉妒的认知基础是零和博弈思维。它意味着社会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一个人得必然导致另一个人失,有人变富一定是有人变穷。如果社会是正和博弈,那么每个人都有致富的机会,富人并不会侵害穷人的利益,只要你努力就行。
现实中,一般人不明白企业家为什么能赚钱。他们既不像农民那样下地干活,也不像工人那样出力流汗,凭什么腰缠万贯?特别是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对物质形态的产品贸易做任何改变,为什么就能赚钱?一定是既骗卖者又骗买者。
而经济学家对人们正确认识企业家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人们的认知从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亚当•斯密让人们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利己不仅不损人,而且是利人的最有效方式;赚钱多少与道德无关,靠商业致富的人不再背负道德枷锁。
企业家精神要想得到有效发挥,人的嫉妒心必须受到抑制和化解。如果企业家成功了就遭众人嫉妒,每个人都可以瓜分他的财富,失败了大家就幸灾乐祸,还会有多少人愿意做企业家呢?因此,一方面要通过法律保护私有财产,另一方面还需要用道德规范加以引导。
张维迎建议,在认知层面,一是把企业家精神的使用当作特殊形式的劳动,二是建立正确的市场理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因此经济学家有责任建立一个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市场理论,把知识的分散性和主观性当作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把分散知识的有效利用当作经济的基本问题,真正理解企业家是如何创造财富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正”不重要,恰恰相反,它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公正,就没有市场经济。真正的公正是法律上的平等和人格上的平等,这样定义的公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要求。

03

什么样的生态最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早在30多年前写《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一书时,张维迎还以为中国缺少企业家资源。现在回过头看,中国的问题是企业家资源被错误配置了,本来可以做企业家的人都去做官了。

《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转向了企业界。中国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历了四个大的浪潮:一是上世纪80年代的农民企业家,虽然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他们非常具有冒险家精神;二是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下海”潮,陈东升将这些企业家称为“92派”;三是世纪之交留学归国人员和有技术背景的人主导的创业潮,诸如百度、腾讯、新浪等企业均在此期间涌现;四是2010年之后更年轻的一代企业家在网约车、网络游戏、在线教育、外卖、短视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业。
但在任何社会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具有足够高的企业家才能。怎么能够确保真正具有这一才能的人经营企业,这就需要一种机制。在牛津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张维迎发展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试图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中,资本所有者处于那么重要的地位、它与企业家精神有什么关系。这个机制就是资本雇佣劳动。
这是因为,如果任何人可以不受约束地拿别人的钱去办企业,赚了利润是自己的,亏了损失是别人的,那么势必有太多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混进这个队伍;如果一个人必须拿自己的资本去冒险,那他就会掂量一下:我究竟是自己去做企业呢,还是交给别人做更合适?而现实中很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并没有足够的资本,这就使得资本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种选择企业家的权力。
硬币的另一面,是资本所有者必须承担选错人、搞砸企业的风险,他们必须积极选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经营企业,并因此获得企业所有者的职能,这个职能进一步延伸到现在的股份制企业。而拿到风险投资的企业家,也必须受到投资者的监督和约束。

那么,政府能否替代企业家和资本所有者呢?在张维迎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政府官员并没有企业家那样的经营才能。企业家是特殊人才,需要对未来做出独立判断,不能人云亦云。企业家是不害怕犯错的人,政府需要的是不犯错的人。企业家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政府官员则是按正确的程序做事。
其次,政府官员没有企业家和资本所有者的那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家做出错误的决策,可能就破产了;资本所有人选错了人,也要自己承担风险。要让政府官员像真正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那样为自己的决策承担风险,是很不容易的。
此外,政府不能替代企业家和资本所有者,也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有关。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不可能由政府规划,只有留给市场中的企业家去试错;也不可能由政府资助,只能由市场中的投资者自己去判断。政府要扮演企业家和投资人角色时,必须按照程序化的统一标准,但创新没有统一标准。
关于保护权利和保护利益的区别,张维迎认为,创新离不开法治,而法治应该保护的是每个人的权利,不是任何人的利益。他特别想强调的是,保护利益的观念与创新不相容。因为任何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都会损害旧技术旧产品的利益。如果保护利益受损方,就必然妨碍创新的进程,也会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他最后提醒的一点是,价值观的冲突会给企业家带来很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来自政府,也可能来自民间,而且要比过去40年大得多。贸易是一种和平的力量,企业家在化解价值观冲突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也应该有所作为。
整理|周春林
来源|《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插画|中企图库




BOOK




往期精彩文章
刘世锦:关于当前国家经济“稳增长”若干问题的看法
西安记忆|刘成章:忘不了那碗羊肉泡

张维迎:商学院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影响力 

西安记忆|阎琦 :富仁先生二三事

辛庄课堂宏村教学基地首次课程成功举办


感谢您关注“辛庄课堂”。本公众号由“辛庄课堂”制作并享有版权;转载、摘录、引用、改编、阐释本号原创文章的部分或全部须获得授权并注明出处;若未经本号许可,将追究其相应责任。该平台引用的部分内容、图片、音/视频属于相关权利人所有,请相关权利人与我们联系协商相关授权事宜。谢谢!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