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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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邓小平诞辰118周年纪念日。虽然他已经离世25年了，但人们仍然发自内心地以各种方式怀念他、纪念他，因为人民不会忘记，是他改革了僵化的体制，是他让中国融入世界，是他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
“小平，你好！”这是人民对内心爱戴的领导人的真心表白，在邓小平诞辰纪念日之际，让我们一同翻开《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置身那个风云变化的年代，重温伟人风采，再道一声“小平，你好！”。
《邓小平时代》由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历经十年写就，通过海量文献资料及珍贵回忆采访，对邓老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做了翔实的叙述。该书既具学院研究的严谨专精，又对中国现实政治与事理人情有透彻把握，被誉为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著作。以下内容摘自《邓小平时代》中国大陆版序和该书前言《探寻邓小平》。
写邓小平并非易事
作者：傅高义
这本书起初是用英语写的，读者是西方人。我的看法是，我们这些哈佛大学的教师，不仅有教导自己的学生之责，还有进行研究以增进学识和为公众撰文著书之责。因为公众要投票选举，所以，我们有责任尽我们所能，通过教学、写作和公开的演讲，来提高公众的理解水平。
“二战”以后，费正清教授在哈佛大学创建了东亚研究中心来推进我们的东亚研究，同仁们感到在教学之外，我们尚肩负着为研究和著述建立牢固基础的责任。1972年接替费正清教授成为中心的主任以后，我感到有责任促进我们对东亚的发展的了解。我们感到自己对教育美国公众有着特殊的责任，但是我们也认识到，亚洲知识的建构需要合作努力。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合作，通过研究项目增进理解、分享看法，力图使全世界有相关兴趣的人获得这些知识。
2000年我从哈佛大学退休时，就想集中精力进行研究，来帮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我认为，要想了解今日之中国，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历史，特别是自1978年邓小平开始领导造就了当下中国的一系列进程之后的历史。10年来，我致力于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基础是如何从1978年开始奠定的。
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
写邓小平并非易事。1920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文革”期间批判他的人想搜集他的错误记录，但没有找到任何书面证据。为正式会议准备的讲话稿均由助手撰写，有记录可查，但其余大多数谈话或会议发言都不需要讲稿，因为邓只靠记忆就能做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条理分明的讲话。此外，就像党的其他高层领导人一样，邓小平严守党纪。即使在“文革”期间和妻子儿女下放江西时，他也从来不跟他们谈论党内高层的事，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邓小平批评那些自吹自擂的自传。他没有写自传，并且坚持别人对他的任何评价都“不能夸大，不能太高”。事实上，邓很少在公开场合回忆过去的经历。人们都知道他“不爱说话”，出言谨慎。因此，写邓小平和他的时代，相对于通常情况下研究某位国家领导人，是一项更不寻常的挑战。
遗憾的是，我从来无缘与邓小平本人会面并交谈。1973年5月，我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成员初次去北京访问时，见过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高官，但没有见到邓小平。那次访问给我留下的最强烈印象之一是，邓小平刚刚结束了“文革”下放回到北京，高层内部正对此事议论纷纷，对于他将担任某种重要角色并带来重大变化抱有很高的预期。担任什么角色？带来哪些变化？我们西方人都在猜测，但谁也没有预料到后来20年中国行将发生的巨变，以及中国的未来会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位非凡领导人的努力所推进。
我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1月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招待会上，当时我离他只有几步之遥。这个招待会是一次盛大的集会，来自政界、媒体、学界和商界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齐聚一堂，庆贺美中两国正式建交。我们参加招待会的很多人已相识多年，过去常在香港见面；当中国对大多数西方人紧闭大门时，香港是中国观察家聚会的重要地点，在那里我们分享最新消息或传言，力图穿透竹幕。而我们中一些人已久未谋面，于是热切地攀谈叙旧。此外，举行招待会的国家美术馆的音响效果十分糟糕，不是个适合演讲的地方，从扩音器中完全听不清邓小平和翻译在说些什么。于是我们这群聚在一起的中国观察家同行朋友继续着自己的交谈。据接近邓小平的人说，这群叽叽喳喳、心不在焉的人令他懊恼。然而他给我们大多数在场的人的印象，是他如何像对着一群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的中国听众一样念着讲稿。
因此，我要了解邓小平，就像一个历史学家要去了解自己的研究主题一样，只能通过研读文字材料。而关于邓小平一生的不同方面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纪事。尽管邓小平告诫写作者不要吹捧，但在官方或半官方的历史写作中，褒扬英雄、贬抑他人的传统在中国依然流行。由于另一些官员也会有秘书或家人写一些溢美的文字，细心的读者便可以对这些不同的记录进行比较。党史专家中也有一些出于职业责任感而秉笔直书的人。
非常幸运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我得到了包括党史专家、学者、前官员在内的很多中国人的支持，他们耐心地帮助一个渴望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理解这个国度。我还与很多博学的中国人进行了非常好的合作。使我同样感到幸运的是我进行这项研究的时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档案已经向公众开放了。邓小平的年谱、文选和其他文件都已经出版，使得确定日期和人名变得很容易。今后数十年里，除了现在已经出版的很多曾经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人撰写的回忆录，还可能会有更多的文件可资学者利用。但是我的研究是在邓小平去世不久后进行的，这样我就可以访问其他了解邓小平的人，包括他的家人。
1980年7月，邓小平与家人在武汉东湖宾馆
我知道，对外国人来说，要理解中国之事的种种细微之处是非常困难的。我尽我所能同对邓小平有不同看法的人交谈，其中既包括非常敬仰邓小平的人，也包括批评他的人。同时，作为外国人，我很容易接触到很多曾经见过邓小平的，或者保存着至今为止中国人尚不能轻易得到的与邓小平的会谈记录的西方人。我尽力摒除自己可能有的偏见，尽量客观地看待邓小平领导时期的种种状况。
邓小平在被人问起他在中国的作用的时候说，不要夸大他个人的作用，在写他和他所处的时代时，既要写在他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也要写错误。我希望，假如邓小平今天还在世，他也会承认，不管我的书中存在什么问题，但还是努力按照他的“实事求是”的教导做的。
在试图理解邓小平和他的时代的过程中，我阅读了赞扬他、批评他或者努力以学者的方式做研究的人所写的著作。我从中获益良多。
我尽力客观地对待邓小平的言行，也没有掩饰我对邓小平的钦佩。我认为他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一个当时还承受着“大跃进”和“文革”后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我希望中国人民认可这本书是对理解改革开放时代的一次严肃的尝试。我期待继续和中国大陆朋友的探讨，也希望继续理解邓小平和他在中国所起的作用。
当然，时代在变，看法也在变，不过，我相信，讨论的过程和不同的见解会为增进理解提供更多的新机会。
傅高义（英文名：Ezra Feivel Vogel，1930年7月—2020年12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作家，精通中文和日文，著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邓小平时代》等作品，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他1961年开始在哈佛学习中文和中古历史，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1972年他作为费正清的继任人，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年被选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
主笔：李勇
策划：马琳
编辑：一舟
运营：王雪洁
出品：忆库数字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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