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巨流河》，应该再来读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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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推荐大家读许燕吉著《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这是一位80岁老人的自述传记，这是一份需要哭着读完的人生记忆。
许燕吉在80岁高龄完成了这部传记的出版，3个月后，她便于2014年1月13日撒手人寰。
81年前的1933年1月13日，许燕吉出生在北平，生与死居然都是同一个日子。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正文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作者对自己生日的戏谑：“我的生日按洋迷信讲是最糟糕的：13日，还正巧星期五。属猴的一般是1932年生人，可我是腊月，跨了年到了公历1933年元月，也可以说是1932年的13月，一个生日占了两个‘13’，还赶上星期五，大不吉利！”
这“大不吉利”的一生是从一位备受呵护的幸福女孩开始的。燕吉这个名字是外祖父取的，“燕”指出生地北平，“吉”自然是吉利、吉祥之美意。
名门之后许燕吉是民国时期的大学问家许地山之女。
许地山何许人也？
许地山1893年出生于台湾，在广东长大。1917年入读燕京大学，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和神学学士学位。
1921年1月，与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等12人，在北平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小说月报》。
1922年8月，与梁实秋、谢婉莹等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留学。
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人类学及民俗学，两年后获牛津大学研究院文学学士学位。
1927年，回国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和宗教学院任副教授、教授，同时致力于文学创作。许地山的代表作《落花生》被选入小学课本，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许燕吉两岁时，因父亲许地山赴香港大学任教，全家搬到了香港。
许燕吉与父亲许地山
许燕吉全家福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收入颇丰，许燕吉家境优渥。
她在书中记述说：“我们到香港的第二年就买了一辆小汽车，是奥斯汀7，只有两个门，到后排坐得放倒前排的椅背。过两年，将奥斯汀7换成了奥斯汀8，有四个门，车也大了些。爸爸上下班，参加集会，或外出游玩，都是妈妈开车接送，有时也捎上我和哥哥。每当有节日庆典，妈妈就拉上婆婆和袁妈、刘妈到闲市区去看景。香港净是盘山窄路，急转弯又多，妈妈从未出过事故，驾技实在是高，她可能是中国第一位夫人司机了。”
许燕吉儿时的玩伴有不少英国人。她在书中写道：“我们楼下住进来一家英国人，姓梭特，有一个男孩儿叫迈克（Michael），比我哥哥小一点儿，比我大一点儿。西边那幢楼也住了一家英国人，有一个男孩儿叫肯尼斯（Kenneth），比我哥哥大两岁。放学后，他们三个一起玩。没有女孩儿，我也只好跟着他们。他们爬树，我上不去。他们爬导水管子翻上护坡，我也上不去，一转眼他们就跑得不见踪影了，我只好哭看回家。”
6岁时的许燕吉
1941年许地山猝死于香港，这一年许燕吉只有8岁，这位富家小姐的人生从此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许地山死后仅4个月，香港沦陷。
家庭剧变之后，一场国家的灾难又降临到8岁的许燕吉头上。日军攻击时，一家人在香港东躲西藏，差点被炸死。
在历史和人生的十字路口，母亲选择带着她和哥哥逃往内地，而没有选择去台湾。随后，一家人辗转漂泊于湖南、贵州等地，颠沛流离，苦不堪言。
1950年，许燕吉的母亲有机会到香港大学处理许地山的后事，但母亲仍然没有想到借机带着孩子们去香港或父亲的老家台湾。
当时，许燕吉正在准备高考。高考后，许燕吉兴奋地进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但随后等待她的，是一段又一段跌宕起伏的悲剧人生。
1958年1月，许燕吉在政治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后被开除公职。
此时，她已有孕在身，无奈返回南京，不料胎死腹中。
同年9月28日，许燕吉被判刑（有期徒刑6年，附加刑5年）。
12月25日，丈夫与她离婚。
从一个名门闺秀变为阶下囚。25岁的许燕吉，开始了监狱生涯。
1964年刑满释放后，她又不得不留在女子监狱“就业”，如此又是5年。
待她走出高墙，已是1969年末，此时的许燕吉，36岁。
出狱后，燕吉被下放到河北滹沱河畔，一个极其贫困的地方。
1971年，许燕吉因生活所迫，嫁到了陕西农村，丈夫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
1971年，许燕吉与第二任丈夫魏兆庆
1979年平反回到南京，许燕吉成为江苏省农科院副研究员。
许燕吉在《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书中说：“我生活在动荡的岁月，被时代的浪潮从高山卷入海底：国家干部变成了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其间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称得上传奇故事。”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是一位80岁老人的自述传记，也是一部真实得近乎残酷的20世纪中国史。
80岁的许燕吉
读这本书时候，我时常想起同时代的另一位名家才女——齐邦媛。1924年出生的齐先生一个月前刚刚去世，享年100岁。
齐邦媛的去世引发人们对其著作《巨流河》的大量推介和关注。
台湾新版《巨流河》
齐邦媛生于辽宁铁岭，流经她家乡的辽河在清代名为巨流河，《巨流河》的书名即来源于此。
齐邦媛的父亲是国民党政界人士齐世英，他早年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民国期间，历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执委、立法委员等职。1949年去台湾后，任立法委员。
齐邦媛（右一）与父母兄妹
齐邦媛1947年到台湾，1968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做研究，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第一任外文系系主任，后一直担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她一生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东西方文学交流贡献良多。
《巨流河》也是齐邦媛在年逾八十的时候写下的一部自传，她以细腻而恢弘的笔触，从东北巨流河写到台湾哑口海，以自身际遇见证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时代变迁。
大陆三联版《巨流河》
齐先生在《巨流河》序言中解释她的写作动机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日本人侵略惹来两颗原子弹也写个不休，而中国人自20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却渐渐被湮没与遗忘。而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的她，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斗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齐邦媛与许燕吉的写作动机几乎完全一样，但她们的人生轨迹却迥然相异。从齐邦媛的身上可以看到，假若许燕吉1941年或者1950年也去了台湾，她的一生也许就是另外一番模样。
“时代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身上，可能就是一座山。 而我们偏偏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之中。”如果你把《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和《巨流河》这两本书放在一起对照着读，你一定会对这句话有更深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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