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朝吐蕃占领凉州后，采取“体制部落化，生活吐蕃化”政教方略，保持了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的相对稳定，其统辖河西的政教方略对凉州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全文约2326字，阅读约需6分钟时间。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安史乱后，朝廷征调河西兵将东进“勤王”，边防空虚，曾与唐朝在西域互争雄长的吐蕃王朝趁机出兵攻占河西地区。广德二年（764年），吐蕃围攻河西重镇凉州，唐朝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兵败出奔甘州，凉州陷落。直至咸通二年（861年）张议潮收复凉州，吐蕃统辖凉州长达97年。为了长期有效地统治凉州，吐蕃统治者采取有别于唐朝的政教方略，力图改善民族关系，发展属地经济。吐蕃统辖河西是一段特殊的历史进程，其有别于少数民族中央政权如元朝、清朝等对地方的统辖管理，也有别于东晋十六国的河西割据政权和西夏王国对其属地的统辖管理，对于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历史影响。为了实施“以蕃治汉”，吐蕃贵族在政权建制方面，推行军政一体化管理，在社会教化和思想统治方面，推行佛教思想，力图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吐蕃在军事扩张过程中为适应管理区域化、集团化的需要，逐渐形成了节度使制度。吐蕃占领河西、陇右地区之后，就在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设立东境节度大使，节度大使之下，分设青海、鄯州、河州、凉州、瓜州五节度使，分别管理沦陷地区。王继光、郑炳林在《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一文中，曾排列出吐蕃统治河西的职官序列，称各节度使之下有乞利本、节儿（监军）、都督、部落使、判官、乡部等行政官员。以上职官序列中的“节儿”以上官职皆由吐蕃人担任，“节儿”以下官职分别由汉人和吐蕃人同时担当。这样的规定，表面上看为了便于对汉人地区的统辖管理，其实质是以节度使制度彻底取代了唐朝设立的州县管理体制，由之而取消了县以下的“乡”“里”基层社会组织，推行与吐蕃本族生活习俗相适应的“游牧化”部落建制。吐蕃统治者将“乡”改造为部落，管理部落的官员则称为“部落使”。部落使是河西汉人在吐蕃统辖时期经常担任的官职，敦煌文献《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中有“前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阴伯伦、同卷《大蕃纥骨萨康再荣建宅文》中有“沙州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P.4638），以及曾任部落使的阎英达等都是汉人官吏。
值得注意的是，汉人部落的部落使，由吐蕃人和汉人同时充任，汉人名为“部落使”，其角色不过是“部落副使”而已。敦煌文献《愿文》中谈到：“有我皇太子殿下与良牧杜公爰[及]须节儿、蕃汉部落使等皆风清台阁，德映朝庭。”（P.2326V）《丑年（821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中载：“宣子趁入所由印用，麦八驮，付张剑奴；驴一头，与部落使乞心儿。”（P.3774）“乞心儿”是龙藏的父亲，显系吐蕃人，曾任汉人部落的部落使。由此可以推定，吐蕃统治者任汉人为下层官吏是为了弱化阶级矛盾，但汉人官吏仅是协助吐蕃官吏的辅佐而已，这样的任职情形在基层小官吏中更为普遍。《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部落最基本的单位是千户，千户之下是小千户（五百户），小千户之下为百户、十户。其中十户是最基层的社会单元，称为“勒堪”，每一个“勒堪”都实行精密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样一来，吐蕃以部落管理体制取代了唐朝的乡里体制，权力触角一下子探到底层社会管理层面。开始推行强硬的“蕃化政策”，强迫汉人说蕃语，改从吐蕃服饰。《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载：“并南蕃之化，……抚纳降和，远通盟誓，析离财产，自定桑田。赐部落之名，占行军之额。由是形遵辫发，体美织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敦煌文献S.6161、S.3329、S.6973、S.11564、P.2762）《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中也有“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之语。（P.4638）由此可见，吐蕃统治者占领河西后，曾以强硬的措施迫使汉人说蕃语、左衽而服、辫发、纹身，甚至从婴儿就开始做起。其目的就是逐渐消除语言、风俗、传统等民族间差异隔阂，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统辖目的。在吐蕃占领河西之前，佛教在蕃地已经相当兴盛，崇佛渐成吐蕃社会的传统习俗。《新唐书•吐蕃传》称，“（吐蕃）喜浮屠法，习呪诅，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吐蕃攻占河西先后经历了二十多年，攻占沙州（敦煌）时用时最久，除沙州军民顽强抵抗的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敦煌多佛寺石窟，吐蕃将领普遍崇佛而不忍用兵攻打。为了保护这一佛教圣地，最终采用盟约方式和平占领了沙州。吐蕃推行“以蕃治汉”经略方针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着重利用佛教来安抚沦陷区的人民。吐蕃统治时期，河西佛教非但没有受到抑制，反而取得了较大发展，特别是河西石窟艺术取得了新成就。
据研究统计，吐蕃统辖敦煌时期在莫高窟新开石窟达57个，补绘或重绘洞窟26个，总计达83个，约占敦煌石窟总量的12%。[2]17石窟艺术在固有汉文化与吐蕃文化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吐蕃供养人，甚至赞普的形象也出现在壁画之中，反映出很明显的吐蕃化现象，极大地丰富了河西佛教的内容。除原有的石窟、佛寺外，吐蕃统治者还兴建了一大批新寺院，如天祝县的天堂寺就是在这个时期修建的。仅敦煌一地，吐蕃占领后新建寺院9所，僧尼数目达700多人，比初期增长了一倍以上。河西佛教异常兴盛，出现了不少著名的高僧大德，如昙旷、摩诃衍、法成等。昙旷代表了河西佛教与吐蕃佛教的接触时代，被视为吐蕃占领河西后，统治者与河西佛教界合作开始的标志。摩诃衍以研究禅法而名播河西走廊，是唐朝中叶汉地佛教在吐蕃的代表人物。在拉萨著名的“吐蕃僧诤”事件中摩诃衍因“舌战群僧”而彪炳史册。出身吐蕃民族的高僧法成自幼深受藏地佛教文化的影响，是一位汉蕃宗教文化交流的使者。这些大德高僧精通梵、蕃、汉等多种文字，翻译和撰著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他们的弘法译经活动促进了河西佛教的蓬勃发展。
程对山，笔名北野、郑西北、陈三北等，作家，编剧，文史研究、文博策展、文创设计及宣传策划工作者。中国作协“志愿文学奖”、全国“铁观音”“普陀山”“大美武夷”文学奖获得者。个人独著《走进武威》《风在风里絮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