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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皇后区被砸死华妇的纽约故事:大胆的梦想、终生的爱情,在暴力中瞬间毁灭

ChineseinNY 纽约华人资讯网 2022-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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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译:Schnappi
来源:纽约时报



【编者按】

2021年11月26日早,马桂英(GuiYing Ma)在皇后区的家门口打扫卫生时,与佩雷斯(Elisaul Perez)“发生口角” ,随即被对方用石头砸倒在地。昏迷数月后,2月22日晚,马桂英因抢救无效离世。


马桂英来自辽宁,四年前和丈夫高占新(Zhanxin Gao)来到纽约,高占新以在餐馆打工和帮人清洗抽油烟机赚取生活费,马桂英则做一些杂活补贴家用。这个月,高占新就要带着妻子的骨灰回国了,他们在纽约留下的不只有遗憾,还有人性的光辉。


“无论我去哪里,我都会带你去,”在他们抵达美国后不久,高占新对他的妻子马桂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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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胆的计划


他们离开家乡,一起奔赴6500英里外的纽约,寻找各种工作机会,只要能给家里寄钱就行。他们的计划是最后能回到孙辈身边,为他们提供大学学费,使他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马桂英和她的丈夫高占新,只在中国东北的抚顺市出过几次远门。



他们同岁,又是儿时的同学,他们生活交织在一起的时间比他们近40年的婚姻还要长。他们的生活大多是俭朴和劳动——在钢铁厂工作,在市场卖蔬菜。两人都没有学过英语。


但在2017年,他们决定申请签证,希望能赚到他们在中国赚不到的钱。他们有一个儿子,觉得有责任继续支持他和他的孩子。“每个人都说美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想去最好的,”高占新在面试时告诉签证官。


高占新和马桂英打算来美国工作,并把钱寄给他们在中国的儿子。


许多人警告这对夫妇,他们年纪太大,经验不足,不能出国旅行。但他们无法拒绝最后一次冒险的机会。


于是,那年6月,高占新和马桂英来到了纽约皇后区——两个满头银丝的小人物带着三个行李箱。


一天后,急于工作的高占新坐上了去费城的大巴。一个朋友帮他在那里的一家中餐馆找到了一份炒锅的工作,还提供免费住宿。11天后,他回到了留守纽约的妻子身边。


马桂英一看到他就开始哭泣,并拥抱了他。她感觉自己被抛弃了,非常害怕。高占新对她做了一个承诺。


“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了,”他说。“无论我去哪里,我都会带你去。”


高占新后来为他的房东工作,房东经营着一家更换和清洁餐馆厨房油烟机的公司。马桂英则在一家面包店工作,每天为丈夫做早餐和晚餐。有时,她会花20美元坐大巴去康涅狄格州的赌场,只是为了拿到40美元的代金券,然后转手卖给别人。他们对自己的财务规划非常严格:等待商品打折,接受捐赠的衣服,在附近的教堂领取免费餐食。


高占新一直很喜欢马桂英温文尔雅但精神饱满的样子。她是那种喜欢和男孩子们一起玩雪橇而不喜欢跳绳的女孩。反过来,她也钦佩他的谦逊和诚实,以及他对弟弟妹妹的关心。他们相濡以沫,视对方为生活的“同谋者。”


去年秋天,他们开始谈论回国的事宜。


这对夫妇与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的合影。


感恩节过后的一个早晨,在高占新去上班后,马桂英走下三层楼梯,来到科罗娜社区的103街。她开始打扫附近一栋空楼的人行道,房东是个好心人,她经常招待他馒头和面条,整理一个经常散落着垃圾的地方是她另一种表达感激的方式。


马桂英开始清理通常打扫的六个街区,经过当铺、带蓝色遮阳篷的洗衣店、多米尼加餐厅和希腊东正教教堂。她在上午8点左右到达了位于第38大道的大楼,大楼的边上有一个绿色的木栅栏,上面涂满了涂鸦。


几分钟后,61岁的马桂英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脸上沾满了鲜血。有人用石头砸破了她的头。



“我会照顾她的”


涉及亚裔的暴力事件没有放缓。即使全国已经恢复到新冠大流行前的状态——给人提供了一种回归正常、新时代已经到来的感觉——但受害者的人数仍在增加。


今年1月,40岁的高惠民(Michelle Go)在时报广场地铁站被人推下铁轨身亡。接下来的一个月,35岁的李尤娜(Christina Yuna Lee)被人跟踪到她位于唐人街的公寓后,身中数十刀死亡。两周后,在曼哈顿,一名男子因殴打七名亚裔妇女的脸部而被捕。


截至3月中旬,纽约警察局记录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数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大多数袭击事件缺乏被作为仇恨犯罪起诉所需的具体证据。这并没有让更多的社区感到警觉。种族主义是可以感觉到的,即使并不总能证明。


在这个时刻,那些不断被卷入其中的年长受害者,提醒着人们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使是最脆弱的人也无法幸免。


这就是为什么在11月26日下午,高占新在艾尔姆赫斯特医院(Elmhurst Hospital)惊愕地发现自己的妻子陷入了昏迷。他看着她缠着绷带的头,淤青的眼睛肿得合不来,发际线上有干涸的血迹,他无法控制地哭了起来。


“那时候我疯了,”他用普通话回忆道。


在那段期间,高占新不得不在工作和妻子的病床边来回穿梭。


马桂英很快接受了手术,以解决脑部出血的问题。她骨折的颅骨被切除了一部分,还需要进行气管切开术——在气管上做一个切口,以帮助呼吸。她的头部插了一根管子,以便排出液体,另一根管子进入她的胃部以输送食物。


医生说,即使醒来,她身体的左侧也会瘫痪。


“我会照顾她的,”高占新发誓。


一连几个星期,他都会去看妻子,握住她的手,呼唤她的名字。他谈到了回忆、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并仔细观察她的脸,看是否有任何清醒的迹象。“醒过来吧,”他恳求道。“你不想念你的孙子吗?”


终于,在2月初,高占新兴奋地发现马桂英的眼睛睁开了,右臂和右腿也能活动了。


他喊出一些他认为可能有助于她康复的指示——伸直你的腿,眨一下眼睛,移动你的手指。


他对任何似乎是回应的轻微动作都感到高兴。“没关系,”他鼓励道,“你累了,慢慢来。”


马桂英的情况在好转。尽管她面无表情地躺着,但她的眼睛却盯着他。


“我看到你就很高兴,”他告诉她。“看到我你高兴吗?”



一场美国式的逃亡


他们是铁矿工人的孩子,在政府住房中长大。


高占新在十年级后辍学了。他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但没有通过。马桂英读完了九年级。


他们在22岁时结婚。第二年,他们迎来了儿子高杨(Yang Gao)的出生。


当高占新在钢铁厂工作时,马桂英就一直在家陪着儿子。周末,他们会去帮农民清除玉米地上的杂草,每天的收入不到一美元。晚餐时,马桂英会坚持说她不饿,这样儿子就能多吃一份肉。


上幼儿园时,高杨带着一瓶苏打水去上学,比其他家长给孩子打包的苹果和橘子都便宜。他们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每当房主认为空间不够用时,他们就不得不搬家。后来,马桂英加入了高占新在钢铁厂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就是工作,”高占新回忆说,“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


今年3月,高杨抵达肯尼迪国际机场,高占新拥抱了他。


当高杨长大后,他们用自己的积蓄为他举办了婚礼,并帮助他开了一家便利店。


到2017年,高杨已经拥有了两辆出租车,能够让他的孩子过上不错的生活。因此,当他的父母提出出国计划时,他感到困惑,并敦促他们重新考虑。但高占新和马桂英表示想要继续供养他们8岁的孙子和15岁的孙女,这两个孩子在学校表现出色,将来可能是家里第一代上大学的人。


当高杨开车送他们去机场时,他请求父亲照顾好母亲。她最近从肾脏上切除了一个肿瘤。高占新向他保证,他们会安全的。


在妻子躺在病床上的那几个月里,高占新经常会回想那天与儿子的对话。为了在不眠之夜消除罪恶感,他一直开着电视,调到各种中国的电视剧。如果出现医疗场景,他就会哭起来。


他的吸烟量增加到每天一包,他越来越憔悴,食物主要是蛋炒饭,这是他会做的为数不多的饭菜之一。工作帮助他在医院看望妻子的间隙保持头脑清醒,并为回家的机票攒钱。他想象着自己照顾轮椅上的妻子的画面。


袭击发生后,高占新过着俭朴的生活,攒钱回中国。


但在2月22日晚上,高占新正准备睡觉时接到了一个电话。马桂英的心脏跳动得太快了,医生让他马上赶来。高占新冲到能在15分钟内把他送到她身边的地铁上。


走了两站,电话又响了。


他的妻子,他童年时代的女孩,他在美国的“同谋者”,已经死了。



这是我们能做的


33岁的佩雷斯lisaul Perez),在马桂英遇袭当天在现场被捕。


一名目击者告诉警方,马桂英当时正在扫地,佩雷斯与她发生了争执。法庭文件显示,随后,佩雷斯捡起一块石头砸向她的头部,将她砸晕,并使她摔倒在地。


视频监控显示,马桂英躺在地上时再次被同一物体击中。


佩雷斯曾多次被捕,包括抢劫、公开猥亵和人身攻击。


在马桂英的案件中,佩雷斯被控袭击和非法持有武器,但没有被控仇恨犯罪,后者通常需要种族歧视等明确证据。鉴于马桂英的离世,皇后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审查这些指控,佩雷斯的律师拒绝置评。


高占新只希望攻击他妻子的人会受到彻底的惩罚。在家乡,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亚裔,也没有过多考虑过种族问题。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亚裔美国人能感觉到与他的联系,一个社区为一个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的人给予了莫大的支持。


高占新和马桂英在纽约的公寓很简朴。马桂英在被袭击的那天早上离开家时没有戴假牙,几个月后,假牙仍然放在浴室水槽上方。


一位艺术家为马桂英画了一幅画,使得帮助她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非营利组织捐赠了一台iPad和虚拟治疗课程,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康复建议,律师为GoFundMe的资金建立了信托基金,还有民众自发守夜、追悼和留言。


这对夫妇的房东谢先生(Yihung Hsieh)在GoFundMe上用英文和中文发布了马桂英遇袭后的最新进展。它筹集了20多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亚洲捐赠者。


一位捐赠者写道:“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可能是我妈妈的人身上,我很伤心。”


47岁的谢先生为高占新发声,陪同他前往医院和参加大陪审团的庭审,翻译当局打来的电话。当他不在的时候,其他志愿者就会介入。


“作为第二代亚裔美国人,这是我们能做的最基本的事情,”28岁的法拉盛居民富尔顿·侯(Fulton Hou)说,他有时会为高占新做翻译。“我们不希望这些袭击被忽视,不希望这些生命白白逝去。”


众议员孟昭文在医院为高占新辩护,她说医院同意帮他减免沉重的账单。她还与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协调行动,在高占新的儿子希望见母亲最后一面的签证在最初被拒时进行干预。


在3月的葬礼上,39岁的高杨无法抑制自己的悲痛。他弯下腰,跪倒在母亲的棺材前,哭声响亮而悲恸。他说,他是来接她回家的。


在今年3月的葬礼上,高杨瘫倒在母亲的棺材前。



他们留下了什么


高占新将于本月和儿子一起启程前往中国,带着妻子的骨灰——这个女人本应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而他现在成了鳏夫。


他对来这里深感后悔。但也并不全是黑暗。


在纽约,这对夫妇发现他们对彼此的爱被放大了。


周末,他们黏在一起,每件差事和家务都一起做。高占新会坚持和马桂英一起包饺子,不愿让她一个人做这个苦差事。他们会并排站在厨房里,他负责捏面团,她就在每个面团里填上猪肉白菜馅。


他们一起近距离地观看了他们梦想中的纽约。一位朋友曾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陪他们去了时报广场、中央公园和第五大道的教堂。马桂英对这里的景色惊叹不已。


高占新和马桂英留下的印记中也有光辉。他们的世界可能很小,受到语言和生活方式的限制,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丰富了它。


袭击发生后,高占新继续工作,凌晨离开家。他把妻子遇袭当天戴的发带保存在公寓的一个抽屉里。


房东谢先生很快就喜欢上了这对夫妇。他自己的母亲死于癌症,在马桂英身上,他看到了母亲的形象,她会来看望他,给他送食物。而高占新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值得信赖和可靠的人,他喜欢每天和他一起工作,分享彼此生活中的故事。


“他们都很善良,很正直,”谢先生说,“像这样的人不多。”


马桂英还会给她的朋友玛丽·张(Mary Zhang)带来食物,并留下来为她打扫房间。当马桂英第一次来到皇后区时,她们就成了朋友,两人都来自辽宁省。66岁的张女士不能很好地走动,所以马桂英会定期来帮忙做家务,她也很乐意帮助张女士照看放学后的孙女,并拒绝收取任何报酬。


“她告诉我,‘别担心,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像姐妹一样,’”张女士用普通话说,“我在美国已经25年了,从来没有朋友像她这样。”


也许这可以被视为马桂英的“失败”,这种热衷于为他人服务的心态让她在去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丢了性命。


或者,也正是这种特质使她与众不同,让人铭记下的远不止是一场暴力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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