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 “代孕之州”纽约的三位代孕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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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The Cut
编译：胡安
编辑：江南
“我完全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强迫，我有法律权利，这项法律让纽约州成为代孕母亲的最佳州。对一个女人来说，有什么比选择对她的子宫做她想做的事更强大呢？”
波希娅·兹威克和请她代孕的准爸爸们计划在孩子出生前进行一次孕前拍摄。
42岁的波希娅·兹威克（Portia Zwicker）坐在她位于纽约北部的殖民式错层住宅的沙发上，还不太显怀。她6岁的女儿被玩具包围着，在房间另一边用橙色马克笔在画架上画猫。最近她睡觉时总是不舒服，所以波希娅在市场上寻找一款好的怀孕枕头。这是波希娅第三次怀孕了，但和第二次一样，她不准备带新生儿回家。
波希娅是一名科技作者和小提琴演奏者，她同时是妊娠带胎者，也被称为代孕母亲。当她在Instagram上看到推送的婴儿床和尿布产品广告时，让她松了一口气的是，她不必购买这些产品。“算法没有涉及到代孕，”她说。婴儿车和襁褓将由她的“准爸爸”负责，这对准爸爸是一对同样住在纽约的同性恋夫妇。她将获得4万美元的报酬。
有偿代孕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在1999年至2013年期间，有超过1.8万名婴儿在代孕母亲的帮助下出生。金·卡戴珊和坎耶·维斯特、克洛伊·卡戴珊和特里斯坦·汤普森、格莱姆斯和埃隆·马斯克、加布里埃尔·尤尼恩和德韦恩·韦德等名人都表示，他们使用代孕来壮大自己的家庭。尽管如此，美国的代孕行业在联邦层面上仍然不受监管，而且只有一半的州有法律来决定如何实施代孕。
1992年，在“婴儿M”案之后，纽约州彻底禁止了有偿代孕，并将其列为犯罪行为。在这起案件中，一名代孕母亲拒绝交出她用自己的卵子创造的婴儿。
但禁令并不意味着代孕行为完全消失。相反，这些安排发生在边缘地带，造成了一种法律上的不确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爆发纠纷——或者更糟糕的是，爆发医疗危机——任何一方都几乎没有追索权。代孕母亲没有法律保护来对抗可能剥削利用他们的准父母。而且这种安排的地下性质也让准父母变得脆弱：毕竟，在新生儿的出生证明上，代孕母亲被列为母亲。
现在，一切都开始改变了。2021年，纽约的《亲子安全法》生效，这是美国同类代孕法中最有力的一部。该法律使纽约的有偿代孕合法化，并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保护代孕母亲和准父母的条款。《代孕母亲权利法案》赋予代孕母亲许多保护，包括选择自己的医生的权利，同意所有医疗程序的权利，以及健康和人寿保险的权利，这些都需由准父母支付。《亲子安全法》要求纽约州卫生部监督和许可代孕机构——这些机构充当中间人，筛选候选人，匹配准父母和代孕者，并监督支付流程——这是美国其他州所没有做的。它还允许在医院的婴儿出生证明上列出非亲生父母。
代孕可能会引发两极分化的影响：左翼充满了女权主义的批评，认为此举将女性的身体商品化；在右翼，它引发了对同性恋家庭和生育自由的恐慌。2019年和2020年，当《亲子安全法》在奥尔巴尼辩论时，波希娅参加了几天的游说活动，在那里她描述了自己的第一次代孕经历，尤其是她是否感到被剥削或被胁迫。“我完全没有那种感觉，”波希娅说。“如果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就不会去做。”
辩论的另一方是格洛里娅·斯坦内姆（Gloria Steinem），她在一封给前州长科莫的公开信中写道，“危险不在于使用利他的代孕来创造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而在于本州将商业和利润驱动的生殖代孕产业合法化。”她和其他人认为，在美国，妇女将更容易受到剥削和贩卖，并进一步沦为二等公民。
这项法律的通过并没有平息批评。在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的几天里，波希娅和两位准爸爸的照片在TikTok上疯传。波希娅穿着一件红色长裙，护着她的肚子，两位准爸爸站在她的身后。这三个人是什么关系？她要把孩子送去领养吗？保守派作家贝瑟尼·曼德尔（Bethany S. Mandel）在推特上写道：“这是《使女》中的场景。”这条推文获得了1.2万多个赞。
当波希娅注意到反同评论慢慢涌入时，她关掉了TikTok上的评论。“这都是因为我穿了一件红裙子，饶了我吧，”波希娅说。至于裙子呢？从那以后她再也没穿过它。
波希娅说：“我完全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强迫，我有法律权利，这项法律让纽约州成为代孕母亲的最佳州，堪称‘代孕之州’。对一个女人来说，有什么比选择对她的子宫做她想做的事更强大呢？”
新法案下的纽约代孕
玛丽·贝思·怀特黑德（Mary Beth Whitehead）曾同意作为代孕母亲怀下婴儿M，并同意在婴儿出生时放弃了父母的权利，后来她为争夺孩子的监护权而斗争。
当一个人决定成为代孕母亲时，她的整个存在都会受到审视。
当波希娅向她的代理机构——纽约代孕中心申请代孕时，她心甘情愿地交出了从病史到驾驶记录等一切资料。采集了她的指纹并做了药检。根据美国生殖医学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和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的建议，代理机构会与潜在的代孕母亲进行面谈，寻找危险信号，比如情感、经济胁迫或吸毒成瘾的证据；生育诊所对候选人是否能获得体检证明有最终决定权。《亲子安全法》要求纽约州的代孕母亲必须年满21岁，并且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而且在受孕时不能使用自己的卵子。
波希娅可能是禁止代孕期间和开放之后第一个生产的代孕母亲。严格来说，她从未触犯法律：2018年，在《亲子安全法》通过之前，她帮助一个亲戚无偿代孕。波希娅得到了一些经济援助和医疗费自付费用的补偿，比如产前维生素和孕妇服装的费用，但她怀孕和分娩所付出的时间并未获得支付。婴儿是在紧急剖腹产后出生的，在出生证明上，波希娅被列为父母之一。在经过法庭诉讼后，她的名字才被删除，她的表亲收养了这个孩子。除了律师的建议和Facebook上一个代孕小组的鼓励外，波希娅基本上是靠自己来完成这个过程的。
这一次，波希娅在2021年6月通过她的机构匹配了她的准爸爸们，她现在在那个机构担任兼职外联协调员。与收养机构类似，代孕机构通常会为他们的代孕者和准父母创建资料供对方查看，描述他们的背景、兴趣、目标和绝对无法接受的事项，并在双方都感兴趣的情况下安排见面细聊。涉及的话题可以包括从“喜欢的食物”和爱好到实际问题：代孕母亲愿意为单身人士还是为同性伴侣代孕；代孕母亲和准父母的参与程度；代孕母亲愿意怀双胞胎或在孩子出生后提供母乳的意愿。
波希娅对于跟她配对的其中一个准爸爸是医生很满意，“考虑到有各种疫苗和对新冠的预防措施，这对我很重要，”而且她一直希望匹配到一对同性恋伴侣。
根据《亲子安全法》，代孕母亲有权对自己的身体做出一切决定，包括是否终止妊娠，所以代孕母亲的资料也可能包括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怀的胎儿有严重的健康问题，而准父母想要考虑终止妊娠，你会允许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纽约的代孕母亲现在有权选择独立的法律顾问，费用由准父母一方支付。波希娅的代孕协议是在律师们反复协商了三周后起草并签署的。她要求作出具体规定，例如，补偿她剖腹产后建议的八周恢复期间的工资损失。她还要求在与代孕相关的体检期间提供儿童看护服务。
总的来说，准父母支付的费用在10万至20万美元之间。代理机构收费从2万美元到6万美元不等，大多数与代理机构合作的代孕母亲可以得到3.5万美元到7.5万美元的补偿。此外，所需的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金额必须在产后12个月内达到至少75万美元。一些准父母自掏腰包，而另一些则通过贷款或在GoFundMe等网站上寻求捐款。
所有费用都通过代理机构和准父母建立的托管账户支付，其中不仅包括代孕母亲的补偿，还包括医疗、法律和其他杂项费用。如果代母收到账单，她会将其发送给她的代理机构，由代理机构通过托管支付账单。
波希娅·兹威克
2021年11月胚胎移植的前一天，波希娅戴着彩虹口罩，乘坐火车穿越全州，前往进行胚胎移植手术的诊所。当她到达时，她给准爸爸们发了短信，问他们坐的是什么车。他们说他们开着一辆银色双门车。波希娅立刻想到：我打赌这是一辆豪车，他们只是不想说出来。当她离开站台时，她发现一辆奔驰小轿车正等着她。她坐进车里时取笑他们。
“我们的关系很好，我可以跟他们开玩笑，”她说。尽管波希娅非常直言不讳，但讨论代孕收费仍然会让人觉得有点尴尬。在代孕界有一个常见的说法：代孕者是为她们的痛苦而收取费用的。就她个人而言，她不认为这是一份工作。
“我的意思是，当你开始使用工作这个词时，你也会陷入道德问题，”她说。那么，代孕更像是带津贴的兼职义务工作者吗？她说：“除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遵从医嘱外，我也并不承担任何义务。”到目前为止，她已经用大约一半的代孕费用来改造他们家的后门廊，剩下来的钱她没什么安排，只想着先存下来再说。
“它强化了我想要帮助别人的感觉”
克里斯蒂娜·布拉曼特
在上东区的一家餐馆，我见到了38岁的克里斯蒂娜·布拉曼特（Christina Bramante），此时她怀孕28周。那个2月的早晨，她刚饿肚子完成了用来检测妊娠期糖尿病的糖耐测试。她一边回答我的问题，一边大吃素食汉堡和犹太丸子汤。克里斯蒂娜在迈出这一步之前，多年来一直想做一名代孕母亲。她是伊利诺伊州的一名职业分娩护士和助产师，对怀孕的热情始于她12岁时目睹妹妹出生。
她说：“这是我现在看到的成千上万个孩子中的第一个。”
在这次怀孕之前，克里斯蒂娜已经和她的丈夫育有四个孩子。在她的工作中，她经常会见不孕不育或无法独自怀孕的夫妇。“它强化了我想要帮助别人的感觉，”她说。
她在2020年底开始寻求帮人代孕，与阿尔恰代孕机构（Alcea surrorogacy）合作，该机构总部设在德州，在纽约市设有卫星办事处，她现在在该机构任临床护士协调员。但当法律生效时，她遇到了障碍：在她的机构得到卫生局的审查和许可之前，所有的运营都必须暂停。接下来的三个月，克里斯蒂娜不得不等待。
她说：“这太令人失望了。在此期间，我们继续生活，把代孕放在次要位置，直到一切准备就绪。”当他们在2021年6月接到阿尔恰获得许可的电话时，克里斯蒂娜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克里斯蒂娜和她的丈夫正在用她的部分酬劳来翻修厨房。虽然关于代孕的人口统计数据有限，但根据《女性健康杂志》（Journal of Women 's Health）2018年的一项研究，在美国204名代孕母亲的样本中，28%的家庭收入在10万美元或以上。大约四分之三的代孕母亲的家庭收入至少在5万美元以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苏萨·伯伦德（Zsuzsa Berend）在她对该国最大的在线代孕论坛的研究中写道，外人在看待代孕时，往往会觉得孕母要么是冲着钱，要么是纯粹献爱心，好像两者不相容：“然而，代孕母亲是要把金钱补偿放在个人感情连接的背景下考虑，她们既会考虑寻求代孕者的个人故事，也要考虑实际的补偿。”
“这钱不是什么巨大的天文数字。并不是说，哇，你生这个孩子是有人付钱的，”克里斯蒂娜告诉我。“根本不是那样的。这只是公平。”
今年4月，克里斯蒂娜预感到自己快要临产，去了医院后羊水就破了，孩子很快出生。全程非常顺利，我们在她等待出院的时候通过电话联系了她。“我高兴极了，”她说。“整件事都很美。”
克里斯蒂娜一直在给婴儿泵母乳。
这次怀孕和她生自己孩子的感觉不一样。“我爱这个宝宝的方式很不一样。在我的头脑和身体里，我知道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她说。她说，新的州法令完美地发挥了作用：产前命令确定克里斯蒂娜是代孕母亲，而不是父母，该命令已经提交给法院，所以她没有出现在新生儿的出生证明上。
自从新生儿出生后，克里斯蒂娜就一直在泵母乳并寄送给对方家庭。根据合同的规定，她每周都能因此得到服务报酬，通常每盎司母乳为1美元。克里斯蒂娜使用从亚马逊购买的冷藏箱，将尽可能多的母乳袋紧紧包装起来，宝宝第二天就能喝上。她可以报销邮寄的费用以及各种吸奶用具的费用，也能向有需要的家庭捐赠额外的母乳。当她收到宝宝成长的照片时，她能联想到自己供应的乳汁是如何起作用的。
“一切都很顺利，”克里斯蒂娜说。“我的意思是，泵奶无论如何都不容易。但这是出于一个好的动机，是一种爱的劳动，”她说。
她还会做代孕妈妈吗？
“如果一切继续完美地进行下去，”她说，“我绝对会再做一次。”
感情的连接与冲击
布兰妮·赫林肖（右）和她为之代孕的准妈妈米歇尔·突尼斯森，布兰妮开玩笑称她为“重要的另一半”。
现年33岁的布兰妮·赫林肖（Britney Herringshaw）是一名居住在纽约州北部的房地产经纪人和行政管理人员，她在英国出生和长大。14岁时，她随父母和四个兄弟姐妹搬到了佛罗里达州。2018年，她带着三个孩子和丈夫唐尼搬到了纽约。她一直想成为一个代孕母亲，帮助其他人建立家庭。“我以为过一段时间这种感觉可能会消失，”她告诉我，“但事实并非如此。”除了利他主义的感觉之外，她还打算把赚来的钱存进孩子们的大学储蓄中。
随着亲子安全法通过，纽约的准父母可以与当地的代孕母亲合作，这减少了旅行和随之而来的费用负担。更近的距离也可以创造更亲密的关系。当布兰妮在2021年9月与她的准父母配对时，这段关系很快就建立了；她半开玩笑地称她的准妈、39岁的米歇尔·突尼斯森（Michelle Tunison）为她的“另一半”。
在寻求代孕之前，任儿科牙医的米歇尔与不孕不育斗争了大约十年。她第一次流产是在2013年。“那是我们第一次经历这种巨大的悲痛，”她说。她和她在美国空军就职的丈夫德鲁继续接受生育治疗，他们的儿子于2015年出生。
“之后我一直在努力，”她说。“一开始，我不想放弃对我身体的尝试。但后来我意识到，我不想放弃的是生孩子的机会。”每流产一次，她就变得更加焦虑。她想知道是否值得去看看他们还有没有尝试过的方法，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领养或代孕。她看了布兰妮的资料，“一见钟情”。
布兰妮开始注射激素，为胚胎移植做准备。从1月份第一次移植到验孕的这十天里，她觉得身体给了她积极的信号，她很乐观，很开心。但测试结果呈阴性。
“我很伤心，”布兰妮说。“这太出乎意料了，因为在那之前，一切感觉都是那么的积极。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代孕母亲权利法案》规定，代孕母亲有权在任何时间点接受心理咨询，费用由对方准父母承担。布兰妮决定试一下。她想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平衡米歇尔的经历和期望。另外，代孕有时会让人感到孤立。很少有人亲身经历过，所以很容易被误解。虽然布兰妮的母亲和兄弟姐妹支持她的选择，但她有一些困惑，也要面对一些年长亲戚的担心，他们认为她未来会很难“放弃”这个孩子。布兰妮也觉得自己在以白人为主的代孕世界中很突出；她很少在Facebook群组或诊所里看到其他混血代孕母亲。
当她寻求代孕时，布兰妮没有预料到她需要与她的准父母设定情感界限。她甚至不知道该问什么。“治疗师非常棒，因为她说，‘你需要问问自己，你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她说。治疗帮助布兰妮向米歇尔和德鲁提出她的需求，米歇尔和德鲁参加了尽可能多的医疗预约和超声检查。由于米歇尔自己在过去接受了多次试管受精，同时又有医学背景，她能给布兰妮提供比精神上更多的支持：有一次，她意识到布兰妮应该仍然服用强的松，并打电话给她们的诊所，诊所意识到自己确实犯了错误。
今年3月，布兰妮接受了第二次胚胎移植手术——这是一对双胞胎。移植后大约七周，她得知其中一个胚胎已经不能存活，但另一个显示出心脏活动。她怀孕了。
共同迎接新生命
做移植手术的那天早上，波希娅去了酒店对面的星巴克，像往常一样完成了她的药物治疗。她还必须喝水来让膀胱充盈，这样更利于超声波检查。她有专门为准爸爸和她自己设计的衬衫。她的衬衫正面写着“今天是移植日，我无法保持冷静”，背面写着“代孕母亲”。
她吃了安定，为手术做准备。手术完成后，波希娅没有任何感觉。
“我们拍了很多照片。诊所为我们感到很兴奋。这是他们在新法律下第一次在纽约代孕。这和上次完全不同，上次只有我一个人去，没人在乎！”2021年11月，在移植五天后，波希娅在FaceTime上和她的准爸爸们聊天，并透露了她的妊娠测试结果：阳性。下一个里程碑将是在六周超声检查时听到心脏活动。波希娅的第一笔款项将于那时发放，之后每个月发放，直至怀孕结束。
开始她的第二次代孕时，波希娅感到很自信：她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她说《代孕权利法案》中概述的保护措施让她感到安心。不过，她还是有些紧张：“我有点紧张的部分是我年纪毕竟大了一点，另外身体又要体验怀孕和分娩带来的疼痛。”
任何怀孕的风险都令人生畏。“这是一个大手术，”她在剖腹产前几周告诉我。“做手术总归会让人提心吊胆。你也听说过有时一个剖腹产手术也会出人命。很罕见，但事情可能会出错。”
7月25日，波希娅前往医院。第二天下午，一个女婴出生了。在电话里，波希娅描述了她在手术室里，心情远比事先猜想的要放松。她的丈夫迈克和她在一起，准爸爸们在另一个房间里等着。“当我听到她的哭声时，我有点热泪盈眶，”她说。
外科医生向她保证，新生儿很健康。但问她是否想看孩子时，波希娅拒绝了。她想让孩子的父亲们第一个看到自己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