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I评论|转型金融是一个“Journey”，行业实体和金融之间的认知缺口亟待弥补

来自气候债券倡议组织（以下简称“CBI”）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在全球债券市场收缩的大背景下，全球绿色、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挂钩和转型(GSS+)债券发行量达8585亿美元，较2021年下降24%。

在这些债券中，转型债券是唯一增长的类别，从32亿美元增至35亿美元，同比增长5%；转型债券债券交易数量25笔，增长率为178%。

其中，中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22年，中国绿色债券市场逆势增长，发行量同比增长35%，超过美国成为绿色债务工具的第一大市场。

中国的绿色债券市场在过去数年快速发展，纯绿项目支持度已非常高。当前，转型金融也开始成为债券市场的关注重点。但转型金融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远比传统绿色金融复杂。这块“硬骨头”，中国应该怎么啃？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9月3日，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周亮在2023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将完善绿色金融监管指标体系，将绿色转型进展纳入日常的监管评价。可以预见的是，金融机构在转型金融业务的发展将从关注到实践落地。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中国区负责人谢文泓在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时表示，相对于传统绿色金融更注重清晰的准入标准，转型项目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转型金融投资者可能面临的不只是信用风险，还有舆论风险，包括“洗绿”风险等。谢文泓认为，目前境内投资者在转型投资方面的意识与境外投资者还有一定差距。推动境内投资者建立真正的绿色偏好还需要一定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标准协同以形成行业共识等都非常重要。而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发挥吸引外资的“桥头堡”作用，联动境内外共同推动转型金融在中国的发展。

转型金融是一个”Journey”

南方财经：CBI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谢文泓：CBI的目标非常简单清晰，就是致力于撬动全球资本市场，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融资和解决方案。

目前CBI中国办公室的主要工作包括政策建议和标准的制定、市场分析、绿色项目的认证及推动部分区域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进行。

目前CBI已参与了包括欧盟、中国、新加坡、泰国、哥伦比亚、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绿色金融分类标准的制定，并已经建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绿色和可持续债券数据库。该数据库纳入气候相关债务工具的底层数据，已经或正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的央行、全球主要交易所、彭博及万得等数据库平台连接，追踪每一笔绿色、可持续和转型债务工具交易，并利用这些一手信息进行市场的趋势分析和风险提示等。

南方财经：你如何看近年来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

谢文泓：中国的绿色债券市场以及绿色金融体系自2015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经过近10年的发展，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特色比较明显，即自上而下引导、体系化的全局发展。

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可持续金融更多是私营部门来主导，产品创新较多，监管部门的介入相对较为有限。

在这种体系之下，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已经形成了清晰透明的产品结构和简单易用的影响力评估系统。这为吸引绿债投资者起到了积极作用。

可以说，绿色债券在中国发展得到较快发展，与体系化发展、配套机制、清晰的标准、良好的融资渠道、可能较低的资金成本及发行机构成熟程度都有关系。未来，中国可通过提供更多的激励机制，进一步推动提高整个固收类市场中绿色和可持续相关产品的比例，并使境内投资者对于绿色债务产品形成更加明确的偏好。

南方财经：近年来，绿色债券市场有何变化趋势？

谢文泓：近年来，国内外可持续债券市场一个主要的趋势就是产品的多元化以及与转型相关的产品开始出现。

过去三四年，纯绿相关主题债券占比接近八成，但现在这类债券占比已经下降到一半。可持续挂钩债券、转型债券、社会责任债券等占比越来越大。尽管市场对于转型债券的“洗绿”风险还存在争议，但转型类产品在不断出现, 相关的市场和监管标准也在得到完善。

另一个变化趋势是发债主体的多元化。以往绿债市场发行主体以银行为主，现在银行类发行金融债券发行量占比不到50%，绿债市场发行主体出现了大量的企业、地方城投平台，非国有企业的发行机构占比有所上升。

南方财经：转型债券与普通的绿色债券相比有什么区别？

谢文泓：转型债券在发行主体、风险评估等方面比普通绿色债券相比更加复杂。

我认为，两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绿色债券有较为简单明确的准入标准，发行人只要对底层项目的绿色绩效和属性进行评估和判断即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转型金融是一个“journey”，也就是一个动态过程。它所支持的经济活动在当前可能还是高碳排放的，但企业主体需要做出承诺，并通过明确的转型计划在未来达到绿色转型的相关目标。

因此，目前市场上存在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打消投资人、市场对项目绿色承诺是否可信的疑虑。目前，CBI的很多工作就是通过设立基于科学和共识的标准，帮助投资人识别可投资的资产。

对中国而言，目前绿色金融无论在信贷市场还是债券市场，项目期限都相对较短。相比绿色项目，转型项目可能所需支持的期限更长。因此，我们也一直在呼吁更多耐心的资本的出现。此外，投资转型债券的投资人会更加关注舆论风险，包括其投资的项目是否会被质疑有洗绿的风险等等。因此，目前投资人对转型债券还是相当谨慎。

然而，就转型金融监管框架和产品建立起清晰共识是推动高碳行业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也将是全球各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达到碳中和目标的主要支持。以钢铁行业为例，在2030年之前，全球范围内许多高炉将到达退役年龄，钢铁企业将需进行新一轮的投资，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钢铁生产国家再融资占比在80%以上，如何在这个时间窗口内，通过转型金融机制推动市场资金支持钢铁企业资本支出转向低碳的产能，同时避免碳锁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最近很多金融机构关注工业行业转型融资的一个大背景。

实体和金融之间的认知存在较大缺口

南方财经：目前，转型债券投资的主要难点有哪些？

谢文泓：最主要的难点还是在于标准体系的不完善，包括中国国内金融和行业相关标准协调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与国际标准体系的接轨还有待进一步推进。

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决定了其不可能自己研究技术方面的问题。金融机构需要的是一套可行易用的标准。

但目前在转型活动领域的融资，国际上没有共同的标准。这会导致国外投资者因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而造成投资阻力。因此，目前市场亟须一套基于气候科学的可信标准，以就如何开展可信的转型金融活动推动共识的形成。

我认为，在推动共识的过程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是在不同司法辖区和相关标准和实践进行有效的“翻译”和协调。某个待转型的行业产业目录可能非常简单，但是具体落地时，会带出一大套各种层面的国际标准。将这些标准翻译给国外的标准制定者，是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CBI作为中欧共同分类目录（CGT）欧盟方的协调单位，正在与中方一起，推动CGT的进一步工作，包括更多纳入行业的识别、以及目录的推广与落地，促进国际监管和市场机构形成统一共识。

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将各国标准中最精华的部分提炼出来，相互翻译，让对方清晰理解。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共识，但这个共识并非全部互认，而是需要在其中找出交集，以达成共识，这中间有大量的沟通协商磋商工作要做。

南方财经：除了标准共识之外，发展转型债券还有哪些问题需要突破？

谢文泓：目前，需要转型的行业和企业实体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认知还存在一些缺口。目前，金融业界更多关注的是金融监管的政策。转型市场发展起来后，实体将有大量的新的融资需求和新的商业机会。金融机构需要对这些新商业模式、发展路径有深入清晰的了解，才能帮助企业通过制定转型目标、方案和行动路线图，引导企业沿着清晰的路径实现转型。

此外，金融和行业监管主体之间跨部门协调的完善将有利于转型金融的发展。我们看到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跨部门的协调机制，或是从更高层面建立领导小组，牵头做好金融监管部门与其他产业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

在市场交易层面，国际市场上企业和金融机构就可持续金融产品的沟通也比较频繁。以奔驰、宝马为例，这些在国际上已非常知名的企业，在发行绿债产品的过程中也会通过路演等方式与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以解决可信度、透明度的问题，而国内企业和投资者的沟通相对局限。此外，相对而言，境内投资者对绿色投融资的意识和偏好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如何推动境内投资者建立真正的绿色偏好，还需要一定时间。

南方财经：转型金融的对象涉及大量的中小企业，在推动这部分中小企业获得转型融资，特别是债券融资方面，有什么现实困难？

谢文泓：融资渠道和资金成本是当前中小企业转型面临的一大问题。在转型金融融资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企业转型的动力不足。此外，目前中国的绿色债券市场项目主体以行业头部企业为主，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产品的绿色绩效无法弥补对中小企业较低的评级表现。

而在这方面国外市场相对灵活。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债券市场上，百万级别的小型市政债券相对常见。当市场主体相对丰富多元时，金融机构就可以支持更多不同类型的企业。此外，美国的绿色评级、评估认证等第三方市场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因此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的成本也比较低。

因此，在转型初期，如财税政策、行政管理审批等方面的利好的激励机制是不可或缺的。而这也同样需要多部门的协调机制来推动。信贷机构和境内投资人对中小企业转型的有效支持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大湾区可充分发挥“桥头堡”作用

南方财经：在当前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大湾区绿色金融的发展对全国经济的发展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大湾区各城市之间如何做好协同，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

谢文泓：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境外机构投资者对境内的绿色投资标的非常感兴趣，但境外投资者对项目气候绩效的要求相对较严格。监管机构和境外投资者在推动境内外绿色标准的趋同工作上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湾区可以充分发挥“桥头堡”作用，利用区域覆盖境内境外两套机制的优势，推动境内项目与国际资本的进一步接轨。

目前，大湾区各主要城市在很多行业，特别是建筑业、航运业、制造业等领域都需要转型。大湾区各城市无需各自建立一套自己的标准。各城市可以根据各自的产业特色和优势进行分工，由不同城市牵头在不同领域，如信息披露、产品创新、碳交易等领域推动大湾区绿色金融的协同，以发挥最大合力。

目前，CBI正在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等机构努力推动境内外绿色金融标准和实践的对接和互认。事实上，中国在绿色低碳转型领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如何把中国绿色转型经验和发展模式讲得更清楚，在这方面大湾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相信未来大湾区将通过绿色金融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

作者：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郭晓洁 

编辑：曾芳

原文链接：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30905/herald/26bb4f23dce3a00b165db6b9f8896d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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