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保证金”的彩礼 ：婚姻契约视角下的江西农村彩礼研究
彩礼既为“财”又为“礼”，在婚姻实践中兼具支付属性与礼仪属性。在婚恋转型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找不到”“结不起”和“稳不住”的婚姻风险。随着婚姻风险加剧，彩礼给付作为地位平等的男女双方之间的婚约要件，能够有效约束双方行为，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高额彩礼在实践中有了新的双重属性，其中支付属性体现为全国市场与本地市场的婚姻价格波动，契约属性则体现为约束婚恋行为与规范婚姻秩序。
高额彩礼 ；婚姻契约 ；婚恋秩序 ；婚姻稳定性
彩礼是古代中国缔结婚姻的“六礼”之一，指“男家送给女家的财物”（李霞，2008）。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和劳动力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彩礼不断上涨，逐渐超出了作为礼俗的仪式性表达，转变成为获取婚配可能性的支付手段。近年来，媒体有关“高额彩礼”“天价彩礼”的报道层出不穷，农村地区的彩礼不断攀升至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元，农村男性的成婚成本不断增加，成婚压力激增，引发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讨论。
自2019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四年将“天价彩礼”作为移风易俗的整治对象。在司法实践层面，《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针对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未共同生活的、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三类情形，法院应当支持返还彩礼。法律规定为彩礼在婚姻实践过程中的有序流动提供了参考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民法典》的司法解释中，虽然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并未对作为民间风俗的彩礼予以禁止。在移风易俗的倡导下，各地开展了“零彩礼集体婚礼”“不要彩礼要幸福”等活动，以期倡导良性有序的婚俗转变。其中隐含的假设是：高额彩礼支付是浪漫爱情的对立面，对农民家庭的婚恋实践起阻碍作用。然而在具体的婚恋实践中，高额彩礼在部分地区仍然得以维持，并对农民家庭的婚姻稳定性产生积极影响。本文从民间把彩礼叫作“保证金”的实践出发，探讨彩礼在婚恋过程中所发挥的保障作用。彩礼的性质在当下的婚恋实践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彩礼交换作为一种过程性实践如何形塑了新的婚恋规则？如何理解彩礼作为一种婚姻契约在婚姻中发挥的功能与作用？
彩礼是传统中国家庭缔结婚姻的重要步骤，具有丰富的实践意涵。既有的研究表明，彩礼在传统婚姻中具有较强的礼仪属性，而随着全国婚姻市场的形成，彩礼的礼仪属性减弱，支付属性增强。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出发，支付属性是彩礼在婚姻缔结中的主要属性，然而从微观的婚姻实践出发，彩礼的礼仪属性转变为一种契约属性。
（一）文献回顾：从婚姻礼俗到婚姻市场
彩礼既为“财”又为“礼”，在实践中天然具备资源属性与礼仪属性，其中礼仪属性是彩礼存在的制度基础，强调彩礼规则性的一面；资源属性则表现为婚姻缔结过程中的资源流向及归属问题，随着彩礼价格的不断上涨，资源属性突出表现为婚姻市场中的支付功能。
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彩礼的礼仪属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彩礼是缔结婚姻的重要仪式。彩礼在古代社会作为男女双方订婚的礼仪，具有规范婚姻秩序的作用。唐朝时期发展出完备的法律条文，彩礼不仅是订婚的前提条件，也是订婚的法律依据，法条对悔婚追财做出各类情形的规定，为双方缔结婚姻提供合法性来源（李霞，2008）。另一方面，彩礼作为“礼”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其一，彩礼与嫁妆共同组成构建姻亲关系的闭环仪式，聘礼和嫁妆是亲家之间为建立长久而和谐的姻亲关系所采取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经济交换；其二，彩礼是婚姻交换中文化资本的象征，是衡量男子体能与智能的替代标识，象征着男性家庭的实力和地位（刁统菊，2007）。
彩礼的资源属性主要体现为彩礼是一种婚姻支付形式。有关彩礼支付最经典的理论是婚姻偿付理论和婚姻资助理论（阎云翔，2000）。前者认为男方为了向女方家补偿新娘的养育成本和劳动力损失，需要支付相当于新娘劳动价值的彩礼。女性的生育价值与劳动价值从原生家庭到婆家的传送随着彩礼的流动而完成（弗里德曼，2000）。彩礼不仅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经济补偿，也是一种心理补偿（孙淑敏，2010）。其资源流向是从婆家到娘家， 彩礼归属于女方所在的婚姻集团。后者则从代际资源流动的视角切入，认为彩礼是实现代际财富转移的重要方式，新婚夫妇通过这一制度性安排获得了对相对时尚物品的占有权，增强了独立生活能力，减轻了未来生活的压力（王跃生，2010），聘礼和嫁妆事实上都是双方父母提供给新家庭的物质基础（费孝通，2021a）。
婚姻资助的视角暗含代际资源流动的张力。一方面，婚姻偿付和婚姻资助能够将女方父母从“卖女儿”的污名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子代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原本均衡的礼物流动演变为失衡的代际挤压。新郎与新娘作为财富的直接受益者，甚至会合谋索取更高数额的彩礼（韩玲，2010）。偿付理论和资助理论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构建出彩礼交换的理想类型，能较好地解释彩礼在姻亲互惠和代际资源转移过程中的社会功能，为理解彩礼的变迁提供了理论视角。但由于缺乏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及变迁中探究彩礼问题的视野，也缺乏对彩礼微观实践的经验考察，其对高额彩礼的生成过程解释力有限。
婚姻市场理论立足于现代化进程对婚姻和家庭的冲击，在社会变迁的宏观结构下理解彩礼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打工”浪潮，从而引发了婚姻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李煜，2011）。婚姻市场要价理论认为人口流动和打工经济兴起打破了原有封闭的地方性通婚圈，逐步形成了全国性的婚姻市场，农村女性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导致女方在农村婚姻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提高了女方要价的可能性（桂华、余练，2010）。在此基础上，区域内部的农民分化越明显，女方在婚姻市场上的要价能力越高（余练，2013）。婚姻市场理论进一步突破女方要价的理论建构，将婚姻互动中的各方均纳入“婚姻市场”的场域结构中，提出在本地婚姻市场中，女方要价能力、男方支付动力和社会竞争三重因素共同助推了北方地区的高额彩礼（李永萍，2018）。学者进一步考察影响彩礼的中观机制，发现代际责任强弱、婚姻市场的开放程度等因素也会对彩礼金额产生影响（杨华，2019）。外部的婚配结构和内在的家庭伦理共同作用于农村的彩礼变动，构成对彩礼的二重性分析（何倩倩，2021）。有关婚姻市场和区域差异的研究能够从宏观的结构和中观的变量中理解农村彩礼变动的趋势，刻画出彩礼交换从“礼俗”到“市场”的变迁过程，其不足在于将两个家庭缔结婚姻的过程视为纯粹的经济理性交换，忽视了彩礼在协定过程中的复杂实践。
近年来，有关彩礼的研究重新探讨了彩礼的微观实践意义，有学者认为议定彩礼的过程实质上是具有道德基准意识的“彩礼大行”。高额彩礼的形成不仅成为结亲家庭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也在结亲之后改变了当代中国家庭，特别是中国农村家庭的稳定性（王思凝等，2020）。彩礼不是一个固定的价格，而需要在具体情景中进行分析；彩礼也不仅仅在给付彩礼的瞬间发挥作用，而是贯穿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彩礼价格如何确定？如何给付？规则如何？婚后如何使用？这些都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秩序的关键问题。
（二）分析框架：婚姻契约与彩礼的保障属性
综合上述有关彩礼研究的评述，本文提出将彩礼作为婚姻契约的分析框架，通过研究彩礼支付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强调彩礼在当下婚姻实践中的保障作用（见表 1）。
在传统中国社会，婚姻是高度稳定的，婚姻中的情感要素较少，伦理约束更强，婚姻的实质是“合两姓之好”。费孝通指出婚姻并不仅仅是男女的结合，在达到婚姻的一番手续中常包含着缔约的双方、当事人和他们的亲属相互的权利和义务（费孝通，2021b）。彩礼作为婚姻缔结过程中的仪式， 以“礼”的形式约束和规范婚姻实践。
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传统通婚圈被打破，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彩礼交换规则也被打破，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彩礼的支付属性逐渐凸显，彩礼成为男方家庭获取婚配竞争优势的手段， 家庭为完成结婚任务不得不展开“婚备竞赛”（王向阳，2017）。在婚姻市场主导的婚配秩序中，高彩礼不再发挥社会规范作用，仅仅作为农民家庭进入婚姻市场的入场券，非但无法从经济层面保障婚姻，反而产生了高价格引发的婚姻挤压、攀比之风造成的经济负担以及彩礼支付所产生的代际冲突等负面后果（曲文勇、王慧，2019）。彩礼也从“礼”这一最高规范下滑为婚姻交换与代际剥削的手段。
与此同时，婚恋模式的转型也在微观层面影响农民家庭的婚姻稳定性。宋丽娜等（2017）在其研究中指出，相亲和自由恋爱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最主要的婚恋模式各自存在问题，相亲为了保证缔结婚姻的成功率而具形式化、条件交换和理性算计的特征；自由恋爱以感情为男女关系的合法性基础，却无法构建婚恋关系稳固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得婚恋关系面临极大的社会风险。在婚姻挤压的宏观背景和婚恋转型的微观实践中，对“90 后”农村青年而言，将爱情的美好和民间的制度保障结合起来，能够有效规避婚恋风险，提高婚姻稳定性。
既有的关于彩礼的研究大多强调高额彩礼产生的负面后果，而没有注意到彩礼在具体实践中对农民家庭的积极意义。从婚姻契约的视角来看，可以将彩礼的交换规则看作一种民间的制度保障。农民家庭依据“90 后”年轻人的婚恋实践及其产生的风险，调整彩礼支付的规则与方式，为婚恋过程提供尽可能多的保障。
本文提出婚姻契约的分析视角，并不是在婚姻制度的层面讨论彩礼的意义。婚姻制度能够从法律层面对婚姻的合法性进行界定，却不能也无法对个体的婚恋实践进行有效调节。彩礼交换不仅是双方进入婚恋关系的一种仪式性表达，也包含了稳定关系和规避婚恋风险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婚姻契约视角下的彩礼研究强调彩礼的交换是为了应对当前婚姻的风险，并依托彩礼交换规则形成了婚恋规则与婚姻秩序。
本文的调研经验来自 2022 年 6 月初在江西省 Y 市 Y 县 M 村开展的 15 天调研，调研采取半结构访谈的方式，每半天为一个访谈单位，共计访谈 20 人。高额彩礼是调研地的突出现象，如何理解高额彩礼在婚恋转型中发挥的作用是本次调研的重点内容之一。M 村地处 Y 县近郊，全村共有 6 个村小组，510户，人口2023人，常住人口1600人。M村总面积2800亩，耕地面积2000亩，以农业和渔业为主。当地的家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婚姻稳定性较高，即使在“90 后”一代年轻人中也少有离婚现象出现；其二是彩礼金额较高，2022 年“市场行情”在 18.8 万元左右。
M 村在地理位置上位于城郊，在本地婚姻市场中处于相对优势位置，基本没有出现“光棍”现象。但从全国婚姻市场来看，为了维持本地婚的秩序，男方家庭需要支付高于全国婚姻市场平均价格的彩礼，这是高额彩礼生成的结构性原因。在婚配模式上，多以介绍婚为主，这种介绍婚与父母主导的婚配秩序不同，更接近熟人介绍认识的以进入婚姻为最终目的的自由恋爱。
（一）婚恋转型的主要特征
47 岁的 WJX 较好地概括了当地的婚恋转型实践：
“过去定亲的时候两个人还不认识， 一般是见面之后几天就定亲了，但是现在见面之后要先微信聊天，先沟通好了，有感情基础才能订婚，能不能成主要还是看小孩子自己的意愿。相处也不一样了，以前是定亲之后两个人才可以相处，现在观念开放了，见面之后可以聊天，定亲之后就可以‘合法同居’，一起出去打工，不合适还可以再分开。以前基本上见面几天后就订婚，从见面到结婚最多也就四、五个月，现在见面到定亲要半年，定亲到结婚就说不准了。以前结婚 100 家里有 99 家都要办婚礼，办婚礼认识的亲戚多一点，现在的年轻人不结婚（不办酒）的也比较多。”（WJX，47 岁，20220606）
从上述描述中可以概括当地婚恋转型的主要特征：
首先，从婚姻的合法性来看，子代的意愿在婚恋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上升，情感要素开始成为婚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年轻人在婚恋过程中的自主性加强。虽然当地以介绍婚的形式为主，但介绍婚的实质已经发生改变：在中年父辈的婚姻中，父母能做一半主；随着打工经济兴起之后，子代相亲的结果更多由子代自行决定，父母会帮忙张罗，但多尊重子代意见，介入子代婚姻的程度降低。
其次，从婚姻的规范性来看，婚姻的私人性增加了，婚姻不再是“合两姓之好”的公共性事件，而是转变为“成两性之欢”的家庭内部事件。过去，领结婚证并不意味着一段婚姻为村庄社会所认可，只有办了酒席才能使新成员尤其是女性获得夫家村庄的认可，成为村庄的一员。婚礼不仅在社区规范层面承认男女双方的夫妻身份，也是扩大亲属圈子、建立姻亲关系的好时机。而现在，年轻人的生活面向城市，在村庄社会建立关联的需求减弱，再加上经济因素的考量，不办婚礼也成为一种选择。婚姻的合法性是由法律规定的，无需社区内部的认可，婚礼的仪式性和象征性减弱。
最后，从婚姻的伦理性角度来看，婚姻内部的伦理整合弱化，现代化的浪漫因素增加。一方面，随着年轻人婚恋观念的变化，对婚恋过程的限制逐步减弱，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等超出传统约束的行为也逐渐被村庄社会视为正常；另一方面，年轻人进入婚姻的意愿不再源于传宗接代的价值规范，而是注重与情投意合的人共同生活。
（二）婚姻风险的主要表现
婚姻市场中“男多女少”的结构性要素和婚恋实践的个性化、多元化共同形塑了“90 后”年轻人的婚姻风险。当前农民家庭的婚姻风险可以概括为“找不到”“结不起”和“稳不住”。
“找不到”是指没有合适的婚配对象。一方面，“男多女少”的性别结构使得适龄男女在婚姻市场上的数量并不匹配，女性在本地婚姻市场中处于稀缺地位。一般适龄女性在 20 岁左右就会有人上门介绍，而男性过了 25 岁就存在无法成家的风险。部分男性会通过找外地媳妇的方式来规避本地婚姻市场的竞争，但外地媳妇同样存在不稳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个人的恋爱能力和意愿也影响个体婚恋的成败。在 M 村，以本地熟人介绍为基础的介绍婚形态能够扩大适龄男女的交往圈子，但是否进入一段关系更多取决于男女双方的相处情况，“聊得来”“有感觉”等情感要素在进入关系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结不起”是指无法支付高额的婚姻成本。婚姻成本包括进入婚姻的所有花费，彩礼是婚姻成本的直观表达。随着快速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家庭的婚姻成本不断上涨，不仅包括彩礼、“三金五金”等项目，部分地区还出现了要房要车等刚性的婚姻条件。前者具有象征婚姻缔结的仪式性作用， 后者则更多体现家庭的支付能力，支付能力成为个体能否进入婚姻的关键影响要素。在 M 村，婚姻成本在家庭内部代际分担，但并不是刚性的父代责任，结婚更多是子代自己的事情。父代有能力会支持，若父代无法支持则由子代自行承担婚姻成本。因此，虽然当地婚姻市场的平均价格在 20 万元左右，但在实际的婚恋实践中，支付多少彩礼与家庭经济情况和个人能力相关，并不一定按照市场价格支付。
“稳不住”是指不能长期维持婚姻稳定。在传统时期，婚姻缔结就意味着婚姻的稳定，但在情感要素凸显的当下，年轻一代不仅要有能力进入婚姻，还要学习如何经营婚姻、稳住婚姻。在 M 村，自2010 年前后开始出现少量婚姻不稳定的案例，具体情况包括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女方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直接从自由恋爱进入事实婚姻，发生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之后男方不愿承担责任而导致女性无法顺利进入婚姻；第二种是男方找外地媳妇，女方在与男方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无法适应选择离开，导致男方重新进入失婚状态；最后一种是双方结婚后无法共同应对城镇化背景下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压力，因经济原因造成婚姻破裂。
可见，“90 后”农村家庭不仅要解决进入婚姻的问题，还要处理婚姻稳定性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以本地婚为主的婚恋实践的最终目标是使夫妻双方进入婚姻并长期保持婚姻，以核心家庭为单位进行有效的家庭整合，这就要求年轻一代不仅会谈恋爱，还要能够承担婚姻中的责任，能够处理婚姻中的冲突与矛盾。
在婚姻市场资源转移的框架下，彩礼变化的主要内容是金额的上涨和归属的变更，而在契约视角下，彩礼支付的时间点和彩礼金额议定的互动过程才是彩礼构成约束的关键步骤（见表 2）。
（一）彩礼的变迁
首先，彩礼的金额不断上涨。在 2000 年以前，彩礼主要是一种仪式性的表达，彩礼金额大致与家庭年收入相当，由子代自行承担。2000—2010 年的彩礼上涨与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过程同步发生，表明为应对全国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和维持本地婚秩序，本地婚姻市场内部的竞争提高了男性的支付成本，彩礼金额大致是家庭几年的收入。2010 年以后，彩礼的上涨则与城市化进程同步发生，彩礼的实际金额大致相当于县城一套商品房的首付，需要动用父母的积蓄才能负担得起。
其次，从彩礼的支付节点来看，彩礼支付时间发生转变意味着彩礼的属性也发生了改变。在 2010年以前，彩礼作为婚礼礼仪的一部分，一般在结婚仪式之前由男方家庭给女方家庭，在婚礼当天再由女方作为嫁妆带回。在传统介绍婚的秩序之下，一般从见面到定亲间隔几天，定亲到结婚间隔几个月，彩礼支付更多是作为婚礼仪式的一部分，发挥展示性的功能。但在 2010 年之后，女方家庭开始要求男方家庭在定亲时全额支付彩礼，彩礼支付过程的仪式性减弱，作为资源流动的功能增强。
最后，从资源流向来看，本地的彩礼转变为嫁妆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彩礼作为一种对女方家庭的经济补偿以实物的方式直接给娘家，由娘家办酒宴请宾客。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表现为女方家庭“拿钱办事”，一般男方给多少钱女方就购买多少金额的礼物作为陪嫁，从这时起彩礼的性质就开始从婚姻偿付转变为婚姻资助，且以实物资助为主。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彩礼作为现金资源开始在家庭之间流动，彩礼从婆家到娘家再到小家庭这一过程更多是婚礼流程的必要步骤，女方家庭并不享有彩礼的支配权。但在 2010 年之后，彩礼支付不仅提前，而且留在女方家庭的时间变长，女方的父母会将之作为一种对男方家庭的考验，只有双方订婚后相处融洽，女方家庭才会将彩礼作为女儿的嫁妆让女儿带回小家庭。
（二）彩礼支付的互动策略
本文选取两个典型的案例来展示男女双方在彩礼互动中的实践策略。
案例一：女方家庭的视角
“我的女儿今年 29 岁，2013 年结婚，嫁到隔壁村。两个人最终走到一起还是看女儿的意见，加了联系方式自己聊天，我们父母只做参考，一般会综合考虑男方的长相、性格和家庭条件。我女儿和女婿见面到订婚大概 4—5 个月。订婚的时候女婿和亲家会带着媒人上门到我们家吃饭，定亲主要就是商量彩礼。我女儿订婚的时候女婿给了 8 万彩礼， 这个金额按照当时的平均水平不算高。我们不要那么多彩礼有两个考虑，一个是女儿对女婿比较喜欢，另一个就是也考虑女婿家的经济情况，如果要得太多了，女婿借债的话，最后女儿嫁过去也要一起还，还是女儿辛苦，所以不会对女婿提太过分的要求，金额可以商量。订婚之后，彩礼先交给我们父母保管着，等到正式结婚的时候再还给女儿。这段时间算是对女婿的一个考验，如果两个人相处过程中发现他对女儿不好，就算分手也不退彩礼。我们做父母的并不是要彩礼钱，甚至给女儿办婚礼打点亲戚、添嫁妆还要贴钱，关键是两个人能过得好。”（HTW，51 岁，20220604）
案例二：男方家庭视角
“我的小孙子今年 26 岁，刚刚订婚，彩礼给了 18 万。在我们看来，男方家庭多出一点彩礼不要紧，因为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以后钱也是两个人的， 也是小夫妻一起出去挣钱。我们的思想就是，没有后代的话有钱也没有用，会尽量帮儿孙一点。但是也要看具体的家庭情况，如果家里实在困难帮不了也没有办法，不能强求父母。我们也理解女方家庭要彩礼，一方面，她们是根据实际情况来，不会多要，你说娘家培养一个女儿这么多年，供女儿读书也花了很多钱，就算要留下一点也不过分，何况一般的体面人家不会留；另一方面，结婚的时候女方也要花钱的，要的钱以后都是后代的，要彩礼对女孩子来说是个保障。如果是自己谈的，因为认识，比如是同学，是自己心仪的，两个人你情我愿的，有保障一些，不害怕被骗，彩礼高一点低一点也无所谓。但是介绍的本来也不熟悉，所以就要高一点。在出嫁之前多要彩礼，男方家因为花钱多，不容易和女孩子闹矛盾。花钱越多表明越重视，如果不花钱了，男方也就没那么重视。现在男女关系比以前更开放了，两个人认识之后非法婚姻、非法生育的情况很常见。以前彩礼都是结婚的时候才给，大概就是近十年吧，开始在订婚的时候就直接给彩礼了。”（WYS，79 岁，20220606）
从上述案例可以归纳本地彩礼的特征：首先，彩礼的金额是有弹性的，根据双方的相处情况存在返还的可能性；其次，彩礼主要服务于婚姻稳定，而不是服务于村庄面子竞争；最后，父代对子代的婚姻没有刚性的责任，而是尽己所能即可，子代承担结婚的主要责任。
1. 女方家庭的策略
女方家庭在议定彩礼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出发点是娘家对女儿的情感性表达。在嫁娶婚秩序下，女儿在结婚以后就成为婆家的人，名义上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减弱，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少子化和家庭资源逐渐充裕，娘家与女儿的关系相比以前更为紧密，通过帮助女儿争取彩礼，实际上是娘家为女儿未来生活考虑，积极地与女儿建构情感关系的策略。
首先，在彩礼的议定阶段，女方家庭会根据本地婚姻市场的平均价格提出接近的数额，这个数额的影响因素包括女方的家庭条件和女儿的个人条件。提出相对高的价格有两重考量，其一是通过高要价向男方家庭表示对女儿的重视，既作为对女儿的情感表达，也能避免男方家庭轻视女儿；其二则是给后续的彩礼议定提供转圜的空间，一般而言，男方并不会直接按照女方的要求给出固定金额，而是在媒人的反复商量中达成一个折中的结果。
其次，在彩礼给付的过程中，女方家庭会尽可能要求男方在定亲时一次性支付礼金。在当地的婚姻模式下，若男女双方彼此认为合适，在定亲过后就可以共同外出务工，一起生活，增进感情。双方虽然还没有正式领证，但已经进入事实婚姻。女方家庭出于对女儿的保护和对未来婆家的考验，会将定亲时的彩礼暂时留在娘家。若两人感情稳定，婚姻步入正轨，娘家父母就将彩礼交给女儿带回；若过程中发生意外，则彩礼可以作为对女儿权益的保障。女方父母的目的并不是通过女儿的婚姻获得更多的彩礼，而是希望双方能够更为认真地对待婚姻，从而走向好的结果。
最后，在彩礼的实际流动过程中，女方家庭会根据男方家庭的情况和女儿的意愿，适度在彩礼的基础上添置嫁妆，例如购买家电或者将礼金加至一个吉利的数字，以此来表达对女儿情感上的支持。女儿的意愿在决定彩礼金额和使用方式时也较为重要。大部分情况下，如果女儿确实喜欢且男方相对踏实，女方父母也会采取降低彩礼的策略来保障女儿顺利进入婚姻。
2. 男方家庭的策略
男方家庭的策略服务于子代顺利实现婚配。一方面，为获得本地婚市场的竞争优势，男方家庭在一定程度上认可高彩礼的合理性，尤其是在对女方较为满意的情况下；另一方面，支付彩礼也表达对双方婚事的重视和对女方家庭的尊重。
首先，在彩礼议定过程中，男方家庭通过肯定女方要价的合理性来赢得女方家庭的认同，再进一步告知女方自家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来展示诚意，因为女方家庭也清楚，如果男方家庭为此举债，则最终结果对双方都无益。同时，为了获取本地婚姻市场内部相对的竞争优势，男方家庭最终会在能力范围内支付一个略高于婚姻市场均价的价格。
其次，在彩礼给付过程中，男方家庭一方面会采取拖延、分期、缓办婚礼等方式将彩礼支付的压力进行转移。待到双方感情稳定，女方家庭也不会非要补全彩礼；另一方面，在实际交往过程中，男方家庭也会给予女方更多的情感支持，通过相处来增进双方的感情，进而稳定关系。
最后，在实际的资源流动过程中，男方家庭之所以愿意给付高彩礼，是因为对未来彩礼的流向有明确预期，彩礼虽然暂时在娘家，但长远来看，只要男女双方顺利进入婚姻，彩礼最终会成为小家庭的启动资金。对男方家庭而言，支付彩礼并不是损失。在所有调查案例中，10 年来仅有一户人家的父母在结婚后没有返还彩礼，原因在于娘家突发事故需要大笔资金救急，这在当地的舆论中被当作一种人道主义援助而获得大多数人的理解。
在婚姻市场的视角下，彩礼更多被作为一种交换资源，是婚姻交易过程中的成交价格。而从婚姻契约的视角出发，彩礼实践实际上贯穿了男女双方从恋爱到婚姻的全过程，在各个具体环节为双方的婚恋过程提供支持与保障。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因素众多，例如性别结构失衡导致的婚姻挤压、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和无法应对家庭发展压力等，本文并不致力于从众多因素中抽象出一个强有力的解释框架，而是在婚姻稳定性已经受到冲击的背景下，探讨农民家庭的应对策略。
为了应对婚恋转型所带来的风险，双方家庭在互动过程中的实践会形成一套新的有利于婚姻稳定的地方性共识，彩礼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发生作用的关键机制在于，通过彩礼交换的互动过程，形塑出一套被地方社会普遍认可的婚恋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彩礼作为民间制度规范的“礼”的一面重新得到凸显，与传统包办婚姻中彩礼是礼俗和秩序的象征性意义不同，在婚姻契约的视角下，彩礼交换的过程服务于具有平等地位的男女双方的婚恋实践，支付彩礼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婚姻稳定。具体来看，彩礼在婚恋的不同环节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关系建立初期，彩礼主要发挥支付功能，起到筛选婚姻对象的作用；进入恋爱关系以后，彩礼主要发挥契约功能，起到约束男女双方婚恋行为的作用；当关系趋于稳定之后，彩礼主要发挥资助功能，为小家庭发展提供经济支持。
（一）婚姻对象筛选
在介绍认识初期，彩礼主要发挥象征性的作用。一方面，在嫁娶婚的秩序之下，是否能支付彩礼是女方选择伴侣的前提条件，彩礼的支付能力是男方进入相亲市场时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在进行相亲匹配的过程中，彩礼是女方身价的具体标识，例如长相、学历和家庭条件都是提高女方议价的重要条件，男方愿意支付的彩礼金额越高，则表明男方对女方的重视程度越高。提出彩礼要价的过程实际是双方家庭达成匹配的过程，彩礼的初始价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基于双方家庭在婚姻市场中的参考价值，象征着与双方家庭相匹配的经济实力与伦理规范。因此，高额彩礼象征着双方家庭对缔结这一桩婚姻的重视。一方面，男方家庭需要支付高于全国婚姻市场的彩礼金额才能在本地婚姻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支付高额彩礼实际上重新确认了婚姻的严肃性。
彩礼的要价金额与实际支付金额之间存在差距。女方要高价是为了给女儿提供保障，男方出高价是为了获得本地婚姻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并最终锁定女方。双方家庭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子代家庭能顺利进入婚姻，并维持婚姻稳定。因此，在过程中策略性地妥协和让步是可以被接受的。双方家庭的彩礼金额受到本地婚姻市场的影响，但最终的成交金额是弹性的，两个家庭依据实际情况决定，不会造成对父代家庭的过度挤压。
（二）婚恋行为约束
在订婚之后，提前支付的彩礼就成为一种婚约要件，构成对男女双方权益的功能性保障。以订婚仪式为时间节点，彩礼由男方家庭转移到女方父母， 暂时由女方父母保管，在两人正式结婚之后才会归还给小家庭。订婚之后男女双方就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当地人称为“合法同居”，双方可以共同外出务工，共同生活，增进感情。在这一阶段，彩礼一方面可以保障女方的权益，一旦发生非婚生育等不利于女性的后果，则保存在女方家庭的彩礼就可以成为法律之外的有效保障。由于彩礼暂时掌握在岳父岳母手中，实际上能够发挥约束男方行为、考验男方人品的作用。另一方面，彩礼也保障男方权益。按照本地的习俗，男方支付彩礼就意味着与女方达成合意，能够获得稳定交往的预期，女性的行为也受到规范和约束。同时，女方家庭并非一味偏袒女儿，在两人相处过程中，女方父母既要考验男方的为人处世，也会积极教导女儿进入婚姻，以实现男女双方的情感磨合。双方在这一阶段共同外出务工，共同应对生活压力，且以高额的彩礼作为担保，这就要求男女双方不能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对待彼此关系，而是要积极承担婚姻责任。
订婚不必然意味着走向结婚，彩礼的支付和退出过程实际上形塑了一套进退有序的婚恋秩序：若因男方原因造成悔婚，则女方无须归还彩礼，彩礼成为对女方青春的补偿；若因女方原因造成悔婚，则女方需要适当退还彩礼；如果双方在相处之后觉得不合适，也可以进一步协商处理。这些规则通过反复实践被本地社会所接受，不易产生因彩礼支付造成的纠纷，实际上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过程提供了秩序保障。
（三）家庭稳定保障
在双方顺利进入婚姻之后，彩礼则成为小家庭的启动资金，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由女方以嫁妆的形式带回小家庭，嫁妆一般由女方父母在彩礼的基础上进行添置，金额多少看父母的心意。在这一阶段，彩礼主要发挥资助功能，实质上是双方家庭对子代小家庭的共同支持，帮助子代应对结婚之后的家庭发展压力。对于“90 后”一代年轻人而言，不仅要解决进入婚姻的问题，还要处理稳定婚姻的问题。稳定的婚姻包括物质基础、情感基础和责任等要件，高额彩礼以代际资助的方式为新婚夫妇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前期的相处与磨合培养了新婚夫妇感情和对婚姻的责任意识，在此基础上，双方以核心家庭为单位，实现有效的婚姻整合，降低了婚姻破裂的风险。
当前农民家庭在婚恋转型的背景下面临多重风险，不仅要“找得到”“结得起”，还要“稳得住”。在男多女少的结构挤压之下，男性在人口外流的本地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为获得婚配机会，男方家庭需要提高支付能力，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同时，在婚姻自主性提高、私人性增强、情感要素增加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处理进入婚姻的问题，也要处理稳定婚姻的问题。维系婚姻稳定不能仅仅依靠农民家庭自身的努力，引入民间的习俗规范是更为有效的方式。彩礼作为重要的民俗实践，能够在交换的过程中重塑一套为当地社会所认可的婚恋秩序，强化对双方婚恋行为的约束，进而促进婚姻稳定。这就要求彩礼不仅具有支付属性，还需要将传统的礼仪属性转化为一种适应当前婚恋模式的民间规范，这就是彩礼的契约属性，重新发挥彩礼作为“礼”的功能。
虽然彩礼支付的金额不断上涨，但彩礼支付的最终目的是稳定婚姻。本文研究表明，彩礼支付在当前农民家庭的婚姻实践中具有双重属性：支付属性和契约属性。从婚姻市场的视角出发，彩礼作为婚姻交换资源具有支付属性，彩礼关联着全国市场与本地市场的婚姻价格波动，只有本地婚的支付价格高于全国婚姻市场价格，本地婚的秩序才能被稳定下来；从婚姻契约的视角来看，彩礼的礼仪属性由一种公共性的身份标识转化为一种私人性的婚姻契约，复杂的彩礼支付规则作为一种新的地方性共识，能够有效约束男女双方的婚恋行为，彩礼作为婚约要件，保障达成合意的双方的权益，发挥稳定婚姻的积极作用。对彩礼契约属性的认识突破了对彩礼支付属性的既有认识，即彩礼是婚恋转型和婚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为加强婚姻稳定性而在实践中创造出的保障性规范。
此外，有关彩礼的契约属性，还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首先是彩礼契约属性的实践差异问题。当前有关彩礼的二重性分析或聚焦于性别结构与代际责任，或聚焦于经济与道德，较少注意到彩礼的支付性和契约性的统一。在民间实践中，对彩礼不同属性的强调使得彩礼在婚姻中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重视彩礼的支付属性，则彩礼更多作为婚姻市场竞争的入场券，并不能有效约束婚姻行为。而重视彩礼的契约属性，就会在彩礼支付中加入更多社会规则，以约束男女双方行为，进而稳定婚姻。不同区域对彩礼的两种属性的侧重不同，彩礼对婚姻稳定性产生的实践效果也不同，这有待进一步探究。其次是彩礼治理的问题。在当前的彩礼治理中，大多将高额彩礼支付视为一种“陋俗”而加以治理，部分地区的治理目标直指“零彩礼”，然而在婚姻缔结过程中，彩礼具有丰富的实践意涵。对彩礼的治理要结合地方实际，考察彩礼在地方社会的实践功能，从而引导彩礼服务于婚姻稳定，让彩礼重新回归到“礼”的价值意义上。
责任编辑：何芳
《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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