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生1.2.3合集
作者:连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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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艰难困苦无处不在,但应该在战胜艰难中前进。
没有遇到过艰难的人,恐怕世上难找,所以,才出现了“万事如意”这一美好的祝愿。
即使条件再好,再富有的家庭,也有艰难。而一般的家庭,贫困的家庭,艰难就更多了。既然艰难不可迴避,那只好去面对它了。
面对艰难,有的人是凭借客观条件去战胜,有的人是凭自己的主观努力去拼搏。
困难,就像音符,强者把它奏成凯歌,弱者把它奏成哀曲;困难,就像石头,强者用它垫脚、弱者被它绊脚;困难,就像大河,强者横渡而过、弱者望河兴叹。
再黑的夜,阻挡不住声音的传播;再大的风,也吹不灭太阳的光辉。
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能战胜困难,而是在不断的磨练中形成的。
做人没有战胜艰难困苦的勇气,就很难有什么成就。
人的一生,有富有穷。有的人留给子孙的东西很多,但他们还觉得很少;有的人留给子孙的很少,但子孙觉得很多。
遗产留多了,虽觉得自己艰难的一生值得,问心无愧,但又怕由富变奢,出败家子;遗产留少了,觉得自己白白的艰难一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得做,还是心想事未成,拖累子孙受罪,对不起子孙,死不甘心。
难怪林则徐说,子胜过父,要钱何用;子不如父,要钱何用。
那些有良知而著书立说的人,从内心上还是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让阅读者变得德才兼备,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起笔于2004年6月23日晚,甲申年农历五月初六(我60岁生日),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流芳学校三店百花新村。
我的父亲
“上海好赚钱,一去三五年,心想回家来,没有盘缠钱”。
这是旧社会跑上海的人的共同说法,我父亲也是一去几年没回,母亲就带着4岁的我去了上海。
听母亲说,我出生(1944年)后,日本人的飞机炸汉口。父亲用衣兜兜着我,躬着腰,用身子“挡”着天上的炸弹,穿过街上被炸死的尸体间跑着,躲过了鬼子的轰炸,一家人就从汉口跑回到连岗家中的。
父亲被那次轰炸后的死里逃生吓破了胆,就再不愿将我母子带在身边,为了养家糊口,只身去了上海。
这次母亲带我去上海(1948年),是家中穷得无法生活下去,母亲就托人带口信,求人写信,父亲才同意我们去的。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上海干什么,上海的“家”是怎样的,甚至父亲在上海的外貌,都没有半点印象,而唯一的一件事,我到现在60岁了,仍记得清清楚楚。
那就是我在一个又黑又臭的水凼(读音shuǐ dàng,指一种有水的小坑或者比较小的坑)中挣扎。
当时的水凼表面看不到一点水,全是腐烂了的和新鲜的蚕豆壳子,我掉在水凼中,只有头和手在蚕豆壳子上面,站在凼边的人是用长竹竿前面套着绳子把我拉起来的。
听母亲说,父亲是到了上海后,得了黄陂同乡会的人,介绍到上海一资本家的麺粉厂当会计。父亲一辈没有姐妹,只有兄弟三人:伯父连延青、父亲连青云、叔父连幼青。
祖父去世很早,在我的记忆中,没见过祖父。祖母是1960年我读初中二年级时去世的。父亲一辈三兄弟中,可能是我父亲读的书要多一点。
听塆里老人讲,我父亲曾帮塆里打官司跑过衙门,见过场面。我也亲眼见过父亲帮塆里的二毛哥家中写过春联,但父亲不会种田。
而伯父却能文能武,除种田外,做圆木、做竹器,一年四季不闲;可叔父就不妙了,文武都不沾,年轻时在下新集住家,我既没见过三婶,叔父也无一男半女,后来支边,叔父将一条命丢到新疆去了。
记事后,我曾问母亲,我是怎么掉进上海的水凼中去的,母亲说我父亲在厂里很忙,母亲自己在帮人洗衣,我可能是肚子饿了,也可能是好吃,在蚕豆壳中找人家没有剥干净、漏掉了的蚕豆,就那样生吃。如果发现迟了,沉下去淹死了,上面又是浮满了蚕豆壳,真不知到哪里去找伢!
后来,很多儿时的小伙伴都羡慕我到过上海,殊不知我在上海捡垃圾吃,不知我险些葬身垃圾凼。到现在我还感到奇怪,为什么惟有此一瞬记得如此清楚,大慨是人最怕的是死,死前留下的印象难忘,而这个印象就是:掉下去的危险和拉起来的及时。
我的一条小命,差点丢在了上海,而父亲在麵粉厂里染上了肺病,被老板辞退,如不回乡,也将命丢上海。
1949年,全家从上海回到连岗家中那段日子,由于父亲天天在家,母亲也天天在家照料父亲,我又没到上学的年龄,也天天在家,记忆中家里的情景,就比在上海时清晰多了。
初回乡里,父亲的身体还可以。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自行车。
在那个年代,在没有大路的连岗,(通往祁家塆和张家店的都是只能推独轮车的小路,自行车要推好几里路才能到塆里),出现了一辆自行车是非常新鲜的事。
在塆子后面的山上(人们习惯将自己塆里专门留下来一块几亩大又很平坦的草地叫山上,专供塆里乘凉、玩灯、唱戏等用),看骑自行车的人围起了一个很大的圆圈,只有父亲和古树哥会骑。
再后来,父亲就很少有户外活动了,总是坐在堂屋中和上海回的人或准备去上海的人谈家常,一谈就是半天,从没有父亲的同事在我家吃过饭,渐渐地来我家的少甚至没人来了。
这段时间,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父母一到吃饭时间就吵架。
有时是吃完饭后,父亲将小桌子掀得脚朝天,更多的时候,是还没有吃饭,父亲一看菜,就一脚把桌子踢开。
这是我和母亲最害怕、最委屈、最不敢出声的一段油煎火熬的日子。
每到此时,祖母就无声地牵着我的手走开,也不敢怎么埋怨我母亲没弄好菜,更不能埋怨我父亲脾气暴躁。
母亲则多数时候是噙着眼泪,小心地将没弄脏的饭菜弄起来。
肺病古称痨病,也有人称罐子病,即病人少不了煨的汤汤水水,不说是病已快到尾期的父亲,就是我,当时也难以咽下这样的饭菜。但即使是这样的饭菜,长日长时,我也不知道可怜的母亲是怎么愁凑着弄熟的。
有时,有点“好”菜,无外乎是蒸个鸡蛋。蒸鸡蛋还在厨房里没端出之前,母亲就叫我走开。
记得当时,有点粮食的人家,也只准小孩吃两餐,不准吃晚饭,说是小孩吃晚饭爱“停食”,即消化不良。像我这样的孩子,就更别提了。
可同屋的四婆的孙子,晚上常用棉油炒饭吃,又饿又馋的我,总是偷偷地看着他们一家吃得津津有味,有时被四婆发现了,也添一碗给我吃,为此常遭到母亲暗地里对我的训斥。叫我再别看着人家吃晚饭,人家也只一人一碗,我吃一碗,他家就一人要少吃一口。
有病的父亲吃不好,年幼的我吃不饱,那母亲的日子是怎么在过,我是全然不知的。
我不敢叫饿,更不敢哭,在当时大人的印象中,我是一个很傻的孩子,后来我一进了中学,就彻底悟出了父亲吃饭时,总是将桌子掀个脚朝天是何等的悲愤了。
贫病交加的家里环境,压抑得我从此不敢叫人、不敢说话,比别的孩子呆。
如果说父亲掀桌子能一直的掀下去,甚至还要疯狂地打母亲,却是一件好事,说明父亲还有一点力气。可是,不行了,左邻右舍再极少听到我家的吵闹声了,父亲卧床不起了。
父亲卧床后,我反而轻松了一点,因为我怕掀桌子时的那个场面,再不会见到那随时都有死人的可能的惨景了。于是,我就可以到人家去玩,母亲要照料父亲,也顾不了一天到晚地喊我了。
说出去玩,其实也没什么玩,而多数的时候是站在人家门前傻乎乎看人家吃东西。
有一次,我玩到坡下面的五婆家,五爹是铁路工人。那天五爹回家休息,我见五爹家的大儿子万青叔(和我同龄)拿着一张草纸在用舌头舔。(大人怕浪费东西,为了哄小孩,把用草纸包的红糖倒到罐中后,再将粘有红糖的草纸给小孩舔)。
我见万青叔舔的纸丢在地上后,就捡起来一块块的撕在口里嚼,不知却被母亲看见了,就气得话都说不出来的把我拉回家,回家后狠狠地鄙我,其意是恨我怎么这么不争气。
母亲数落我后出门做饭的去了,可父亲在房里的床上是听得清清楚楚的,记得当时是在东厢房替父亲安的一张临时铺,还挂了帐子。
帐子门靠脚那头的垂下来了,靠头这一边的帐子门是挂起的,靠铺头的地上是个痰盂,是母亲从上海带回的。
父亲把我叫到床边,我不知有什么事,不料一记暴栗重重地敲在我头上。这一次,也仅有这一次,是我最近距离地接触父亲,我不敢哭,也不敢摸头。
父亲的手还在发抖,头歪在枕头上,一双深凹下去大得怕人的眼睛盯着我,身体全瘦得不像三十岁的人。
如果我会画画,父亲当时发怒的样子我可画下来。时隔五十多年,印象还这深,不是当时我父亲打我我恨得深,而是我年龄越大越领会了一个生命垂危的人的痛心:再没有机会教育自己的孩子了,这么个傻样子,只知道好吃,我死到眼前了,这孩子今后再怎么办?
父亲用力打我,加上生气,半天喘不过气来,又不准我走,一直让我站在床边听他骂我,说我,并夹着一阵阵猛烈的咳嗽。
等到祖母回来,摸着我的头,平静地说了父亲一句:“青云,浩的头把你打了一个包。”就牵着我出了厢房。
母亲没打我,婆婆没打我,原因很简单:除了孩子还小,可怜之外,她们以后教训我有的是时间。而父亲,随时会一口气接不上来,他怕出了丢人现眼的后人,死也不安!对孩子讲做人的道理,我又太小,只有是猛打。
父亲生前的所有音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惟有这次在我头上打一个包,让我终身难忘父亲的面貌。
我应该感谢您,我的英年早逝的父亲!您给我头上的一个包,是我终身不会丢掉的最宝贵遗产。
父亲卧床不起后,一改过去母亲对他调养的不好就发怒的现象,不管母亲弄的什么,能吃就吃,吃不进也就无言地不吃。
看来,父亲已放弃了闹着要调养好求生的念头,他深深知道,在油快熬干灯将熄的情况下,再发脾气无异于催祖母和母亲快点死。
因此,那段时间,家中总是清静得怕人,父亲连哼的声音也总是很小,甚至不哼。
当父亲在小声哼的时候,母亲总是还能稍微出去一下,求人借粮或在家做事,而当父亲连哼的声音也没有的时候,母亲就无心做事,六神无主地时不时去厢房看一下睡着的父亲。
家庭“安静”了,从外表上看,母亲的心情也好像“平静”多了。而此时的我,既不敢在别人家看人家吃东西,更不敢看着母亲喂东西给父亲吃,成天跟着祖母。
祖母也常坐在父亲铺边的时候,我就一人跑到后面山上坐着,呆呆地看系在山上的人家的牛吃草,或看着北面远远的木兰山。
心里什么不知道,什么也不想,只是怕进家门,跟同龄的小伙伴也极少一起玩。
伯父的长子传福哥只大我一岁,可在父亲生病期间我对福哥几乎没有印象。他家和我家共一堂屋,他家住在东房,我家住在西房,可我完全记不清福哥当时的样子。看来,我那时是很傻,性格也很孤独。
有一天傍晚,我又一个人在后面山上,在塆子西边往下塆去的小路上的个水塘边呆呆的玩,这时,从塆子中间春庭哥家东侧的巷子里走来一位妇女,手上提个菜篮子向我这里走来,可能是到菜地里弄菜的。
她一见我,就急忙说:“这大的个伢不晓得事,还在这里玩,你伯伯(我们喊父亲叫伯伯)死了,还不快回去。”
“伯伯死了”的意思,我完全不懂,因为我还没有见到过死人的场面。现在想起来,当时的祖母,母亲和伯父一家,一定是悲痛和忙乱得一团糟,不然,我父亲死了,天又快黑了,怎么没人想起去把我这个6岁的孩子找回来呢?
我回到家中,当时的那个场面,现在仍历历在目。父亲躺在堂屋的东边的地上,将被子从头蒙到脚。
母亲在父亲的头边哭得死去活来,祖母一见我回到家中,就一下子把我拉过去,站在她的两腿中间,她跌坐在椅子上,一手摸着我的头,一手捏着我的手。我呆呆地看着祖母的脸,祖母没有哭,但眼睛是红肿的,也许是眼泪哭干了,因为我是天快黑才回家,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落的气。
这时候,伯母等几个妇女死命地将母亲从父亲的身边拉开,扶母亲到房间去了。刹时,祖母的眼泪夺眶而出,再也忍不住了,热泪滴在我仰望的脸上。
可即使是如此的失子巨痛,祖母的哭泣仍压住悲声,怕自己的哭声再刺痛刚被拉进房的母亲。
因为我回家,母亲还不知道,祖母是怕三代人哭一堆让屋里屋外的人惨不忍睹,祖母当时只是泪眼深情地望着我说:“乖乖,你再到哪里去见你的老子呢!……”就再也说不下去了,这是我一辈也响在耳边的一句话。
当时屋内进进出出的人,昏昏暗暗的油灯,地上盖的严严实实的被子,我还有点印象。可父亲是怎么安葬的,我送葬了没有,都记不清了。
母亲健在时,我不忍心问这些事情,在还健在的八十多岁的伯母面前,我总想问一些有关父亲生前死后的事情,但总鼓不起这个勇气。
面对父亲的撒手而去,要说心里最割肉的还是祖母。
祖父去世时,我还没出世,祖母养三个儿子,又没女儿,一个小脚体弱的老人支撑这个家。
大儿子勤劳种地做手艺,三儿子不务正业,为人一场的安慰和希望全靠书读得多一点、又敢于到外面的世界闯荡的二儿子身上,偏偏老天存心作对。叫祖母从哪里哭起,从哪里诉起!
面对着被饥饿、被折磨、被痛心摧残得风能吹倒的、失去了男人的媳妇,面对又傻又呆、百事不懂、失去了老子的孙子,叫祖母又从哪里哭起,从哪里诉起!
如果当时我懂事,我就要哭,让我的撕心裂肺的哭声引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滴血的痛哭!但祖母在我面前始终没放出悲声,而祖母的眼泪——让屋里屋外的人都流泪了。
我是否为父亲送葬,已记不起来了,但为父亲祭饭,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
每当到父亲坟前祭饭时,母亲总是要我用一双手将饭菜从篮子中拿出来放在坟头边,再喊一声“伯伯吃饭”,接着把筷子搁在饭碗上面。
此时母亲就坐在地上低声的痛苦,我呆呆地站在旁边,完全不晓得劝阻母亲,一直到母亲哭得肝肠寸断,哭不出来了,慢慢地站起来,拍掉裤子上的泥土才回家,我只是紧紧地牵着母亲的衣角跟着。
从此,我的感觉就只有一个怕,母亲一刻不在我身边,我怕;晚上点着油灯我一人也不敢进房,我怕;夜晚做恶梦惊醒了,有尿憋不住慢慢地滴在床上,也不敢叫母亲点灯起夜,我怕。
有一次,我听传喜的父亲陈伯伯说:“浩这伢越是苕(傻子)了。”
特别是有一次,母亲当着姚塆大舅爹的面说:“……等浩长大了一点,我就要死了算了的。”这话让我听见了,此后,我越发怕离开母亲一步。
家中吃饭没有菜咽(吃菜),母亲找人家借了一个拖虾子的拖网,要晚上才能到人家的鱼塘去偷着拖。
我偏要跟着去,这是在记忆中母亲第一次给了我一耳光,祖母在旁边一见,痛心的骂起了我母亲。
我看见五婆和怀弟的母亲等几个妇女也一齐去拖虾,感觉母亲不会去死的,才没闹着跟着去。祖母将我哄进厢房,我一个人也根本不敢回房睡。
第二天,堂屋的中堂边上设了一个父亲的灵堂,还有牌位,大白纸上写的大字,桌子中间还有纸做的小人,虽然很好看,但也吓人不敢注目。
原来,母亲去偷人家的鱼虾是在家中灵堂给父亲祭饭用的。还是由我送到父亲牌位面前,喊一声“伯伯吃饭”。
这天晚上,母亲没让我跟祖母睡,将我牵进房,一闩上房门,就抱着我的头哭,但声音低得只有我可听见,生怕同住一屋只隔半堵墙的四婆家听见了。
母亲跟我讲了很多,说我再不是小孩了,吃饭时,莫要人到处喊,每餐要先给父亲祭饭,母亲要去打工做猪毛还父亲的棺材钱,明年还要读书,叫我家中没人就在大伯家吃饭……
正常人家的孩子,家务劳动是从洗碗扫地开始,惟有我的劳动的开端,是给父亲的牌位祭饭,令人心酸。
此后,母亲去做猪毛,祖母就更亲近疼爱我。传福哥也同样是祖母的孙子,于是,我与福哥的接触就多了。他虽说只大我一岁,却比我懂事多了。
再在塆里玩,就不是我一人,总是传福哥带着我。每次上张家店买东西,祖母总是将两个孙子带上,买点麻花之类的东西,有时我多吃一根,可福哥从不与我争。
更重要的是,祖母特别爱叫我学着做事,极耐烦地教我搞把子(扎灶堂里用烧火的草)。
有一次祖母提一个大篮子,我和传福哥各提一个小篮子,去扯马齿苋草。回家时,只有我篮子中的最少,祖母就避着传福哥往我的篮子中塞。
母亲教我给父亲祭饭,祖母教我劳动。后来,我终于悟出:连死去的人都要“吃”饭,活着的人就更要吃饭,不劳动,饭从哪里来呢?
父亲在世时,大人都说我面黄肌瘦,大眼睛大肚子。父亲去世后,我的身体更差,光害病。
有一次,我在伯父家死吃了一顿,牛肉煨汤,肚子立马鼓得像个汽泡鱼,那个味道,比饿着更难受。
母亲怪我不该苕吃哈胀,伯母就叫我在竹床上蹦跳着玩,跳一下跳饿了就好了的。
我记得当时是热天,我只是在竹床上走去走来,根本不能跳。后来,即使偶尔有点合口味的,母亲绝不让我多吃。
禁嘴也不是办法,有时病得躺下了,母亲就慌了手脚,在帮人家做猪毛,棺材钱还没有还清的情况下,又给我买燕窝吃。
病好后能起床到处跑到处玩了,母亲就带我到左港外婆家去治病。
外婆也是孤儿寡母的,不过舅舅陈文双有一二十岁了,在左港小集镇上做点豆腐生意。
夏天的中午,母亲带着我走一二十里路,路上光要屙屎。
一到外婆家,旧病复发,我整天躺在磨子旁的个木竹床上。每天吃中药,苦死人,我怕医生来,就恨外婆,恨母亲灌我喝药。
一天下午,屋里一个人也没有,豆腐贩子送来一扎钱,都是一百块二百块一千块二千块的零钱(旧制币)。
贩子叫我交给外婆,他走后,半天没一个人回,我又怕事,天也快黑了,想起来喝水也病得动不了。我就撕钱玩,撕得细细的,往天上吹,吹累了就往天上抛。
三个大人回家点上灯一看,一地的碎钱。那一下可热闹了,问我是哪里来的钱?为什么都撕了?但没有一个人打骂我,我也死不作声。当时,捡的捡钱,粘的粘钱,来看把戏的,议论的,忙了半晚上。
在左港,病诊好后,母亲怕我走远路又犯了病,请了一辆红车,推到姚塆老外婆家歇脚。老外婆(我外婆的母亲)八十多岁了,接着我娘俩哭了一场,不让我们走。
母亲一刻也不能耽误,将我留在姥姥家,就当天到汉口3506被服厂做工去了。从此,我就天天坐在门前大塘边稻场上的个石滚上,瞄着母亲去汉口的方向,盼母亲回来接我回连岗。
我想祖母,想福哥,想吃伯母煨的汤。
一天,我正在石滚上,与平时一样玩耍,等待母亲的出现,见一个妇女在塘边洗菜,我走拢去,猛地把她推到塘里去了,是后面来挑水的一个男将将她救起的。
一下子塆里聚了一群人把我围住,问我为什么要推她?我也是死不做声,但没有一人打我,姥姥一个劲地骂我是猪。
母亲从汉口回姚塆来看我时,听到这事,就把我送回连岗。我远远一看到连岗的塆子就觉得很快活。
一进家门,见堂屋东边的织布机下睡着一只白毛老母狗,正好又见桌上有一把篾刀,我拿起刀来朝狗尾巴一刀剁去,狗子叫着跑了,狗尾巴还没剁断,血流了一路。伯父见了只是笑着问我,为什么要剁,我还是死不做声。
可一旁的母亲几近绝望的声音说了一句:“这伢病苕了!”
在姥姥家过了几个月的孤独生活回到连岗后,母亲虽仍奔波劳碌,但我却过了二三年自觉好玩的日子。
福哥本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大概是见我没上学,就陪我整天在塆里玩,弄黄泥巴回来和熟给大伯打砺子(一种把稻谷加工成大米的土、木、篾做成的工具)。
我俩到处乱跑,去摘老了的蛾眉豆,剥出里面的黑豆子;挖鸡头(一种很甜的草根)、挖野莆咀;夏天就玩水。
记得有一次,母亲给刚刚只够买一斤菜油的钱,让我跟福哥到祁家湾去买油,我俩又邀了万清叔和忠炎。
我先将钱买了一副很小的扑克牌,牌只比麻将稍微大点儿,再去买油,回来时,四个人在铁路桥下面玩了半天。
回到家,母亲一眼就看出没有一斤油,我回答说在路上泼了一点,母亲真的以为我苕了,做不好事。
比东跑西玩更有趣的是看斗地主。母亲见我“病苕”了,不放心去汉口,就暂且留在家里好照看我。
如果当年我母亲一回老家后继续去汉口,那说不定我娘俩一生的历史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因为正是不久之后,被服厂正式招了一批工人,而母亲当时却不在厂里。
我们这些小孩,成天忙着到处奔走看斗地主,是刚解放后的农村土改运动开始了。
有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没有和福哥一起去看斗地主,而是母亲带我去。张家店北面一块很大的空地上,斗地主台前已没地方了,人山人海。
我和母亲则站在很远的高坡上观看,只见诉苦的人诉完了之后,就在台上的一口大锅中烧起了地主的田契、租约、借据、账本等。
一个男老地主的手被反捆在后面,低着头,地主的左右站着两个民兵,民兵扎着红头巾,系着红腰带,手上拿着一把大刀,旁边有一人在喊口号后,台下众人跟着高喊:“镇压恶霸地主!”“穷人要翻身!”“毛主席万岁!”等。
喊完后,两个民兵和端着枪的解放军就把地主押下了台,我看见很多地主家属慌慌张张迎上去跪下为地主求情,但都被拉开出一条道。
地主被带到场外不远,那里又有两排民兵,一端枪的解放军将地主的头按下直至地主跪下,我还在看,母亲叫我再不看了,我刚被母亲拉下坡,那边的枪就响了,看的人如潮水般涌了过去。
我们连岗的山上也斗地主,不过没枪毙地主,斗完就押走了。
接下来,又在山上围了一个很大的、一人多高的院子,院子周围蒙上了布,看不见里面,民兵不分昼夜地在周围巡逻。
连岗乡所有地主的财产都被运来放在这个院子里面,还有数不清的棺材就放在院子外面。
我和福哥从布破了的地方向里面看时,立即就有几个拿大刀的民兵跑过来把我们吼走。
有一天,我俩看见几个民兵把另一个民兵五花大绑地捆起来,送走了。据说这个民兵是偷了一个小皮球,想带回家给自己的孩子玩。
分东西的那天,我和福哥在家里照看,大人们就出出进进,把分到的东西往家里搬。
我家分的东西,四婆在旁边不停地眼热,说我母亲会要东西,都是别人家没有的。像崭新的长城牌热水瓶,汉口都没有卖的,是上海货。
还有一个全新的五屉柜,暂不说玻璃镜子照脸不走形,也不说是上等的杉木板和上等的油漆,单是那样式就好看:上一层打开两扇玻璃镜子门,就见里面分上下两格,中一层是左右对称的两个小屉子。
(此柜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还完好无损,就是被老鼠啃了几处。我结婚的新房中就只这个柜子,我现在仍把它当宝贝,它是我一生最好的见证,是一部历史。哪怕以后我将遗体捐献或将骨灰撒向田间,也希望子孙们能保留它,看看它,讲讲它的来历,胜过烧纸叩头。)
还分了一个可装几千斤谷的可以拆开的大杉木粮仓,分的其它的衣物小玩意等,就说不清了。
听伯父等人说,分翻身果实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个等级。
我家是贫农,父亲死了,解放前又没田地,孤儿寡母的,就评为上上等,上上等的户最先进院子内,不是由主管人给,而是由自己要,想要什么就领什么,无论价钱的贵贱,只达到了规定的件数就行了。
这么好的优待,叫我怎么能忘记得了呢!
除分了家具什物财产外,还分了上好的田地耕牛,这是穷人做梦都没想到的好事,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家庭,因此,母亲打消了再去汉口被服厂的念头。
我家和伯父等几家,共分了一头又大又老实的水牛,“倚小卖小”的我,放牛总是依赖福哥,我放得很少。
有一次在山边的个干塘内,把牛丢着放,我跑去向良廷(涂大宝的弟弟)要炒熟的蚕豆吃。我的胆子再比过去大了一点,见很多人爱捉弄他,我也不怕他了。
良廷不给,我就抢,结果他把仅有的半把蚕豆一下子塞到口里去了。松青哥就在旁边大笑,说良廷比浩还苕些。结果牛跑去害人,又给母亲带来了麻烦。
我并不是一直苕下去,慢慢地从被人欺的处境中懂事了。
福哥还是福哥,还是比我懂事,我挨打,他护着,他挨打,我发呆。随着以后的很多恩恩怨怨,我就对福哥形成了一种依赖,跟他在一起,比跟祖母、母亲在一起更快活。
之后,跟母亲睡的时候少了,跟祖母睡并跟福哥睡一头的时候多了。
童年的福哥,陪我玩,保护我,在学习上也很有心窍。
初读私熟魏先生的识字课,每天要不停地练习写字,纸墨笔砚对于像我这样的家庭是不易拥有的。
福哥就做了二块小黑板,一人一块,每块比一本书的面积大点,黑板上边用铁丝做两个卡子钉进去,两个卡子上面再安一个半边梅花形的款子,便于手提或挂在墙上。
小黑板表面被福哥用沙石磨得光光的,再涂上浓墨水,不只是可用来练字,也是一件炫耀的玩具,大人们都说福哥聪明能干。
记得舅爹来我家帮忙的那晚,吃的是煨乌龟肉,舅爹说肉做骚气。那时乌龟多,我也常捉它玩,但吃乌龟被认为是好吃的人,不光彩的。看来,母亲是穷得没法。
我也吃过用乌龟底、糯米、黄豆等炒熟后磨的粉子,因有人说它很补人,母亲也将就信一信了。
福哥曾用四寸长的大铁钉、尖端锤平磨快,将乌龟肉一点点挖净,做成个玩具,用筷子敲乌龟背还能发出回荡的声音。
福哥也比我很有见解。有年除夕,母亲给了我一元压岁钱,我当时躺在床上开心得睡不着,将钱捏在手上玩,母亲说莫玩掉了就叫我装在棉袄口袋里,第二天当我与福哥一起买糖人时,怎么也找不到了。
当时一块钱能买斤肉和大蒜萝卜小菜的,一般送礼也只几块钱。福哥见我吓得要死,就安慰我,说是等母亲问这钱时再说,到时候要打你,就说是我俩人圈了糖人。
后来,母亲也一直没问我这一元钱。为此我问福哥,他猜是我母亲当晚趁我睡着,把钱又拿走了。听他一说,我也不再为这一元钱担惊受怕了。
对福哥童年给我的往事回忆,多半是玩的事。虽说我对父亲的去世有点印象,但对自己吃了多大苦、受了多少难,不像与福哥一起玩那样回忆得清楚。
如果让福哥回忆我母亲当时的艰难困苦,他一定比我知道的、感觉的更悲痛,而我的童年没饿死是事实,没有沿门叫化是事实,没有衣不遮体是事实,没失学更是事实,只不过是八岁才上学。
所有的这些看起来应理所当然的生活,母亲为此已精疲力尽,不堪重负。
因此,在外婆、姥姥的极力劝告下,母亲为着自己,更是为着我讨一条生路,在父亲去世三年后,不得不向前一步。继父是在左港外婆家挑豆腐卖的、一直单身的、三十多岁的姜玉广。
母亲带左港的人来连岗搬家这天,我很是惊呆。家中东西都搬在后面山上,母亲叮嘱我在那里一步也别离开。
看热闹的人,有的悄悄在一旁议论;我呆立着只是用眼睛寻找福哥,可一直没看见他;生离死别的此刻,血浓于水,谁都不忍面对,不但福哥,祖母、伯父、伯母,也都没看见。
一会儿,十几人挑着抬着家中零碎,匆匆出发,母亲在人行最后牵着我的手,含泪离开了连家岗。
我十步一扭头,母亲时而催我走快,虽然一行这么多人,但我深觉徘徊和孤独!
到了左港,也算是我熟悉的外婆家,母亲虽也不再东奔西走,成天能与我相见,但我的心还是常常想念连岗,想念福哥。
不久,姥姥去世了,外婆带着我去姚塆奔丧。走出左港一段路,我突然叫外婆坐在路边等我一下,我说我要回家拿一本书给福哥,不待她同意,我就向家飞奔。
葬礼送姥姥上山,是埋在张店北边,正是往连岗去的大路旁。当时,我与谁都没说,就拚命朝铁路边跑,一翻过铁路,就看见连岗,脚步却渐慢了,我怕抄直进塆中会遇到人,怕人们议论我,我于是就顺着大路从山上弯回家。
福哥家中一个人也没有,四婆见了我,大喜,告诉我福哥到后面破烂山上放牛去了。我扭头就往山后跑,老远就看到了福哥,我举着小人书高喊,福哥见了我也从牛背上滑下向我跑来。
大约一年后,我再回老塆连岗时,听忠炎还会跟我讲那本小人书中的故事。那本小人书名叫《侦察兵》,是我捡破烂卖的钱买的。
福哥替我上学路上挨打、钻“天洞”、做小黑板、割谷、同走亲戚、拔钉子、推让手枪、猜压岁钱……这都是我能回忆得起来的。
这次我送福哥小人书,福哥又将书传给大家看,使我的心一辈子留在了连岗。
哥俩一生好的种子,从此就生根于连岗的土地。
1953年,我结束了在老外婆家姚塆、外婆家左港、伯父家连岗三处轮流拉扯的寄居生活,定居在左港,在左港小学读小学二年级。
如果说我在连岗时,土改分得了田地、耕牛和上等的家具是优待,那么,外婆家更幸运,还分了三间临街门面的房子。
舅舅陈文双是土改的积极分子,后当了民兵大队长,结了婚。
我家和外婆家是一条街的斜对门,相距上十米远,可住房却窄多了,也是像在连岗一样,连三间,两厢房,楼门加一天井,但住着三户人家:二伯一家、六伯一家、我继父一家,继父是老幺,我喊他幺幺。
1953年左港已成立了农业生产的互助组,可不让我家参加。原因是互助组是贫下中农组织起来的,我继父的成份是游民,当过了国民党的民的。
外婆认为不让入组是个很不光彩的事,要我舅舅去活动一下,其时我舅舅已入党了,他不但不同有关人活动,其本人就认为,我家参加互助组不合上级要求,反而带头反对我家入组。
这使外婆左右为难,一边是女儿天天来说,说我们也是贫农,继父虽不会种田,但可以用挑粪挑秧等出力活与会办田的人换工;一边是舅舅说,互相换着做农活是贫下中农团结起来的好处,姜玉广不是贫下中农,没有资格参加换工。
外婆见劝舅舅帮忙无效,就自己到处求人说好话,还是无效。看来,外婆觉察到自己可怜女儿的命运,弄到身边来能照应一下,是犯了一个错误。
在连岗时,农活请的是自己人做,心里有底,到时哪怕让个小孩跑路也能叫得人动。而在这里可不同,互助组要显示他们的优越性,既然不让你参加,就更不会帮你了。
幺幺不会农活,只好成天挑个豆腐担子转乡。农活的事就落在母亲身上,不得已有时就请互助组外的人。
一次请的个60多岁染布的来犁田种小麦,一亩田起一天板,犁得八不像个东西,还给了两块钱的工钱,一盒圆球的烟,供两餐酒饭。第二天再去耙田,既借不到牛,也请不到人了。
幺幺的几个哥也不敢来帮忙,因他们都入了互助组。一气之下,母亲就用锄头去破土,我放了学也去地里帮母亲敲打。
互助组种的小麦出了苗,我家还在破土。有好心人叫我母亲不要待一个田打完,那会误了季节,就破一块种一块。我家田在大路边,麦子全部出土后,高矮不齐,三块麦苗有明显区别,且一亩田只种上了一半小麦。
而互助组织的人开会时,总是拿我家作宣传,以显互助组的优越性,证明单干是走独木桥,走一步摇三摇。
我感到丑,感到委屈,感到不公平,我与母亲不也是响当当的农民吗?为什么不能参加互助组?
外婆左右为难气病了,五十多岁的人身体一下子就不行了。
如果说我家不能加入互助组,日子辛苦的过也就罢了。
1954年的我,虽只十岁的孩子,已是很听母亲的话了。
星期天,母亲叫我一个人到互助组去学着栽秧,孩子去劳动,又不要他们换工,互相组的人当然欢迎。
母亲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我弟弟姜清浩已出生了,四口之家,男儿不能吃十岁的闲饭,在互助组里让我农活做会了,到自家单干就能动手出力。
二是好从人情方面尽力与互助组里的人接近,看将来孩子长大了,能不能参加互助组。那时的互助组在人们心中不知有多神圣,总不能让孩子今后也一辈子在互助组外单干。
放了暑假,互助组没有适合小孩做的事的时候,我就去砍柴,晒干了再叫母亲来捆好挑回去。
母亲去田里做事,我就在家中照管着弟弟清浩。从此,家中的吃水也是我包了,用两个小提桶,一挑就是12担,直到将缸挑满。
开学后的星期天,我开始是跟着一个大人到别的村子里去捡破布,后来就独自敢出村捡破布了,周围十几里路的塆子都跑过遍。
捡的破布不提回,怕人笑,就当天直接提到横店供销合作社的收购站去卖,一天最少可卖两三角钱,多时可卖八九角钱,可从来没卖过一块钱。
卖的钱我从不打夹账,只是把一分分的零钱当着母亲的面归自己,条件是这个零钱不准母亲用,聚到一定的数量就去买小人书。
十岁的我,主动劳动,总喜欢口袋里有点钱,也懂得争气了。
在互助组有人的讥笑中,幺幺做点卖豆腐,卖鸡蛋的小生意,母亲忙田里,忙家务,我也闲不住,天天上学,星期天就去捡破布,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忘了家低人一等的地位。
在学校里,我的小人书比别人多,也喜欢借给别人看,上学放学总有人跟着我,一点也不感到孤独。
由于我舅舅当时已成了国家干部,搞的是民兵工作,家中总有步枪和成箱的子弹,我就把子弹偷出来,拔下弹头,做火柴枪玩。
同学们也总是暗地里求我,或用铅笔、本子和我换子弹头。那段时间,我简直成了孩子王。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什么单干户,什么低人一等的感觉,也渐渐淡化了,到也相安无事。
谁知,又出了件始料不及的惊恐事。那天,舅舅到我家脸色非常难看,叫我幺幺赶快到他家去,有急事。
母亲一看舅舅的脸色,觉得大事不好,要一齐过去,舅舅不让,只把幺幺一人叫走了。母亲不放心,叫我跟过去。
我到了外婆家之后,见外婆揩着眼泪坐在堂屋里,房门也随即被闩上了,房内除了幺幺、舅舅的声音外,还有两个外地人口音,我听不懂。
等我放了晚学回家时,外婆在我家抱着弟弟清浩,母亲在低声的哭,哭得极其悲伤。当时母亲边哭边向外婆的倾诉,很多话我现在都清楚地记得,但不忍心再说出来。
这一刻,对母亲的无情打击,对我幼小心灵的刺激,都是外婆迟钝的劝说解救不了的。
原来,幺幺被来的两个国家工作人员带走了,说他在国民党中当兵时打死了一名地下党,现在有人供出了他。这一走,幺幺是枪毙还是坐牢就说不定。
第二天,母亲叫我不上学,在家中照看弟弟,母亲跑了一天乡政府后,回家进门就抱着弟弟哭。一连几天的晚上,我都被母亲的哭声惊醒,吓得我发抖,生怕母亲出事。
十岁的孩子,虽说能做点小事,但在这骨节眼上,却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慰母亲。三天我没上学,母亲也在外跑了三天,一点音讯,一点结果都没有。
一向硬气的母亲,这时就不跑政府机关了,白天垂头做事,晚上就低头求舅舅,求清浩弟弟的二伯、三伯、四伯、五伯和六伯,意思是无论如何,看在伢们的份上,一定要帮忙把田间事带几年……
第四天我去上学,同学们都以异样的眼光看我,也没人向我借小人书要子弹头。老师既没追究我为什么不来,也没提及我的任何事情。
班主任郑祖坤老师本人就是地主分子,江西人,他又怎么敢对我有安慰的语言呢,只有装个不知道的样子,让一切显得平静。
放学时,我总想快点回家照看弟弟,又怕回家,怕看母亲大白天躲在房里哭的情形。
星期天当我拿起篮子准备去捡破布的时候,母亲破例地夺下我的篮子,我说我今天会早点回来的,母亲的泪又流下来了。
母亲是怕我在外面遇见了认识我的人,丢人现眼,更怕有人问起幺幺。那段时间,母亲精神上几乎崩溃了。
十几天后放完学,我回家突然看见幺幺回来了,坐在凳子上抱着弟弟,母亲在做饭。
当着屋里那么多的左邻右舍,我一下子连“幺幺”都不敢喊,就跑到厨房去问母亲,母亲的脸上有了笑意,没有回答我,只是叫我去喊外婆过来吃晚饭。
后来才知道,幺幺在国民党当兵时,确实枪毙了一名地下党,但不是他一人,是三个国民党兵同时开的枪,也不是在战场上,是在刑场上。
这三个兵是奉了上级命令,这个发出命令的人,现在在汉口的共产党的某机关做事。三个国民党兵,一个在战场上死了,一个承认此事并供出了幺幺。
由于案情复杂,那个在机关做事,下令毙人的前国民党军官也承认此事,他说他是执行更上一级的命令。等到把事情搞清楚,已花了十几天了。
而处理结果也简单,就是为证明那位地下党员确实被枪毙了,因为这涉及到对烈士家属照顾等问题。幺幺临从汉口回来时,有关方面还给了他二十块钱。
消息总是不径而走,我第二天上学,一个叫冯腊环的女同学说我家真划得来,还得到那么多钱。
可母亲的暗自悲伤,只有我才不忍重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