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年饥饿岁月

作者：李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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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继大跃进而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铺开了，吃食堂紧跟着泛滥起来。

一级级命令，排山倒海般地传下来。

公社书记当众宣布：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

散会后，群众便上街“共产”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

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

吃食堂

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我们中街的在黄奎德家开始吃第一顿。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

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了。”

第二天我们到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

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一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

过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汤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点米，舔在舌头上，舍不得咽下。

后来，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们每个小学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像被猪尿泡似的被吹大起来，亮亮的，手一戳就能点破的样子。

刚开始时，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

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

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

到了1959年初，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出现了。

开始办食堂时，先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再把粮本、油本都收走，家家不许存粮，不许有锅。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也没有粮食了。

我们家开始买了1000多斤胡萝卜叶，吃完了便挑野菜吃。开始有马荠菜、盐蒿子，后来便挑一种带刺的徐徐菜。苦苦的，连猪也不肯吃。

有人家开始吃树叶，剥树皮。合德镇有个姓戴的富农，家中藏有两罐银洋钱，饿得什么也没有吃的时，从地下挖出来与人家换了两小罐咸菜，用咸菜和着水，喝了十多天。

和多数人家比，我们家的日子过得更为艰难。父亲被抽去砍伐毛竹，当射阳县伐竹连连长，一去就是大半年。

农村的人靠着土地，而小街上一点点土地也没有，只有下乡去挑野菜。母亲领着我们弟妹四个艰难度日，我是老大，8岁，妹妹6岁，三弟3岁，四弟1岁。

200斤胡萝卜，60斤米就是我们的全月的粮食，平均每人每天4两米，经常拿着瓢到邻居家借粮是我最感害羞而无法逃避的事。

粮食没有了，我们亲戚中好几个都是在这时候饿死的。我们弟妹几个吃野菜多了，都饿得脸呈菜色，嘴唇发紫，患了青紫病。

没有一点油水，肛门脱落，临到解大便时弟妹们便哭得死去活来。我有一次因吃野菜中毒，急性肠胃炎发作，被送到医院。

有人说病床上刚死了一个小孩，用席子卷走了，你这个孩子命不强。母亲吓得把我从病床上抱起来，一直坐到天亮，泪也流了一夜。

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母亲总吃着野菜，仅有的米都让我们吃，遇到野菜饭不够了，她一口也不吃，常一、两顿饿着。

父亲回来了，我们的生活才日见好转。

我们那里地处黄海边，荒滩多，野菜也多，死亡现象要好些。西边的建湖、兴化、高邮、宝应和安徽东部一带，灾民像流水一样涌来挑野菜，躲饥荒。

饥荒的突然到来，兴桥街上的人苦极了，我们只好到乡下拾麦子吃。乡下人不容易饿死，街上反而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我们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乘乡下人转身的当儿，手伸出来一捋，很快地捋，等着看麦的人转过身来，麦穗已进篮子里了。

等当村人拾完麦穗我们便一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这样拾一天也不过二三斤麦穗。

后来，不等人家拾完，我们便跑到地里拾起来了，实际上是抢了起来。

于是，乡下的人便换一种方法，只用一小部分人割，多数劳力在四周维持秩序，手里挥舞着镰刀，谁敢抢先下地，便把你的篮子剐了。

然而，饥饿的人群也不在乎乡下人骂了，也顾不得脸皮了。只要麦田一开割，便冲到地里，在割麦人屁股后面拾麦穗，有胆大的竟和割麦人抢起来。

甚至这边一开割，那边人便从麦田对面拔起麦子来了。连麦秸也一起拽进篮子里。四面八方的人像蝗虫般涌过来，一会儿，一块地便抢光了。

气得乡下的干部带领壮工用铁锨、扁担挥舞着，少数抢麦子的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在地上哭喊着，于是出现街上人与乡下人对骂的场面。

抢麦大战变成对骂战争，有的人哭诉着一家快要饿死的状况，大家泪都流下来了，乡下的老人叹着气，说世道变了。

母亲和姨母们带着我出来，让我带着篮子在远处的河边等着，她们用衣服兜子盛麦穗，跑起来也快。把麦子送到我这里，她们再回去拾。

那年我只有7岁多一点，已经能干活了，弟妺们都小。

每天半夜里，便被母亲或姨母叫醒，被母亲拖着，跟着走，只听见街上“咚咚咚”的脚步声，没有一个人说话的，走在大桥的木板上，像是千军万马过桥似的。

100多户人到大桥头便分开了，我被母亲拖着走，走过一片又一片麦地，我也跟着大人到麦田里抢麦穗，小小的手拔着麦杆，手划破了，流血了，也不敢喊。天黑黑的，根本看不清麦，只是用手拔麦秸。

乡下人来了！他们挥舞着镰刀、扁担，喊杀过来了，我们小孩便扔下蓝子拼命跑着。有的鞋都跑掉了。光着脚在麦田里跑，留下一路血迹。

我跑得慢，那扁担和镰刀带着“呼哧”的风在耳边掠过，乡下人心并不坏，见到我是小孩只是吓唬吓唬，真的把镰刀砍下来，我也早没命了。

那一年，我家被乡下人的镰刀砍坏五六个篮子，不过没有被砍到人，算是万幸。

拾麦穗

想起那些拾麦的岁月，哪里是拾麦，简直是抢麦，是街上人在死亡的虎口抢回自己的生命，不是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走到那一步的。

麦收时节，拾麦穗的日子仅仅是十天八天的，以后更长的是挖野菜的日子，我实在无法忘记。

1959年9月，吃食堂过后接着是秋收减产，勉强把春节熬过去，到了三月里柳树飘絮的时候，家家户户断了粮。

上学刚刚两年的我，中午放学回来，太阳在上头一照，头晕眼花，走路摇摇晃晃的。

角头街木桥是用两块板铺起来的，很窄。我走到中间腿肚子打颤，与同学们相互搀扶着才敢过桥。过了桥，脚步便拖不动了。

后来我看到浩然的小说《艳阳天》中有一句：“饿得连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动了。”我很佩服浩然的这句话，觉得他了解农村。

那时候，我们便是看着自己在太阳下的影子，走不动了，看着，看着，眼就花了。

从建湖过来有个乡亲叫和尚头的，有一天在街南头路边倒下了。他是走路咚咚响的人，回老家数月不见，这个高大的男人挂着一脸的皮，吓得别人不敢靠近他。

他瘫坐在地上哀求说：“大爸大妈啊，有一口米汤喝，我就能回家了…… ”

有人问：“你不是刚从家里来吗？回去干什么呀？”

他回答说，“没想到天下都是没饭吃的地方。要死就死在家里呀。”

大家默默地看着他走了，不久听说和尚头死在街南的草垛堆了，死得无声无息，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

我家粮食没有了，吃了几个月的胡萝卜缨子。到了三月，胡萝卜缨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顿饭的主食。荠菜、徐徐菜、马荠菜……每天是一锅绿水，光捞野菜捞不出米来。

当时我只有8岁，老姨比我大6岁，堂姐桂英比我大两岁，她们领着我到河西边挑野菜。

头上的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实在因为虚弱，加上太阳在头顶上晒着，挑了一会儿野菜，眼睛发花了，直冒金星。

我扶着南边的堤，站不住，竟倒下了，这是饿昏了。

等我醒来时，已是太阳落山了。老姨说我晕过去了，在地上睡了一觉。母亲听了，赶快把给四弟的粥舀一口。

三弟那时候三岁，咽不下野菜，整天歪着头，无精打采。

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来，一拉屎，肛门就疼，见了野菜不敢吃。

四弟才一岁，没有奶水，每天给他一点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粮余下的。喂完四弟，母亲用指头刮刮罐底，让三弟舔舔指头上那点米浆。

太阳一出来，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盐蒿子。盐蒿子耐盐耐碱，碱很重，可它还是碧绿的。

盐蒿头采光了，便采盐精子，也就是盐蒿子种子，晒干扬净后磨成面，掺在野菜里吃。

那时候，我深深体会饥饿的感觉。饥饿使人心慌，腿软，冒虚汗，手脚颤抖。而长期的饥饿并没有锐利的痛感，那是种慢性的虚脱。胃里没有食物，大脑被停止了供给，麻木了。

这时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了。

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老师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饱饭，那便是天堂了，能饱饱地吃一顿白米饭那便是“共产主义”了。

在饥饿中生活过来的人，观察与理解人生的角度起了特殊的变化。饿怕了的人，是太懂得道理了，能吃饱饭，能活下去便是最大的道理了。

后来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改革，就是一家一块田这一点不能改，有一块田就饿不死人，没有田地靠什么养活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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