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生12• 排演《三世仇》
作者：连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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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清的干部都解放了，干群一心，进行了一次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引的忆苦思甜活动。
先是各小队开忆苦会，然后再将讲得好的典型选到大队的全体社员大会上讲。为了保证生产，这一活动都是在晚上开会进行。
开始，有的人忆苦忆苦忆到1959年头上去了，这是不允许的，甚至认为是反动的，因为1959年不是旧社会。
还有的人，太“单纯”，缺乏阶级斗争的观念，“实话实说”，也被认为是丧失阶级立场的行为。
例如张四爹，他说过去的地主心肠狠，他年轻时给地主当“作老”（给地主做长工的长工头领），地主家人用的是鹅毛扇子，地主给他用的是巴扇；地主家人吃的是瘦肉，没人吃的肥肉，就把肥肉盖上饭骗人吃。
这怎么是控诉剥削阶级呢？大不了是说地主偏心，反而是在给地主歌功颂德。
为了纠正忆苦思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大队决定通过文艺宣传来提高社员们对旧社会的认知水平，特别是针对青年群体的认知提高，决定成立文化室，排练楚剧《三世仇》。
文化室的主要负责人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冯浩，姜清芬和张炳生负责具体事务。
说是大队文化室，其实哪里有“室”呢。大队里根本没有设一个文化室的固定地方，大队里开会，都是借用的学校，若是少数人的开会，就在与会者中的私人家里举行，自然，文化室也是打游击式的以冯浩、清芬、或炳生家中为阵地。
排练《三世仇》的剧组人员中，一直空缺主要反面人物王龙翔这一角色。剧组多数是年轻人，他们顾虑演反面人物在入团、入党等方面受“负面”影响。连地主家庭出身的徐宝勤（小名宝宝）也不愿扮演王龙翔。
宝宝是剧组的“导演”，他的楚戏唱腔，无论是唱老生、小生、花旦，都唱得特别好，出工收工的路上，大家总能听到他唱戏的声音。
他不愿演反面人物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说他从没有做入党的梦，自己三十岁了，光棍一条，如果再搞个地主的儿子扮演地主，就更成为别人的笑柄。
演得不好，就说成是对忆苦思甜活动的不满，演好了，肯定又要说，地主家的人当然会演地主。怕鬼的人，最后还是闯倒鬼，七推八推，这个角色又推到我头上来了。冯浩、清芬都做我的工作，说这是演戏，跟实际生活
无关，也总得要一个演吧……人怕当面，当面听了他们的一番好话之后，我就应承下来了。
团支书冯浩说，一定要在“五一”劳动节的晚上，在大队公演《三世愁》。再只个把多月的时间了，冯浩叫大家一定要在三天之内将台词记熟。
死记硬背还难不倒我，麻烦的是对台词、学唱腔的排练。白天要出工，排练只能在晚上，晚上除了雨天在家中排练之外，晴天总是在张黄队的稻场上进行，稻场离村子较远，不会影响人家晚上休息，围观的人也很少。
每天晚上的排练，只有冯浩一人极少迟到，大家总是你等我，我等你，人不到齐不能排练。
饰演虎儿妈的冯换，她是家中姐弟六七个中的长女，家务事特别多。开始，她不愿参加剧组，她说家中一大家人的做饭洗衣全指望她，她没有空闲，因她极会唱悲腔，剧组就硬把她拉进来了，她常迟到，大家也就牵就她一点。
饰演虎儿的彭显高，是大队贫协的成员，又是发展入党的对象，工作队又有人住在他家中，每晚有研究不完的公事，正点到排练场的时候也少。
饰演三奶奶的演员是付翠仙，她是新村队的妇女队长；饰演九伢的徐勤政，是新村队的记工员；再加上我自己也是常迟到的一个。
迟到，可以由我们，但在什么时间排练结束回家睡觉，就由不得我们了，经常到了夜晚快转钟才散场。
临近正式演出的前个把星期，排练总是忙到鸡叫。这时，冯浩总是拿我说过的一句话为大家鼓劲：若无幕后千滴汗，焉得台前一枝花？
离“五一”的前三天彩排时，剧组才感到有个棘手的问题：服装、道具有很多缺乏。
彩排前，工作队出面请来了黄陂楚剧团的个夹舌头张团长，他虽唱了一生楚戏，但一直以唱老戏为主，以饰丑角为主，新戏他是近几年才演，他在我们横店因演《社长的女儿》中的社长出了名，因此便将他请来。
他强调：新戏大家都演得不多，不容易演好，越是有难度，越是在服装、道具上不能马虎，否则，观众一眼连个正、反面人物都看不出来，就达不到忆苦思甜的鲜明效果。
在张团长的严格要求下，之前的很多服装、道具不适宜于剧中人物和场景的需要，必须更换，重新配备。
剧组只得下个死任务，让演员自己想办法去借与自身适合的服装、道具等，战士的服装和枪支则由大队筹备。
大家就像疯了一样，到处借衣服，彩排才总算“合格”了。
“五一”正式开演的白天，张团长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说大地主王龙翔家中在舞台上的背景，除了有八仙桌、太师椅等物质上的摆放外，还应有点精神内涵上的东西，起码要一眼能看出是大地主家的中堂。
什么叫中堂？地主家又应是怎样的中堂？我一无所知，我只知家家的堂屋中都是贴的毛主席像。
问了个大概后，到了下午，我才好不容易到陈榨塆陈少奇老师的家中，借得一幅丹顶鹤的吊屏画，我又想了一下，又去请左港小学的梅校长写副对联，还有二三个小时就要开演了，我心急如火，就叫梅校长快点写，同时又提醒他，对联要用白纸，不能用红纸。
写好后，我由衷赞美他的字写得漂亮，他却认真地对我说，我的这付对联出得好，既适合地主家庭，又很有讽刺意味。上联是：让人三分是福，下联是：忍气一时为高。
我又叫做木匠的彭显高，慌慌张张用木板钉了个大中堂，将丹顶鹤画和对联贴了上去。
演出结束后，不光是本大队人，连周围几个大队看了演出的，对演出都予以极高的评价。附近的人都说，还是十多年前，在左港看了演斗地主的新戏，这一次新戏比土改时还唱得好。
饰演虎儿妈的冯换，饰演小兰的王玉梅，两个女青年的悲腔，使很多农村妇女听得流泪，群众对在戏台上表演时演员的泪流满面，感同身受。两位普通的女青年，一下子名声大噪。
在工作队，大队领导主持的《三世仇》成功演出的总结会上，领道除对她俩的高度赞扬外，对反面人物演员的认真设计服装道具的敬岗精神，也给予了肯定。
大家纷纷说：王龙翔身着的白对襟绸衣、青裤子、新布鞋、手中折扇、中堂画、对联，都揭示了王龙翔的伪君子面貌，抬称、算盘、帐本、毛笔、砚台等，都揭示了大地主收租的罪行。
王龙翔外出的场面，联保主任的神气，通过大沿帽、军装、皮带、手枪、长统鞋、尼子大衣、白手套、文明拐棍，充分展现了人物身份，台下观众中，平时与演员都很熟的人也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他们哪里知道，我为了借这些玩意，跑横店，跑附近大队，有点信息就上门，跟人家高凳说到矮凳，比借米下锅还全心。
公演了《三世仇》后，工作队不准原班人马散场，要继续革命。
于是，又演《打铜锣》《补锅》《双教子》《借牛》《角把两角钱》等新戏。
人手不够时，连姜清芬、张炳生也粉墨登场，充当角色。
即使排练辛苦，没人谈烟，没人谈酒，没花大队一分钱的生活补助。
有一次到了吃饭时间，排练还没散场，就说好在我家吃饭。母亲在菜园摘了一大蓝子青番茄，炒青番茄丝，烧青番茄块，打青番茄汤，再就点咸菜，包括张团长在内，一大桌人都吃得津津有味的。
演革命戏，做革命人，人人心里都挺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