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不剪辫子！

来自：海边的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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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3月5日，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著名的《剪辫令》：“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今者清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

就是希望大家赶紧剪辫子，再也不用留一条既丑陋又不方便打理还不与世界接轨的辫子了！

但孙中山等人太乐观了，他们没想到，很多百姓竟然对剪辫子都持观望的态度。

以至于1914年一战时赴法劳动的华工群体中，仍有大批人没有剪掉辫子！

民国政府为了“国际观瞻”起见，不得不在华工上船之前在码头现设一案，给未剪辫子者挨个剪辫子，才让他们远渡重洋。

其实，你去观察民初留下来的很多剪辫子照片，也会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很多被剪辫子者，似乎都不那么乐意，甚至需要被强按着才能剪。

一些人为了避免被剪掉辫子，坚持让妻子出门买东西、办事；还有的把辫子盘在头顶，然后戴一顶帽子遮住，导致民初很多制帽场生意都特别好，专门产那种内部容量特别大的帽子。

明明辫子是当年清廷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强行让汉族百姓给蓄上的，现在反而有这么人自发的死活不剪呢？

其实，这主要来自于一种特别的动机——一个民族在被过度驯服后，底层民众养成的“精致”、无奈与“创伤性怠惰”。

早在1904年，以旗军改制而来、以满人为绝对主力的禁卫军，为了方便作战训练，就开始尝试剪辫子。到了1910年时，已经成为了中国第一支“无辫军”。

到了1905年，清廷为了“预备立宪”，五大臣分赴欧美日本等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载泽、端方等满人亲贵此行受到的最大触动就是“要剪辫子”。

在一帮衣着现代的西洋人里面，自己留着条大辫子行走其中，时刻感觉到后面有人掩面而笑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

所以五大臣留洋团队走到一半，四十余名随员中就“剪辫者已居其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教员，有武员，一切皆有职衔者”。

而汉人大臣，像戴鸿慈、徐世昌这帮人人，要么不说话，要么还要在载泽、端方等人高喊剪辫子的时候泼泼冷水。

其实徐世昌等汉臣们的持这种态度的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他们毕竟是的“外人”，旗人提剪辫子口号，那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汉臣如果也跟着喊，立刻就成了立场问题、忠心问题。

于是1910年，大清资政院召开第一届常会时，就通过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与《剪除辫发改良礼服》两个议案。

议案一下，很多留过洋的年轻满族亲贵，立刻忙不迭的就把辫子给剪了。

但那个之后困扰民国政府问题，此时就出现了——大多数人，嘴上答应着，但就是不动手。

理由其实也很简单，人们搞不清楚这个命令到底是要动真格的呢？还仅仅是一次“欲擒故纵”的忠诚度测试。

所以非常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些议案下发到地方，居然还出现一些人上书，指天画地的保证自己忠于大清，辫子绝对不会剪的奇景。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虽然没了，但一些坚持按之前老规矩来的地方势力还在。

比如当时的山东地区，“保辫运动”之所以闹得最凶，真不是当地民众保守，而是北洋军的“辫帅”张勋所部，当时就驻扎在兖州。

清廷当年尝试部分放开，允许军队剪辫子的时候，张勋就公然“抗旨”，表示自己的部队永远不会剪辫子：行军打仗留辫子不方便？我们可以克服、忍耐么。反正辫子是一定不会剪的！这是我对朝廷、对大帅的一片忠心！

颇为微妙的是，对于张勋这个“抗旨不尊”的态度，无论朝廷还是其顶头上司袁世凯，虽然面上不置可否，但心里其实是鼓励的。

于是张勋的“辫子军”就这么从清末保留了下来，又留到了民初。

在其势力范围下的老百姓那当然是不敢乱剪辫子的，因为那年头正好是兵荒马乱的时节，北洋军官兵常有找茬欺压驻地乡里的事情。

而非常黑色幽默的是，张勋这支辫子军后来还真就“搞了个大新闻”。

1917年，利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争权矛盾，辫军张大帅来了个“一鞭直渡清河洛”——亲率五千辫子兵北上京师，重立废帝溥仪登基坐殿，复辟了“我大清”。

这场闹剧虽然只持续了11天，但京城还真的突然冒出来很多留长辫子的人，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说：“一个个像从棺材里蹦出来似的”。

而等到张勋复辟一倒台，京城满大街又到处都是散落的假辫子。

可以想见，至少在这十一天里，那些坚持把辫子留下来的人，会有一种阿Q版的精神胜利感：怎么样，幸亏我把辫子留下来了吧，这又用得着了！

是的，这就是人心，是长期被“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威权所恫吓、所驯服、所吓破了胆的人，在看不清未来的乱局中，所必然作出的胆怯选择。

你说它是可悲的奴性也好、是无奈的精明也罢，但这里面，真的没有半分“文化保守主义”的大义在其中。

这是一种“创伤性怠惰”，“祖宗”通过辫子给这些人留下来的，其实只有胆怯而已。

剪辫子之争的最终解决，说颇有戏剧性，且非常简单。

是溥仪自己拿起剪子咔嚓一刀把辫子剪了。

翌日，上海《申报》在头版最显眼的位置刊登了简单六个字：“溥仪昨剃辫子！”

然后，全国一片嘁哩喀嚓、那最后一批留辫子的人，终于都把辫子给剪了。

理由也无他，只是因为附加在这个劳什子上最后的那一丝“忠诚宣誓”意味，终于也消失了。

只是，这一年已经是1922年了，离清政府默许新军、警察剪辫子，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距孙中山颁布《剪辫令》已经过去了10年！

无论当年的倡议者，还是反对者，可能都不会想到，这看似最最简单的咔嚓一刀，居然在争论平息、政府命令的情况下，还需要延续这么久，花这么多的强制力，才能最终剪下去。

由此可见，统治者为什么喜欢驯化民众？因为一个族群被过度驯服后，就很难重启革新之路了。

这也是先知者之所以不断焦虑，不停呼吁，要融入世界文明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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