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老知青5•三年困难时期

作者：阮云宝。

关注鹰眼观心，看新闻酷评。

防失联微信yyguanx。

1962年9月，我考入了杨浦控江中学，这可是杨浦区重点中学！

我原来的小学同学，考入控江中学的就我一人，其他都进了离公交新村不远的普通中学——鞍山中学、杨浦中学和五十六中学。

虽然控江中学离我家相当远，在杨浦公园的对面，地址是双阳路388号，从家到校来回步行要走一个半小时。但我的心情依然是特别的激动和喜悦！

到校报到的第一天，先后由校长、教导主任向我们介绍学校的校史。

他们说："工人子弟能考入重点中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你们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条件，要刻苦学习，从现在起就要打好基础。"

而且，"控江中学的升学率是很高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同学都能考入著名大学，有的还出国留学。你们要树立雄心壮志，不要辜负了党的期望，要对得起你们的父母，要为学校增光！"

上中学后，我被分在六班。当时每个年级有六个班级，前四个班级外语课学英语，后二个班级外语课学俄语。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同学们不想学俄语，而希望学英语。经过老师的一再教育，大家才安下心来学俄语。

上中学的第一堂课是一场语文和数学的测验，这是老师对我们学习成绩的"摸底"。

由于我读书成绩比较好，人又听话老实，所以进校不久我就被指定担任了班级的中队长。

我感到作为一个工人子弟，又是班干部，首先必须把书读好。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党，对得起父母。我发誓在学习上要消灭"3分"。

从小，父母亲就教育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老师就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所以，我们兄妹五个都怀着强烈的"工人子弟要在文化上翻身，要给党和人民争气，给父母争气"的愿望，刻苦学习，积极上进。作为老大的我更是如此。

那时每天要上七、八节课，课外作业很多，有时白天完成不了，只能在晚上"开夜车"完成。

人疲倦了就用自来水洗一下脸，清醒一下头脑后继续完成作业，经常要到半夜才能睡觉。老师还经常给我们讲名人苦读书的故事，以此鼓励我们刻苦读书。

为了按时参加学校每天的"早自习"，我常常是急急忙忙地吃上几口饭便匆忙地赶着到学校。有时时间来不及便饿着肚子到校。

在去学校的路上，我还一边赶路一边背诵外语（俄语），默诵古文，精神十分紧张，有好几次差点与路边的电线杆"接吻"。

重点中学的学习是紧张的，各种考试也是很多的。许多老师经常教育我们"平时如战时，战时如平时。"小测验、单元考、期中考、期终考，一个接着一个。

应当说能考入重点中学的同学读书都是认真刻苦的，班级里的学习氛围是很浓的，奋发努力，不甘落后的竞争风气是很浓的。

为了抓紧时间读好书，我极少参加体育、文娱活动，连扑克、象棋都不会玩。每当上体育课开始分散活动时，我便与一些同学赶快回到教室"温习"读书，以应付下一堂课的"突然袭击"。

每天中午急匆匆地吃完午饭后，便"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长此以往，大大影响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进中学后，尽管学习相当紧张，但由于自己能够抓紧时间学习，学习成绩在全班是名列前茅的。初中一年级我被评为学校的"三好学生"，我刻苦学习的事迹还在学校的宣传栏里展览过。

父亲还被学校邀请到我们年级给同学们作过忆苦思甜的报告。我还享受每月二元的助学金（那时三、四元钱就够一个小孩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

我每次领到二元的助学金后都交给母亲，母亲又退还过我，让我用在平时的学习上（如买学习用的参考书，下大雨时到学校时乘车等等）。

我读初中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当时称1961至1963年为三年困难时期，一说是当时的苏联逼债，另一说是国家遭到连续三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

国家困难，老百姓的生活当然同样相当困难。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几乎所有的副食品、工业品都要凭票，搞计划供应。每个人每月由国家根据年龄、从事的工种供应口粮，记得我当时的口粮是每月25斤。

每人每月凭票供应二两食油，二两猪肉，半斤鱼，二两白糖等，每天供应二两蔬菜。

平时难见荤腥，鸡鸭鱼肉等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供应一点，还要分大户、中户和小户，凭票供应。

每人每年发十几尺布票和可买一、二斤棉花的棉花票。当时生活的艰苦可见一斑。

我从小埋头于读书，家务事都由母亲、祖母操侍。全家八口人，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生活。

父亲每月的工资是83元，在当时算是高的，但父亲不善理财，还爱喝点酒，家里的生活开支全靠母亲精心料理。

在"困难时期"，我曾经有几次在冬天的凌晨三、四点钟到小菜场排队买过菜。

当时我脚上穿的是破旧的胶鞋，身上穿的是单薄的旧棉衣，寒风吹来，人索索发抖。

天才蒙蒙亮，菜场里排队的人已经不少，也不讲什么公共秩序，一块破砖头，一只破篮子朝地上一放，都可以代表一个排队的"人"。

我生性老实胆小，虽然不断有后来的人插队插到我的前面，也不敢拒绝。好不容易熬到五点来钟开始开秤，原先排着的队伍突然一阵骚动，队伍顿时大乱。

年轻有劲的、不守秩序的一下子便从后面挤到了前面，而年老体弱的、老老实实排队的便被挤到了后面。

有不少的人冒着凛冽的寒风，辛辛苦苦、老老实实地排了几个小时的队，结果还被挤出了队伍。

这时，哭的笑的打的骂的都有。

我是属于最无能又无奈的人，因为既不会去插队又不会去挤，早早去排队，总是被挤在最后面，心里真是又气又恨。

经常是大妹二妹来接替我时，看到我还是排在最后面，气不打一处来，也发扬不守秩序的精神，不顾他人的叫骂拼命朝前挤，终于插队成功，买到了总共一斤多点的冻得绑绑硬的青菜或卷心菜之类（烂的菜皮也不多给）。

我记得当时的菜场还凭票供应过豆腐渣。由于物质的匮乏，当时在菜场的垃圾桶旁经常可以看到有许多人在拣菜皮（其实也很难拣到多少菜皮）。

当时的报纸上还多次报道，有人拣到菜场扔掉的河豚鱼，兴冲冲地拿回家煮了吃，结果中毒身亡的悲剧。

三年困难时期，家乡还经常有我们小孩子不认识的乡亲和老乡来串门，一来就是二三个，甚至四五个。

他们带来几斤已经开始腐烂变质的"黄岩蜜橘"和一些发臭的年糕（几乎没法吃，基本上都扔了），都说是乡下遭灾，生活实在困难，到上海来寻找"生活"或做"生意"（有的还带来一些海货如咸鱼干之类来贩卖）。

他们都认为我们家条件总比乡下好，把我们家当作不花钱的招待所。

父母真是心肠好，自己家的经济条件那么的窘迫，生活那么的困难，而对来自乡下的乡亲和老乡从不怠慢。

父母宁可自己家的老小不吃少吃及睡地铺，宁可到处借钱借粮，也要每天好菜好饭地招待他们，直到他们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提出要走为止。

临走时父亲还掏钱为他们买船票，送路上吃的干粮。

我们家并不大，每当乡下来人，我们几个子女做作业、睡觉都成问题，我们都很有意见。

但父母亲从无一句怨言。父亲经常这样对我们说，乡下人找到上海来，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都是看得起我们。他们有困难，应当帮一把。我们不接待，难道让他们去睡马路？我们不能让老乡回去后讲上海人架子大，不认人。

父亲的五弟孔明也来过多次，他患有胆结石，在家里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父亲为他到处借钱、联系医院，让他在上海的医院里顺利的切除了胆结石，健康地回到了乡下。

乡下有好几间祖上留下的房产，按照乡下的规矩，父亲是有一份的，但父亲出于手足同胞之情，早就向在乡下的五弟声明，所有的房产都归五弟一家，他什么都不要。

当时乡下大姑母的儿子王香驹也患有肺结核，父亲多次买了治疗肺结核的药品寄去。

王香驹还爱抽烟，而且烟瘾很大。按照他的身体状况，他也不适合结婚。父亲多次托人通过书信劝告他戒烟，在肺结核病没有治好前不要结婚，但他不听。几年后他死于肺结核病。

那时几乎顿顿稀饭，还经常以红薯当饭（一斤粮票在粮店可以买五六斤的红薯），又没有什么荤腥油水，每天只是感到肚子饿，心口嘈杂。

当时上学时我没有在学校搭伙，而是自己带午饭，为的是节省开支。所带的午饭基本上就是母亲给准备的一团面团，略为放一点点豆油和盐，再放上一、二根大蒜。

早上到校后，拿到学校的厨房里去蒸，中午下课后去拿。那时往往到上午九、十点钟肚子里就唱起"空城计"。

一到中午，放学的铃声一响，老师刚一宣布下课，许多饥肠碌碌的同学便强打起精神，拿出百米冲刺的劲头，向学校的食堂奔去（在食堂搭伙的同学如果去晚了，稍微好些的菜往往就买不到了）。

我是自己带饭在学校的食堂蒸的，晚些去无妨，但也发生过个别同学的饭盒子失踪或饭被别人偷吃的现象。

十几岁的青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由于饥饿，营养不良，加上学习负担又重，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

上中学后我经常伤风感冒，咽喉肿痛，咳嗽多痰，经常感到浑身乏力，每到下午脸部潮红，有低热。晚上睡觉时大量出虚汗（有时床上的垫被都是湿漉漉的）。以后我才知道，这是自己感染了肺结核的初期症状。

控江中学当时还有好几百名从印尼被赶回国的华侨学生就读，他们基本上都读高中，全部住校，并由国家承担生活费。

应当承认，大多数的华侨学生都是比较好的，但他们的生活习惯毕竟与国内的学生不大一样，如男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留长发，有的还是"大包头"，穿花衬衫，小脚裤管，尖头皮鞋。女学生打扮得花枝招展。

他们绝大多数都戴手表，戴首饰项链。大多数人都有进口的自行车（"三枪牌"居多）。

尽管是国家困难时期，但他们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许多人还天天喝牛奶，吃罐头食品，吃不完就随手扔了（在当时，牛奶、罐头食品都是高档食品，非一般人能吃得起）。

下课后和休息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华侨学生在弹奏吉他。

华侨学生中也有表现差劲的，这些人有的打架斗殴、有的赌博偷窃，有的乱搞男女关系。每年华侨学生中总有人受到这样那样的处分。

学校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抵制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国内的学生都能自觉地与华侨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做到不羡慕，不模仿，保持艰苦奋斗的好思想和好传统。

再说说穿。由于弟弟妹妹多，我当时穿的就是贯彻"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原则。父亲旧的工作服给我穿，一穿就是好几年。

有一段时间祖母还回到乡下，将她自己动手织的兰色的土布拿到家里，给我们几个子女缝制衣服。这种土布缝制的衣服，土里土气的，又不结实，但在当时我们都很珍惜。

在我读小学六年级时，母亲曾给我买过一件兰色的灯心绒上衣，我一直穿到上高中。

母亲和祖母曾经买来不少不用凭票供应的棉纱手套，拆后用来编结纱线衫。

母亲曾经有一件绒线衣，一直舍不得穿，1968年大妹志红到黑龙江军垦农场下乡时，母亲把这件绒线衣给了志红。

1969年我到吉林省延边农村插队后，大妹志红又从黑龙江的军垦农场给我寄来一件草绿色的军用棉衣，这是我非常喜爱的衣服，我一直穿了七八年。

上中学时大部分时间我穿的是球鞋，下雨天穿套鞋，鞋子破了就自己动手补。一直到确实无法补了才恋恋不舍地扔掉。

我最不喜欢上体育课，没有像样的运动服装，没有一双像样的鞋子，加上身体虚弱，一动就出汗，不能不说也是原因之一。

十多岁的青少年青春萌动，正是所谓的"花季"，谁不希望能穿得漂亮些，体面些，但当时根本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

好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同学经济条件都差不多，吃最简单的饭菜，穿带补丁的衣服，都是很平常的事情。青少年时期艰苦的生活，也使自己从小养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初中毕业时，作为家里长子的我，考虑到家里经济困难，为了早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曾决定报考当时实行半工半读、由学校承担生活费的上海市轻工业学校。

但中学的老师不同意，班主任叶夏英老师两次到我家做我和父母的工作，一再动员我父母，从长计议，克服家庭的暂时困难，让我继续报考母校的高中。

父母最后也同意我继续报考母校的高中，结果我很顺利地又考上了母校的高中。

关注鹰眼观天涯，看世间百态。

防失联加微信yygtya。

往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