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老知青6•中学时光

作者：阮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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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学后，学习比较紧张。我除了上课学习外，课余时间大多是在校图书馆里看书看报，我对文学艺术、政治理论常识方面的书尤其感兴趣。不少中外名著都是在这段时间看的。

由于外语课我学的是俄语，由此我对当时的苏联文学又产生浓厚的兴趣，课外还阅读了不少的诸如《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等苏联文学作品。

教我初中语文的廖靖华老师，解放前曾当过几家报纸的文学编辑，对古典文学很有研究。上他的课，许多同学都感到有兴趣，他对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的剖析相当精彩。

我至今还记得他以标准的、抑扬顿挫的普通话，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情景。

班级里曾组织过课外语文兴趣小组，由廖老师给我们讲古典名著欣赏等知识。

在廖老师的影响下，我对古典文学、古典诗词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还背诵一些唐诗宋词，有段时期还试着写一些古诗词、旧对联等。

我的另一位语文老师是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的表妹汪爱珠，她是位大学生。

她常将有胡万春签名的书借给我看，给我讲胡万春刻苦努力，从小学文化起步，逐步走上专业作家道路的过程，我很受教育。并产生了今后当记者、当作家的愿望。

从爱好读书开始，自己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读初中一年级时，一次我路过一个菜场，看到有个人用晒干的菜叶冒充烟叶出售，也无人干涉。我感到这事不好，于是回家后就写了一封信寄给《解放日报》社，建议有关部门能管管这样的事。

过了几天我收到报社群工部的回信。信里说，你反映的情况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报纸将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欢迎今后经常来信来稿。

尽管我写的信没能发表，但能够收到报社的回信，我是非常高兴的。

以后我经常向一些报社写信写稿，尽管没能发表，但几乎每封信、每篇稿子报社都有回音，有时还收到报社寄来的方格稿纸。

《支部生活》编辑部还多次给我寄来参加通讯员学习班的入场券。

进中学后不久，我就担任了班级的中队长。可以说当时自己是相当重视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政治水平的。

课外我看过不少的有关青年政治理论修养方面的书，包括长期阅读父亲很早就自费订的上海的党刊——《支部生活》，看过毛主席写的不少文章，看过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

在政治上自己积极要求上进。我上初中二年级时就写了入团申请书，交给了当时的班主任叶夏英老师。

但就在以后的不几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在一次期中考试时，班里有个叫贾某的同学作弊，正好被坐在他后面的我发现。事后我向叶老师作了反映。

贾某打电话让其父亲到学校来（其父亲是上海锅炉厂的副厂长，级别是比较高的），事情便不了了之，但由此得罪了他。

当时每个学生每周要写一篇周记，与老师沟通。我多次通过周记的形式向叶老师提出意见，但她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久，贾某也写了入团申请书，而且很快他就被接收入团，还担任了班级的团支部书记。

以后我又两次提出入团申请，但由于得罪过贾某，都被拒绝。贾某多次在同学中扬言"只要我当团书记，他就不要想入团。"

但贾某并不争气，他学习不认真，不刻苦，经常抄袭其他同学的作业，还以"发展女同学入团"为名，与一名女生谈情说爱，在一次期末考试中他再次作弊被监考老师当场抓住，终于受到了学校的处分。

在整个中学时期，我课外读的书比较多，记忆较深的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苦菜花》《迎春花》《红日》，还有曹靖华的散文集《花》、刘白羽的散文集《红玛瑙集》、秦牧的文艺政论集《艺海拾贝》，马南村的《燕山夜话》，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等等。

我还读了较多的鲁迅、郭沫若、巴金、夏衍等近代、当代著名文学家的不少作品。

1963年夏，《新民晚报》举办"我爱我这一行"的征文。我征得父亲的同意，代父亲写了一篇题为《方向盘旁起激情》的稿子寄去。

几天后，晚报有位叫刘祥永的记者专程到父亲在鸿兴路的车队采访他，又随父亲来到家里。那天我正好在家，看到记者手里拿的一份稿件清样正是我代父亲写的文章。

当记者得知原来稿子是我写的时，他很高兴，并鼓励我继续努力，今后可以与他多多联系。同年的7月16日，晚报上刊出以我父亲名义写的文章，题目未改动。

几天后，我又收到报社寄来的稿件小样及十元钱的稿费，全家人都很高兴，母亲还特意煮了一大碗黄酒、红糖炖鸡蛋来犒劳我。

这件事也增加了我对写作的兴趣。以后我将平时省下的一点零用钱大多用在买稿纸、邮票、信封上，用在买一些有关写作知识的参考书上（当然大多是从旧书摊掏来的价格低廉的旧书）。

1964年《解放日报》举办"忆苦思甜"征文。学校也开展"忆苦思甜"为主题的思想教育。祖母又一次给我详细地讲了老一辈的家史。

我根据祖母的回忆，先后写出两篇各长达七、八千字的稿子寄去。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报社回信，信中说，你写的两篇稿子内容很好，但限于篇幅，近期暂不刊登，但以后有用，不准备退稿了，希望得到同意。

尽管稿子没能登出，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报社肯定我写的稿子"内容很好""以后有用"。

我还多次收到报社寄来的参加读者座谈会、记者谈写作体会的入场券。

1964年9月，我读初三年级时，在期中考试的前几天，学校组织我们体检，我们班级一下被查出有五名同学患有肺结核病。

医生要求我和另外一名姓杨（国强）的同学立即离开学校治疗休养。我要求考完试再离校休养治疗，但学校没有同意。我因此休学8个多月。

在这期间，我每天打链霉素针，一天打二次。口服"雷米封"。

前后共打了68针的链霉素，服用了十多瓶的"雷米封"，还服用了好几公斤的"对氨基酸"，俗称"PAS"，每一大瓶价格当时为人民币十元。

肺结核病当时被称为"富贵病"，不但要增加营养，还要卧床休息。当时是困难时期，由于我得的是肺结核病，凭医院的证明，对我每月可以增加供应一些猪肉、带鱼、鸡蛋、豆油之类。

十六岁的我得了肺结核病，并因此而休学，对我确实是不小的打击。但当时自己还是能坦然对待。

生病在家，父母亲对我相当照顾，在家庭经济相当拮据的情况下，筹钱为我治疗。每天我听从医嘱坚持服药，一天二次到汽车一场的医务室打针。

我还买了一张"和平公园"的月票（每张五角钱），每天早晚二次到和平公园去散步，边呼吸公园里的新鲜空气，边补习学校里的功课。

每天上下午各卧床休息一、二个小时。

除了治病养病，我没有放弃学习，除了坚持刻苦自学学校的课程、将学校上课的内容基本补上外，我还利用这段时间经常到父亲场里的"二、一七"职工图书馆看了不少有关文学、新闻写作方面的书。

我还结识了邻居一位退休的、原汽车一场的场医施家仁女士。仁女士退休后一个人住在新村的24号8室，与我家也算是邻居，但过去没有什么交往。

她与我父亲比较熟悉。得知我由于生肺结核病在家休息，她多次到我家来看我，给我讲解肺结核病的常识和治疗休养的注意事项。

得知我喜欢看书和写作，她说她的语文功底不太好，退休后正在自学初中的语文，欢迎我给她当辅导老师。在她的热情邀请下，我每天上午及下午都利用一点时间到她家去。

一个六十多岁的退休医生还很有兴趣学习初中的语文，让我十分感动。施医生学习语文知识相当认真，她按照课本的要求认真完成作业，让我批改。

她还鼓励我学医，今后当个医生。在她的鼓励下，我向她学习了一些医学知识。她还鼓励我学习德语。我学了约三个来月的德语，但我担心学习德语可能影响到我学习俄语，后来便不学了。

施医生家境很好，她知道我们家经济状况相当困难，我生病治疗需要一定的开支，她多次来到我们家，要送钱给我，被我和父母婉言谢绝。

后来她给我买来治疗肺结核用的"对氨基酸"，坚持要送给我。在无法退回的情况下，我收下了。她前后给我送来多瓶。

在我身体好转（处于静止期）复学后，施医生还常常到我家来串门。

1969年3月，我报名到吉林省延边农村插队时，她还送给我好多医学方面的参考书。施医生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多次被抄家，家里不少值钱的东西都被"造反派"抄走了。

"文革"结束后不久，她移居香港的弟弟家，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在我复学前曾经向学校提出，我基本上将初三的课补上了，希望学校能同意我直接参加初三的毕业考试，但学校答复没有先例，未能同意。

我复学后不久，学校卫生室成立学生课外红十字救护队。它的任务是学习一些必要的医疗救护知识，平时义务为同学的健康服务。我积极报名参加了。

由于休学期间受到施医生的鼓励，我学习一些医务知识，我也看了不少医学方面的书。时间长了，我对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萌生了今后报考医学院，以后当医生的想法。

学校卫生室的专职校医姓段，名立庆，是位小矮个、对人十分热情的男老师。

当时学校的每个班级都有一名卫生委员（基本上由女同学担任），报名参加课外红十字救护队的男同学没几个。

我则在课余时间经常主动到学校卫生室协助段老师为同学们服务，很快由段老师提名，由我担任了学生课外红十字救护队的队长。

救护队成立后，在段老师的指导下，开展过多次学习救护的活动。我至今还保留了多张当时学习救护时拍摄的照片。

当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我除了参加一些劳动外，主要任务是协助段老师为同学们提供一些医疗方面的服务，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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