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亲历记
作者：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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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胡风事件”中，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谢韬被捕了。在解放初期，谢韬和胡华是北京宣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名人物。
谢韬因为替胡风上中共中央的“万言书”提出意见并参加了修改而被捕。他的被捕引起的震动不小。
经过吴玉章的追查，罗瑞卿（公安部长）很快就说是抓错了。但又不能释放（因必须经过最高领导同意才行），于是决定让他到被关押的战犯中去做工作。
紧接着“胡风事件”之后，机关内部又展开“肃反”运动。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肃反运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当要把一个1946年就已将历史问题交待清楚的教师定为历史反革命时，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也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后来又偷偷地仍然把他定了历史反革命。因此我对这些政治运动是心存不同意见的。
但1956年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引起了我很大的幻想。因为这时我开始被高教部调去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的教材，觉得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从事历史研究大有可为。
同时，全国政协建立了社会主义学院，提出三不方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样就使得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学和讨论都非常活跃，全校充满了欢乐气氛。
1956年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认为暴风疾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应该专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而使全国的政治气氛趋向缓和，人们对前途都充满希望。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5月至6月间，统战部先后召开了14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党的工作的意见。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
开始意见较缓和，大家都高兴。后来意见提得尖锐了，人们的心情也开始紧张。等到有人提出国家的领导要“轮流坐庄”时，毛泽东生气了。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讲话。同月，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对如何将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如何继续开展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分析和部署。
于是发动全党实行反击，一下把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给他们以严厉的处罚。大多数是劳动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恢复名誉；有不少人从此耽误终身，甚至丢掉了性命。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搞得热火朝天。因为我事前知道党的策略，我想什么话都不说，等一阵热潮退去也就完了。
谁知就在把吴景超、李景汉等人打成“右派”后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的党组书记竟然想趁机通过北京市委把一顶“右派”帽子安在我的头上！
就在我从编书组回到西郊的一个晚上，党委办公室的一个好同志匆匆忙忙地把刚出版的《党内参考资料》（北京市委的内部刊物）送给我，要我立刻打开来看。
我打开一看，呀，不好！那上面在显著地方，登着一则中国人民大学反“右派”的报道说：人大党委常委李新居然擅自召集校务委员会，让大“右派”分子吴景超、李景汉参加，引起广大群众不满，连党外教授赵锡禹等人都提出了批评意见。
这个报道让读者看了，一定认为李新是吴景超、李景汉的后台，是隐藏在党内很深的“右派”分子。
我怒不可遏，来不及和何干之打招呼，就立刻赶回家中，连忙写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准备送交《党内参考资料》编辑部，希望他们于下期登出来，以正视听。
在要发信的时候，一想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该先请教吴老才好。我于是拿着信和刊物，忙到吴老家去。
我把刊物翻到登报道的那一页，和我要求更正的信，都放到吴老的茶案上，希望吴老看一看，并指示我是否可立即发出或需要如何修改。
吴老客气地笑了一笑，便用镇纸石把两样东西压住，然后，对我说：“你先到书房休息一下，看看书吧。”
吴老的书房，就在他办公室旁边，我平常见他的时候，常到里面去看书。但今天进到书房，什么书也看不下去。
稍等一会儿，我又走出来，走到他坐的沙发旁边。还没等我开口再问，吴老就说：“别急嘛，先看看书，冷静冷静再说。”
我这时的心情，也确实冷静下来了。我想吴老见我这么急，他却一点也不急，这其中必定有道理。我于是从报架上拿下一些外地报纸来看。
我估计吴老已经看完了我的东西以后，才慢慢地回到客厅。这时，吴老手中拿着我的东西，见我走到他面前，便又把它们压在镇纸石下面。
过了许久，吴老也不说话。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口问道：“吴老，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
吴老沉吟了一会，才回答说：“他们就是要你跳嘛！”只说这么一句，就不再说了。
坐了一阵，我只得回家。回到家中，我仔细揣摩吴老那句话，“他们就是要你跳嘛！”看来，这封信是发不得的。
《党内参考资料》是市委的党刊，你若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说你反对市委。我于是感觉去请教吴老，这一步是走得太对了。
当天晚上，吴老又派警卫员叫我去。他亲切地对我说：“反右派是毛主席决定的嘛，你怎能不参加呢？我已经跟胡锡奎校长说了，他会找你谈的。”
第二天，胡锡奎找我谈话，说已经告诉高教部，要我回校参加反“右派”斗争。并且分配给我就近指导城内两个系的运动，这两个系就是新闻系和档案系。
那天是由新闻系召开北京新闻界的座谈会。系主任安岗要我主持会议。我于是请大家对党的新闻工作发表意见。
大概到会的新闻系统的人员都不知道我党这次“引蛇出洞”的策略，他们的发言非常激烈，对我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
在会场热烈情绪的鼓舞下，安岗也忍不住起而发言了。他说：“毛主席就不断说，他最不爱看《人民日报》，死板板地……”
我连忙暗地里扯了他两次衣服，希望他及时停止发言。但他的兴头很大，一直讲个不停。不得已，我只好宣布休会一刻钟，随后再继续开会。
在休会时，我把安岗拉到一旁，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等续会时，我故意问安岗是否继续他的发言，他说他的意见已经讲完了。我于是请别人发言，特别请校外的人发言。
这时，彭子岗起来发言了。她说话时激昂慷慨，首先批评《人民日报》，说它拥有那么多的人，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却完全脱离群众。
她问道：“现在，谁还喜欢《人民日报》呢？连毛主席也不爱看了。”说到这里，会场上为她鼓起了掌声。
她随即又说：《大公报》人手不多，经费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有许多文章，很快就流传全国……
她越说越有劲，还是她的丈夫徐盈劝阻了她，她才结束了发言。
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根据校部要求，很快就整理出来上报了。
彭子岗就是因为这次发言被划成了“右派”，因为安岗是新闻系主任，记录对他的发言记得很少，上报时可能又有删节。
彭子岗是校外来参加会议的，又是名记者，而且那天她讲得最多、最激烈，所以记录对她的话记得最详细，后来根据记录来划“右派”，她自然就无法逃脱了。
这次，我客观上保护了安岗，为什么不能保护彭子岗呢？倘若能事前给她打个招呼，不是也可以使她免遭大难吗？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真是太不够朋友了！对此，我一生引以为憾，始终感到内疚。
这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走入高潮，全校大约已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
划“右派”要经过党的常委会讨论。李培之和我在常委会上，尽量把各系总支上报来要划“右派”的人减少，故意挑剔某某人的条件还不够，或情况还不够具体，希望拿回去搞清楚了再说。
这样推、拖的结果，就少划了些“右派”。但有的系总支，由于领导人借机整人，就是抓住一些人不放，非把他们打成“右派”不可。
例如经济系有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但系领导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
几次送到常委会讨论。常委多数同志“爱才”，说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应好好地教育他、教训他。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高潮中斗争得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她羡慕毛主席表扬了李希凡和兰翎两位青年，才改成了这个名字。
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吴老认为她是个人才，在颐和园里为她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供她写作。
林希翎因研究红楼梦出了名，反“右派”恰好轮到了她头上。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
党委从全校找到了一些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斗争会。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
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群众高呼口号，才能将她压倒。像这种斗争的准备和召开过程，我是从不参加的，但听到情况后也觉得十分滑稽可笑。
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斗争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和谭天荣一时成了北京学生界的著名人物。
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当然是弄去劳动改造，甚至受到异常痛苦的遭遇。
人大党委把给林希翎平反决定派人送去给她时，派去的人以为她会感谢涕零，谁知她却不甚答理，于是，这人便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之一。
1980年代，林希翎被允许出国。台湾把她请了去，希望她能骂中共，给台湾说几句好话。但她并不骂中共，也不给台湾说好话。
人们以为她一定会到美国去，但她却去了法国，显然，她到美国谋生会比法国容易。但她有头脑，认为这样做要高尚一些。
现在不知她怎样了？写到这里，实在令人叹惋。
过了多少年后，我才深深体会到，当年要不是吴老的帮助，“右派”帽子肯定戴到了我的头上。
但是，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为不在身边（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
对此，他虽没有任何表示，但每当他的二外孙女（吴蜀平）来看他的时候，我从旁也能看出他内心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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