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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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姓马名菊芳，浙江黄岩县院桥马家村人。上海临解放时来到上海，由我的祖母作主与我父亲成了家。母亲是一位非常勤劳、聪明、贤惠、俭朴的妇女。她有一手绣花、裁缝、编织、烹饪的技能。父亲长期忙于工作，也不太善于理财，是母亲把家庭料理得井井有条。母亲精心赡养我们的祖母。尤为难得的是，二十多年她从未与祖母红过一次脸，在我们居住的公交新村传为美谈。母亲原先没有文化，但她在我们子女的帮助下，通过学识字课本认识了不少的字。在1958年"大跃进"时，她曾经到五角场的某冶金仓库工作，每天工资仅八角钱。为节省每天来回一角钱的车费，上下班都是步行，中午自己带饭。有时单位里发了一点好吃的，哪怕是几颗糖，她都舍不得自己吃，带回家分给我们。几年后，因国家搞经济调整，冶金仓库要裁减人员，尽管家庭很困难，母亲还是主动下了岗。母亲任劳任怨，她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地料理家务，含辛茹苦地抚养子女。我永远不会忘记，小时候由于我的过失，造成二弟的受伤生病。从二弟受伤生病直到夭折的几个月里，可以想象母亲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从小我患有皮肤搔痒症，为了让我安睡，是母亲彻夜不眠为我轻轻地挠痒。我自幼身弱多病，经常感冒、咳嗽、发烧，是母亲一直辛勤地照顾我。我怕腥不吃河鱼，是母亲想方设法为我调剂伙食。二妹小时候得过"猩红热"，病情凶险，是母亲日夜辛勤照料，才使她转危为安。在我读初中三年级时，不幸患了肺结核病而休学在家时，在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是母亲想方设法筹钱为我治疗，千方百计地为我增加营养，使我尽快康复。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很少穿新衣，她甚至没有一件象样的毛衣。在我们五个子女都上学读书，三个子女先后患过肺结核，三个子女又先后下乡到东北的情况下，母亲和父亲一起把我们五个子女抚养成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文革"中，我们五个子女中有四个到外地"大串联"。汽车一场两派搞武斗，父亲也被多次揪斗，还被派到北京为"红卫兵"开了半年多的车。母亲为我们一家的安全日夜担忧。后来，母亲又被安排到场里当汽车清洁工，尽管一年四季上的都是夜班，每天的工资仅一元钱，但她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工作机会，勤勤恳恳地工作。就是这样的一位好母亲，她走得竟是如此的悲惨与匆忙：1978年5月30日晚八时许，天下着雷雨，由于场里一名修理工在修车时没有严格按照安全规范办事，忘了在被修车辆前挂红灯，结果在试验离合器时将正拎着水桶从车前经过的我母亲撞倒在地，母亲未留下一句话就匆忙地走了，她离开我们时才54岁！
就在这天的下午，母亲还和来探家的大妹和她的女儿一起照了相。这天晚上上班时，她走到半路上又返回家里为大妹的女儿换了尿布。谁能想到这就是母亲与我们的诀别！母亲因工去世后，我们还在东北工作，弟妹都不敢直接将真相告诉我，在电报里说"母亲病重，速回"，我急忙请假回沪。在走出老北站时，来接我的弟妹哭泣着告诉我真相。我又急忙打电报让已经怀孕七个来月的妻子明华赶回上海。母亲把全部的爱给了我的父亲、祖母和我们五个子女。母亲长期患有头晕病（美尼而氏症），发病时头晕目眩、呕吐，晚上还经常说梦话。但考虑到家庭的困难，母亲都没有上医院好好检查治疗过。我和大妹、弟弟曾经长期在东北下乡，参加工作后也不能保证年年回上海探亲。每当我们回沪探亲时，父母亲是那么的高兴。尤其是1976年1月我和女友回沪探亲结婚时，母亲把她珍藏了几十年的一枚名为"一帆风顺"的金戒指送给了我的妻子、她的大媳妇。一年后，当她得知我妻子怀孕时，母亲特地给我们寄来小孩穿的衣服和红糖桂圆。我们的第一个小孩不幸因故夭折时，母亲知道后为我们伤心流泪。我母亲去世三个月后，她的孙子是由我妻子剖腹产生下的，但母亲已没有福气看到了。我们子女对母亲、父亲都怀有深深的爱，都想今后能有机会报答我们可敬的父母亲，尤其是母亲，但老天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母亲因工去世后，汽车一场在西宝兴路殡仪馆举行了追悼会，场领导对母亲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代表家人致辞，向与会的领导、亲朋好友和母亲生前的同事表示感谢，向敬爱的母亲作最后的告别。在向母亲遗体作最后的告别时，我们子女和亲朋好友个个泪流满面，祖母更是悲痛欲绝。我和大妹紧紧握着父亲的手，尽管是炎热的夏天，父亲的手是冰凉的。两天后，我和大妹、弟弟陪同父亲到殡仪馆取出母亲的骨灰，将它存放于殡仪馆内的寄存室里。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和大妹、弟弟曾陪同父亲回原籍浙江黄岩的老家散散心，父亲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内心是很高兴的。我们尽管只在老家待了4天，但陪同父亲走访了好多父老乡亲，还专门去看望了我们从未谋面年迈的外婆和我母亲的姐姐。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在我们的祖母去世后，已经退休的父亲又一次一个人回到老家。多年后我们才知道，父亲这次回老家是为我母亲和祖母买墓地，也为自己百年后的叶落归根作安排。几年后，由父亲和大妹把母亲和祖母的骨灰送回乡下，安葬于祖辈的坟地里。父亲去世后，在1994年清明前，由大妹和大弟代表我们子女又回到乡下，在乡亲朋好友的理解和大力协助下，将母亲的骨灰起出又带回上海，与父亲的骨灰一起安葬于位于宝山罗泾的宝罗瞑园，实现了父母生前"生不同时死同穴"的心愿。我常常在想，如果母亲能够健在该多好！儿欲孝而父母不在，这正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我的岳父母和我父母
我的岳父邵文隆，生于1922年4月14日，浙江宁波市姜陇乡滕园村人。
他曾读过五年小学，1937年到上海信大花号（棉花行）当学徒，通过上夜校补习文化，后考入中国纺织染专科学校学习。
上海解放时，岳父参加工会组织的学习培训，于1951年通过考试被录用，分配在新市区人民银行办事处工作。
1952年，即提拔为行政20级干部，并担任区办综合组组长。
1954年，到苏州银行干校学习信贷会计。
以后曾因患肺结核病两次住院疗养达1年9个月，得到组织的关心和照顾。
在新市区人民银行办事处工作7年，二次评为先进个人。
1958年，调到虹口区人民银行工作。期间曾下放到奉贤东门港农场干校和长兴岛农场劳动二年半。
1976年，获得会计师职称，协助单位带训业务骨干20多名。
由于爱岗敬业，业务过硬，工作成绩突出，两次被推荐参加市分行、市总工会组织的疗休。
1982年和1983年，被评为区金融红旗手，提拔为行政18级。
1984年6月光荣退休，获得国家财政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颁发的从事金融工作30年荣誉证书。
退休后，先后被上海江湾五角场镇政府和虹口区川北信用社聘用为财务会计，直到1994年才回家安度晚年。
我的岳母方彩玲，生于1924年11月25日，浙江宁波市梅墟镇河泗汇村人。
她1933年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1943年底与邵文隆结婚，于1945年到上海居住。
1958年，被里弄推荐为虹口区同心街道何家宅居委会干部，工作到1980年退休。
岳母勤劳俭朴，热心助人，长期帮助子女照顾下一代，在社区堪称模范！我们的儿子国平和我妻子大弟明璋的女儿邵芬基本上是岳父、岳母帮助带大的。
岳父、岳母都是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模范。他们含辛茹苦地将四个子女抚养成人，在"文革"期间积极支持三个子女到外地插队伍工作，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大女儿明珠到安徽旌德县的上海仪表局"三线厂"工作，二女儿明华到吉林省珲春县插队，大儿子明璋到安徽省某农场插队，他们都在外地成家。
多年后，明珠一家由于单位撤销，他们才回到上海；我们在1982年调动到位于安徽省郎溪县的上海的劳改单位——白茅岭农场工作；而明璋一直在外地工作。
时间过得真快，如今我也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更体会到为人父母的不易。
祝愿九泉之下的父母安息，更祝愿岳父母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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