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生35•反击右倾翻案风

作者：连传浩。

鹰眼观天涯，每日新闻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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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教师集训结束后，老师们在家休息了两天。8月26号就到校准备开学工作了。

新调来的领导和老师，最熟悉的是主任陈文会，因为他曾经在左港小学工作过，加之人又热情，笑话也多。

校长张文华，除了左港小学的几个老民办教师认识他，我们都是第一次与他接触。这人的像貌真可爱，脸上永远挂着微笑，有人说他睡着了也是一脸的笑。

王金汉悄悄对我说：“张文华的外号是笑面虎。”我听了心一沉，糟了，能够认可我的陈同发走了，今后在“笑面虎”名下工作，可得小心谨慎。

随着他调来了的，还有张文学，据说是张文华的堂兄。我一想这更糟，笑面虎还带了一个自己人，不知今后的情况如何？

我见是这样的个局面，就铁了心，不管他们的事，专心搞好自己的教学。

1972至1973学年度的第一学期，我几乎是在埋头拼命干中度过的。

开学初，大队的贫下中农管校代表徐才元（60多岁，合作化时的社主任，老共产党员）住进了学校，管老师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老师们的出差补助，要他签了名才能报销。

他识字不多，写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连“同意报销”四字也不会写。一次，陈文会请他在一张收据上签名。他将徐才元的“徐”字双人旁写成了三人旁，陈文会打趣笑他，他说：“不要紧，不要紧，人多些热闹些。”

这么样的个老实人来管校，大队里的用意也很明显，是那回事就行了，何必派一个水平太高了的人去将老师们管得那么死呢？

因此，徐才元主任管校，也就成了聋子的耳朵。这样一来，也导致有些不自觉的老师，到头来还是害了自己。

我想，即使徐才元老人不管校，学校的校长、主任还可以管我呀，我对学生失职，学生还会回去告诉父母呀，何况又多了一个管校代表。

徐主任人虽老实，耳朵不灵，眼睛欠佳，但他经常要在大队去汇报学校的工作呀，他当面不说我们，难道在大队的会上也不说吗？

他说公办老师的不是，了不起公办老师调走，但如果他说民办老师的不是，我们就只有“调”回家了。因此，工作上我不敢有松懈。

紧接着，学校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要学工、学农。

学校就委托王金汉办一个抛光车间，大队也全力支持。从大队搬来了两台电动机和相应的设备，安装了两台抛光机，学生24小时不停的换班为大队里抛光皮带款子。

一班四个学生，两个小时为一班。一个学生抛一会，就让过来休息一下，另一个做接着抛。

晚上，也有上夜班的同学睡在学校里面。王金汉对我说：“我一个人确实搞不过来，一天24小时怎么受得了，你能帮个忙吗？”

“我怎么帮忙呢？”

“晚上你只来睡，只怕到了换班时，学生睡着了，喊一下就行了。”

“那学校领导同意吗？”

“我先商量你的意见，你同意了，我再去跟张文华讲。”

如此一来，白天我上课，晚上还要跟抛光的学生一起睡。

好在抛了不久，大队抛光场的加工货源不足，他们自己也“无米下锅”，学校抛光厂就停办了。

一天放晚学后，在教师会上，等校长将教学工作安排完了，管校代表徐主任说：昨天大队干部会上，谈到了左港队在新村后面靠近张黄队的那块荒地，有三四亩，这是原先左港队的砖场，现如今都是死土，半头砖又多，杂草长满了。

这么大一块地，荒在大路边，不说对左港队，就是对整个新春大队的影响都不好。

大队决定，将这块荒地开发出来，左港队又不想开，又不能给私人，这是集体的一块公地。

就决定交给学校作为学农基地。收的粮食，由学校自由处理。现在，你们研究一下，要立即动手，将它开出来，让草晒死了，多办几次，收一季小麦没问题。

张文华说：“好，如果明年麦子收的多，就喂一头猪，过年让老师们有点指望。“

会后，张文华问我：“老连，牛是个难题，只有你的左港队近一点，你能不能到你们队里去借一下？”

我答应了，这一答应，就让我忙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天一整天。

荒地、杂草、砖头，根本不好犁，牛也拉得累死了。如果要让师生来挖，那真的要愚公移山了。

地集中时间犁起来了，再耙，再又犁，又耙，我就只能在放了晚学之后，抽自己休息的时间去办了。

一块地抽了半个月的空余时间，才办得像个地，终于做得可以播种了。

合校后，我只顾埋头教学，埋头“学工”，埋头“学农”。学校里有事，放学后就在学校里忙，春环总是喊我吃饭喊到学校里来了。

有一段时间，中午忙得完全没有时间回，春环就不耐烦地说：“你这忙，我也没工夫去喊你吃饭，你干脆到学校里去吃中饭算了。”我也真的照办了。

公办老师全都在校住宿，在校起伙，民办老师就回家吃饭。

我一个人就拿米到学校蒸缽饭，中午公办老师的菜，是按餐出钱，我没有出钱，就带点咸菜去装在个小瓶子里，又将一个小瓶子装了一点猪油。吃饭时，就趁热饭，将冷猪油和咸菜一搅拌。

公办老师们觉得我很艰苦，但我觉得吃得还津津有味的，比在后湖挖藕吃结了冰的饭，舒服多了。

吃了饭，饭缽子一洗，不是忙于班上的事，就是忙于改本子等。慢慢地，我的付出就引起了领导的注意。

张文华也开始喜欢和我交言。他背后总是给我打气：“你能武能文，你莫眼热那些总想占点便宜的人，民办教师有希望的。”

一次晚饭后，我到学校里去玩，陈文会张文学等人在打牌，张文华一人在他的寝室里看报纸。这一次，我俩闲聊了好一会儿。

他说，他的妻子李汉生也是民办教师，家中六个孩子。本来，他在迎群小学工作，和李汉生在一个学校，回家也好有个照应。

四个孩子在读书，两个最小的还不到读书的年龄。你说家中每天有多少的家务事，又没有爹爹婆婆帮忙。

以前，一放了学，我们两人回家都忙不赢，现在一下子将我调到这里，家里所有的事就都甩到李汉生一个人头上去了。

说起来是将我由一个老师调到这里来当校长，其实给我的家庭带来很大的麻烦。我又不想当这个校长，快50岁的人了，还讲个么校长不校长呢。

年轻的时候，我当的是教育组的辅导员，“四清”运动时，抽出去当“四清”工作队的队长，住在祁家湾宋店。要谈级别，那都比当个校长还玩人一些。

如今人老，谁想挑这个担子，能照顾下家庭和孩子就行了。但如果不服从组织安排，又怕今后李汉生的转正受到影响。说穿了，每一个人做的事能让领导放心，让同志们认可，还不是为了自己吗？

这一次闲聊，张文华颇有一点“酒逢知己”的味道。回家的路上，我就想，还没有看出这个人是什么“笑面虎”呀？

可过了不久，左港小学开始无风起浪了。

首先，是张文学老师带的个初中二年级（初二就是毕业班），开学初还没什么，学生、班上，一切都像其他班一样正常，可过了不久，张文学老师班上的学生开始闹事了，学生完全不服他的管教。

课间操时，班上总有五六个男生不出来做操，堂堂的班主任张文学上语文课，学生当着他吹口哨。陈文会也去处理了几次，可压不下来，再一看故意闹事的，几乎都是杨大塆的男生，这就有点么鬼名堂了。

都是当班主任的，看到张文学老师的工作不顺手，我虽是一名新手，也并不是想去对他能帮点什么忙，只不过是怕他心里难受，就想与他多接近一点，让他吐吐苦水，心里也舒服一点。

于是，空闲时，我见张文学在他的寝室中，就无意识地进去玩一下。他也总是热情的递烟，我每次谢绝，他也总是喜欢每次客套一下。

由于张文学的待人客气，他的寝室又是住校老师中最干净的一个，玩长了，自然有了一定的感情。

一次，放午学后，在回家的路上，杨大塆的几个男生和我走到一起去了。

我虽没教他们，但杨庆华，杨宗熹几个学生我早就认识，他们的哥，一个是我小学的同学，一个是泥瓦匠，在我们队里做了不少的房子。

出入对张文学的友好，我就劝杨庆发，别再跟自己的班主任过不去。不提此话便罢，一提，杨庆发就站下来不走了。

他见没有人，就他们几个，庆发就对我说：“连老师，你不了解情况，我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得通了天，让大家都知道。你哪天再到姓张的寝室里去玩的时候，你就只管大胆的说我们几个要揍他，他如果不服气，要更加找我们几个的麻烦，我们就真的办他的人。好了，你莫跟其他的老师说，只跟姓张的讲。”

听了这几个的一番话，把我搞得云里雾里，不知其所以然。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我不便跟张文学讲，怕他去找学生论理，把我也夹进去了。

我猛然想到了张文华，他们是堂兄弟，文华又是校长，就将此事跟张文华背后说了。张文华对学生存心闹事的现象有所察觉，见我如此一说，就没有做事，而是对我说：“你对文学是好心，但你不声张此事，我去调查一下。”

结果，张文华叫女老师阎兰君出面，去做了张文学班上一个女同学的工作，做了几次工作，这个女同学承认张文学对她有几次猥亵行为。

这个女同学就是杨大塆的，也和杨庆发是一个房份。张文学总是晚上去走访，主要目标是杨大塆，而走访又往往是鬼鬼祟祟，来无影，去无踪。

一次被杨庆发撞见了张文学夜晚在杨大塆的一个巷子里，与送他回校的女生拉扯……

又一次，我在张文华房里谈天，张文华说，他要赶快把张文学调走，不然的话，张文学要吃大亏的。

其实，阎兰君老师调查出的问题，老师们全知道了。张文华对我说：“文学在我们迎群小学就有这方面的问题，我才将他带到左港来，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张文学不是傻瓜，他也凭感觉猜到了张文华要“办”他。

张文学住校，王金汉也住校。他王金汉一见张文华调来，自己的校长被免职，不说对张文华有多大的嫉妒，自然从平时也不想与文华多接近，就与文学接近得多一些。

王金汉喜欢练毛笔字，喜欢画画，而这，都是张文学的强项。张文学自己创作的铅笔画的雷锋扫地，雷锋补衣服，挂在他的寝室里，没有哪个不赞扬。

王金汉自然与张文学相处得十分融洽。张文学见自己的事要犯，就迁怒于张文华。王金汉也“关照”我少跟“笑面虎”接触，他说张文华蛮阴险，张文学当年划右派，张文华不但不救，反而落井下石，现在又跟他过不去。

这些，可能都是张文学跟王金汉讲的。

即使老师们暗地都在议论此事，张文学也知道，可他还是不收敛，时而叫这个女生为他买鸡蛋，时而叫她去洗菜，可他带的个班上，更乱了。

张文华见张文学鬼迷心窍，曾痛心地跟我说，张文学四个儿子两个已到了成婚的年龄，家中困难得要死，赚几个钱只顾自己。

如果他在左港此事发了作，丢了饭碗，他张文华也对不起张文学的家里的人。所以，张文华对我说，不能等到下学期，现在就要将他调走。

果不出一个星期，教育组就来了通知，说千波中学急缺一个教导主任，张文学因祸得福，高兴地到比左港小学高一级的千波片中学上任去了。

（后话：张文学调到千波中学不到两年，就因强奸女生罪被开除。回队后无脸在队里出工，就在横店街上摆个写字摊。无奈还是熟人太多，又维持不了生活，又搬到滠口去。老婆被他气死后，他又找了一个老婆，四个儿子有三个自杀，张文学成了横店有名的悲剧人物）

张文学被调走了，可张文学在这里时，说的张文华的种种不是，王金汉都知道了。

张文华作为校长，去上面或其他学校开会是常事，但有时第二天才到校，王金汉就疑他回家去了。

学校因公招待的烟，有时没抽完，进了张文华的荷包，这也是常有的事。

期中考试后，阅卷过分，张文华带的中学的政治，张文华将各班主任的记分册要来，将每个学生的政治分数登记上去了。

张文华回家后，王金汉在文华的办公屉子里面看了各班的试卷，试卷一张也没有批阅，分数就登记上去了，这件事，也让老师们暗地里都知道了。

吴传学已在读初中一年级，一次老毛病又犯了，弄到办公室，张文华和吴传学互相扭着，张文华的烟头将吴传学的脖子烫得大哭大闹，张文华说不是故意的，吴传学说是故意的，王金汉自然站到了吴传学一边。

学校的经济大权，自然是在公办教师手里，由阎兰君老师当出纳。

但考虑到民办教师的人数占多数，我和文志炎又是教的中学部，郑老师的妻子董凤琴虽是公办教师，还是教的小学，学校里也适当的给了民办教师一点权，就是由王金汉当会计，这也是一个有职无权的事。

虽无权，但王金汉很多事情他都知道了，也就是经济开支上那些不合理的事。当然，他一知道，整个民办教师都知道了。知道得越多，心里也就越不舒服，王金汉就自己把自己陷进去了。

机会，终于来了。

这时，报纸上又吹出了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上，矛头是对着邓小平；下，要求要联系实际。

王金汉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发动初中毕业班同学，两天之中，学生的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的走廊，白纸写完了就用报纸写。

王金汉亲自拿起了大排笔，一个报纸上写一个大字：“左港小学有阶级斗争！”

“不准张文华捂阶级斗争的盖子。”

学生写的则多数是王金汉宣传出去的张文华打学生、贪污、欺骗、包庇张文学等“罪行”。

这一下，学校里可热闹了，连左港队的社员都说，王金汉造反了，王金汉想当校长。

也有的社员笑我：“你怎么按兵不动呢？民办老师要团结起来呀。”

“你批林批孔不是很积极的吗？”

也有的社员说：“王麻子成不了气候。”

也有的跟我开玩笑：“张三、李四过了，才是王麻子，你连老师是老几呢？”

我就回敬他们：“我是老实砣子，老教书，老学工，老学农，不介入他们的斗争。”

也有几个刚毕业的初中生批评我：“你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我故意说：“我只晓得肚子论，肚子饿了就要吃饭，要做事才能有饭吃，要专心才能做好事，我现在不跟你们抬杠了，我要回去吃饭。”

背后，我听他们在说：“浩精得很，他跟个个校长的关系都搞得好。烧他的火烧不起来的。”

不但贴了张文华的大字报，还要开全校的师生大会检举、批斗张文华。

但这上面也没有明确的精神，王金汉作为一名普通的民办教师，也无权去向公社教育组请示。

校内，还是张文华当家，要开师生大会，总得校长同意吧。何况校长又没有谁撤他的职，即使撤了职，还有主任陈文会。

陈文会更不会钻这样的烟囱，他也表了自己的态：“我只管教学工作。这是学校的政治大事，不与我相干，你王金汉要开，你就去主持。”

王金汉见碰了个软钉子，就问我和左祖奇，左祖奇只说了一句：“其他学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好像都没有这样搞呀。”

我也说：“这又不是敌我矛盾，张文华这人是有些问题，如果你要想赢得老师们的支持，最多也只能请学校领导主持召开一次教师生活会。在会上，三人对六面说清楚就行了。”

王金汉见老师们都“发动”不起来，就同意了我的办法。

我又说：“你也无权主持这样的会，只能建议陈文会在周务工作上做出安排，才是一种正当的，有组织纪律的行为。”

陈文会被缠得没法，只好在周一安排工作时，将周一至周五写满之后，再在周六一行中写上“下午全体教师生活会”（周六下午是教师的学习、会议时间，学生一周休息一天半，教师一周休息一天。）

这几天也忙坏了王金汉，他总是拿着报纸给老师们看，说报纸上搞得这么激烈，我们左港小学太落后于形势了。

周六的下午，陈文会先开口，他谈了民办教师上学放学在路上来回跑的辛苦，公办老师住校舒服多了。

他是个高人，他不说民办教师回家可以忙家务、种菜等，让民办老师自己去想。也谈了一些教学工作的问题，他自己要负责任。谈掉了的问题，希望老师们对他提出批评，态度很诚恳。

陈文会想当挡箭牌，也没有人向他射箭。轮到张文华，他还没有讲完，就被王金汉打断了，金汉说文华的“交代”太不“老实”。

张文华拍案而起，我们都看到文华脸上气极了也仍是笑相，他生成的是这相貌嘛，怎么能伪装得出来呢？

他耻笑王金汉：“你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口气，交代，我向你交代什么？你是党组织领导？你是政府领导？我不老实，我是敌人，是罪犯，你姓王的好大的气派？”

王金汉也站起来了：“难怪群众不敢说你的半个不字的，原来你……”会还没开始，就闹起来了。

管校代表徐才元主任耳朵虽有点聋，但他可以看双方的神态呀。也忙站起来，只摆手叫停止吵闹，制止了半天，才停下，口里自言自语地说：“还不如一些当队长的老粗在大队里开会。”

这话有分量，张文华才又开始接着他刚才的发言。等他讲完了，金汉才开口。

金汉讲的张文华的一些问题，也不过是我们在会上再重新听一次，张文华也沉得住气。

金汉对事情的分析议论也偏激：“盒把烟，还值得往自己口袋里统，还是堂堂的校长，一个月大几十块钱的工资，这点小利也看得中，就是我这个连工分都靠不住的民办，送给我我都不会要，不如将个嘴巴放在地上擦一下……”

这一次，张文华拿出极好的耐性，大有你讲到什么时候，我就听到什么时候，悠闲地抽着烟，完全不打断金汉的话。

王金汉讲完了，我以为张文华要申辩的，但他仍保持沉默。看来，他是对金汉的话不屑一顾了。

接下来，是老师们的发言。可话题一下子转了急转弯，没有一个人搞批评，都是搞的自我批评。

会后，张文华也没在老师中寻找市场为自己辩白，王金汉也觉得很不痛快，几乎是没有人给他帮腔。

我觉得，如果晚上无事，再光只到文华寝室里去玩，对双方都不妥了。在白天的中午，我也常到金汉的家中坐坐，几乎全是谈的家务。

一谈到家务，金汉就与我有很多共同语言了：“传浩你还有个一间屋的家，我半间屋都没有……你队里不给工分，还有你老婆做工分，我们两个在学校里，队里不给工分，就喝西北风……”

慢慢地，与金汉的家务话谈多了，他终于被我潜移默化了。我们毕竟是九年的老同学，他从小丧母，我从小丧父，人到中年，该考虑家庭大事了，“人过三十万事休”是指为国家干大事。

我们现在的身份，严格地说，应该是一个农民，只能听人指挥，任劳任怨了。三十岁的农民，国家该有多少啊，用哪一个好呢？

终于有一天，王金汉考虑要到彭家岗买地基做房子了。学校的事情，他还是烟不出、火不出地有些不耐烦，但比过去强多了。

我的考虑是：在民办老师中，都看出了我跟张文华的关系蛮融洽。金汉跟我是患难之交，如果因这方面连金汉也嫉妒我，那我在左港小学的这个民办教师就当得更累了。

再说，我又没请张文华到家里喝过一杯茶，也没向他递过一支烟。学校的工作，你叫我教初中，我教；你叫当班主任，我当；你叫我带初中的四个班的体育，我带。

我事做不完，家在学校门口，中午也在校蒸饭。饭碗一洗，就埋头办公。我这样做，一是陈文会没来之前，就叫我给他捧场，二是我为了自己，不是给张文华做。

除非张文华是疯子，他才不会跟我融洽。再说六个孩子的家庭，也确实是不容易的，他也是被迫才来左港小学工作。

1972年快过完了，转眼，我就进校快工作了一年。

放寒假前，学校按教育组的安排，评选优秀教师。张文华说不搞一言堂，用投票的方式，以免产生些不必要的矛盾。

分给我校的指标是四名，由陈文会具体操作。我心想，我干的工作绝对不比一般的老师少，如果大家的心态是正常的，应该有我一名。

但我又怕，怕今后别人背后说闲话，怕心里压力大，怕工作有闪失被人暗笑。可唱票的结果，我只差两票就是全票，阎兰君第二，陈文会第三，王金汉第四。

事后，王金汉对我说，他投了我一票。一次几个人在左祖奇的房间里喝花生酒，一个公办老师都不在场，他们说：“王金汉敢说，连传浩敢干，我们只敢船行大伴。”

合校后的风波平息了，我怕老师们嫉妒的多余的忧虑，也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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