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无天的日子
作者：温大勇。
鹰眼观天涯，每日新闻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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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那会儿，我才上初二，是个浑小子。
“破四旧”开始了，红卫兵风光得很，我们初中生虽然年纪小，那也不能光眼瞅着看别人干哪，也想着去革命。
可我们文化程度低，不会写大字报，也讲不出大道理，参加个这会那会，光剩下竖着耳朵瞪眼听的份儿，心里甭提多痒痒了。
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就想起了“扬长避短”这个词儿，于是一帮人相跟着上了街，专门去打个流氓啊，剪个瘦腿裤子啊，到哪个单位批斗会上凑把手啊，整天也挺忙活，还觉得挺充实。
我们认为，那就是“革命”了。
我打的头一个人，是个修车的。
他那阵儿大概有三四十岁，长得虎背熊腰，又会摔跤，是我们那一块儿有名的流氓。
他从拘留所里放出来就开了个修车铺，还是霸道，没人敢惹。
别看我们有十几个人，可我们心里有数，我们绑在一块儿也不是他的对手。
有人出主意说，咱们到学校“勾兵”去。这句话提醒了我们，我们从学校叫来了一帮子高中的，还带着军训用的木枪。
没想到的是，打他一点儿都没费劲，他根本不敢还手。
也是，毛主席刚接见过红卫兵，“革命小将”，谁敢反对？我们比警察还横呢！
我们本来每个人都做好了打恶仗的准备，摩拳擦掌，互相壮着胆儿，看他这样，全松了一口气，上去就没头没脑一顿乱揍，皮带抡，木枪捅，解气极了。
他满脸是血，一个劲儿地告饶，说，哥儿们饶命，哥儿们饶命。
我们原来想的是臭揍他一顿就走，他一告饶，我们倒来劲了。
我们打着打着觉得不对劲了，害怕地停了手。他成了个血葫芦，身上哪儿哪儿的骨头都像是散了架，根本认不出原来的样儿了……
不过这小子命大，也真结实，没死，不知道躲到哪儿养了半年伤，回来还接着修车，可身子板儿算是完了。
“破四旧”我没打死过人。我们学校高二有个大个儿红卫兵，听说用木枪捅死过人，后来当兵去了，他爸就是当兵的。
木枪本来是军训的时候练拼刺用的，茁茁实实，捅在肋骨上准折……
我没用过那玩意儿，我只用皮带，再加上脚踹。我们家没皮鞋，我穿的是臭球鞋，踢上去可能轻点儿。不像有的人，专穿大皮鞋，踹到身上哪儿都够戗。
我不是说自个儿好话，跟别人比，我还仁义点儿，真的。
那阵儿打人不犯法，打死了人也白打，拉走就成，直奔火化场，没听说有谁因为打人犯了事儿的。
当然，那时候打的都是“坏人”——地、富、反、坏，再加上资本家、流氓、有历史问题的，后来又有走资派、黑帮……
反正要打倒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能打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红八月”最紧张的时候，街道上、单位里见了有人打人，保准没人问、没人管。
警察也照样，碰上了装看不见，要不然大老远就躲着走。
打人警察不管，路上的人也不管，不是都没同情心，主要是怕管错了，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万一放跑了坏人，吃不了兜着走，立场问题，麻烦就大了。
再说坏人也没那么大胆儿，敢在大街上打好人，那时候只要是在街上打人的，肯定是好人打坏人。
再有就是真知道打错了人，或觉得不该打，也没人敢管。
林彪说过，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白打。
再说了，那阵儿那么乱，谁分得那么清啊，冤死鬼肯定少不了。
所以也有打错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把外校一个红卫兵当流氓打了。其实不是冤枉他，他真是流氓，我们都知道哇。
结果他招来一大帮红卫兵，整天在路上堵着，非要“灭”了我们不成。我们没地方躲，只好托人讲和，给了一盒烟，还让他抽了我们一人一个嘴巴才算完事。
其实红卫兵里也有流氓，有的还是“祖传”的流氓呢，可人家“在组织”，有靠山，谁拿他也没辙。
也可以这样说，有组织的就不算流氓了，散兵游勇才算。要说给红卫兵丢人现眼的，大部分是这种人。
要说北京怎么打起人来的，我敢说谁也弄不清，反正是一阵风就起来了，前后也就二三十天的功夫。
北京男六中打人时间长了点儿，也打出了名。还搞了个“劳改所”，什么刑法都用上了，浇、烫、烧、吊、踩、刺、跪、跺、砍，打死了好几个人，包括一个80多岁的退休工人。
还有几个学校打人也都挺凶的，女三中的学生就把她们校长打死了。那时候大学里倒是没怎么打人，后来武斗的时候，大学生们才臭来劲的。
值得说说的还有“西纠”。西城区红卫兵当时成立了纠察队，就叫“西纠”，听说都是高干子弟，敢死队似的。
西纠的成立，本来是要起“纠察”的作用的，那是因为红卫兵的纪律出了问题，影响不好。
可他们一上来就特别凶，抄家打人，比我们“杂牌军”霸道多了，左一个“通告”，右一个“勒令”，张嘴是“格杀勿论”，闭嘴是“红色恐怖万岁”，连我们见了都肝儿颤。
这些年有些常出头露面的人，当年就是西纠的，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蒙不了人。
那时报上倒也没少提“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是没人听。没人听上面也没辙，打就打了，说是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其实还是不想管。
话又说回来了，那时候的孩子也狠，不懂事，没同情心。大人们整天喊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斗争嘛，就得斗，就得打——这是我们那时候的想法，那时候的理解。
再说气氛也不一样：一帮同学都上了手，光你不上手，就显得你胆子小、觉悟低了。半大不小的孩子就怕被人小瞧，一有事就争先恐后，不管是干好事还是干坏事，所以引导挺重要。
我们打人的时候也有理论根据，往往一边打一边念“语录”，哪一段儿合用就用哪一段儿，专挑对自己合适的，怎么说怎么有理。
论战中一念“语录”，对方就没了词儿。说句不恭的话，比念咒都灵。
我头一次打了人，就刹不住闸了，老想着去打人，打上瘾了。
我刚开始打人，也下不去手，还没怎么着呢，自己先软了。后来和同学赛着打，你狠我比你还狠，狼狗似的，打得自己的手脚都生疼。
我们这些孩子都把打人当成革命行动，有邪念的少，不过也有例外。
有次打个女流氓，人长得挺漂亮，胸脯也大，挺挺的。有个高中红卫兵，上去先抓她胸口，后又让孩子把她的瘦腿裤子铰了，一直铰到大腿根儿，露出白腿。
我们当时没想别的，给了她几拳几脚。她要跑，让那个高中红卫兵给按地上了。后来她哭着爬起来，顺大腿根儿流血……
我们不懂那是月经，傻小子似的，还以为她身上哪儿磕破了呢。那个高中红卫兵哈哈大笑……
这还没完，我们找来两只破鞋让她挂脖子上，然后拉着她游街，让她自己喊“我是流氓”，后边还跟着一大群孩子起哄。想起来，我们是真够缺德带冒烟儿的。
我们也到单位里打过人，一次是我弟弟他们学校，一次是去孔庙。
我弟弟他们班主任出身不好，平常要求严，学生恨他。
打那个老师是我先动的手，他们班的学生也有不少上手的。
那时候只要你想打人，怎么都能打上：你问他有罪没罪，他说有罪，那好，“罪责难逃”，打了不冤他；他要说没罪，也不行，“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啊，更得打了。
我们还往他脸上身上吐痰、泼墨水，让他顶着水桶绕操场，还得敲着铁簸箕喊：“我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
没想到的是，“文革”后他成了作家，居然把这件事写进了小说，不过没写我们兄弟的真名儿，还算是笔下留情。
孔庙里批斗的净是老头儿，还烧了好多东西。他们都被剃了阴阳头，挂着牌子，有人还指着老舍让我看，说是写电影《龙须沟》的，可到了儿我也没分清谁是谁，主要是戴眼镜的太多了，又都蓬头垢面的。
人到了那场合都没个好样儿，说哪个是坏蛋你都能信。你想啊，都说你是坏人，变着法儿收拾你，治你，你那模样能好看得了吗？
事实是，挨打的挨斗的暗地里再喊冤，也没有敢在脸上露出来的：你就是不为你自己着想，可你还有一大家子人呢，让他们替你背一辈子黑锅，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当三孙子，你忍心吗？
那时候厉害就厉害在这儿，想治谁，要治谁，谁心里先就虚了；有的一照面就全招，没有的也承认，问急了不乱咬人就算他有良心，是个好汉。
那次打人，我们打得少，他们自己人打起自己人来倒比外人都狠。再说那么热的天儿，上了岁数，又跪在地上，甭打就得趴下。就那样，还耗到了半夜呢。
那时候不光打人，还变着法儿糟踏人。
有个“走资派”在批斗会上晕了过去，大概是中暑，抹了点儿清凉油就醒了过来。一个初一的孩子起了个坏心眼儿，把半盒清凉油抹进他鼻子眼儿里和眼睛里，弄得他杀猪一般叫。
那时候戴个戒指、项链什么的，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
有个中年妇女让我们撞上了，揪她耳环的时候愣把耳朵揪豁了，血里糊拉的，样子可吓人了。
还有一个老太太，戒指褪不下来，大概是年轻的时候戴上的，老了手指关节变粗，又是死戒指。她着急，我们也气，差一点儿就把她手指头给掰折了。
穿高跟鞋、尖头皮鞋也不行，看见了当场就砸。有个姑娘的高跟皮鞋叫我们砸了，她只能抹着眼泪一拐一拐地回家。你说那时候我们跟土匪有什么两样儿！
批斗会也有说道，挂牌子、戴高帽、坐“喷气式”是常事。
牌子上都写着姓名、罪行，打着大叉子。一开始是纸牌子，后来是小黑板，再往后小黑板上加了砖头，绳子换成细铁丝，最后铁丝愣能勒进脖子里……
戴高帽一开始是纸糊的，像吊死鬼戴的，寒碜人呗；后来什么材料重用什么，压得人抬不起头来，戴长了非出毛病不可。
“坐飞机”就是一边站一个人抓住你，扭着你胳膊摁着你肩膀使劲往起抬，你只好猛低头大弯腰撅屁股，气都喘不过来，一般人坚持不了多久就瘫了。
一天我们抓了一个流氓，是个回民。不知道哪个小子从副食店要来一条猪尾巴，把他摁在地上非往他嘴里塞。他死活不张嘴，牙都打掉了好几颗……
那时候根本不讲民族政策、宗教信仰自由，统统都是“四旧”。
那些天我们这帮孩子打人打疯了，就像杀人杀红了眼一样，见着打人的就想往上凑，不问青红皂白就上手，打人也没头没脸不挑地儿，打上哪儿算哪儿。
我们学校有的人还砸过教堂、清真寺，我没去，说老实话也是顾不上，那些天说过一晃儿就过去了。
“文革”完了以后我们想过，“破四旧”真要折腾个仨月俩月的，我们指不定还能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
那时候有一条大标语，叫“红色恐怖万岁”，说得挺形象，当时真是那么回事。后来西安的红卫兵组织起名叫“红色恐怖队”，听说就是跟北京学的。
我也没抄过家，倒是听人说起过。我妈死活不让我到人家家里去折腾——别说抄家，就这样儿我还落了个手颤的毛病呢。
后来，我当了钳工，可这手开始颤，越颤越厉害。开头我还以为是喝酒喝的，咬咬牙把酒戒了，可是没用，手还是颤。
干不了活儿，厂里让我提前退了休，我就在马路边摆了个修车摊。
谁想手颤修车也不方便，捡个滚珠、拧个螺丝什么的忒费劲。我寻思着，是不是那阵子打人打多了，报应来了？
——其实我也没太信这个，真要有报应，这世界上谁还敢干坏事呀？我敢说，那么一来，不但没人再敢干坏事，说不定为了争着干好事还得打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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